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走势的公共选择因素.docx
《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走势的公共选择因素.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走势的公共选择因素.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走势的公共选择因素
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走势的公共选择因素
［内容提要］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经历了长期的转型性经济危机，并于1999年出现经济复苏和恢复增长的势头，这一势头保持至今。
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俄罗斯转轨以来的政策博弈和公共选择过程密切相关。
首先，公共选择博弈使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转轨政策失效，进而把制度安排锁定在非效率的结构中，这是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程度深而且时间长的重要原因；其次，2000年以来俄罗斯社会趋于稳定，公共选择程序和机制在向有序化和建设性方向发展，经济形势也随之好转，并有望保持下去。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转轨经济走势公共选择
［作者］徐坡岭，1966年生，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E-mail:
xpl329@；邮编110036
以往对俄罗斯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多从经济或政治的单一角度展开，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单纯从经济的观点看是必要的政策，从政治的角度看却往往行不通，这是俄罗斯经济转型初期“休克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一个不好的开端和一种不良的经济发展趋势逐渐被公共选择机制锁定，这是俄罗斯转轨性经济危机持续十年之久的根源所在。
同样，俄罗斯公共选择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博弈也成为俄罗斯1999年以来社会经济形势日趋好转的重要原因。
本文尝试从公共选择角度刻画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走势变化的形成机制。
这种分析可以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一、问题与分析模型
1．经济转轨过程的公共选择性质与分析视角
经济转型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制度作为公共物品被生产出来。
制度消费的非排他性意味着制度消费具有强制性。
这就使制度生产和供给不仅取决于制度创新主体的“成本—收益”计算及其创新制度的意愿，而且受制于社会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影响。
也就是说，由于新的制度安排所确定的利益分配结构将可能强烈地偏离原有制度所确定的旧的利益分配结构，从而使制度变迁表现为受多种社会因素制约的过程。
这样，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各利益主体或利益集团的公共选择或社会博弈性质。
经济转轨的公共选择博弈结果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利益集团结构、各利益集团的转轨福利函数、公共选择的原则和程序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公共选择过程中，由于全体一致同意的决策规则的外在决策成本太大或时间成本太大，使得这种理想的决策规则在实践中不可行（B.Barry，1965，p.249；萨缪尔森，1969）。
因此，实践中的公共选择过程往往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在少数人受到多数人支配的情况下，多数决策规则的结果将强烈地导致一种再分配效应，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考虑将会下降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上。
在多数通过规则中，由于存在选民的“合乎理性的无知”、“选民冷漠”以及议程控制、互投赞成票等问题，决策结果导致对经济剩余、经济机会和经济优势的再分配将是不可避免的。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最根本原因是出于追求更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考虑。
但一方面，经济转轨一开始就和政治制度变迁及其权力斗争胶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政治因素，经济转轨的公共选择性质及其遵循的选择规则，也会使各利益团体首先考虑各自可能从转轨中获得收益的大小，并据此决定自己对待转轨的态度。
这样，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经济走势的变化就与社会各利益集团对经济转轨的态度及其相互博弈密切相关。
从公共选择角度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俄罗斯转型以来经济走势的变化（表1），并可以据此预测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未来走势和经济形势变化。
表1俄罗斯1990～2003年GDP变化（与上年比，%）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GDP增长率
-4.0
-5.0
-14.5
-8.7
-12.7
-4.1
-3.5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a
GDP增长率
0.8
-5.0
5.4
9.0
5.0
4.3
6.5
注释：
a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
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8年转轨报告》和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作料以及俄联邦上院统计分析报告№11（204）（2003年5月莫斯科）整理。
2．公共选择分析模型
把上面讨论的观点引入对俄罗斯经济改革过程的分析，首先必须设定分析模型。
根据经济转轨当事者的转轨福利函数，一般可以把当事者分为决策层（D）、中间层（M）和基层（B），这是一种用于分析经济转轨过程中利益冲突和公共选择问题的相对可行的方法。
其中：
决策层D：
提供包括经济转轨方式、制度目标模式、经济转轨具体政策措施的改革方案；决策层（D）根据所提供方案的性质分为执政当局（DC）和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DA）。
DC通过向社会提供符合多数社会利益集团意愿的改革方案，并带来符合他们利益期望的改革成果而换取存在的“合法性”；DC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改革收益期望；它还面临着其他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
DC有维持和加强自己统治地位的特殊利益，其长远利益与社会的“全局利益”高度相关，当全局处于某种困境时，DC可能成为改革的策动者（诺思，1981）。
但DC不总是以“长远眼光”看待全局利益，如它常常在短期稳定和为长远利益承担风险之间选择前者。
中间层M：
中间层M包括行政官僚阶层和原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阶层，是承上启下的特殊集团。
改革中它的地位和利益变化幅度较大，有些利益损失未必能完全补偿。
所谓改革的“非帕累托改进”性质在M身上体现最为直接和明显。
因此，M很容易对改革持抵触态度，从而发生所谓的“中梗阻”问题。
根据改革福利函数的差别，他们又可以被分为负责执行DC决策的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官僚阶层MO，以及计划经济时期作为国家委托代理人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阶层MM。
由于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将剥夺他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拥有的特权，他们将强烈要求自己的损失得到补偿。
而作为改革政策的执行者，他们也拥有通过损害社会利益谋取个人利益的便利。
如果改革方案设计不够严密，或行政过程缺乏监督，MO将有强烈的动机截留政策，进行寻租活动，行政过程中的败德行为将不可避免，行政效率将成为影响改革进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而MM将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标准对待DC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措施。
基层B：
是人数最多的集团，市场化经济改革将使它成为具有独立法律和经济地位、自主经营和发展的主体。
比较而言，B在改革中获益较多，因而改革的动机较强。
但正如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中揭示的：
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利益集团，他们是一个政治行为能力最小的群体。
根据他们的职业选择，又可以分为自我雇佣（BS）和就职于原国有企业者（BE）两部分。
在公共选择力量的三个层次中，通过改革程序和方案的严密构建，避免决策层D和中间层M等特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偏离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是保证经济转轨沿着效率轨迹发展的关键。
3．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的公共选择力量及其展开途径
第一，最初的公共选择力量。
DC：
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最初主张建立以彻底私有化、完全自由化为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主张政府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入发展，逐渐接受混合市场经济的主张。
他们的同盟者主要是右派知识分子。
DA：
最初主要是1991年“8·19”事件后大权旁落的以俄共为代表的政治左派。
转轨开始后，社会力量迅速分化，新形成了以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右派激进民族主义力量、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业党”、右派“保守”主义等政治力量。
MO：
执行DC决策的行政官僚阶层。
MM：
工业企业经营管理阶层。
BS：
自我雇佣的小业主和自由职业者。
BE：
就业于被私有化的大中型企业的职工和文教卫生工作者。
第二，俄罗斯政治经济制度结构转型为公共选择力量确立的力量展开途径。
政治制度转型为俄罗斯公共选择力量的展开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苏联集权体制的角逐模式。
大体上，这一政治力量角逐模式的演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91年8月19日——1993年10月。
这一阶段，决策层角逐的舞台是强大的议会和被约束的总统权力。
此时，激进的政治民主派在推行自己的主张时经常受到议会左派力量的有力反击。
中间层M在这一阶段把在苏联解体之前对国有资产进行的“事实私有化”转变成实际控制资产的“合法”私有化。
基层B通过游行示威和罢工维护自己的利益；第二阶段：
从1993年10月到1996年7月。
1993年10月“白宫”事件后，叶利钦消除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通过了总统集权的新宪法。
反对派从热衷于政治斗争转化为主要从事议会斗争。
俄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民主而有自由”的“新权威主义”格局，政治斗争变得相对温和而有序。
同时，切尔诺梅尔金推动的建立大型垄断性金融工业集团的企业发展战略，使俄罗斯产生了一批在政治经济舞台上呼风唤雨的金融工业“寡头”，中间层MM的政治影响力加强。
在规范行政程序和过程问题上，俄罗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但未得到切实贯彻执行。
俄罗斯行政系统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制度化，行政效率低下。
基层B通过支持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或游行示威和罢工维护自己的利益；第三阶段：
1996年7月——2000年3月。
在这一阶段，决策层D和基层B展示自己力量的方式基本没有变化，但中间层MM通过资助叶利钦的总统竞选活动，实现了官商的实质性合作。
他们通过损害社会全局最大化利益来追求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的活动达到最高峰，这种活动对俄罗斯1998年经济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严重损害了微观经济领域刚刚萌生的经济活力。
基层B通过游行示威和罢工以及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维护自身利益；第四阶段：
（2000年3月—）。
在这一阶段，决策层DC通过民主程序确立统治权威，潜在政治竞争对手DA通过议会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力量大大削弱。
中间层MO的行为被一系列行政法规所规范，但这些法规的执行仍不顺畅，政策被截留和扭曲现象仍然存在，但较以前减弱；中间层MM的寻租活动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基层B通过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维护自身利益。
二、公共选择力量对俄罗斯经济转轨及其绩效的影响
1．“休克疗法”的冲击
在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中，激励提供与系统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两难关系。
计划经济稳定性强而激励弱。
俄罗斯1992年执行的“休克疗法”要通过解决激励问题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
但由于缺乏一套制度规则作为保障，增加的激励因素破坏了系统。
1992年初，价格放开导致物价迅速攀升，卢布货币信用迅速下降；同时实行的卢布可自由兑换政策和后来实行的解除资本帐户管制的措施，导致俄罗斯国内经济迅速美元化；生产资料价格的迅速攀升和国家收缩银根、停止向企业发放补贴的措施使企业的流动性陷入困境，生产供给能力很快遭到严重破坏；垄断性很高的经济结构使企业可以对其供给社会的数量有限的产品实行垄断高价，推动物价进一步攀升；由于存在通货膨胀引起的用卢布价格结算交易的困难，易货交易又可以逃避纳税，市场中存在易货贸易的激励。
经济规模缩小、经济的非货币化和美元化导致国家财政收入迅速下降。
此时，尽管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个过程也还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只不过，对于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系统而言，仅有价格机制的运转是不够的。
价格机制要发挥积极作用，还需要社会的契约执行机制运转正常。
就俄罗斯当时的情况而言，即使我们假定
（1）俄罗斯能够真正执行货币紧缩和财政紧缩政策，同时
（2）还能够迅速解决经济垄断问题，（3）并能够推动整个经济的市场化重组，但由于整个经济系统中社会合同（包括隐意的和明确的社会合同）执行机制已经随着旧制度的毁坏而丧失，而且无法迅速恢复（一个能动的制度执行机制的建立需要时间），即使经济中多余的货币和缺乏需求的生产能力已被市场力量挤出，要使整个经济系统在短期内收敛到效率均衡的水平上，也是希望比较渺茫的。
何况，经济震荡给社会各利益集团带来的冲击使他们不可能对自己可能受到的损失坐视不管。
在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各利益集团有强烈的激励加紧机会主义行动，利用各自的信息和资源优势迫使政府政策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转变，或至少通过扭曲政府政策减少自己的损失。
2．社会公共选择力量对“休克疗法”冲击的反应与政策斗争
第一，1993年议会改组前后的政治博弈特点
1993年议会改组前的政治博弈特点是：
决策层D并没有为自己的执政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稳定的政治结构。
俄罗斯不仅带着苏联时期选出的议会（苏维埃与人大）和宪法踏上了“激进改革”这趟列车，而且权力制衡机制薄弱，行政立法约束滞后，行政过程不规范。
在这种情况下，各社会利益集团根据自己的福利判断对“休克疗法”做出反应，对休克疗法政策的执行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政策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或者干脆扭曲政策的执行。
例如，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公共选择案例中，1992年地方经济改革计划的核心决策不是由立法机关或其他正式的制度机构做出的，而是由非正式的调整委员会（coordinatingcouncil）做出的，这个委员会由下诺夫哥罗德州和下诺夫哥罗德市的行政和立法首脑组成。
这种决策程序意味着，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居于相对优势地位的那种公共选择力量，比如DC、DA、MO、MM，甚至采取激烈社会行动（例如罢工或暴动）的BS、BE，都可以使政府政策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扭曲。
1993年10月“白宫”流血事件后所确立的政治构架，则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总统集权体制下“没有民主但有自由”的政治权力体制。
除此之外，行政立法约束滞后，行政过程不规范政治等政治博弈框架的基本特点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同时，俄罗斯的公民社会非常软弱，不能给政府以必要的制衡压力，因此无法制止大多数滥用权力的事件。
第二，政治妥协与“休克疗法”失败
首先，政治博弈框架和力量对比使俄罗斯政府不得不放弃“休克疗法”。
1992年初到1993年10月的政策斗争主要是在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和以俄共为首的政治左派之间，在总统府的克里姆林宫阵营和议会阵营之间进行的。
企业经理阶层由于在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只发挥了一种“边缘”作用，他们是政治左派和政治右派争取的对象。
1992年初开始执行的“休克疗法”一开始并没有在左派控制的议会里争取到足够的支持。
“八月政变”后，俄罗斯议会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向叶利钦的政治意志妥协并承认他的政治权威。
但这一时期，从前苏联继承下来的宪法没有为总统和议会确立一种明确、合适的政治权力关系，它甚至没有对议会与总统的权力进行明确地划分，这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混乱状况。
议会拥有很大权力，其多数成员在旧体制下拥有权益，他们虽然在“8月政变”中支持政治民主，但并不接受激进的市场经济与私有化改革。
在“休克疗法”引起痛苦的情况下，他们很快与社会上的抵制力量结合，成为叶利钦的反对派，使“休克疗法”在议会的强烈抵制下实际上只实施了半年便告流产。
其次，稳定化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其理论逻辑缺陷和政策配合失误，直接原因则是社会抵制。
在分析“休克疗法”被扭曲的影响因素时，不能不提到俄罗斯中央银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休克疗法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在放开价格、实行卢布自由兑换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实行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以便尽快实现宏观经济稳定。
但1992年的俄罗斯中央银行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只对币值稳定和货币流通稳定负责的职能机关。
在改革开始的头一二年里，不论俄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还是事实地位都不足以保证其推出的货币政策不被扭曲。
事实上，由于改革初期政府几乎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它一再迫使中央银行改变政策为政府服务。
其中对经济稳定影响最坏的是中央银行被迫通过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Е.Гайдар,1998,стр.118）。
另外，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在政府中的代理人也向中央银行施压，要求它增发货币，弥补高通胀率下的流动性缺口。
俄罗斯经济稳定化的失败，可以直接归因于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行为，它发行了巨大的通货膨胀信贷。
1992—1993年，俄罗斯中央银行以通过强加在全社会的通货膨胀税来转移资金的方式，将大量国民财富（大约有1992年GDP的40%和1993年GDP的20%）转移到关键压力集团、政府和银行的政治宠儿以及首脑官员的各个密友手中。
银行的帐目无法审计，流失的资金无法追查。
当然，中央银行中途放弃紧缩政策也是为形势所迫。
因为，若不如此，工厂厂长自己创造货币的机会主义行为、被拖欠工资职工的愤怒情绪等社会力量会彻底毁掉经济转轨的势头。
1992年1—8月，俄罗斯的工资拖欠和企业间的三角债激增，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
“当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最终严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约定时，其潜在影响是这样深远和危险，以至于工厂厂长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创造他们自己的货币和信贷等价物。
”（马歇尔·戈德曼，1997，p.109）问题的严重性迫使俄罗斯中央银行和政府开始增加信贷和开支，在政府指令下，银行贷款从1992年1月份的4400亿卢布迅速上升到7月份的14000亿卢布，货币供应量从5月份的月增长率9%上升到6月份的28%、8月份的32%。
与此同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21.8%。
稳定化以失败告终也是政治妥协的必然结果。
再次，快速私有化的政治目的和向企业领导人及企业职工的妥协使私有化流于产权法律登记形式的改变，企业重组的任务被推迟。
俄罗斯改革者的战略考虑是，通过私有化使经济转型不可逆转。
私有化首先被用以剥夺官僚们的权力，为达到这个政治目的，他们不惜做出巨大妥协。
妥协的对象主要是企业领导人和企业职工：
企业领导人想维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企业职工想保护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以前从国有企业得到的社会福利（如住房、医疗保险等）。
大批和快速的私有化实际上只能通过自发性和内部职工私有化以及发放私有化证券的方式来实现。
由于案例私有化需要较长时间（这有悖于私有化的政治目的），也由于俄联邦国民积蓄与国有企业资产价值之间的巨大差距，同时又不欢迎国外资本的介入，私有化最终只能采用有组织的赠送或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的方式进行。
这种方式，一方面只起到了改变企业法律登记关系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资产实际控制权最终落入少部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寡头垄断者的手中准备了条件。
金融工业寡头垄断集团形成之后，它们的垄断优势使寡头们没有重组企业的激励。
妥协最终葬送了私有化的经济效率目的。
3．俄经济转轨战略调整的发动机制：
效率诉求与公共选择
俄罗斯“休克疗法”转轨政策是公共选择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转轨的战略调整也是在各种公共选择力量的斗争中进行的，战略调整的方向和力度受到主要公共选择力量的制约和影响。
从1993年到2000年，俄罗斯经济转型战略策略和政策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整。
从政策调整的演变过程看，各种公共选择力量或利用自己的代理人，或直接参与政治过程，为使经济转型政策向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进行了持续的较量。
这种较量的主线之一就是作为转型政策象征的俄罗斯政府总理不断易人。
总理任期最长的切尔诺梅尔金是完成经济转型战略根本性调整的关键人物，它对经济政策的调整更是在各种力量的夹击下不断妥协的产物。
总体上看，转型政策的调整是占主导地位的公共选择力量发动的，转型政策的性质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公共选择力量的利益决定的。
经济转型政策的第一次调整是放弃“休克疗法”。
标志是叶利钦放弃“休克疗法”倡导者盖达尔，接受中派提名的切尔诺梅尔金为政府总理。
政策被调整的原因是“休克疗法”导致了严重的不良经济后果。
实施“休克疗法”后经济危机的加剧使叶利钦反对派获得了反击的武器。
迫于社会形势压力，出于保护自己总统宝座的需要，叶利钦不得不同意调整经济政策。
切尔诺梅尔金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并非一帆风顺，各种公共选择力量对这种调整不断施加影响。
首先，这种调整遇到国际力量的阻扰。
西方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经济援助和贷款作要挟，要求俄罗斯必须回到“休克疗法”框架下的紧缩政策上。
在压力下，俄政府和中央银行不得不在1993年下半年再次把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为经济改革的中心，6月份再次提高利率和降低预算支出，使俄罗斯再次陷入新一轮的支付危机之中。
叶利钦利用这次危机使盖达尔1993年9月再次回到政府中任副总理，俄罗斯政府关于1994年的经济政策纲领的声明又充满了激进色彩。
由于激进民主派的影响，1994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指标再次恶化。
现实要求俄罗斯总统和政府做出新的抉择。
此后，切尔诺梅尔金的政策调整才开始逐渐到位。
但是，1995年12月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使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充满了讨好选民的机会主义色彩，这使得许多政策措施失去连续性。
切尔诺梅尔金任期内推行的组建金融工业集团计划和新崛起的俄罗斯金融工业寡头对叶利钦在1996年6月总统选举中的支持，使这一公共选择力量成为1996年后左右政府政策的主导力量。
由于切尔诺梅尔金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威胁到了叶利钦的总统专制权力，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切尔诺梅尔金总理被解职。
基里年科代替切尔诺梅尔金出任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
基里年科政府试图加强国家干预经济和增加预算收入，这一努力遭到金融工业寡头的抵制。
为了应对1998年的金融危机，基里年科政府试图追缴俄罗斯金融工业寡头们拖欠联邦财政的税款。
金融工业寡头们利用手中的经济影响向总统施压，迫使叶利钦解散了执政120天的基里年科政府。
普里马科夫接替基里年科出任俄罗斯政府总理，是各派经过激烈的政治较量后妥协的结果。
普里马科夫政府执行的是中左的政治方针，其工作为俄罗斯克服经济危机，恢复经济和稳定社会情绪奠定了基础。
但叶利钦和普里马科夫在政治经济主张的分歧注定了普里马科夫只是叶利钦稳定俄罗斯经济的工具。
此后的斯捷帕申是叶利钦为2000年总统选举安排下过渡性人物。
普京在1999年8月代替斯捷帕申执掌政府工作大权，继而在2000年3月接替叶利钦出任俄罗斯总统，是叶利钦为俄罗斯此后的走向不违背自己的愿望所作的权力安排。
普京的经济改革方略总结了此前俄罗斯转型中的教训，变得更加务实和具有针对性。
他通过一系列措施把俄罗斯四分五裂的社会政治力量逐渐统一在复兴和重建强大俄罗斯的旗帜之下，为稳定俄罗斯社会，恢复俄罗斯经济，最终使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按照符合俄罗斯的国情和俄罗斯的利益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普京时期俄罗斯公共选择结构的转变与经济走势
俄罗斯的经济转型，直到普京任总统之前，也没有如预期的那样造就出一个有效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均衡制度结构。
在俄罗斯转轨初期，获利的集团利用既有财富优势，维持一种对他们有利但却损害社会利益的制度结构，从而使经济转轨长时间纠结于分利斗争中，导致一种制度结构偏离社会利益目标的非效率状态。
但是，非效率的制度结构既然是违背社会利益的，它就是一种不稳定的，效率动机会推动它继续演变，向有效的经济制度结构演化。
只是这种演化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非效率制度结构的存在和维系主要源于特殊公共选择力量偏离社会利益函数的自利行为，因此，非效率制度结构向效率制度结构演进的关键，是要把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纳入社会共同利益的轨道。
要做到这一点，有两个途径：
一是存在一个独立于利益集团影响之外的可以制约利益集团行为的权威组织，比如一个独立稳定的强有力的政府。
这个政府是民选的，它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和制约，拥有足够的独立行政能力来维护选民利益。
二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成长出来其他的足以同特殊利益集团抗衡的竞争性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性行为可以防止个别利益集团垄断社会政治经济资源，进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的发生。
更进一步的条件是，在经济转型时期，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稳定而且具有行政能力的政府和制约个别利益集团的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的发生：
第一，需要社会达成政治一致性。
这需要两方面的条件：
形成使社会达成政治一致性的意识形态解释机制和推动社会政治一致性得以实现的政治力量。
第二，一次权力更迭，比如一次选举。
经济转型时期，制度结构被固化在非效率均衡状态，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落入了权力争夺的陷阱，并因此被利益集团所左右。
因此，一次权力更迭或宪法秩序的改变，比如一次选举，可能促使政府从被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所包围的长期混乱之中解脱出来。
第三，公共选择结构发生变化，形成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