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巴的历史与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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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的历史与文化

丹巴的历史与文化

（一）、丹巴历史概述

丹巴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大渡河上游，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东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东南、南与康定县接壤，西交道孚县，北、东北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相连，面积5649平方公里，是甘孜州至成都平原的东大门，甘孜、阿坝两州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911年8月（清宣统三年），清政府发出布告，决定以丹东革什扎、巴底、巴旺三土司，上、下宅垄土守备及明正土司所辖十七土百户合并置县，并取丹东革什扎、巴底、巴旺三土司名的汉译音首字定县名为“丹巴”。

丹巴之名，始出于此。

其藏语名为“诺米章谷”，意为“山岩之城”。

丹巴历史悠久。

位于大渡河支流小金川左岸的中路乡新石器时代文化古遗址表明，土著先民约在5000年前就已在丹巴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已从游牧走向定居。

县境内近几十年来发现了大量石棺墓葬，这种古文化遗存也证明，位于民族走廊之中的丹巴先秦时代就已是古代民族活动频繁的地区之一；居住在大渡河上游的先民与岷江、雅砻江流域的古代部落相互往来，创造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

秦并巴蜀后，在岷江上游置湔氐县，今县境为其周边地区。

西汉时期，汉武帝以冉等部落地设汶山郡，又以蜀郡西为属国都尉，领牦牛等四县，将大渡河流域一些地区纳入版图，县境东部、南部分别为汶山郡、牦牛县之边地区。

东汉永平年间，汶山以西的白狼、槃木、唐取等部落归附，县境及附近地区正式纳入郡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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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南下的羌人部落与土著部落经过长期融合，在近甘孜、阿坝一带形成了许多部落和地方政权。

《隋书附国传》中记有附国之东的嘉良夷,从其文化看，即近嘉绒藏族的先民，近县境为其活动区域。

据《隋书附国传》载，公元609年（隋大业五年），嘉良夷随附国使者朝贡，这是丹巴境内古代民族进京的首次明确记载。

吐蕃兴起后，大渡河上游地区成为唐蕃争夺的目标，这一地区各部落的活动均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

唐代分布在岷山以西的有哥邻、白狗、逋租、南水、弱水、悉董、清远、咄坝八个古羌部落，即史书所称的“西山八国”。

其中哥邻即隋之嘉良，也即近嘉绒藏族的先民，近县境一带为其活动区域。

为加强统治，与东向发杂货内的吐蕃王朝争夺，唐在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将今甘孜、阿坝一些地区纳入羁縻州设置，其中东、西嘉梁州（后合并为嘉梁州）即在今丹巴一带，这是中央王朝在今县境设置政权的最早明确记载。

吐蕃不断东扩后，唐在近甘孜一带设的羁縻州尽失，嘉梁州也在吐蕃王朝的统治之下，这一变化给之后的丹巴民族融合与宗教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宋王朝由于与辽、金先后对峙，力量弱于唐，但为加强统治，仍注重在近甘孜州一带的经略，也在这一地区设羁縻州，对部落首领加以封职。

其中，东、西嘉梁州仍在今丹巴一带（东嘉梁州在县东部、西嘉梁州在城关一带），与唐代大体相同。

蒙古兴起后，宋金对峙和地方政权割据分裂的局面结束。

元在今四川藏区设宣慰、宣抚、安抚、招讨诸使及万户、总管诸府，皆隶于宣政院。

元称藏族为吐蕃，在藏区的建置多冠以“吐蕃”二字。

综合《元史》等史书的记载，元在今甘孜、阿坝一带设置了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今丹巴及附近地区属其所领的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军民安抚使司。

明踵元故事，继续在今甘孜州一带维持统治，推行土司制度。

今丹巴县的大部分地区在明代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管辖范围之内。

公元1403年（明永乐元年），大小金川哈依拉木内附，被封为金川寺演化禅师，近县境内大小金川及革什扎河流域为其管辖。

请带今丹巴境内土司及“改土设屯”的情况比较复杂，各土司所辖地区的变化也较大。

清初，大小金川流域属金川寺演化禅师所辖，大渡河上游及牦牛河（东谷河）一的爱归明正土司管辖，丹东、革什扎河流域及今道孚部分地区则由丹东革什扎安抚司管辖。

乾隆年间，清王朝两次用兵金川，在使用武力的同时，又开始推行“改土设屯”。

公元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清王朝在今县境内设置章谷屯，管辖儹拉（小金川）宅垄屯守备各部落、屯练各寨堡及三街、六甲屯、三营等地。

同时，清又先后授巴底、巴旺首领安抚司职，旋又将巴底晋升为宣慰司，允其辖今巴底、巴旺全境，隶打箭炉厅，大渡河、牦牛河（东谷河）一带的十七土百喝（俗称二十四村）则不作改变，仍归明正土司管辖。

公元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清王朝划明正、革什扎、巴旺、巴底各土司所辖寨落归章谷屯辖，这一调整，成为之后置县的境域雏形。

清末时，各土司间因相互争夺，辖地又有一些变化。

公元1911年初，清民政部奉宣统谕旨充准收回丹巴一带各土司印信号纸，全面推行“改土归流”。

当年2月14日，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奏请将明正土司改流，并主张将巴底、巴旺改为丹巴县，隶于康定府。

同年8月，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火木发布丹巴建县布告，公开宣布设县。

尽管当年建县未果，但有关准备工作已为1912年民国建县奠定了基础。

丹巴设县是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丹巴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950年4月18日，丹巴各族群众迎来解放，丹巴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丹巴的民族

丹巴是世居民族以嘉绒藏族为主，其次是汉族、羌族和回族。

丹巴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共同为丹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丹巴水草丰茂，气候宜人，自古以来就有人类活动于此。

先秦至秦汉时期，西北古羌人不断沿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河谷南迁徙，丹巴一带成为南下邻近地区长达200多年之久。

在吐蕃王朝的统治下，尤其是在苯教、藏传佛教的长期影响下，今丹巴境内的部落逐渐被同化、融合，最后形成具有地狱和语言特点的嘉绒藏族。

在清王朝两次用兵金川之前，丹巴一直是这种具有地狱和语言特点的栽赃组聚居区。

由于所处地狱和语言的差别，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二的丹巴藏族可氛围若干语言区。

庄学本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丹巴调查报告》中，根据丹巴各地藏族语言的他点，将丹巴藏族划分为西康语族、道坞语族、西戎语族。

这种划分具有一定根据，但仍欠全面准确。

根据语言调查，丹巴藏族可分为四大语言区：

一是嘉绒语区，即庄学本报告中的西戎语族。

嘉绒又译甲绒、甲龙，是藏族的一支，所操语言俗称嘉绒语。

嘉绒一词，系藏语嘉莫察瓦绒的简称，史家一般多解为“靠近汉地之农区（人）”，在《安多政权史》等藏文史籍中则指大小金川、大渡河上游河谷农区的人，当地习称之为嘉绒娃。

嘉绒旧为十八土司所领，地跨今甘孜、阿坝两州，人口10多万，其中巴底、巴旺等5个土司的全部或部分辖地在今丹巴境内。

今巴底、太平桥和半扇门上半乡等地属嘉绒语区。

二是康巴语区，庄学本在其报告中称之为西康语族。

这部分藏族自称先祖是从康巴（今西藏昌都、四川甘孜等地）迁来，语言也与今康巴地区基本相通，故当地习称之为康巴娃。

今格宗、梭坡、中路、岳扎、水子、城厢等乡和章谷镇属康巴语区。

三是安多语区，庄学本报告中未将其单独划出。

这部分藏族人口较少，散居在丹东、边耳、巴底、革什扎、东谷和太平桥乡的宅垄牛场等牧业村，主要从事牧业，当地因此称之为牛场娃，又因其所操语言属安多方言，所以又称其为安多娃。

四是尔龚语区，庄学本报告中将其称做道坞语族。

尔龚语由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命名，俗称道孚话，当地又称之为巴旺、革什扎话，这种因与邻近的道孚、炉霍虾拉沱、金川观音桥等地相通，与嘉绒话、康巴话和安多话则差别较大。

丹巴操这种话的藏族人口也较多，仅次于康巴娃，主要居住在丹东、边耳、革什扎、巴旺、聂呷、东谷等乡和章谷镇。

在这四大语言区中，还有小区域的语言差异，这种现象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条沟一种话”。

丹巴藏族所操的这几种语言，有三种是藏语方言或次方言，尔龚语则被学者们划为羌语支语言。

从语言的殊异中，可以看到已融合于藏族之中的古羌人的文化遗迹。

这种历史遗存，反映了丹巴藏族文化的多元性特点。

清乾隆以前，虽有汉族官员、商人到过丹巴，但至今未发现有成批定居的记载。

公元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平定金川后，清王朝推行“改土设屯”，汉族才开始大批进入丹巴定居，成为今丹巴的世居民族汉字一。

到丹巴定居的汉族主要是来自陕西、四川两省的商人与农民。

陕西人早在元代就开始进入甘孜州一带，这与元代设陕西四川行省，并规定这一带土官头人朝贡由陕西官府办理有关，尽管后来行政设置有所变化，但这种情况却一直延续下来。

陕西人进入四川藏区的主要为商人，以前多定居在康定，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后开始在丹巴定居。

由于清王朝在“改土设屯”中安插移民，按户授地，所以四川人进入丹巴定居的多为川北等地的农民。

青龙以后，汉族移民仍继续迁入，除经商、佣耕外，又有因开金矿、云母矿而定居的，清末民国时期，内地灾荒战乱不止，逃荒避难的汉族移民人数也不少。

红军长征路过丹巴时，也有一些人员留下来定居。

解放后，各行各业的汉族干部职工因工作需要也有不害臊人定居下来。

改革开放以来，丹巴汉族人口有所减少，目前约占全县人口的30%。

汉族进入丹巴后，多以小聚居为主，主要分布在大小金川及大渡河上谕河谷两岸，以县城章谷镇为最多。

其次是岳扎、半扇门、巴旺、梭坡、东谷等乡。

汉族迁入并成为世居民族，对丹巴的经济外呢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羌族、回族迁入丹巴的时间与汉族大致相同。

丹巴羌族现约有1000多人，他们的祖先在清代乾隆时期“该土设屯”时从今阿坝的理县、茂县一带来丹巴充当弁兵，他们的居住地清代、民国时期称三营，现属太平桥乡。

丹巴回族最早也是在乾隆“改土设屯”时进入丹巴的，后因经商、采金又从金川、陕西等地迁入一部分，现约有300余人。

（三）、丹巴的文化

以藏族为主多民族杂居的民族结构和藏文化的较早传入，使丹巴的宗教具有多宗教、多教派及苯教与藏传佛教影响最大等特点。

丹巴最古老的总为苯教，又称苯波教、黑教。

这种古老宗教有许多自然崇拜的特点，冲表神山、神石、神树、神水，在丹巴特别崇拜墨尔多神山。

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往常8世纪初推行灭苯兴佛，不少苯教徒被迫逃往嘉绒地区，丹巴一带因此成为苯教的一个活动中心，信徒众多，寺庙遍布各地，影响一直很大。

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后，苯教虽受到打击，一些四秒被迫改宗黄教，但其影响直到民国依然很大，庄学本先生在其调查报告中就称“其势力尚相当广大”。

丹巴苯教分黑苯、白苯两种，前者传统东西多，主张血祭，其发展受挫，渐被淘汰；后者融进了不少佛教的教义，故能继续发展。

藏传佛教的四大教派先后均传入丹巴，但发展状况及影响却很不一样。

萨迦派俗称花教，传入丹巴时间最早，但影响很小，现只有白呷山八家寨的牟依寺一座寺院，且无喇嘛管理。

噶玛噶举派俗称白教，传入丹巴的时间也较早，但其影响也微小，现也仅有一座寺庙，且也无喇嘛管理。

宁玛派俗称红教，元明时期传入，目前其影响在四的教派中最大，但寺庙多在牧区和边远山村。

发现《格萨尔王传》岭国人物石刻像的莫斯卡牧区也属于宁玛派影响大的地区。

格鲁派俗称黄派，著名大师纵咯巴为其创立者，传入丹巴的时间最晚。

平定大小金川后，在清王朝的大力支持下，一批苯教寺庙被迫该宗黄教。

黄教势力得到很大发展，但仍小于苯教与红教。

苯教和藏传佛教影响丹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不但在藏族群众中有众多的信徒，汉族、羌族群众中也有人信奉之。

在丹巴民间，有一种藏语称做“贡巴”的宗教活动者，当地汉族又称其为“道士”，实为红教、苯教不出家的修炼者。

贡巴为人们祈福消灾，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密切。

数量较多，解放前和解放初在藏族聚居区每个村寨都有1—2名。

汉族进入丹巴后，汉传佛教与道教也随之传入丹巴。

汉叉佛教在丹巴的影响有限，无单独的寺庙。

据史志记载，道教正式在丹巴传教授徒是在清道光年间，很快就在县境内各汉族聚居区得到发展。

道教分火居、静居两派。

前者娶妻生子，四处云游；后者则住道观，不能结婚。

清末至民国年间，道教火居派道士散居县内各汉族村落从事宗教活动，静居派道士在县城城隍庙、观音阁、禹王宫及关帝庙、川主庙内修炼。

除汉族外，有的羌族群众也信奉道教。

除苯教，藏、汉传佛教和道教外，在丹巴回族中有伊斯兰教宗教活动，由于无长期定居的阿訇，念经祈祷要到小金和康定去请。

丹巴有些羌族群众还信仰羌族原始宗教。

嘉绒藏族为主多民族杂居的特点还决定了丹巴民俗结构的多样性和各民族民俗的相互影响。

丹巴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也使丹巴各民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从以下几种习俗中，可以看到丹巴民俗的这些特点。

1、节庆

在民间节日中，不但丹巴汉族与我国其他地方的汉族一样要过春节，原宅垄土屯区和章谷土千户区的藏族也过汉族农历春节。

除夕夜，家家户户都祭祀祖先，初一左邻右舍相互问候。

三土司辖区原不过汉族农历春节，后也与汉族一样欢度春节。

除过春节外，丹巴各地藏族重视过嘉绒年，但时间不统一，一般从冬月开始至次年三月初止。

巴旺、革什扎从冬月初一至十五，按家族依次过，喇嘛、贡巴马依次到各家族念经祝福。

汉族也有不少人重视过嘉绒年，节日中他们与藏族群众一样互致问候。

端午节以前只是汉族过，现在藏族、羌族群众也在农历五月初五过端午节。

节日的安排也大致相同。

中秋节过去也只是汉族过，现藏、羌、回各族群众也过。

中秋之夜，家家赏月，各族一起欢度良宵。

最有地方特色同时又集中反映民俗相互影响的是墨尔多山神生日节。

墨尔多山是嘉绒藏族敬奉的神山，相传墨尔多山神诞生于农历七月初十。

过去嘉绒藏族七月初十至十五日要朝拜墨尔多山神，因活动非常隆重热烈，渐成为第年的一大节日。

现这一节日又发展为丹巴各族群众共同欢庆的节日，节日期间，各族群众都要朝山祭祀，近年来又增加了贸易、旅游等内容，其影响进一步扩大。

2、饮食与居住

饮食与居住方面，各民族习俗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影响。

丹巴汉族过去的饮食有所谓“三打三吹，酒（韭）菜（酸菜）不离”的说法，即从火塘里将玉米面馍馍取出，吃时要先拍打几下灰，而佐餐的只有山韭菜与圆根酸菜。

主食为本地产玉米、小麦、青稞、土豆等，平时每天只吃两餐，逢年过节才煮腊肉，磨豆花，吃三餐。

丹巴弄区藏族主食与汉族基本相同，平时多吃玉米馍馍，喝酸汤，糌粑酥油茶并不常有。

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汉族、藏族的饮食结构都发生可前所未有的变化，大米、小麦面成为人们的主食，各种蔬菜、肉类也上了餐桌，普遍为一日三餐。

羌族、回族的主食、蔬菜也与汉、藏相同。

自酿的青稞酒、咂酒亦为当地各族人民所喜爱。

丹巴藏族民居过去多为碉房、碉楼，现在县内各地还可见到这样的传统建筑。

民国以来，汉式建筑逐渐为藏族群众所喜爱。

解放以后，藏族群众修筑了许多吸收汉族建筑工艺兼具藏汉风格的新式民居，屋内的装饰不止也多兼具藏汉来年感种风格。

在农村汉族聚居的村子里，过去汉族传统木架结构的民居现也产生变化，人们见新房时多仿藏式建筑，注意吸收藏族的建筑工艺，五内的装饰不止也有不少仿藏式风格。

3、服饰

丹巴各民族民俗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影响还反映在服饰方面。

汉族进入丹巴时，服饰最初与原迁出地一样，由于与藏族杂居，又生活在甘愿上，服饰逐渐发生改变。

清末时，丹巴有的汉族妇女梳双辫束于头顶，有的以发辫将“巴惹”（藏语“头帕”）顶于头上，这与藏族妇女戴头帕十分相似。

汉族男子冬天穿羊毛毛毪衫，披光的山羊皮袍，脚缠羊毛毪子绑腿，这与农区藏族男子的穿着也相似。

民国初，汉族文化影响增大，羌族、回族男子着装多仿汉族，普遍着汉装，不同之处是，回族要戴一顶白补帽，羌族则外加一羊皮背心，白六了自己民族的服饰特点。

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丹巴各族群众服饰变化更大，羌族、回族着装与汉族一样，不少年轻人已着西装；藏族群众有的着装与汉族一样，有的则藏汉相间，如内着汉装外套褚巴（藏族大领长衫）等，纯藏式的标准男女着装仅在节日或大型活动时才能看见。

在农村汉族群众中，也有人喜穿藏袍、戴藏式帽子、穿羊皮背心。

4、历史文化古迹

山水之间，丹巴文化的多元性处处可见。

丹巴名胜中，以墨尔多山最为著名。

墨尔多山位于县城北大小金川之间，顶峰海拔4500米。

山脉延伸远达马尔康、小金、金川，是嘉绒藏区最著名的神山。

据藏文典籍记载，杂唐代，此上就已是苯教和藏传佛教的圣地，白若杂那等著名高僧曾在山中修行、译经。

清平定大小金川后，将墨尔多山列入祭祀，也有一些汉族高僧来此修行，此山便逐渐成为丹巴各族群众心目中的神山，汉文化也在神山上扎下根。

传说农历七月初十是墨尔多山神的生日，第年七月初十前后，县种族群众都来此朝拜，祈求山神保佑。

墨尔多山不仅为宗教神山，其自然景观也远近闻名，山上有108景，尤以去雾石笋、神仙油、罗布铺、箭穿孔、峰顶云海、海子、自生塔等最为著名。

在墨尔多山的南麓、小金川北岸，有丹巴著名寺庙墨尔多庙。

此庙始建于公元1671年（清康熙十年），初为笨教寺庙，后渐成为藏传佛教多教派及汉传佛教、道教共同的寺庙。

公元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曾请汉族工匠翻修扩建，1942年毁于火灾后又重建。

墨尔多庙为藏汉结合石木穿斗结构，重檐歇山屋顶。

庙内塑有墨尔多山神、千手观音、太上老群、唐东杰布、玉皇大帝、莲花生、白若杂那、女娲等塑像。

整个建筑及庙内所供神像反映出丹巴藏汉文化及佛道两教并存的文化特点。

松安寺是丹巴另一座著名古寺庙。

此寺位于县城北面、大金川西岸，是原巴旺土司地区的宗教活动中心。

相传始建于公元1410年（明永乐八年），后毁于洪灾，明崇祯年间迁现址重建。

桦安寺本名土千桦安朗，现寺名为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取其中“松安”二字命名。

此寺为四合院布局，藏汉结合风格，原占地2700平方米，殿堂富丽堂皇，阁楼古朴典雅，墙内绿草如茵，寺周古柏森森。

松安寺远近闻名的宗教活动有正月初十至十五的传召大法会，其中十三至十五要跳布扎（跳神），八月耍坝子演藏戏等。

寺中有百余平方米的精美壁画，画面上有墨尔多山神、唐东杰布、米拉日巴女娲等，也反映了丹巴藏汉文化与佛道两教并存的文化特点。

位于县城西北80公里外莫斯卡牧区的金龙寺为红教寺庙，此庙始建于公元1786年（清乾隆五十年），庙内存放的《格萨尔王传》岭国人物系列石刻画像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丹巴最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古建筑为石碉。

县境内因古碉遍布，故有“千碉之国”的美誉。

石碉为石木结构建筑，一般有多层，有的高达十几层、40余米，远处望去，直指蓝天，故又称之为“邛笼”的石碉。

丹巴现存的石碉一般最早建于宋元时期，多为清乾隆时期平定大小金川时修筑。

石碉一般四角，也有五角、六角、八角碉，甚至还有十三角碉。

石碉用当地乱石砌成，墙面光滑，下宽上窄，逐渐内收，棱角笔直，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称其状如现代大工厂的高烟囱。

最令人惊叹的是砌墙技术，筑碉者仅凭经验，全用人工，技术之精，令人叹服。

石碉为丹巴古代人民的伟大杰作，现又为丹巴文化增色，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