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1.docx

1、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1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1)一、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之体例范晔（398-445）撰著后汉书，始于南朝宋（420-479）文帝（刘义隆，407-453）元嘉元年（424），范晔因事触怒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409-451），左迁为宣城（今属安徽）太守之时。其后范康几经升迁，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被人告发与密谋拥立刘义康一案有牵连，以谋反罪入狱，被处死刑，时年48岁。范晔以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参考其前的诸家后汉史著，自定体例，订讹考异，删繁补略，撰成后汉书。该书原定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卷，与汉书相伯仲。但是十志未克完成，

2、范晔即被处死刑。现在后汉书里的律历、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等八志，是后人从司马彪（约242-约306）所著续汉书里摘取出来，补入后汉书的。在中国古代正史中，后汉书显现出一个非常突出的新特点，这就是它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了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并形成较为规范的著录体例。后汉书卷80文苑传共为28人作传，其中有18人的传记著录了其各种文体著述。此外，见于诸列传者，尚有30人，均于传记中详细著录其各体著述。以上两个数字相加，后汉书共为48位传主著录了其各种文体著述情况。那么，后汉书怎样为传主著录其各种文体著述情况呢？试举数例，以见一斑：初，（桓）谭（前23？-56）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

3、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刘秀，前6-后57）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刘炟，56-88）使班固（32-92）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班）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崔）瑗（78-143）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艺、七言，凡五十七篇。（张衡78-139）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又欲继孔子（孔丘，前551-前479）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马融79-166）著三

4、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蔡邕132-192）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198）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王逸约107-144在世）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11综合考察此48条传记资料，我们可以归纳出后汉书著录传主各体著述情况的基本体例：（1）传主著述的著录次序，一般

5、先经、史、子著述，后文辞著述。（2）传主所著文辞的著录，包括各种文体及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3）传主所著各种文体的著录次序，一般先诗、赋、碑、诔、颂、铭、赞、箴等“有韵之文”，后疏、奏、论、议、章、表、书、记等“无韵之笔”。（4）六言、七言、琴歌等，在诗之外单列文体，且往往居于传主所著各种文体之末。（5）传主所著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或列于各种文体之前，如班固传；或夹于各种文体之中，如蔡邕传；或列于各种文体之后，如张衡传。（6）最后大都准确地著录传主所著文辞的总篇数。（7）传主单独成书的著作，则另加著录，如桓谭新论、王逸汉诗等。最早注意到后汉书著录传主各体著述这一现象的，是章学诚（1738-

6、1801）。他在文史通义中指出：范晔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12其后，王瑶、傅刚等续有所论13。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考述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的学术渊源，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的归类方法，以及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的排序原则等问题，以求正于方家。二、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渊源考后汉书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了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一体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学有渊源的。大要而言，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的学术渊源，其潜在因素是东汉以降整理文人文集的文献编纂传统，其显在因素则是以史记等前代史著为

7、代表的史学著述传统。这里先考论史学著述传统。在后汉书撰著之前，可以作为史著典范的著作，首先有司马迁（前145-前87？）的史记和班彪（3-54）、班固父子的汉书。司马迁撰史记，著录传主的著述，大致采用四种基本体例：第一，在列传中结合生平事迹，引录传主著述的主要篇章，并列举传主著述的其它篇章。如司马相如列传依次列举了司马相如（前179-前118）的子虚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封禅书等篇章，传末云：“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14第二，记载传主著述的篇章和字数。如老子韩非列传记韩非（约前280-前233）：“故作孤愤、五

8、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15第三，仅记载传主著述的书名及篇数。如孟子荀卿列传记孟子（约前372-前289）：“退而与万章（生卒年不详）之徒序诗书，述仲尼（孔丘）之意，作孟子七篇。”16第四，仅记载传主著述的字数。如老子韩非列传记老子（李耳，生卒年不详）：“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17孟子荀卿列传记荀子（约前313-前238）：“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18由此可见，史记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文体著述观念和文体分类意识，但其第一种体例，即在传记中大量引录传主著述的篇章，则成为后代史传的圭臬。其后班固继承其父班彪未竟的事业，撰著汉书，基本上

9、承袭了史记对传主著述的著录方式，大多数传记都结合对传主生平事迹的叙述，择要引录传主著述的部分篇章，但却仍未在传末作一区辨文体的综括说明。除了转录自史记的列传以外，如汉书卷51邹阳传、枚乘传，卷62司马迁传等，都是如此。但是，汉书中有几篇传记值得格外注意。史记将董仲舒（前179？-前104？）归入儒林传，仅记载其经学著述，并未著录其文辞著述19。而汉书董仲舒传则在传末概述传主所著文辞的篇数，并兼及传主的经学著作，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20像这样分述文辞（如“

10、上疏条教”之类）与经学著作（如“说春秋事之属）的著录方式，值得我们注意。再如汉书东方朔传，结合东方朔（前154-前93）的生平事迹，依次引录了谏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对、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篇章，传末又详列东方朔著述的其它篇章，云：朔之文辞，此二篇（按，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前77-前6）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21所谓“刘向所录朔书”，颜师古（581-645）注云：“刘向别录所载。”盖即刘向所整理的东方朔集，所收当为东方朔所有的文辞著述。该集应该是分篇排列，而非分体编辑。但所谓“

11、八言、七言”，则以文体为名，并列于文辞著述之末，这一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而汉书扬雄传则明显地分类记述了扬雄（前53-18）的著述：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司马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22这里在行文上先言“经”、“传”（按，即子书）、“史篇”，后言“箴”、“赋”、“辞”，隐然表现出扬雄著述时所持的文献分类观念和文体分类观念，也表现出班固对这种文献分类观念和文体分类观念的客观认定。然而，班固仅仅是以排比句式来表述扬雄的各种著述，却并

12、未对扬雄的经、子、史著述与文辞著述作出明确的类型区分，因此在他的叙述中，“经”、“传”、“史篇”、“箴”、“赋”、“辞”六类是相互并列的。可见在班固生活的东汉（前6-220）中期，人们对经、史、子著述与文辞著述虽已加以区别对待，却尚未严分畛域。此外，东汉中、后期，朝廷曾组织编修史书东观汉记143卷23。该书流传初期，颇为世人所看重，把它与史记、汉书合称为“三史”24。刘勰（466？-539？）文心雕龙史传说：“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25，范晔撰后汉书即多取材于东观汉记。惜唐宋以降，东观汉记渐渐散佚，至元代已无一完篇传世了。据现存佚文，该书在介绍传主生平事迹时，曾连带叙及文体，例如：（申屠刚约

13、前20-55在世）涉猎书记，果于行义。26曹褒，字叔通，笃学有大度，常慕叔孙通（约前221-前188在世）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思，寝则怀铅笔，行则诵书记。27班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固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赋颂。28梁鸿（约9-89在世）常闭户吟咏书记，遂潜思著书十余篇。29蒋叠（生卒年未详），字伯重，为太仆，久以台阁，文雅通达，明故事，在九卿位，数言便宜，奏议可观。30但由于该书仅存残篇断简，未见全文，我们无法断定该书是否在人物传记中著录传主各种文体的著述，当然也无法得知该书如何著录传主的各体著述。宋书范晔传说：“（范晔）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31范晔撰后汉书得以参照

14、的后汉史著作，除了东观汉记以外，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的还有以下9种：三国吴谢承（约222-252在世）后汉书130卷，晋薛莹（？-282）后汉纪100卷，司马彪（约242-约306）续后汉书83卷，华峤（？-293）汉后书97卷，谢沈（约294-约345）后汉书122卷，张莹（生卒年不详）后汉南记55卷，袁山松（？-401）后汉书100卷，张璠（生卒年不详）后汉纪30卷，袁宏（328-376）后汉纪30卷32。这些史著，除袁宏后汉纪为编年体史书外，均为纪传体史书，但都仅存残篇断简，因此我们也无法得知它们怎样在人物传记中著录传主的著述情况。据推测，谢承后汉书大概已有儒林传与文苑传之分33，若然，则谢

15、承书中有可能著录传主各种文体的著述，而为范晔后汉书所本。然而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我们仍然可以断言，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并不是范晔后汉书的首创。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是否已有这一体例姑且存疑，但早于范晔的后汉书，陈寿（233-297）的三国志已有这一体例，却是毫无疑问的。三国志始撰于西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太康元年（280）灭吴后，约历经10年，撰成全书65卷。此书已有为传主著录各种文体著述的例证，经查检全书，共有以下6条资料：（何）晏（190-249）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34（王粲177-217）著诗、赋、论、

16、议垂六十篇。35（应）玚（？-217）、（刘）桢（？-217）咸著文、赋数十篇。36（郄正220？-278）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37（张）纮（约176-228在世）著诗、赋、铭、诔十馀篇。38（薛综？-243）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39在这6条资料中，虽然何晏传和王粲传附应玚、刘桢传的著录仅言及“文、赋”，未能详列各种文体，但其余4条却已经是比较规范的传主文体著述资料了，与后汉书的著录体例若合符契。据此可以断定，至迟在晋武帝太康（280-289）年间，史著中已经出现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此时下距范晔撰成后汉书约14

17、5-155年。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史著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实际上是人们编纂文集的实践活动的客观记录。早在东汉中期班固生活的年代，人们已经开始按文体分类编纂前人的文辞著述了。如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正月刘苍（？-83）甍，后汉书记载道：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40据我所知，在现存史籍中，这是人们按文体分类编纂文集的最早记载。又如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记载：景初（237-239）中诏曰：“撰录（曹）植（192-232）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41由此可见，从东汉中期至三国时期150多年间，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于按文

18、体分类编纂文人的文辞著述了。后汉书列传中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著录，大抵隐现出这种编纂文集的实践活动；而三国志列传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则无疑是这种时代风气的产物。此外，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372-451）注引挚虞（约245-约312）文章志，载：刘季绪（生卒年不详），名修，刘表（142-208）子，官至东安太守。著诗、赋、颂六篇。42东晋穆帝（司马聃，343-361，345-361在位）永和四年至十年（348-354）间，常璩（约344-361在世）撰成华阳国志43。该书亦有数条著录传主著述的资料，如：（李）胜（生卒年未详）为东观郎，著赋、谏、论、颂数十篇。44凡（文）立（？-279）章

19、奏集为十篇，诗、赋、论、颂亦数十篇。45（常宽？-约322）凡所著述，诗、赋、论、议二十余篇。46凡此皆可证明，在两晋时，史著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已成定例，这正是后汉书著录传主著述的渊薮。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史著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并不是范晔后汉书的首创，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是否已有这一体例姑且存疑，但早于范晔著后汉书150年左右的三国志已有这一体例，却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三国志对这一体例仅仅是偶尔用之，并不像后汉书那样大量采用。在史著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的著述情况，并形成史书人物传记的一种比较严谨的著述规范，这一点无疑是后汉书的一大创举。第二，因为史料阙如，我们无法确定东观汉记是否已经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我们只能保守地断定，史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这一体例至迟形成于西晋时期（265-316）。因此，我们只能说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的体例，显示出东汉时期文人各种文体的著述和编集情况，同时也表现了刘宋时期以文体分类著录作家作品的文体观念。由于我们还无法证实后汉书史料来源的准确时代，因此以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一后出的事实，来推论汉末已经出现文体辨析的观念47，这是不太妥当的。（作者：3COME未知本文来源于爬虫自动抓取，如有侵犯权益请联系service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