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不是铲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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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铲子

知识不是铲子

　　摘要:

德语中有关教育作用的理解如“文化构建（教养）”（Bildung）和“培训”（Ausbildung）的区分在以技术飞速发展为标志的未来不再有效。

不管人们如何理解教育,教育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培养思考的能力、提出新观点的能力以及共同实施这些观点的能力。

认知上的多语主义是防止知识专业化的唯一手段,这种知识专业化会大大限制我们的视野,从而导致结构上的不负责任。

　　关键词:

高等教育目标;思考能力;认知上的多语主义

　　中图分类号:

G40-05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0059（2010）05-0037-04

　　KnowledgeIsNotaShovel①

　　GesineSchwan（Author）,WUWan-wei（Translator）*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WuhanUniversityofScience&Technology,Wuhan430081,China）

　　Abstract:

Thedistinctionbetween"culturalformation"（Bildung）and"professionaltraining"（Ausbildung）intheGermanlanguageunderstandingoftheroleofeducationisnolongervalidinafuturemarkedbyrapidtechnologicalchange.Theprimaryaimofeducation,howeveroneunderstandsit,mustinsteadbetonurturetheabilitytoreflect,todevelopnewideas,andtoimplementthesecollectively.Cognitivemultilingualismistheonlywaytopreventthespecializationofknowledgenarrowingourhorizonstoanextentthatresultsinstructuralirresponsibility.

　　Keywords:

Aimofhighereducation;Abilitytoreflect;Cognitivemultilingualism

　　今天,有关大学角色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它们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上,或更具体地说,集中在大学能够为降低失业率、提高竞争力所做的贡献上。

这种优先考虑清楚地体现在人们对博洛尼亚（Bologna）进程尤其是从传统的工科硕士（Diplom）和文科硕士（Magister）②向学士和硕士转变的辩护上。

该观点认为,使学术成就的衡量标准与国际接轨将提升欧洲大学与美国同行竞争的能力,使得欧洲大学的毕业生能够更好地参与全球就业市场的竞争。

　　总体而言,定义大学角色的参照系很少超越经济竞争力这个范畴。

考虑到失业率上升的背景,这很容易理解:

经验表明,知识、教育和训练能够为降低失业率和刺激经济发展提供最好的机会,特别是通过革新的方式。

但笔者认为,这种把大学角色限制在经济方面的倾向必须纠正,因为它导致文化贫瘠,忽略了自由民主社会中教育的更广泛视角。

从长远看,这种倾向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民主社会中教育的目的

　　人们普遍认为,教育能够确保具有长期规范性的民主框架的存在,而教育本身也置身于这一框架之中;教育还能应对诸多实际挑战,比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将会遭遇的工作转型。

笔者自认对大学的了解程度高于中学,因而将在本文中探讨上述观点对于大学教育的意义。

在民主社会条件下,大学应该设定什么样的教育目标?

　　请允许笔者暂时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下这个问题的提出往往被认为是多余的,因为总体而言,学术界和大学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几乎是人们关注的唯一焦点,似乎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传统上,大学除经济以外的目标被称为“文化构建”和“培训”。

通常,这两个目标是对立的,非工具性的人格发展被认为是面向就业市场的培训的对立面。

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种警示,即大学教育不能再局限于教授学术知识,似乎大学一直以来都是在这种狭隘的意义上培养学生。

　　当然,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是什么样的,这种深层次的不安全感使得人们越来越怀疑起高等教育为毕业生就业做准备的目标。

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如何,不清楚高等教育应该相应地培养什么样的技能,做什么样的职业准备。

然而,劳动力市场并非像命运一样是强加于我们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对它施加影响。

比如,全球竞争能引发公司的不同反应:

有的公司会把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劳动力工资低的国家,有的公司会用泰勒主义者的方式压榨国内劳动力,有的公司会用机器替代工人,也有公司会求助于以革新为核心的生产过程如“单元式制造”（cellularmanufacturing）。

最后一种解决方法在专家看来最有前景,但它对员工的素质要求非常高。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菲亚特公司想在梅尔菲的新工厂引进“单元式制造”。

由于周边地区缺乏合格的工人,菲亚特选择了大幅度缩减规模。

其结果是未来对合格工人的需求减少,许多工作更加自动化,由此造成高素质工人和低素质工人之间的社会分裂。

要避免此种局面,旨在培养独立性、创造力和责任心的高水平培训当然是值得的,即便尚无在劳动力市场上具体应用的前景。

正是高素质的劳动力的存在为勇于创新的公司提供了向新方向发展的机会。

　　上述例子证明了一个越来越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即“可持续的”优质培训与广义的教育决非对立。

因为未来是开放性的,重要的不再是掌握技能或者信息,而是个人具备对越来越多的信息进行独特分类的能力以及整体的“世界经验”。

这样做使得个人能够获得超越单纯信息的经过反思的知识,有能力提出新观点,发挥主动性,并与他人合作把新的观点和倡议付诸实践。

　　所有这些步骤都要求高层次的反思。

一方面,这涉及信息和知识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基础。

考虑到每种方法和每种理论所隐含着的不确定性,仅此一点就需要恒心和耐心。

因此,如果不考虑其条件的话,根本就不存在确定的、容易掌握的知识。

即使对于最微小的观察对象而言也是如此。

哲学家和认知理论家龚特•阿贝尔（GünterAbel）指出,“除了被观察到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观察本身看到很多东西”。

我们从数不清的为新知识社会辩护的文章包括官方正式文件（常常隐藏在官僚语言背后）中发现认知-理论的天真观点,即知识可以被当做铲子一样来用。

在我看来,仅以学术标准来衡量,此观点也是荒诞无忌的,更别提最新研究成果的证据了。

　　另一方面,反思意味着与自己试图获得知识、进行交流以及展开合作的对象达成某种共识。

任何一个不习惯于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的人很难与他人一起讨论眼前的问题,并且在复杂的背景和情境下无法理解他人或与他人一起行动。

　　正如笔者简要描述的,高等教育要想面向未来或者能够在未来生存下去,这种反思能力就是一个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就广义的“文化”而言,这种反思能力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视为人格发展的路径和目标。

在此,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主活动,包括自我反思等,它是个人借以成为道德主体的手段。

教育不是可交换的、确保声望的商品,教育并不像尼采所讽刺的那样,把“受教育的公民”（Bildungsbürger）变成“受教育的市侩”（Bildungsphilister）。

相反,教育是持久不断的努力,通过它个人能够理解世界、获得道德定位并且由此产生负责任的行为。

善于反思的人把每个经验与从前的经验进行对比,从而意识到并不存在现成的总体知识,即不再需要和其他人达成共识的知识。

相反,从单个信息变成知识的过程通常被认为是对谈论或假设的内容的确定性的增强,实际上这个进步过程包含着对看似矛盾的原则的确认,即对知识的不确定性及其有效性的局限性的确认。

知道者比被告知者更加了解与每个确定性假设有关的局限和障碍所在。

因此,不确定性知识显示了理解的进步。

康德所著的被视为认知理论界“哥白尼革命”的《纯粹理性批判》是我们理解教育的基础,当代知识社会的雄辩家们难以望其项背。

它比不假思索地宣称知识社会是既定事实甚至既定目标的许多伪进步言论更现代、更开明。

　　如果我们要在信息泛滥和人们对电脑过分信任的条件下评估和确定大学的目标,就需要揭露一种欠考虑的说法。

该说法常常被用来为终身教育的必要性辩护,即通常所说的知识的“半衰期”（half-life）。

真正经过反思的知识在三个月之后并不会像旅行时刻表上的信息那样失掉其有效性。

关键要创造出一种通过反思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由知识获得者自己负责的知识。

这种知识不能被简化成为可装在小盒子里的由箭头标识因果关系的一系列密码,而是通过有经验的反思实践来获得,并且依赖于自身和其他知识之间持续不断的协商过程。

柏拉图的《对话》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彻底的思考在论证和反论证的过程中保留了有效性,即使这种有效性在原则上是不完整的,换句话说,它总是相对的,抑或更准确地说是关系性的。

　　基本的政治维度

　　虽然“教养”和“培训”或许不再代表以快速技术变革为标记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有个问题依然存在,即本文所描述的教育概念的政治维度（也就是教育与道德责任以及公民社会责任的结合）对大学的未来是否仍有意义。

难道科学真的是“价值中立的”吗?

无论如何,这是许多人都持有的观点,他们援引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话来证明这个观点。

当然,这是对韦伯的误解,他不过是想辨明在每次科学分析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判断,避免宣称科学分析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这不仅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研究方法（如果人们把后者视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话）也总是涉及有关现实和人类的先验性的理解,其中就包含着价值判断。

人们通常认为,维持一个经过检验的方法的有效性比提出意义深远的问题更为重要,因此,相关部分的现实和可能的因果关系往往会在分析中被排除掉。

　　我们是否也需要从政治角度定义大学的目标呢?

这可能吗?

经济全球化的逻辑会迫使我们将政治契约、民主、自由和公正让位于经济效益、自我肯定和生存吗?

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启蒙时代的教育理念中所包含的政治思想、其政治上负责任的公民的概念,也就是根据共同体（指的是他出生的民族国家）利益行动的公民概念过时了,甚至不可能存在了吗?

　　这些问题绝不是学术性的,尤其在谈到对未来决策者的教育,即对那些可能肩负重大责任的高级官员的教育时,更是如此。

这里不可能有纯粹客观的答案,更不用说有约束力的答案。

政治学家弗里茨•沙普夫（FritzScharpf）用他的理论体系观驳斥了政治将在未来过时的观点,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根据理论或者实证论证,而是先从规范性的甚至从不能听任问题自我管理的道德本能的角度来论述。

不过,沙普夫确实把一个条件――通晓多种语言的能力与政治存在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普遍的民主制政体中（即本文所关注的建立在讨论和协议基础上的政体）。

这意味着熟悉不止一种现实和社会领域,有能力说不同的“语言”（尼克拉斯•鲁曼（NiklasLuhmann）称之为“代码”（codes））。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无法相互理解或理解各自的生活和经历,话不投机,无法交谈。

　　多语主义（Multilingualism）是防止知识专业化的唯一手段,这种知识专业化会大大限制我们的视野,从而导致结构性的不负责任（structuralirresponsibility）。

正如托马斯•曼（ThomasMann）所指出的,我们的思维将变得“无限狭隘”,这将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

如果希望继续保持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影响力,我们就必须越来越多地推行多语主义。

　　启蒙时代教育概念的公民-政治维度正是全民教育的可能且必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大学的一个目标,难道不是这样吗?

如果我们认为避免偏见盲目和结构性不负责任的危险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认识到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以及遏制不断增加的暴力行为都与诸如自由和公正等道德和政治条件息息相关,对于我们自己以及所有其他人而言都是如此（因为我们不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如果我们牢记建立在正义的最低标准基础上的自由民主的发展是我们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同生存的前提,那么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这将成为大学影响深远的根本目标,大学的经济效益和技术转型应当从属于这一目标。

　　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决策能力日渐式微时,这个结论依然成立吗?

是的,结论更是如此。

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自由民主制或许与时间和地点相关,因为政治的合法化没有其他形式。

然而政治权威的疆界并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的疆界相重合。

支持将决策权让渡至超国家层面以及地区层面的观点不胜枚举,由此形成一个“治理”（governance）的网络,其主体除了传统的民族国家以外,还包括大型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

在这个复杂的治理网络中,只要本着一种负责任的公民的态度去对待问题并且做出反应,只要人们学会了超越自身的狭隘利益、生活世界、职业、专长和世界观去理解和同情他人,能够在“现场”达成共识,找到长效的解决方法,民主政治就会成功运转。

人们越是独立自主,越少依赖上级权威的认可,民主政治的运转就越好。

　　达成共识的能力

　　在笔者看来,在未来的民主社会中,高等教育的更宏大目标是培养达成共识的能力。

一方面,这意味着对我们自己的知识、思维和行为的认知前提,对现实的众多领域以及科学的经过反思的知识,以及对其他历史经验和文化影响的兴趣达成共识。

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理解、同情他人及他人的思维方式,本着自由和正义的精神与他人一起行动的能力、想象力和意志力。

“达成共识”这一术语将（看似）纯粹的思想认知意义和道德意义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这两层意义都是不可或缺的,二者都涉及对于新事物的逻辑、内在结构及其后果的理解。

这是研究的首要因素。

然而,与他人达成一致,向他人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或者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表示出寻求公正的解决路径的意愿,这些能力无论对于生活还是生存而言都显得越发重要。

而人们只有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知识领域,反思自己的世界并且理解他人,上述能力才能得到拓展。

　　致谢

　　本文的翻译和发表得到原作者格西娜•施万教授的授权,在翻译过程中还得到英译者西蒙•加内特教授的无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本文最初用德语发表在《新社会/法兰克福手册》（NeueGesellschaft/FrankfurterHefte3/2010）,由西蒙•加内特（SimonGarnett）译为英文,本文从英文版转译而来。

　　②在博洛尼亚改革之前,工科硕士主要授予应用科学的研究生,相当于BA;文科硕士则被授予人文科学研究生,相当于MA。

两个学位都比BA和MA要求更长的时间和更深入的课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