0114化工围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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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化工围城
化工围城
南方报业新闻时间:
2010年01月14日来源:
南方周末
规模越来越大的化工项目,越来越稠密的城镇人口密度,对应的却是城市规划不完善以及安全标准的滞后 CFP/图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令当年规划较为合理的化工企业日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显性障碍和隐形威胁。
如今,国家标准委员会正在重新修订石油化工行业安全防护标准。
□本报记者曹海东□本报特约撰稿冯洁发自北京
“共和国长子”大考
频发的安全事故和污染事件,迫使中国的重化工企业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和身边城市如何和谐相处。
过去30年里,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让那些曾经与城市保留一定距离的化工项目逐渐和城市融合。
在安全生产监管者的眼中,这种扩张导致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加。
据中石化一位资深人士透露,目前国家标准委正着手对1987版的石油化工行业安全防护标准进行修订,试图为化工围城的新现实确定安全新标准。
而半个世纪前,这还是一片空白。
至今,在中国内地的沿江、沿河地带,重化工业项目星罗棋布,它们几乎全部建设于上世纪50、60年代。
在那个避免战争风险的时代下,大量重化工业开展转向中西部,史称“三线建设”。
长期研究重化工业布局的东南大学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勤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化工布局总是优先考虑资源水源优势,此间建设的十三大化肥基地等项目逐渐奠定以后的化工分布格局。
经济学家们相信,正是中国“一五”以及此后各个五年计划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奠定中国工业的基础。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些项目规划隐忧在日后陆续显现,“一般这些项目都是建设在城市边儿上,离城市有一定距离,但又离不开城市。
”周勤说。
在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的记忆中,彼时由于交通条件不便,这些化工项目周边布置了一些住宅区,庞大国企的社会功能,让这些住宅区进而发展为包含各种功能的小镇,甚至城市。
经常参与区域规划的肖金成坚持认为,当时的工业项目布局选址一定程度上“比现在还科学”,主要在于当时项目选址时,给城市留下了足够的环境容量,比如“规划包头之时,还预留了18块绿地”。
而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中科院院士费维扬担忧的则是,最近几年化工行业战线太长、扩张速度太快。
去年国家出台《石油石化行业振兴规划》后,出现了比较着急的倾向,“虽然说是‘又好又快’,实际上是‘快’字当头。
”“快”的另一面是选址的仓促,城市迅速开始向工业区靠近。
规模越来越大的化工项目,越来越稠密的城镇人口密度,对应的却是城市规划不完善以及安全标准的滞后,化工企业与周边城市社区的安全防护距离开始变得近在咫尺。
这意味着,一个个被居民们喻为“定时炸弹”的工厂开始出现在身边。
国标修订隐忧
这些化工厂究竟应该离居民区多远?
这几乎是每次化工爆炸事故和污染事件之后,各方追问的问题。
以石化行业为例,除了安全事故可能引发的爆炸之外,其主要污染物有硫化氢、挥发酚、胺类、烃类、苯类、丙烯腈、环己烷、氨等,在国家公开的规定中说明,这些污染物会给工厂周围居民的人体健康带来影响,因此“为保护人体健康,必须在石油化工企业与居住区之间设置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
卫生防护距离几乎成为日益扩展的化工厂与城市之间的最后屏障。
一位化工界资深人士表示,从石油化工行业过去几十年的实践来看,在没有规划环评之前,对卫生防护距离的规定就已经相当严格,比如必须包括一个5到10公里的隔离带。
但随着一项国家标准的修订,未来人群与城市间的距离将可能不是更远而是更近了。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石化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却同时适用两个标准。
一是于1999年发布实施的《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另
一个是1987年的国家标准《炼油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GB8195－87）。
前者由当时的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发布,属于行业标准,石油化工装置（设施）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主要依据当地5年平均风速来确定,风速与距离成反比。
如果都以最快风速来计算,依据不同的排毒系数,炼油厂的安全卫生防护距离最小是400米,化工厂是200米,合成纤维厂是500米。
不过一位资深石化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国标《炼油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与行业标准《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存在不一致。
1987年国标事实上比1999年的行标距离要远1／3,也即更严格。
对于这一差异,上述专家认为,如果防护距离过远,相应的土地成本和拆迁安置成本都会使得石化企业的投资增大,自是企业所不乐见的。
老国标和行标的矛盾之处,无形中给石化企业增加了障碍———由于项目环评是以国标为准,企业依照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行标设定的卫生防护距离,就可能会因为不合规而无法通过环评。
这个局面也是地方政府不愿看到的,卫生防护距离缩小,工业企业对土地的集约利用,看似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另外一个现实问题在于,1987国标多针对炼油厂,而1999行标的范围则扩大为石油化工企业,这意味着在炼油厂之外的诸多化工项目上,缺乏直接对应的国家标准制约,企业若一味以行标为指针无形中会加大公共安全风险。
随着87版老国标进入修订程序,国标和行标不一致给石化企业造成的“麻烦”,赢得了一个解决机遇。
一位中石化内部人士透露,随着石化工业的技术进步,以及节能节水节地的大势所趋,新国标对卫生防护距离的规定,有可能呈现拉近趋势。
若真如此,日益亲密的城市与化工厂,将石化产业对公众安全带来的风险更多地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安全和技术控制。
和垃圾焚烧的问题一样,城市逼得化工厂走投无路,而化工厂也借机用先进技术和地方政府集约用地的诉求做借口,最终增加的极有可能是公共安全和环境风险。
对于未来,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但如果充当隔离带和缓冲区的卫生防护距离可以轻易缩小,那么与重要水源地、生态涵养区布局重化工,又有何根本的不同?
搬迁并非治本之道
在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焦点之时,几乎没人愿意与化工企业为邻。
化工企业搬迁似乎成了共同选择。
肖金成告诉记者,当时天津碱厂———这家制碱工业摇篮的工厂,就是因为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将其围了起来才被迫搬迁。
与此同时,近几年,全国的重化工企业开始了一轮搬迁潮。
2007年官方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国有25个省份存在周边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的危化品生产、储存企业,需要搬迁企业达236家。
2008年,国家安监总局即要求各地应采取鼓励转产、关闭、搬迁、部门托管或企业兼并等多种措施,进一步淘汰不符合产业规划、周边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能耗高、污染重和安全生产没有保障的化工企业。
然而,更多的早期化工项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变成了巨无霸,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越来越大,搬迁成本也非常高昂。
以天津碱厂为例,其搬迁花费达几十亿元。
为了鼓励搬迁,国家安监总局甚至要求,化工企业搬迁任务重的地区要研究制定化工企业搬迁政策,对周边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和在城区的化工企业搬迁给予政策扶持。
浙江省就曾为此专门规定,优先安排环境污染整治搬迁企业的易地项目建设用地,并给予优惠,其土地出让金可以按基准地价或标定地价的80％确定。
“土地的置换确实可以弥补化工企业搬迁的成本。
”中国社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一般来说,化工企业占据的城市土地增值幅度很快。
而另一影响搬迁的现实因素是,这些化工厂的产值和税收往往比重巨大,如何在搬迁后合理分配,成为迁出地政府推动时或积极或消极的重要因素。
搬迁只是一种途径,消除化工行业潜在危险阴影才更重要。
东南大学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勤特别指出,目前化工项目的危害性其实不在于上大项目还是小项目,而是在于项目产生的废物危害性的可识别,同时,要尽力保证消减这些危害的成本也能在可控范围内解决。
关注区域规划的肖金成更看重城市的整体功能分区、行业长远发展规划。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城市发展与化工企业扩张之间的矛盾。
最近三年来,国家要求的规划环评,正是出于对化工产业整体布局的考虑。
从现实来看,地方政府会通过地方规划为化工企业的发展预留空间。
“安全是工程设计时才会提的,可行性研究阶段时,不怎么提安全的事情。
搞环境和搞安全,一个是屋外的,一个是屋里的,显然屋子里的问题,比屋子外的问题,更令化工企业关注。
”一位要求匿名的化工专家说。
石化企业安全距离之国际经验（图表略，详见报）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李伯根/制表
绿色领袖【下】
推动中国绿色进程的个体力量
南方报业新闻时间:
2010年01月14日来源:
南方周末
1胡鞍钢
2马军
3张兢兢
4汪永晨
5刘佩琪
6杨勇
7唐锡阳
8杨东平
9陈日远
10施正荣
制图/李伯根
向绿色前进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
但从理念的认同到采取实际的行动,还需要一批具备非凡勇气和能力的先行者。
如今,这群先行者已经涌现,他们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领袖作用,带动这些领域的绿色转变。
南方周末分两期刊登“绿色领袖”专题,借此记录他们对中国绿色进程的推动。
学者
胡鞍钢:
黑猫变绿猫,这是我的声音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他所编的每期国情报告都会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他甚至大胆地假设,“中国可以成为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环保技术市场、低碳经济体系以及低碳制成品出口国。
”
□本报记者袁瑛发自北京
黑猫变绿猫
十年前,当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并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时,胡鞍钢给这个机构的定位是———成为像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那样的“第三方、独立”的智囊。
十年间,他的谏言频频被国家所采用。
最近一次是三年前,他开始提倡的绿色发展理念。
2007年5月,胡鞍钢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的国情研究报告,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挑战论”、“机遇论”以及“节能减排是政府最核心的任务和最优先的政策”等核心观点。
这份报告暗合了政府的思路———这一年,胡锦涛主席首次公开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概念。
如今,胡鞍钢全部的精力和心思放在了“十二五”计划,这个被他称之为“绿色发展计划”的制定上。
作为专家委员会的37名成员之一,胡鞍钢此前在“十一五”计划中,先后4次参加了草案的研讨。
胡鞍钢关于设立“约束性目标”以及建立后期评估制度等建议,都反映在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
“‘十二五’是一个历史的起点,是中国绿色现代化的起点。
”在胡鞍钢看来,如果说“十一五”计划反映的是中国进入到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期,那么“十二五”计划,应该反映出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的大格局。
在延续“十一五”有关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发展循环经济这三个支柱理念的同时,胡鞍钢的报告力主将“建立气候适应型社会,发展低碳经济”和“实施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战略”作为另外两个重要的支柱。
胡鞍钢还为实现低碳经济设计了几个指标,这包括:
单位GDP能耗下降20％,可再生能源比例大约可以提高3％－4％,比如清洁利用煤炭的比例提高10％,森林覆盖率提高至22％,以及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0％。
胡鞍钢将自己的观点总结凝练,成为三个“绿”:
绿色发展、绿色崛起,以及绿色贡献。
他甚至大胆地假设,“中国可以成为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环保技术市场、低碳经济体系以及低碳制成品出口国。
”2009年,一本名为《天下》的台湾杂志给胡鞍钢做了一个封面故事,标题就是“胡鞍钢:
引领中国大陆的绿猫经济”。
“绿猫理论”来自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在认真研究考察了中国的现状后,耐人寻味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无论黑猫白猫,如果不是绿猫（健康环保）,即使抓住老鼠也不是好猫。
胡鞍钢将“黑猫变绿猫”的理论在国内学界推广开来,简而言之:
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黑色模式”,需要从“黑猫”模式到“绿猫”模式；中国不仅要“和平崛起”,也要“绿色崛起”,不仅是“和平发展”,也是“绿色发展”。
这是胡鞍钢的声音
有人说胡鞍钢爱出风头,胡鞍钢认为自己是主动参与。
“如果这个人有社会需求,有总理的需求,有部长的需求,有省长的需求,还有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就是说你的知识有外部性,让别人受益。
如果这个知识可以让别人受益,我就出这个风头,我认为这个风头就出得很好。
”熟悉胡鞍钢的人,评价他是“一个奉行独立、友善、坦诚的人”,胡鞍钢并不介意别人对他的议论和猜测。
胡鞍钢有着一个曲折的求学经历。
一直在华北地质勘探队钻山沟的胡鞍钢,直到1978年,才在恢复高考后的次年,经过努力考上了唐山工学院。
这时的胡鞍钢已经25岁。
一直念工科的他,却选择了人口、生态问题等切入点来进行调研。
1988年,胡鞍钢的《生存与发展》一文,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重大问题摆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来研究,引起了学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
1989年,胡鞍钢与王易毅、牛文元等人就撰写报告《生态赤字:
未来时期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把中国生态环境危机放在全球背景下讨论,而当时全球面临的危机就是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相比工业自动化,胡鞍钢看到,巨变的中国社会似乎更为需要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作研究。
于是,他毅然从从事多年的自动化研究,转行“国情研究”。
创办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之后,胡鞍钢所编的每期国情报告都会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他也被视为中央政府的高层智囊人物。
事实上,在目前决策层的报告和公开表态中,已或多或少地听到胡鞍钢“荐言”的回音,例如目前正在实施的“林业振兴计划”,很大程度上源于2009年年初,胡鞍钢写给国家领导人的一封有关“加快林业建设、实现绿色新政”的信。
“中国和发达国家正在同步迈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那就是绿色工业革命。
”去年在出席各种论坛发表演讲之时,胡鞍钢都不忘强调这一句话。
2010年,胡鞍钢仍将推动“绿色发展”理念。
“这就是胡鞍钢的声音,是胡鞍钢的特色。
”胡鞍钢不忘对记者补充一句。
学者
陈日远:
“蔬菜”专家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食品安全专家
“最严重的蔬菜样本里,重金属超标可达上百倍”。
陈日远以华南农学家的身份,敲响现实警钟
□本报记者徐楠
46岁的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日远是一位“蔬菜”专家。
作为南方蔬菜生理研究中心主任,南方设施园艺研究中心主任,华农绿田南方蔬菜产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日远的一系列社会身份,始终围绕着一个关键词———“蔬菜”。
十余年间,他定点在广州、佛山等大中城市的郊区进行调查,其研究项目关注的菜田近万亩。
他在媒体上发出警示、表达忧虑:
“最严重的蔬菜样本里,重金属超标可达上百倍。
”他一次又一次看到:
一些工厂排出的废水,不经过任何处理流到菜地。
而铅、镉等重金属,通过蔬菜的“经络”残留在它们的身体里。
身为广东省政协委员,陈日远的议案《关于加强对我省大中城市郊区蔬菜基地污染调查与治理的建议》,被广东省政协列为2007年5个重点督办提案之一。
2007年4月中旬,广东省农业厅会同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局召开会议,形成初步方案报省政协———针对广东所有大中城市郊区菜地的污染展开调查。
由政府部门牵头进行大规模菜地污染摸底,这在广东尚属首次。
重金属在内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正渗入基础食品生产链条的深处。
陈日远以华南农学家的身份,率先对这一现实敲响警钟。
现在,陈日远致力于寻找治理、恢复蔬菜种植土壤的技术研究。
在国际上尚无公认优良检测方法的情况下,陈日远和他的研究团队,希望找到一种有效的微生物或其他方法,将土壤中残留的重金属“钝化掉”,使其不再危害土壤。
在东莞、佛山乃至广西等更多地区,陈日远作为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操持着众多的实验点和技术推广基地。
他联络大型农业企业,或者动员农户组成蔬菜合作社,推广他们推荐的无毒种植体系,至今,约有2万农户在这些农学专家的带动下,组成合作社。
眼下,陈日远还在促成家乐福超市与农户对接———这位农学专家的视野,从泥土颗粒延伸到广袤大地上的万千人家。
产业
施正荣:
仍是太阳之王
○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47岁的施正荣使中国光伏产业与世界水平缩短了15年
□本报特约撰稿冯洁
收到产能过剩“禁令”之后,无锡尚德仍然计划给美国联邦政府大楼的外墙披上太阳能电池板。
这个“太阳王国”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成长为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组建制造公司。
王国的领导者施正荣,则头顶着“光伏界的比尔·盖茨”、“可拯救世界的50人”等称号。
47岁的施正荣使中国光伏产业与世界水平缩短了15年。
不断占领旧金山机场楼顶、长野住宅屋顶,甚至用于干燥阿尔萨斯平原上的畜草,尚德的产品已经贡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10％。
虽然在位于德国南部的欧洲太阳能之都弗莱堡,有人提起“SunTech”和施的名字时,不见得很友好。
1980年代,中国人用三伏天的毒热头给孩子晒热一盆洗澡水的时代,施正荣就远赴澳洲求学,师从国际太阳能权威。
让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是多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
核心技术,全球财政补贴以及地方政府的鼎力相助,这是施正荣的制胜法宝。
尚德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本土光伏企业,施正荣划定的起跑线为中国光伏业赢得了时间和机会,也埋下了无序竞争产能过剩的祸根。
直到金融危机来袭,大多数光伏企业乘坐“过山车”跌到了谷底。
现在,施正荣正努力以正视听,说明多晶硅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
其实正是他最早提醒国内同行。
他警告说,如果中国的光伏业者再不注重品牌建设,不注重商业模式的建设,最后只能重回到“国人喝汤,洋人吃肉”的境地。
而此前,中国一跃成为光伏产业
的最大生产国,占全球总份额从7％到44％,仅用了四年时间。
国内太阳能光伏的高歌猛进,也把科学家出身的施正荣短暂地推上了内地首富的位置。
首富只是称号,他自己有新的选择。
2005年,尚德在纽约上市后,这位环保英雄却促成了国内唯一关注气候、环保、能源和全球变暖问题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这说明,慈善领域不再是传统行业大佬们的游戏,绿色企业家能在短期内成为新富,也能用更少的时间影响更多人的绿色观。
诉讼
张兢兢:
希望不再无案可审
○公共利益法研究所中国项目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前诉讼部主任
她希望法院对环境诉讼的大门常开着,不要回避,不要推诿
□本报记者吕宗恕
张兢兢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环保法庭的现状都是无案可审,都是等米下锅?
接触一段时间环境诉讼后,她慢慢解开了这个结。
和很多律师一样,张兢兢开始接手的都是常规案件。
大概十年前,她注意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背后却衍生出了很多环境受害者,从长江到珠江,从华北到西南,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个角落。
为了这些污染受害者,她成为一名专职公益律师,为他们提供免费公益诉讼。
张兢兢说,等米下锅、无案可审是现在包括昆明、玉溪在内多个环境法庭的现状,不是他们接不到案,而是他们一般不接案。
法院归地方政府管,地方财税收入靠企业,就算企业生产污染了环境,地方政府会主动关闭它吗?
在张兢兢十年执业中,不止一次遭遇地方法院拒绝受理环境诉讼的经历。
她说,更多律师基本不接环境类案件。
原因就是,此类案件耗时长,败多赢少。
所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成了奢望。
2009年12月27日,张兢兢刚从广东韶关回京。
因矿山污染那里已是粤北地区有名的癌症村。
“还没立案,仅一个环境污染鉴定就花了12万多,要不是免费公益,那里老百姓就算病死,也拿不出这笔鉴定费。
”张兢兢连连叹气。
直到现在,张兢兢对武汉海事法院没能设立专门环境法庭而失望。
2006年10月,在全国海事审判工作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曾指出,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应从涉船、涉货扩大到涉水,为此,湖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吕忠梅也为设立长江水系的环境法庭而努力,可至今没能实现。
“我希望法院积极受理和独立审判环境案件,能把像水污染防治法这样的善法从书面规定变成保护公民权益和自然环境的力量；希望法院对环境诉讼的大门常开着,不要回避,不要推诿。
”张兢兢在发给记者的一封邮件中说。
NGO
汪永晨:
媒体正被NGO化
○著名环保志愿者,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
在中国做环保,必须利用强大的媒体效应
□本报记者孟登科
这个永不知疲倦的女人笼络了几乎全中国的环境记者。
在她和环保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这些环境记者正成为中国环保事业的中坚力量。
汪永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同时也是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双重身份的她认为,在中国做环保,必须利用强大的媒体效应。
2005年,汪永晨第一次受邀参加国际环境记者年会时,所做的报告主题是“媒体和NGO的互动”,国外的记者都很费解,记者怎么能够参与到行动?
而最近两年,国外同行开始逐步认可这一中国特色的做法。
2000年,中国专业的环境记者寥寥无几,为解决这个问题,汪永晨组织了环境记者沙龙。
沙龙为记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新闻线索。
原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原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等等体制内官员,都曾是沙龙的座上宾。
目前,中国大约有800名记者、专家和相关机构每天都可以收到绿家园工作人员发来的“江河信息”,而令人惊讶的是处理这些极其庞杂信息的只是一名志愿者。
2009年的岁末,汪永晨刚刚结束她第四年度的“江河十年行”,这是汪永晨的另一项行动———每年组织十几名记者,用半个月的时间来实地考察中国川西和滇西北地区的主要河流,记录这些江河因水电开发而带来的环境影响。
汪永晨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中国江河十年行的十年,是见证和记录的十年,是保护和抢救的十年,是扩大知情权和公众参与决策的十年。
二十年前的秋天,汪永晨看到香山的红叶因为很多人摘折,骑车去香山游玩的市民回家时车把上都挂着一两枝红叶,由于太多的人前往踩踏,树根都暴露了。
第一次,汪永晨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矛盾。
二十年来,汪永晨对环保事业投入了全部的身心,她甚至被称为环保疯子,这也为她赢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尊重,当然也不乏质疑。
汪永晨的信念非常简单:
媒体要影响公共决策。
每每有重大的调查报告,汪永晨总是想方设法能将其送进中南海。
不够专业、感性曾一度是反对者对汪永晨的指责。
然而,正是这位“不够专业”、“感性”的记者冲在中国环保第一线。
一位学生曾这样在给汪永晨的信中写道:
谢谢您带给我的震撼。
NGO
杨东平:
16年,他跑赢了
○著名环保活动家
他执掌着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NGO,1万余人曾为此服务。
16年间,他在环保路上跑赢了
□本报记者何海宁
16年前,杨东平和梁从诫等人一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NGO“自然之友”。
16年过去了,六十花甲的杨东平现任理事长。
“自然之友”也已发展成为累计会员1万余人,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的庞大民间力量,而且由会员走出去发展的NGO也有十多家。
他领导的“自然之友”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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