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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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1

《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

（1）

一、《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之体例范晔（398-445）撰著《后汉书》，始于南朝宋（420-479）文帝（刘义隆，407-453）元嘉元年（424），范晔因事触怒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409-451），左迁为宣城（今属安徽）太守之时。

其后范康几经升迁，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被人告发与密谋拥立刘义康一案有牵连，以谋反罪入狱，被处死刑，时年48岁[①]。

范晔以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参考其前的诸家后汉史著，自定体例，订讹考异，删繁补略，撰成《后汉书》。

该书原定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卷，与《汉书》相伯仲。

但是十志未克完成，范晔即被处死刑。

现在《后汉书》里的《律历》、《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等八志，是后人从司马彪（约242-约306）所著《续汉书》里摘取出来，补入《后汉书》的[②]。

在中国古代正史中，《后汉书》显现出一个非常突出的新特点，这就是它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了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并形成较为规范的著录体例。

《后汉书》卷80《文苑传》共为28人作传，其中有18人的传记著录了其各种文体著述[③]。

此外，见于诸列传者，尚有30人，均于传记中详细著录其各体著述[④]。

以上两个数字相加，《后汉书》共为48位传主著录了其各种文体著述情况。

那么，《后汉书》怎样为传主著录其各种文体著述情况呢？

试举数例，以见一斑：

初，（桓）谭（前23？

-56）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刘秀，前6-后57）善焉。

《琴道》一篇未成，肃宗（刘炟，56-88）使班固（32-92）续成之。

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⑤]（班）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⑥]（崔）瑗（78-143）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艺》、七言，凡五十七篇。

[⑦]（张衡[78-139]）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

又欲继孔子（孔丘，前551-前479）《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

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

[⑧]（马融[79-166]）著《三传异同说》。

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

[⑨]（蔡邕[132-192]）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

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

-198）之乱，湮没多不存。

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⑩]（王逸[约107-144在世]）著《楚辞章句》行于世。

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

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

[11]综合考察此48条传记资料，我们可以归纳出《后汉书》著录传主各体著述情况的基本体例：

（1）传主著述的著录次序，一般先经、史、子著述，后文辞著述。

（2）传主所著文辞的著录，包括各种文体及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

（3）传主所著各种文体的著录次序，一般先诗、赋、碑、诔、颂、铭、赞、箴等“有韵之文”，后疏、奏、论、议、章、表、书、记等“无韵之笔”。

（4）六言、七言、琴歌等，在诗之外单列文体，且往往居于传主所著各种文体之末。

（5）传主所著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或列于各种文体之前，如《班固传》；或夹于各种文体之中，如《蔡邕传》；或列于各种文体之后，如《张衡传》。

（6）最后大都准确地著录传主所著文辞的总篇数。

（7）传主单独成书的著作，则另加著录，如桓谭《新论》、王逸《汉诗》等。

最早注意到《后汉书》著录传主各体著述这一现象的，是章学诚（1738-1801）。

他在《文史通义》中指出：

范晔《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

”[12]其后，王瑶、傅刚等续有所论[13]。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考述《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的学术渊源，《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的归类方法，以及《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的排序原则等问题，以求正于方家。

二、《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渊源考《后汉书》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了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一体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学有渊源的。

大要而言，《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的学术渊源，其潜在因素是东汉以降整理文人文集的文献编纂传统，其显在因素则是以《史记》等前代史著为代表的史学著述传统。

这里先考论史学著述传统。

在《后汉书》撰著之前，可以作为史著典范的著作，首先有司马迁（前145-前87？

）的《史记》和班彪（3-54）、班固父子的《汉书》。

司马迁撰《史记》，著录传主的著述，大致采用四种基本体例：

第一，在列传中结合生平事迹，引录传主著述的主要篇章，并列举传主著述的其它篇章。

如《司马相如列传》依次列举了司马相如（前179-前118）的《子虚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封禅书》等篇章，传末云：

“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14]第二，记载传主著述的篇章和字数。

如《老子韩非列传》记韩非（约前280-前233）：

“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15]第三，仅记载传主著述的书名及篇数。

如《孟子荀卿列传》记孟子（约前372-前289）：

“退而与万章（生卒年不详）之徒序《诗》《书》，述仲尼（孔丘）之意，作《孟子》七篇。

”[16]第四，仅记载传主著述的字数。

如《老子韩非列传》记老子（李耳，生卒年不详）：

“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17]《孟子荀卿列传》记荀子（约前313-前238）：

“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18]由此可见，《史记》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文体著述观念和文体分类意识，但其第一种体例，即在传记中大量引录传主著述的篇章，则成为后代史传的圭臬。

其后班固继承其父班彪未竟的事业，撰著《汉书》，基本上承袭了《史记》对传主著述的著录方式，大多数传记都结合对传主生平事迹的叙述，择要引录传主著述的部分篇章，但却仍未在传末作一区辨文体的综括说明。

除了转录自《史记》的列传以外，如《汉书》卷51《邹阳传》、《枚乘传》，卷62《司马迁传》等，都是如此。

但是，《汉书》中有几篇传记值得格外注意。

《史记》将董仲舒（前179？

-前104？

）归入《儒林传》，仅记载其经学著述，并未著录其文辞著述[19]。

而《汉书·董仲舒传》则在传末概述传主所著文辞的篇数，并兼及传主的经学著作，云：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

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20]像这样分述文辞（如“上疏条教”之类）与经学著作（如“说《春秋》事之属）的著录方式，值得我们注意。

再如《汉书·东方朔传》，结合东方朔（前154-前93）的生平事迹，依次引录了《谏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对》、《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篇章，传末又详列东方朔著述的其它篇章，云：

朔之文辞，此二篇（按，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

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前77-前6）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

[21]所谓“刘向所录朔书”，颜师古（581-645）注云：

“刘向《别录》所载。

”盖即刘向所整理的东方朔集，所收当为东方朔所有的文辞著述。

该集应该是分篇排列，而非分体编辑。

但所谓“八言、七言”，则以文体为名，并列于文辞著述之末，这一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

而《汉书·扬雄传》则明显地分类记述了扬雄（前53-18）的著述：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司马相如），作四赋：

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22]这里在行文上先言“经”、“传”（按，即子书）、“史篇”，后言“箴”、“赋”、“辞”，隐然表现出扬雄著述时所持的文献分类观念和文体分类观念，也表现出班固对这种文献分类观念和文体分类观念的客观认定。

然而，班固仅仅是以排比句式来表述扬雄的各种著述，却并未对扬雄的经、子、史著述与文辞著述作出明确的类型区分，因此在他的叙述中，“经”、“传”、“史篇”、“箴”、“赋”、“辞”六类是相互并列的。

可见在班固生活的东汉（前6-220）中期，人们对经、史、子著述与文辞著述虽已加以区别对待，却尚未严分畛域。

此外，东汉中、后期，朝廷曾组织编修史书《东观汉记》143卷[23]。

该书流传初期，颇为世人所看重，把它与《史记》、《汉书》合称为“三史”[24]。

刘勰（466？

-539？

）《文心雕龙·史传》说：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25]，范晔撰《后汉书》即多取材于《东观汉记》。

惜唐宋以降，《东观汉记》渐渐散佚，至元代已无一完篇传世了。

据现存佚文，该书在介绍传主生平事迹时，曾连带叙及文体，例如：

（申屠刚[约前20-55在世]）涉猎书记，果于行义。

[26]曹褒，字叔通，笃学有大度，常慕叔孙通（约前221-前188在世）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思，寝则怀铅笔，行则诵书记。

[27]班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

……固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赋颂。

[28]梁鸿（约9-89在世）常闭户吟咏书记，遂潜思著书十余篇。

[29]蒋叠（生卒年未详），字伯重，为太仆，久以台阁，文雅通达，明故事，在九卿位，数言便宜，奏议可观。

[30]但由于该书仅存残篇断简，未见全文，我们无法断定该书是否在人物传记中著录传主各种文体的著述，当然也无法得知该书如何著录传主的各体著述。

《宋书·范晔传》说：

“（范晔）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31]范晔撰《后汉书》得以参照的后汉史著作，除了《东观汉记》以外，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的还有以下9种：

三国吴谢承（约222-252在世）《后汉书》130卷，晋薛莹（？

-282）《后汉纪》100卷，司马彪（约242-约306）《续后汉书》83卷，华峤（？

-293）《汉后书》97卷，谢沈（约294-约345）《后汉书》122卷，张莹（生卒年不详）《后汉南记》55卷，袁山松（？

-401）《后汉书》100卷，张璠（生卒年不详）《后汉纪》30卷，袁宏（328-376）《后汉纪》30卷[32]。

这些史著，除袁宏《后汉纪》为编年体史书外，均为纪传体史书，但都仅存残篇断简，因此我们也无法得知它们怎样在人物传记中著录传主的著述情况。

据推测，谢承《后汉书》大概已有《儒林传》与《文苑传》之分[33]，若然，则谢承书中有可能著录传主各种文体的著述，而为范晔《后汉书》所本。

然而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我们仍然可以断言，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并不是范晔《后汉书》的首创。

《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是否已有这一体例姑且存疑，但早于范晔的《后汉书》，陈寿（233-297）的《三国志》已有这一体例，却是毫无疑问的。

《三国志》始撰于西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太康元年（280）灭吴后，约历经10年，撰成全书65卷。

此书已有为传主著录各种文体著述的例证，经查检全书，共有以下6条资料：

（何）晏（190-249）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34]（王粲[177-217]）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

[35]（应）玚（？

-217）、（刘）桢（？

-217）……咸著文、赋数十篇。

[36]（郄正[220？

-278]）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

[37]（张）纮（约176-228在世）著诗、赋、铭、诔十馀篇。

[38]（薛综[？

-243]）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

[39]在这6条资料中，虽然《何晏传》和《王粲传附应玚、刘桢传》的著录仅言及“文、赋”，未能详列各种文体，但其余4条却已经是比较规范的传主文体著述资料了，与《后汉书》的著录体例若合符契。

据此可以断定，至迟在晋武帝太康（280-289）年间，史著中已经出现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此时下距范晔撰成《后汉书》约145-155年。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史著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实际上是人们编纂文集的实践活动的客观记录。

早在东汉中期班固生活的年代，人们已经开始按文体分类编纂前人的文辞著述了。

如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正月刘苍（？

-83）甍，《后汉书》记载道：

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

[40]据我所知，在现存史籍中，这是人们按文体分类编纂文集的最早记载。

又如《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记载：

景初（237-239）中诏曰：

“……撰录（曹）植（192-232）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

”[41]由此可见，从东汉中期至三国时期150多年间，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于按文体分类编纂文人的文辞著述了。

《后汉书》列传中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著录，大抵隐现出这种编纂文集的实践活动；而《三国志》列传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则无疑是这种时代风气的产物。

此外，《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372-451）注引挚虞（约245-约312）《文章志》，载：

刘季绪（生卒年不详），名修，刘表（142-208）子，官至东安太守。

著诗、赋、颂六篇。

[42]东晋穆帝（司马聃，343-361，345-361在位）永和四年至十年（348-354）间，常璩（约344-361在世）撰成《华阳国志》[43]。

该书亦有数条著录传主著述的资料，如：

（李）胜（生卒年未详）为东观郎，著赋、谏、论、颂数十篇。

[44]凡（文）立（？

-279）章奏集为十篇，诗、赋、论、颂亦数十篇。

[45]（常宽[？

-约322]）凡所著述，诗、赋、论、议二十余篇。

[46]凡此皆可证明，在两晋时，史著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已成定例，这正是《后汉书》著录传主著述的渊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在史著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并不是范晔《后汉书》的首创，《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是否已有这一体例姑且存疑，但早于范晔著《后汉书》150年左右的《三国志》已有这一体例，却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三国志》对这一体例仅仅是偶尔用之，并不像《后汉书》那样大量采用。

在史著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的著述情况，并形成史书人物传记的一种比较严谨的著述规范，这一点无疑是《后汉书》的一大创举。

第二，因为史料阙如，我们无法确定《东观汉记》是否已经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我们只能保守地断定，史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这一体例至迟形成于西晋时期（265-316）。

因此，我们只能说《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的体例，显示出东汉时期文人各种文体的著述和编集情况，同时也表现了刘宋时期以文体分类著录作家作品的文体观念。

由于我们还无法证实《后汉书》史料来源的准确时代，因此以《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一后出的事实，来推论汉末已经出现文体辨析的观念[47]，这是不太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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