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友好的故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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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友好的故事
我认为最真实感人的当属汶川地震后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援助:
巴基斯坦对中国地震灾区的援助仍在继续。
27日,一支由28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巴基斯坦医疗队飞赴中国甘肃地震灾区。
为此,巴方专门动用了最后两架战备运输机。
巴基斯坦共有4架运输机,其中两架用于日常飞行,另外两架作为紧急备用。
目前有两架运送救灾物资的飞机仍在中国,巴政府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
动用剩下的两架备用飞机。
而为了能多装救灾物资,巴方机乘人员居然把座椅拆了,都蹲在机仓里。
中国四川汶川发生地震之后,巴基斯坦政府已在第一时间将逾10吨救灾物资运往中国地震灾区。
在获悉地震灾区帐篷紧缺后,巴政府又先后捐赠了22260顶帐篷。
回顾巴方对中国地震灾区的援助行动,有很多故事值得铭记。
“他们是去救人的,有菜叶吃就行”
对于巴基斯坦的首批医疗队赴甘肃地震灾区进行救援,中国有关接待部门非常重视,也希望能为他们做好生活方面的安排。
为此,国内专门向中国驻巴使馆询问巴基斯坦医疗队的饮食安排问题。
巴外交部东亚司司长马钉汗告诉中国驻巴使馆政务参赞姚敬,巴基斯坦医疗队自己会带一些简单的食品,尽量不给灾区增加麻烦和负担。
“不用操心医疗队的吃饭、接待问题,他们是去救人的,有菜叶吃就行。
”马钉汗说。
“不要谈钱”
急灾区之所急。
巴基斯坦在中国地震发生后共提供了两万多顶帐篷。
中国驻巴使馆非常清楚,这些帐篷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巴基斯坦来说是笔很大的开销,所以希望以中方购买的方式送给灾区。
但是经过几次询问,巴基斯坦国家减灾局主席法鲁克和其他巴方官员都拒绝透露帐篷的价格。
“这些帐篷是救灾用的,是我们心意的表达,”法鲁克说。
“巴方说:
‘这些援助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中国兄弟以前帮助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要过钱吗?
’听到这里我眼泪都出来了,”一位使馆工作人员动情地说。
姚敬介绍说,根据市面价格,一顶帐篷一般约在200美元左右。
光是帐篷一项,巴基斯坦的捐赠价值就达到了400多万美元。
搬光战备帐篷
巴基斯坦是全球向中国灾区捐赠帐篷最多的国家之一。
两万多顶帐篷不是个小数目。
巴政府在提出捐赠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太多,而是把救灾放在了第一位,举全国之力为中国地震灾区抽调帐篷。
这些承载着巴基斯坦人民深情厚谊的帐篷源源不断地从伊斯兰堡、卡拉奇、拉合尔等城市运往中国灾区。
在伊斯兰堡装运帐篷时,竟然把战略储备仓库里的帐篷全部搬光了。
喀喇昆仑公路上的爱心传递
巴基斯坦提供救灾帐篷后,运输又成为了问题。
毕竟,巴方运输机每架次只能运送不过二三百顶帐篷。
为此,使馆和巴方经过协商决定,大部分帐篷通过喀喇昆仑公路——中巴友谊公路运输。
喀喇昆仑公路平均海拔高,路况复杂。
5月21日,16辆集装箱卡车从伊斯兰堡启运。
由于在巴方境内距红其拉甫口岸50公里处的冰川融化,中巴友谊公路被冲毁,淹没路段达一公里,运送救灾物资的货车无法通行。
经过中国新疆路桥公司和巴方工程人员的连夜紧急抢修,道路最终恢复了通车。
历时4天跋涉,这支车队终于抵达中国的红其拉甫口岸,在大雪中和等候在那里的中方人员举行了交接仪式。
截至记者发稿时,还有巴方运送帐篷的车队行进在泥石流多发的中巴友谊公路上,进行着千里爱心传递。
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
在巴基斯坦奉献爱心、体现友谊的援助中国地震灾区的行动中,来自当地的华侨华人、中资公司、留学生和巴民众等各方力量的支持不可或缺。
为了将大批帐篷尽快运往灾区,中国移动巴基斯坦分公司、华为巴基斯坦分公司、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司、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自愿提出要求,共同出资,从中国上海一家公司包了5架次飞机,协助运送帐篷。
当地的运输公司纳兹姆接到运送帐篷的请求后,没有考虑任何困难,立即答应以成本价负责运输。
在帐篷启运的前一天夜里,纳兹姆彻夜不眠,现场指挥装车,连妻子住院都没有时间去探望。
在巴基斯坦援助中国地震灾区的行动中,最常听到巴基斯坦官员或民众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希望能为中国兄弟做些什么。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
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
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
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
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
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
毛泽东批示:
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
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
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
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
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
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
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
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
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
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
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
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
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
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
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
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
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
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
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
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
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
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
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
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à国家。
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
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
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
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
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
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
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
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
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
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
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2007年10月31日中国政府向利比里亚续派医疗队。
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周欲晓和利比里亚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长沃尔特•T•格韦尼盖尔(WalterT.Gwenigale)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蒙罗维亚签署了关于中国政府同意向利比里亚续派医疗队的议定书。
利卫生部多名副部长、助理部长和中国驻利使馆经商参赞出席了在利卫生部举行的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后,格韦尼盖尔部长愉快地回忆了不久前访华取得圆满成功。
赞叹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
感谢中国政府向利派遣医疗队、设立疟疾防治中心等一系列慷慨援助。
希望中国政府增加对利医疗援助。
周大使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非常关心广大利比里亚人民的身体健康,医疗卫生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利援助的重点领域之一,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向利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