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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
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
（一）
作者:
潘维发表于:
2009年11月01日11:
06:
46·浏览:
2,166次·0条评论·【我来说两句】
引言
一.国民经济
1.归纳经济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2.中国经济模式
3.中国经济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4.小结
二.民本政治
1.归纳政治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2.中国政治模式
3.政治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4.小结
三.社稷体制
1.归纳社会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2.中国社会模式
3.社稷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4.小结
结论
引言
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庆典之际，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非常突出。
在海外是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蹿升，世界各国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深感震惊，以至美中两强“共治”世界的论调大行其道。
在国内却是党政干部执政理念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和舆论碎片化，官场纲维紊乱，社会矛盾日深，以至对我国前程的悲观情绪肆行于市。
从海外看中国，六十年至为成功；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
矛盾当然不可回避，但成就也绝非“粉饰”而来。
西方“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10%，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0%以上。
较之西方三百年的进步，中国六十年的成就不依靠侵略和控制他国，更代表世界的进步。
中华社会六十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是事实。
人民共和国凭什么取得了如此成就？
为什么人们感觉危机四伏？
一些学人认为，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就乃属子虚乌有，而解决危机之道在于“深入改革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
但在笔者看来，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
一
政府是极少数人管理全体人民的机构。
政策法规是统一的，但代表人民局部和眼下利益的“民意”却各不相同，政府恒定无法让所有人满意。
所以，“民心”向背才是当代所有政府生存的根本。
“民意”来自对当前和局部利益的直接认知。
“民心”就不止包括民意，还包括对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间接判断。
争取“民心”的过程就是平衡社会利益的过程。
所有的政府都需要经受平衡三类六种社会利益的严酷考验，即平衡局部和共同利益，眼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发展与秩序的利益。
就“民意”和“民心”的区分而言，当代日本是个有趣的例子。
日本政府领导日本社会获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比如把人均寿命提升到83岁，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造就了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造就了人民生理和心理最健康的国家。
然而，在日本的民意调查中，日本政府的支持率经常在20%以下，在世界各国中属“民意”支持率最低的一类。
尽管日本政府首脑频繁变换，但能进入内阁的顶层政治家集团非常稳定，由一个彼此有近亲关系的小圈子组成。
无论经历怎样的选举，绝大多数顶级政治家就出自这个小圈子。
日本的极端例子说明，民意调查中的“民意”与民心向背中的“民心”不是一回事。
因为“得民心”，日本的政府体制非常稳定，社会也非常稳定。
较之西学简单生硬的“合法性”概念，民心与民意之分要高级得多。
各国人民的具体情况不同，平衡利益的方式就不同，即政府体制不同。
世界上有众多的政府体制，如伊斯兰民主制，美国民主制，西欧民主制，中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拉美民主制，等等。
这些体制都是适应本地具体情况和外部挑战的历史产物，也都在不断调适，在全球的马拉松式淘汰赛中求生存。
现实的世界没有尽善尽美的体制，每个现实的体制都有其优势和缺陷。
如果再抽象些，我们可以把治理国家的手段归纳为四类。
各种政府体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综合应用这四类手段。
这四种手段还是区分“政客”与“政治家”的试金石。
（1）强力维护社会秩序（lawenforcement）。
这是最普遍应用，不可或缺的手段，却也是最浅显的手段。
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2）回应一时一地的民意（accountability）。
这也是普遍应用的手段，但也相当不可靠。
正所谓“民意如流水”。
（3）平衡“三类六种”利益，承担对人民整体和长远福祉的“责任”（responsibility）。
这是高难度的精致手段，却是得民心的根本途径。
（4）塑造人民的共同利益观（consensusbuilding）。
这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政治，是得民心，长治久安的根本。
因为“利益”是认知的，是主观建构的。
“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二
什么是模式？
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
什么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
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什么？
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中国模式直接源于六十年的“试错”，但其基础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
有学人认为，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六十年是大变迁的六十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
“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
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需要理论知识。
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
换言之，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
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六十年，却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知识？
只有缺乏自尊自信才会如此断言。
有学人认为，中国很可能将面临溃败；既然中国将失败，总结中国模式就没有意义。
世上各种“模式”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永恒的成功。
中国模式或许也会因为中国未来的失败而被淡忘。
然而，总结今天的成功有助于认识昨天的失败，规避明天的失败。
“中国革命”的成功被概括为拥有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法宝”。
背离这“模式”，中国革命就遭遇失败。
中国革命如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亦如此。
还有学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
首先，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
中国模式是否给别国人民带来启示是别国自己的事情。
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
其次，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
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还“合法”的种族隔离，更有延续不断以迄今日的侵略战争。
更有学人认为，既然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
在这些学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
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
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
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
这个基础，中国不曾拥有，也不应该拥有。
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闯出了一条成功发展之路。
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靠实事求是。
近年来，因为迷信西学教条，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
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
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
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暨“中国学派”的崛起。
三
抛砖引玉，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
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
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除这篇“引言”外，正文分三章，分别论述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模式。
每章又分三节：
（1）讨论子模式建构的意义和理论依据；
（2）归纳子模式；（3）给出比较历史的解释。
文章“结论”阐述子模式间的有机联系，概括中国模式。
经济、政治、社会的独特模式当然不是中国成功的全部原因。
中华拥有颇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思想模式”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国还拥有深厚的外交传统，颇具特色的“中国外交模式”也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笔者力有不逮，只能专注于自认的三大“核心”问题了。
中国模式：
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
（二）
作者:
潘维发表于:
2009年11月01日11:
04:
30·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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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经济
1.归纳经济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1）为什么要归纳中国经济模式？
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最外层。
在“现代化”的大众知识框架里，经济进步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
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世上几无异议。
可一旦开始解释这个奇迹，中国学界就发生激烈争议。
这争议攸关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攸关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地进步。
直到2008年底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私有化”加“市场化”是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
然而，对主流的质疑也一直简洁有力：
世界上推行私有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多矣，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也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更深刻的分歧体现为下述疑问：
经济奇迹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拨乱反正”的成就，还是“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就？
2008年中国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直到年底，主流的解释依旧是前者。
然而，2009年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持后一种看法的人骤然增加。
尽管人民共和国前、后三十年的经济统计口径大不相同，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也不同，但证明前三十年的经济和技术高速进步依然轻而易举。
用后三十年的富裕比较前三十年的贫穷会遇到逻辑困境，如此，前三十年只能用来比较解放前的三十年。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的迷信。
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六十年的成就。
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创建于前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里，去掉1949-53年“恢复时期”的超高增长率，仅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算，到1978年我国获得了高达6.5%的GDP年均增长率。
这就给后三十年9.8%飞跃式年均增长率打下了扎实基础。
我国的工业化政策是连贯的。
经过六十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
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是偏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偏见。
确立了这个认识，才可能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
确立了这个认识，才能诊治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给我们带来的深入骨髓的病痛。
十九世纪的英、日、德、法，二十世纪的苏联和美国，都教会了中国许多关于现代经济的知识，中国也缴了不菲的“学费”。
然而，“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而今英、法、日、德已是满地黄花。
接着苏联老师自杀，美国老师一度进了重症监护室。
祭奠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年之际，中国能否“自学”了？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末期，正如“计划经济”三十年的末期，我国经济已经问题丛生。
“正题”与“反题”都在步入历史，“合题”正在浮出水面。
这“合题”要从六十年的成就中找，也要从我国古典经济思想中找。
中国不反市场，但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不支持“国家主义”，但支持国家干预市场，支持拥有干预市场的手段。
纵观中国数千年之经济史，何时不是如此？
中国人自古就熟知“市场机制”，懂得少贵多贱的道理，却从不迷信看不见的手，而是以看得见的手“损有余，补不足”，为百姓福祉“常平仓”。
[1][1]在中国，“经济”不是围绕资本利润而作的学问。
中国的古典经济思想讲究“经世济民”，是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学，核心是“百姓福祉”，终极理想是“天下为公”，私有制消亡。
所谓竭力把盘子做大，让大众永远承接少数人杯盘中溢出的汤汤水水，是极端偏向少数人的学问。
不仅如此，与当今关于“现代化”的大众知识不同，我们明智的祖先们不把“经济发展”当作成功的主要标志。
“天下太平”才是成功。
中国传统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全部目的是“平天下”，是平息社会争私权夺私利的动荡，是每个人，每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淡泊、和谐、安宁，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要“经济发展”就得竞争。
在“现代化”的结构性压力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发展是“硬道理”。
然而，要竞争就不可能“谋闭而不兴”。
竞争带来不平等，带来不平静，带来争权夺利，带来盗窃乱贼，带来目标异化。
正因为如此，市场的道理比任何时候都更应服从“经世济民”的道理，更需要政府出手干预，压抑市场竞争之弊，维护“百姓”福祉。
传统中国向往“天下太平”，不屈从于输赢博弈的所谓“平等”，更不会“以资为本”，以利润为本。
这思想代代相传，直至今日。
正因为有能力保持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对冲”，农耕的中国适应了工业时代，后来居上，依旧出色。
（2）怎样归纳经济模式？
经济教科书从谈论经济生活的“三要素”开始，概括经济模式的方法也只能从“三要素”出发。
“三要素”指的是劳力、土地（一切生产资料的来源）、货币。
土地加劳力就有了“产品”；将生产资料、劳力、产品均赋予货币价格就有了“商品”。
然而，“经济三要素”还应补充一个要素，即“企业”。
把生产资料、劳力、货币三要素链接在一起的是“企业”。
家庭企业也是一种企业，而且也是“现代”企业。
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是分析经济生活的基本出发点。
一切经济模式都包含上述四要素。
其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比较四要素的不同形态方便我们归纳当代中国的经济模式。
经济解释离不开政治。
归纳经济模式必然采用政治经济学视角，而非纯粹的市场经济学视角。
笔者将在下一章专题讨论作为经济模式必要条件的政治模式。
2.中国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是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从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出发，中国经济模式可如此概括。
我国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组成：
（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
（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的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
“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因此称为“国民”模式。
经济道理是简约的，经济模式也是简单的，简单到对四个支柱无需太多解释。
（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国有。
实际情况要复杂一点，农村耕地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耕地受国家控制，不能随意转换为非农用地。
中国土地公有私用。
私人和企业可以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2）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的，至少是国家控股的。
国家通过各种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防范内外金融风险。
国家还拥有少量但从事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资料开发的大型企业，如石油，铁路，电力，通讯，道路，航空，自来水，等等。
中国还组织国有的“事业单位”，主要指教育、科研、医疗、体育、文化等机构。
这些机构基本不盈利，但基本自负盈亏。
医疗机构一度成为盈利机构，但与“国营”一样不可能持久（“国有”与“国营”不是一回事）。
疾病越多，赚钱越多，难称“正当”生意。
健康的国民是国家根本。
（3）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企业的主体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家庭企业和社区集体企业。
这类中小工商企业占中国工商局注册企业的99%以上。
这些企业的用工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类。
不仅如此，自由的劳动用工市场迫使国有企业也只好实行竞争型的劳动用工制度。
（4）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自由的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形成之中。
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商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商品生产的竞争烈度非常高。
同时，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也在刺激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育。
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国的开放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
我国业界原以为西方资本市场非常开放，但近两年才发现其开放具有很多技术和政治限制。
[2][2]十几年后，将出乎今日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料，中国会成为世界自由资本市场的旗手，正如十几年前几乎没人预料到中国今日会取代美国，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
道理很简单，自由的商品市场必然催生自由的资本市场。
大部分学人看到了“民”有经济两大支柱的功能。
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有如下功能：
（1）保障广大劳动者获得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
（2）保障劳力的低成本暨国际竞争力。
（3）家庭和社区集体企业雇佣了中国大部分劳力，是百姓经济生活的主干。
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有如下功能：
（1）保障竞争效率，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基地。
（2）保障供应弹性，以适应市场风云变幻的需求。
（3）保障社会平等，维持“富不过三代”的非阶级社会传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平均化。
但只有不多的学人看到“国”有经济两大支柱的功能。
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暨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有如下功能：
（1）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
（2）维持了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
（3）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
[3][3]（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国家拥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有如下功能：
（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还使国家拥有了实施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杠杆。
（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还因此获得与西方巨大的寡头企业竞争全球资源的能力。
（3）组织建设了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使之迅速发展和繁荣，远胜于其他欠发达国家。
如此，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部门，另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三左右的庞大民有部门。
“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协调发展，是为“国民”经济模式。
削弱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摧毁中国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失败。
因此，中国不存在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只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技术性调整。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
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
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
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
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
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官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模式与定义十分含混的“东亚模式”也有重大区别。
在成功时期，日本经济由以银行为核心的种种大企业集团撑起了多半边天，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资本与劳工几如一家。
而在韩国，企业、劳工各自独立，中小企业无影无踪，政企依存是主轴，以“三星”为主的不含银行的两三个企业集团撑起了几乎全部韩国经济。
台湾国有企业与大陆几无可比，是中小企业的天下，而香港则几乎没有国有企业。
说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属于“政府主导，出口导向”的“东亚”模式非常可疑。
首先，中国经济绝非仅是出口导向，中国经济相当开放，正在迅速演变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其次，我们很难断定中国政府比欧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大。
中国“国有”部门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较欧洲小，对众多民有企业的“监管”远比欧美难得多。
中国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使小农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
就运作机制而言，“国”与“民”两部分是矛盾的利益统一体，不断调整互适，维持动态的平衡。
“国”的部分势力太大，引发了“与民争利”的问题，就收缩，能民营的就放弃国有，比如互联网和无线通讯供应。
当“民”的部分因缺少基础设施发展乏力，“国”的部分就要有决心，有手段去提供这些设施。
当“民”的部分势力太大，甚至在基础部门寻求垄断高价，影响了民生，国家就出手干预，保持物价稳定，比如住房、高速公路、自来水、公交、医院、学校。
据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模式是官民分工，协力保障“百姓福祉”的模式。
感知“国”与“民”两大部分平衡的需求，不可能仅靠“自动”调整供需的市场机制。
感知“民心”方能发现平衡需求，做出科学和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划。
满足“百姓福祉”的需求（即眼下和长远的，部分和整体的，以及又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就是“民心”。
奥运后北京市政府体察要求延续汽车单双号行驶的“民意”，却不实行“公投”，而是规定四环内依尾号每周停驶一天，以平衡有车人与无车人，私车需求和公交需求，以及驾车自由与减少拥堵改善环境的长期需要。
某些法界人士死抠“财产权”法条对此进行批评；但若他们如此执政，早已被人民推翻。
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机制制约，中立公正的执政集团在意“民心”，不独为一时一地的“民意”左右。
国民模式的前提是行政中立。
失去了行政中立就难以保持对平衡的敏感。
[4][4]这是国民模式致命的软肋。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模式，否则就没有兴衰循环了。
3.中国经济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中国“民”有部门历史极为悠久；“国”有部门至迟始于西汉的“盐铁官营”。
在西来的工业化浪潮和计划经济推动下，“国”与“民”两大块演变成了现代的“国民经济”。
剥开“主义”之争的意识形态标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六十年经济史的延续性。
国家的土地控制权及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也有数千年农商市场的历史基因在发挥作用。
中国经济模式是环境压迫下自然形成的道路，是六十年的成就，是两个三十年延续演化的结果，也是“实事求是”传统的胜利。
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多元复合性，塑造了深厚的“实事求是”传统。
按西学分类则称“实用主义”。
若老一辈革命家是教条主义者，连中国革命都不可能成功。
事实上，正如建设强大的国有部门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决策，改革开放，利用市场机制，参加全球市场竞争，也是他们的决策。
（1）关于“国”的部分
国民经济模式的筋骨——国有土地及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脱胎于共和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
强调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确实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关，即与“剥削论”有关。
然而，我国建立计划经济绝不仅是从马克思理论出发的，也不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机械重复。
中国式的计划经济不是教条主义的结果，而主要是出于实际需要。
中国计划经济分成国有和集体所有两大块，计划成分远远低于苏联，分权成分远远高于苏联。
经过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战乱，我国积贫积弱，国际安全环境非常险恶，面临尽快从传统小农社会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的任务。
计划经济的现实原因是：
立即要在被封锁的环境中自力更生地建设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军事工业。
这是“台湾模式”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三十年计划经济期间，各级政府控制了生产资料和全部工商业。
仅凭着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国人用几乎忘我的劳动建设了一整套现代工业社会赖以生存的工农业基础设施，包括庞大的教育机构和强大的军事机器。
前三十年的成功是无法抹杀的，这成就还是三十年后少数人“一夜暴富”的基础。
再能干，再聪明的人，一夜是不可能创造出很多物质财富的。
一夜暴富，多是因为“租用”了政府公章。
公章本身并不包含财富，但公章的红色印泥里凝聚着前三十年里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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