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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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摘要。
目前，我国正进入高速城市化时期，今天的城市，已成为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中心以及信息高度集中的地方。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50多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起步晚、发育慢、水平低，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
本文就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此找出相应的对策来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城市化问题对策
引言
城市化一般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聚集和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水平，体现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因为城市是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使城市的发展。
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gdp的贡献举足轻重。
我国城市化的增长速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将新增1400亿元，最终将带来3360亿元的gdp。
在20世纪中叶，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城市化率分别为：
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而我国目前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仅为37.7%，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而且城市化模式既保留有计划型城市化的成份，也有市场型城市化的特征。
进入新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xx年到2025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从24亿猛增至50亿。
中国城市人口也将从xx年的3.89亿增加到2025年的8.3-8.7亿。
加速城市化是突破中国面临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然而就目前情况看，中国的城市化仍然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1、中国城市化进程现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
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来看，我国1978年的城镇化水平为17.92%，xx年的城镇化水平为20.8%，xx年为26.2%，xx年为37.7%，xx年已达到40.53%，至xx年底，我国共有设市城市600个，建制镇20600个，城镇总人口5.03亿。
从目前来看，已经有几亿农民转移到城市。
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国城镇化发展的结果。
我国城市化进程是逐渐加速的，从1978年至xx年这xx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5个百分点，xx年至xx年这8年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
这个时期的城市化还是在严格的迁徙限制的状况下实现的。
也就是说，过去25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在户籍制度的阻遏下实现的。
xx年改革户籍制度，今后没有了制度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势必要加速，即比现在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更快。
假设xx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那么2020年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7%，很可能更高。
若依据最乐观的预测，2020年时我国人口只有13.26亿，按67%-70%的城镇人口比例，城镇人口为8.9亿-9.3亿，xx年内将增加3.6亿-4.0亿城镇人口。
2、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市化的脚步加快，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然而，在中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2.1、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困问题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伴随现象。
考察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贫困不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果”，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推动城市化的“因”。
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
城市发展应该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过程中，在这种状态下的城市发展，自然会形成贫困的问题。
一是城市化难以形成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渗透和正面影响。
在农村人口增长、农业比较效益递减、土地资源约束以及技术替代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为城市加快发展提供了条件。
大量的资料表明，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加上农村每个劳动力负担1.5人（xx年）计算，估计短期内至少有2.25亿人不得不流动到城市。
贫困压迫下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的是一种为求生计而萌发的主动性。
这种主动性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农村的贫困。
二是现阶段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
城市贫困问题的最基本表现，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各种原因，在城市逐渐出现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家庭的基本生活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困状态，这些贫困者在短期内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导致温饱难以维持。
城市贫困问题如处置不当，易于激化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2.2、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短缺的问题
城市化进程是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人口比重快速提升和城市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空间变化的过程。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我国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资源问题、生态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城市管理问题等。
这些问题有着内在联系，并且都带有一定的紧迫性。
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城市发展中比较突出的资源短缺问题。
资源短缺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
按照近十几年来城市化率达到的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预测，至2020年全国将新增3.3亿城镇人口（现为5.03亿），新增的资源需求量将相当于现有消费量的近三分之二。
城市化对能源，包括电、煤、石油、燃气等需求都将有巨大的增长，对生态环境必将产生强大的压力。
虽然目前我国城镇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不高，但是8.3亿城镇人口的总量却是世界各国中最大的。
一方面是土地资源的缺乏，另一方面是人口规模及非农人口比重的扩大，产生对粮食需求量的增长，而我国又处在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以及工业化的兴盛发展时期，非农用地需求迅速增长。
据有关部门测算，如按现行规划标准计算，每年需要增加180平方公里的城市用地。
来自人口和城市化的双重压力，将使土地资源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2.3、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安全管理的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社会内部发展、失衡和社会分裂，以及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使得城市发展面临整体性的风险。
有专家列举了城市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六大社会安全问题：
加剧，众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尊严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
sars、艾滋病、性病等高强度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
在这六大问题中，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的人为社会安全危机，成为国人最焦心的问题。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诸多安全隐患，但确保社会安全的准备并不充分，从而加大了风险威胁；同时，负责危机处理的机构分割严重，配合生疏，很难协同作战、信息共享，更增添了应对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难度；尤其是不负责任的心理和城市建设中的急功近利心态，使城市风险经常防范失灵，加上我国预警机制还相当落后，而且政府的协调能力也不尽如人意，这样，必然使中国城市化付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本，包括社会资本、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损失。
3、城市化进程中出现问题的对策3.1、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
一是实现“三集中”，解决农村农民贫困问题。
我国实现城市化的最终焦点、重点、难点均在农村。
农民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也是贫困化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制定并坚持“三集中”的长期战略方针，即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实现城市化的社会基础。
尤其是只有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才可能实现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这种战略转型是中国迈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民转移到城市，也可实现亦工亦农，做“人人有工作，家家有产业，个个有技能”的新型农民或农业工人，为全面小康打下技能基础。
二是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
政府应把再就业问题列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
三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
今后应加大“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同时应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3.1、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短缺问题
城市化是否健康发展与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保障程度密切相关。
土地是城市化的主要载体，水资源是城市化的生命线，能源是城市化的命脉，土地、水、能源等资源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健康的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相协调的城市化，是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是人居环境改善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相结合的城市化。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走美国式或拉美式的城市化道路，必须走资源节约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因此，我国城市化进程不能超出区域的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建议国家及全国各城市在“十二五”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中科学估算当地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量力而行，不要脱离当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而过分地追求城市化发展速度，或者以剥夺其他地区的资源环境为代价提升自身的城市化水平，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必须以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为前提，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为总体指导思想，确保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代价换取高城市化质量。
60年来我国城市化历程表明，城市是我国资源和能源集中消耗地区，因而也是环境污染严重地区，因此资源节约的重点和环境污染治理的重点都在城市。
面对我国未来战略与决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大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城市发展必须走资源集约利用，城镇布局集中、紧凑的节约型、紧凑型城市化道路。
在发展的模式上突出节约优先，在发展的价值上突出环保优先，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作为城市发展的优先选择，真正走出一条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城市化道路。
3.3、对于城市安全管理的问题要加强预警机制
城市社会安全问题虽然具有突发性特点，不容易预测，却容易引起伤害。
但只要做好公共安全应急机制，城市的安全风险是可以降低的。
为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是加强平时对安全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建设。
在城市化进程中，投资者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状况是非常看重的，如果城市生活和秩序舒适、安全，能够更快地进行人、财、物的流通，就会吸引更多的客户和商家的青睐。
二是完善公共安全监督检查机制。
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绝不能走走转转看看走过场，要坚持边检查边整改的原则，以检查促整改。
对所有的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特别是重点部位，进行全面的、不间断的安全技术检查，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安全部门要做好预防措施和加大打击力度，加强对社会的公共安全控制，严格查处危及城市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对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点段和隐患点段进行专项治理，并检查验收。
三是营造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
城市公共安全事务绝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情，政府与民众都有责任。
公民的公共安全期望值越高，政府投资越大，承担的税负就越重。
这种由于政府完全独立承担公共安全保障任务的结果，最终必将导致全民对公共安全期望值降低。
要使相助与自助结合起来，比如，市民参加自助、他助、社区志愿者队伍等等，只有渐渐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大家才会觉得更加安全。
4、结论
总之，在选择走向城市化道路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和国际大环境，认清我国经济发展当下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作出科学评测，创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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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
一、总述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xx年12月，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是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
就目前而言，刻意引导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国情。
二、城市化所引发的问题
刻意引导城市化在环境、社会、经济、粮食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农民大量离开原耕种地，使得人口大众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这不利于中国国家发展和证据稳定。
同时会倒是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保障压力大等社会问题。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外来人口难以进入
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要素市场在城乡间和地区间都是呈分割状态，这种分割的局面直接导致了地区间要素流动的不充分。
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当前的户籍制度制约上，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进城的自由，限制着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进入城市就业的外地农村居民不能公平地得到城市户口。
由户籍制度引发的歧视性制度障碍。
城市在就业、就学等方面对外来户口的歧视，使得外来务工人员无法拥有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机会和待遇。
土地制度为土地资源要素的有效利用设置了壁垒，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最重要的是摆脱长期以来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实现身份上真正的转变，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土地使用权转让困难，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2、进入以后难以生存发展
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资源短缺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我国66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面临水资源问题。
由于工业的粗放型发展和人口的高度聚集，污染物的排放量激增，造成了大气污染、垃圾满城、土地资源短缺、噪音不绝和光磁污染等各种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城市的生态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与质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
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
3、发展不均衡
加剧和城市贫困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城市贫困者在短期内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导致温饱难以维持。
全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距过大。
我国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宁沪杭、京津唐等大城市群区域，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集聚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劳动力与高新技术，使沿海许多城市经济繁荣，市场活跃，生活水平提高，环境逐步改善，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
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三、对策
1、改革户籍制度，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城乡分割制度，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适应经济发展的现代城乡户籍管理制度。
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放宽大中城市对农民户口迁入的管制，允许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自由选择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
2、土地制度革新。
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机制。
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提高土地经济效率。
使农民从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使那些想脱离土地的农民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获得相应利益，解除其进入城市并长期生活的后顾之忧。
3、对资源和环境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发展。
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
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展流域水质污染防治，强化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加强环境保规的建设和监督执法。
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综合利用水平。
建立重要的资源安全供应体系和战略资源储备制度，高度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和节约使用。
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
开拓新的清洁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源。
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
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
对于土地资源，要重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
加强建设用地调控，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改进土地总体规则；实现土地配置方式的配套与协调。
4、加强平起各部门联动、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
时对安全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建设，在解决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要建立健全政府对重大危机的应对机制。
建构起覆盖面广阔的社会安全网；加强危机应对方面的立法建设（如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安全问题）；建立完善公共安全监督检查机制。
坚持边检查边整改的原则，以检查促整改。
针对查出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
对所有的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特别是重点部位，进行全面的、不间断的安全技术检查，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对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点段和隐患点段进行专项治理，并检查验收。
加强综合治理年度检验工作。
营造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
普通市民应该强化风险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并积极参与和支持风险防范和管理工作，努力营造一个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
5、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
政府应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
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6、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现行城市化特征的不同，应在总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分别确定这些地区城市化的目标、重点及实施途径，实行多种模式，切忌一刀切。
东部地区应以现代化和国际化为目标，重点加强“中心城市”。
同时以大城市为托走扩展型城市化道依路。
加强中心城市的改造与扩展，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
中部地区应从完善城市体系的角度出发，逐步形成一个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
建立“城市区域经济联合体”。
以大力发展中等城市为目标，走集中与分散并举型的城市化道路。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发展都不足，在资金、人才、技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走集中型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一些基础好、交通便利的城市，集中投资，集中建设，先实现规模化，再实现内涵化的城市化道路。
第三篇：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因为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所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既呈现出世界各国的共性特征，同时又显现出自身的个性差异。
在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城市的数量，还是城市的功能均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就业步伐的加快，使得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本身所累积的诸多矛盾日益凸现出来。
概括地讲表现在六个方面。
1.城乡分割，协调性较差。
在长期计划经济“城乡分治”制度的作用下，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得以产生、固化乃至于不断强化。
政府借助于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粮油供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推行，逐渐形成了城乡有别的管理体系。
城乡居民由于居住地域的差异和职业的不同最终演化成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即所谓的城乡差别。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本身具有区位优势和功能优势，其聚集经济效应的强化作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形成了“城市一工业、农村一农业”的产业格局，最终使得城市和乡村演化成两个彼此相对独立的人为的封闭系统。
由于城市的磁化作用，使得农村中原本匮乏的资金和人才被城市合理“掠夺”。
城乡之间的公平问题作为市场经济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在我国表现得更为明显。
2.结构雷同，特色不明显。
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肇始于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其地域空间布局和主导产业培植上皆表现出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
首先，表现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行政偏好。
一是在城市选址和规划上的强烈行政垄断。
政府包办了城市建设中的一切事务，而作为切身利益者的城乡居民几乎被完全排斥在外；二是绝大多数城市都是所在地政府驻地，政治色彩十分浓厚。
相比之下，城市产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的经济因素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其次，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雷同成为普遍现象。
出于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大、中、小城市均希望借助各种游说手段为当地争得更多的项目和资金，并通过构建完备的工业体系，努力为政府官员创造更多的政绩。
同构化的城市结构一方面强化了城市间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地域特色和产业特色定位的模糊性直接侵蚀了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
3.城镇体系不健全，协同效应不足。
受制于不同时期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需要，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特征。
从建国后的“限制发展大城市和小城镇，适度发展中等城市”逐渐过渡到80年代以后的“大力发展小城镇”。
我国城市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似乎更多地是出于解决特定矛盾的权宜之计，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都是从静态和孤立的视角谋划城市的发展。
其实，不同规模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例如，大城市具备较强的聚集效应，但其“城市病”症状也更为明显；小城镇分布广阔，贴近农村市场，更有利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交换，但其聚集功能较弱，土地浪费较为严重；而中等城市兼有二者的优势和劣势。
所以，不能简单地评价哪种类型城市的优劣。
4.强调行政催化作用，缺乏产业支撑。
众所周知，城市的产生源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城市的发展同样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演化的动态结果。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行政力量只是在短期内、在表象层面上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这是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共有的规律。
然而，我国的城市化历程表现出与这种规律较大程度的背离，行政力量扮演着远比市场因素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城市主导产业的培育上，要么定位模糊、摇摆不定；要么彼此“借鉴”，简单复制。
其结果不仅浪费了较多的资源，而且使城市结构雷同、功能单一。
同时，缺乏核心主导产业的支撑也使得城市后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致使城市服务能力的提升滞后。
5.重视外延拓展，忽视内在功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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