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二胡教学刍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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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二胡教学刍议

新世纪二胡教学刍议

　　摘要：

进入新世纪，二胡艺术面对多元化世界更应保持自己传统地位。

如何传承、发扬光大二胡艺术，是我们需要关注一个重大课题。

　　关键词：

二胡教学；方案；继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

J633.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2172（2008）02－0043-04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文化建设必须适应经济增长和群众对文化生活不断高涨的要求。

另外我们还面对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挑战，面对高雅艺术的困境以及民族虚无主义的阴影，民族音乐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为此，我们在新世纪中的二胡教学必须培养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

　　方案一：

学生以学二胡表演为主，再选择学习一至二门甚至更多的同类姊妹乐器，如：

高胡、板胡、京胡、坠胡、擂琴、马头琴等等，使我们的学生在绚丽多姿的民族音乐的滋养中成长，这不仅对掌握各地音乐韵味、风格和技巧方面十分有利；而且对于一些稀有乐器、色彩乐器的传承和发展，以及对某些地方民间乐种的传承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学生选学了高胡，不但为乐队弦乐的高音声部培养了人才，而且还可通过学习一定数量具有代表性的广东音乐，使学生掌握该乐种的风格和技法。

又如学生选学了板胡、京胡、擂琴等，将对掌握多种地方音乐、戏曲音乐的风格和韵味有直接的收获，并且还培养了有关乐器的演奏人才。

二胡表演专业也可称之为胡琴表演专业。

　　方案二：

学生以学二胡为主兼修作曲。

由于民乐专业包括二胡专业是发展中的专业，用于表演和教学的曲目都不够丰富，专业作曲家的创作对二胡的发展尽管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如：

刘文金、王建民、关乃中等人的作品，深受人们普遍的尊重和喜爱。

但是，这样的作曲家毕竟人数太少，我们还需从自己的专业队伍中培养创作人才。

　　音乐史上有不少闪光的名字，他们既精于多门乐器的演奏，又有传世之作，他们的成功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如：

周少梅、刘天华、阿炳、吕文成、王殿玉、刘明源等等。

　　在当代的音乐家中，黄海怀先生是杰出的一位，他在创作、教学、演奏方面所作的贡献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此外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等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文艺单位中都有不少值得学习的杰出人物。

这里仅举两位前辈大师的业绩来说明问题。

吕文成和王殿玉都是刘天华先生的同代人，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不如今天优越，但他们和其他民乐大师一样，都为民乐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吕文成（1898―1981），在江南二胡的基础上创制了高胡而推动了广东音乐的发展，使其地方色彩和风格更为突出，在他创作的300多首作品中有广东音乐200余首，对广东音乐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他还是高胡、二胡、扬琴、木琴等乐器杰出的演奏家，有“二胡王”“二胡博士”的美称。

王殿玉（1899―1964）是擂琴艺术的创始人、古筝艺术家。

他在坠琴的基础上创制了擂琴（又称大雷），使其在音域和音量方面都大有提高，并使音色圆润而极似人声。

他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演奏方法和技巧，擅于逼真地模仿人物对话、鸡鸣犬吠、戏曲歌声、多种乐器及乐队伴奏效果。

对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谭富英等各派独具风格的唱腔的仿奏，更是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他对古筝、古琴、三弦、坠琴、扬琴等乐器的演奏均有很高的造诣，被誉为“丝弦大王”。

著名擂琴演奏家韩凤田、宋东安、王华杰；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赵玉斋、高自成、何宝泉等等均出自他的门下。

　　我们二胡专业的学生如果学习了擂琴，不但对濒临失传的擂琴演奏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有所补救，而且将对二胡演奏的声腔化有很大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周少梅先生、刘天华先生都曾研习过三弦拉戏，当代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则把“器乐声腔化”作为终身研究的课题之一，我们从她的演奏中可以感觉到民族神韵的微妙，著名二胡演奏家许讲德于此也有很高的造诣。

　　关于有关专业的师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就聘请了杰出的民间演奏家曹东扶、赵春峰、杨元亨等到学院任教，对有关古筝、唢呐、管子等专业的创立和传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现在各院校也可长期或短期聘请有关专业的教师，如果限于条件不可能在一所院校聘请，也可只聘部分专业或个别专业，采取巡回教学或交换教师、交换学生的办法解决。

　　为适应民族器乐交响化的发展需要，为拯救民间乐种的需要和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对重奏、合奏、各种乐器组合形式的教学必须加强，这方面的意见在往次的学术研讨会中已有人提出不再赘述。

　　二胡在民族器乐家族中是最年轻的一件民族乐器，所以家底不多，二胡的发展历史、演奏曲目等的文献资料都十分有限。

上世纪20年代以来，经刘天华先生的革新，并引入高等院校音乐专业的课堂，在理论、创作、教学、演奏和乐改等各个领域中创造了非凡的业绩。

使二胡成为在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而又是表现力最强的一件民族乐器。

他借鉴了西洋器乐系统化的训练程序，编写了47首二胡练习曲，创作了《病中吟》《空山鸟语》等十大名曲，并移植和整理了一些传统乐曲，组成了一套虽然是初步的，但是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的二胡教材，培养了一代传人，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为二胡教材的范本。

由于刘天华先生的早逝，他未竟之业由他的艺术传人薪尽火传，二胡艺术才得以发扬光大。

我们不但要珍惜历史上有限的文献资料，而且更要珍视刘天华先生以来的文献资料。

　　刘天华先生逝世以后，在上世纪30、40年代是我国处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刘派艺术传人储师竹、陈振铎、刘北茂、蒋风之、俞鹏等等都为二胡学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应该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所以我建议在二胡教学中应该研习有关他们的著述和乐曲。

如：

《刘天华先生纪念册》《刘天华全集》（刘育和编）、《刘天华的创作和贡献》（陈振铎编著）、《二胡演奏法》（陈振铎编）、《刘北茂二胡曲集》（刘育熙编）、《刘北茂纪念文集》（刘育熙编）、《蒋风之二胡演奏艺术》（蒋风之、蒋青编）、《瞎子阿炳曲集》（杨荫浏、曹安和、储师竹编）、《中国二胡名曲荟萃》（上）（阎黎雯编）、《音乐家储师竹》（岳峰编著），杰出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的几首传世之作于1950年经抢救才流传于世。

目前对这类有关传统文献的研习、使用有偏废现象，致使青年学生对现代二胡艺术的发展历程知之甚少，甚至误家解。

所以，我们不仅要学习刘天华先生创作的十大名曲，还要学习他在“继承和借鉴”、“传统与创新”方面的实践和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他是理论和实践高度统一的伟大民族音乐家。

陈振铎先生说：

“他对发展民乐来说有独到的见解，如今看来，他之所以取得超越时代的成就，就是他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排斥西方音乐的国粹主义。

他是一个既掌握中国音乐创作技法，又善于吸收西欧进步音乐规律的革新家、国乐闯将。

其所显闪着的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光芒，在我国改革开放年代，愈益醒目。

”我们对刘派二胡艺术传人的论述需认真学习。

　　由于二胡教学的实际年限已向低龄和研究生方向两头延伸；又因业余水平不断提高，而使专业与业余的曲目几乎相同，演奏水平也十分接近，所以还需要大量的教材。

1989年11月在天津全国二胡教学研讨会上，阎黎雯先生以出版编辑家的视角提醒大家说：

“二胡成套教材太少了。

”然而20年后的今天，成套的教材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加以描述，仅赵寒阳先生就出版了教材和著作37种，全国也许有300－400种之多，这对二胡教学的发展和提高是好事，应该允许并给予充分的时间来考验。

但从所选曲目来看，重复较多，反映了曲目的稀少和珍贵。

可是，曾在二胡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并被业内外人士高度评价的作品，如：

刘北茂先生创作的100余首二胡曲中仅有《小花鼓》一首乐曲被经常采用，这首乐曲创作于1943年，表达作者在艰苦岁月中的乐观主义情怀，但就这样一首也还被误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储师竹先生和陈振铎先生分别创作的几十首作品中，除了个别短小的被采用以外，其余的都未被动用。

俞鹏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10首二胡曲，不但旋律优美、格调清新，而且激情奔放、个性突出，颇富民族神韵，对二胡性能的拓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处领先地位，可惜在教学中也很少被采用。

以上现象可以说对现有限的传统教学资源是一种不小的浪费。

传统的教材少了，对学生掌握民族音乐的内涵和韵味方面也是一种缺失。

　　二胡还需要大量的教材和演出曲目，有选择地植移西方优秀的古典乐曲也不失为一种补充教材和丰富演出曲目的方法，它们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训练价值。

通过自己的民族乐器来演奏有特殊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就是在与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由于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末期发展缓慢，加之闭关锁国的政策，危害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特别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摧残下，文化艺术凋零。

而在西方则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文化艺术得到迅速的发展。

如：

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维瓦尔弟（1678―1743）就曾创作有近500首协奏曲，其中小提琴协奏曲就有230首以上，在协奏曲发展史上有显著的贡献。

他的由4首小提琴协奏曲组成的《四季》至今久演不衰。

又如：

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1782―1840）他开拓了近代小提琴演奏技法，运用高超的技巧写下了多部小提琴协奏曲，《24首随想曲》《无穷动》，以及吉他曲200首、各种室内乐曲。

他还是著名的吉他、中音提琴家，他的作品已有移植为二胡演奏的。

再如著名的西班牙小提琴家、作曲家萨拉萨特（1844―1908）他写有相当相数量的小提琴曲，如：

《吉普赛之歌》、《卡门主题幻想曲》等已移移植为二胡曲。

　　优秀的西方古典乐曲数以万计，优秀的小提琴曲成百上千。

二胡仅有两根弦，在演奏和弦和音域方面是劣势，但就其接近人声的独特音色方面来说应该是优势。

移植中只要在个别的地方，在不违背原曲意的情况下适当改动也就可以了，这种作法在西洋乐器的移植中也是常见的，对二胡移植何以苛求。

在目前通过一些已经移植为二胡演奏的乐曲来看，对新奇美妙的旋律、纷繁的节奏、多变的力度和速度；或委婉的倾诉、飘若游丝；或狂放不羁、激情似火；或凄婉酸楚、催人泪下以及动人心魄的炫技性……用二胡演奏都可以表露较好，我认为这些移植基本上是成功的。

除审美价值以外，对二胡技术的推动和创作的借鉴也是大有好处的。

青年演奏家和学生在前进中对技巧方面的关注多一些，应该正确地引导，老一辈专家应该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不要一味地去责怪他们。

我相信他们会向真、善、美的境界去追求的。

　　杰出的民乐指挥家彭修文先生，生前曾移植过大量的外国管弦乐作品到民乐队中演奏。

如：

《四个小天鹅》《卡门》组曲、《图画展览会》、《大海》、《云》、《火鸟组曲》等等，为的是向我国听众介绍西方经典乐曲，另一方面也是为提高我国民乐队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

刘天华先生除了如饥似渴地学习我国的传统音乐以外，他于1923年28岁时开始向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并以惊人的毅力每日练习6、7个小时，从未间断直至罹病逝世。

1927年他又向范天祥教授学习西洋音乐理论。

为什么呢？

为了“将来更好的整理中国音乐”，为了“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中找出一条新路”，为了改进国乐“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

由于他的早逝，还来不及把西方的经典乐曲移植到二胡上来演奏，他已准备但还未实施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曲目中，已有圣－桑的《e小调协奏曲》、贝多芬的《浪漫曲》等高级水平的曲目，我们今天的移植我想他是会赞同的。

　　我国的民族音乐来源于人民的生活，是我国人民思想感情的集中体现，最能表达人民的心声，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刘天华先生说：

“中国人还是最喜欢自己的音乐。

西洋音乐固有它的妙处，却不如中国音乐对我们那样亲切而易懂。

但可惜现在国乐地位那样低，更没有人去重视和提倡，所以我要下番功夫在改进国乐上做些工作”。

我们现在的处境比上世纪前半叶有很大的好转，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由政府和行政部门组织编辑的中国音乐“四大集成”；世界级和国家级、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评定，以及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等等都给我们的继承和宏扬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在现实中我们不能忽视由于世界文化一体化的影响、民族虚无主义的阴影和艺术商品化的影响，使我们民族文化处境维艰，鲜活的民族音乐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和舞台上流失。

　　据去年报载：

根据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调查，全国共有368个剧曲剧种，到2005年仅存267个，尚有一半仅有业余演出。

戏曲大省的山西1983年还有49个剧种，而20年以后仅存28个，平均每年消失一个剧种。

笔者所在的四川唯一的大剧种川剧也仅有为休闲、旅游服务的变脸、吐火维持表演。

然而，歌星、超女的身价在商业的炒作和媒体的追捧下一路飚升。

今年11月10日超女李宇春在成都的演唱会最高票价为1680元，相当于本地区退休副教授一个月的基本工资。

12月24日将在成都举行的快男、超女演唱会，最高VIP票价竟为12248元。

　　高雅的音乐艺术困难重重，交响乐团处境尴尬，幸有有识之士的呼吁，各省的交响乐团尚有一些排练和演出，有幸者则可被当作是城市文化的名片，高薪聘请指挥和乐队成员。

而民乐团的处境则更为艰险，有的曾在全国有影响的民乐团似乎已经偃旗息鼓了，许多省、市的民乐团队则处于瘫痪状态或变相被撤销，代之为十二乐坊式的新民乐。

民歌、戏曲、江南丝竹、广东音乐……都发出了要求拯救的呼声。

刘天华先生在70年前曾经说过：

“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

……”我们培养的学生一定要成为民族音乐的继承者、革新者和发扬光大者。

最后请允许借用10年前赵德义教授的话来结束此文：

“弘扬民族音乐需要合力，需要同心同德。

为了发扬光大中国音乐，伸出你的手，伸出我的手，伸出大家的手，一起来推动二胡艺术走向新的繁荣！

”

　　（本文为应邀出席2007年11月武汉“纪念黄海怀逝世40周年.新世纪中国二胡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学术论坛”而作，发表前对个别地方作了修改）

　　责任编辑：

陈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