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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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
九、蒋梦麟
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
“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
忧国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
“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
”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1907年7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
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
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
”22岁的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如同为绍兴老乡的鲁迅，1905年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期间，因痛感国人的不幸，决定弃医从文，以致力于用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
而蒋梦麟同样认为国民需要改造，但他认为着手的应该是教育。
因为，“强迫教育使（日本）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
这也是他在日本一个月的观感。
从此，蒋梦麟决定投身教育，期许教育改变中国命运。
1943年1月，蒋梦麟写信给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英文，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但是，若精力不够，就先去写英文。
这所谓的写英文，就是他正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的那本用英文写就的《东土西潮》。
在蒋梦麟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走出象牙塔，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台湾的乡间小道上，据他自己说，台湾的每一个穷乡僻壤他都曾到过。
蒋梦麟为台湾农村的复兴与发展身体力行，不仅受到台湾人民的爱戴，而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1958年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赛赛奖”。
治校
蒋梦麟初到北大时，北大有些教授认为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黄炎培的人，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而反对蒋的到来。
初上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
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说，他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
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蒋梦麟自己说：
“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
”
上任之初，蒋梦麟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
“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
”蒋梦麟后来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
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
他们两位代表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
”在这段时间，一批旧教授离开北大，如著名史学家、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1932年辞职，改就广州中山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4年，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
林损的被解聘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林损写信大骂蒋梦麟和胡适，后来还把此事张扬到媒体，成为北大的一段“公案”。
蒋梦麟协助掌校期间还落实“选科制”改革——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
“选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开始，1919年后渐趋成熟。
北大在此项改革上也可算是开“风气之先”。
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明确规定大学采用这种制度。
到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现年86岁的何兆武先生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这回觉得学哲学不太合适，又改行学外语。
“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以。
一年级读普通课，学分都承认，所以转就比较容易。
”何兆武说。
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
30年代北大教授依旧受校方极高礼遇。
钱穆回忆可见一斑，“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
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
一助教常驻室中。
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
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
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
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
蒋梦麟一贯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认为这是“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来负责任的必然结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力”。
在蒋梦麟担任校长的7年里，北大只发生过一次值得记载的学生运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梦麟与清华的梅贻琦等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第二次告同学书》，提出“赤手空拳的群众活动只有荒废学业，绝非有效的救国方法”，希望同学们“马上复课吧！
先尽我们的责任。
”
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
“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
悲悯
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
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
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
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时，北京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学生牺牲数人。
蒋梦麟为此悲愤填膺。
3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由蒋梦麟主祭。
蒋梦麟在大会上沉痛地说：
“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
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
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
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
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蒋梦麟说到这里“汪然泪下”。
接着，蒋梦麟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
“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
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
”话未说完，蒋梦麟“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校长布告：
“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
于是蒋说：
“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
”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
“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梅没有表态。
困境
办学经费不足和政府拖欠教职员薪水是一件始终让蒋梦麟感到痛苦和困扰的事情。
他在1920年的一次对北大全体师生的演说中就当众大倒苦水，原来，北大在上一年欠了一个建筑公司的巨款，对方来讨，蒋梦麟只能予以搪塞，后来建筑公司实在没办法，只得在中秋节前派人每天到蒋梦麟家里来讨债，蒋梦麟无奈，只好逃到西山以躲避他们。
1922年11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之时，他向全校师生许诺，一定要在第二年暑假建好图书馆，让学生在开学后有个地方看书。
但遗憾的是，1293年9月初，当学生们暑假后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上学时，却连图书馆的影子都没看见，蒋梦麟在北大开学仪式上，也只得向大家道歉，原因很简单，北洋政府已经八个月没有给北大发放办学经费了。
当年办学的不易，可见一斑。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经常为校内外发生的事情所困扰。
他感叹道：
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
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
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
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
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
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
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
蒋梦麟的这些感慨，是他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心理写照。
1943年12月，在西南联大蒋梦麟写完《西潮》后，写信给正在美国担任大使的胡适，希望胡适能帮忙校正书中的错误，顺便也谈起自己写这本书的想法，一是想找点事做，二是希望能养家糊口，他的五个小孩都在学校读书，靠他和妻子挣钱养活，所以，“如能摸几文钱，使我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
在西南联大时，生活非常困难。
费正清说，有一天“蒋梦麟于午饭前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联合援华会遭受惨败之事。
从外表看，他颇象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
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
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
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
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
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
”
自谦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
“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
蒋梦麟听后笑言：
“这话对极了。
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
“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
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
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
’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
”
识见
蒋梦麟5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那种死板的读书生活，曾经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
他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
因此他认为：
“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
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
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
蒋梦麟认为：
“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
”这其中，还须有一个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那就是“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故保障学术自由，三要也”。
在美国留学的9年里，蒋梦麟深刻体会到：
“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
1919年，留美归国的蒋梦麟，与杜亚泉因为“何谓新思想”这一问题，发生两个来回的论战。
杜亚泉说：
“现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所以‘张冠李戴’‘卖狗插羊’等徽章，是鄙人赠送一般假冒新思想的人。
”蒋梦麟则说：
“我说现在的‘新思想’是指一个向进化方面走的态度……求新思想的劈头一斧，就是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
”
对“五四”这一段历史，蒋梦麟说过这样总结性的话：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增强了人民对于社会与政府的不满，为国民革命军铺了一条胜利之路……其后之革命文学，因为“共产党善于利用，也为共产党的策略和主义铺了一条成功之路”。
蒋梦麟说：
“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
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
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
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
坚韧
某日下午，日军胁迫蒋梦麟去“会谈”，蒋梦麟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正义在胸，毅然独身前往。
面对侵略者的淫威，蒋梦麟毫不妥协，经过一番紧张的较量，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在暮色苍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北大。
第二天，国民党在华北的领导人宋哲元派了一位军官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
但蒋梦麟继续留在北大，同广大师生一起机智地与日军周旋，在一段时间里，使北大免遭日军的侵扰，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办学经费严重短缺。
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
“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
”1923年，北京“八校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同仁生计困绝无法维持，学校本身尤岌岌不可终日。
”因此，八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于同年11月9日议决：
“必须10日拿到30万元，不然就关门。
”蒋梦麟在会上就筹划经费的情况作了报告。
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
“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
”表明了他要把北大维持下去，勇挑重担的坚定态度。
蒋梦麟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北大的教职员。
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
北大不至于关门。
蒋梦麟等人到长沙后，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
有人怕三所大学在一起会产生同床异梦的矛盾；有人甚至说：
“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
”听到这话，蒋梦麟声色俱厉地说：
“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
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
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
”
不争
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
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
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
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
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
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
”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
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
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
“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
纯厚
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
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
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
秀才有两种：
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
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有一次陈独秀问我：
“唉！
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
”他说：
“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
”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
“失敬，失敬。
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
“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
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
尽管陈独秀和蒋梦麟“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
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
“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
不然大家不方便。
”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
于是由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
为什么要李大钊陪去呢？
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话，路径又熟。
他们逃到山中一个古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给蒋，说：
“夜寂人静，青灯如豆。
”
“文革”结束后首都博物馆的一次展览展出了一张清单，那是李大钊牺牲六年之后为其营葬的捐款名单，读之不禁大吃一惊：
李大钊去世后停灵六年无法安葬，当时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只好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
当时的葬礼分为三种：
国葬、公葬和民葬，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国葬”，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为厚葬和贫葬两种）。
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人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上海如鲁迅，捐了5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们或与烈士生前系“同志”（陈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则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是“盟友”（汪精卫则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
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由刘半农撰写。
叶公超说：
“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孟邻（蒋梦麟）一个人。
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
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
”
1933年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由，开除了9名“左”倾学生。
奇怪的是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后来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还附有一张三百大洋的支票。
千家驹后来回忆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学生们分析，共产党想送，没钱；社会上好义之人想送，也不知被开除学生的姓名和地址。
千家驹说：
“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
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
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
”
许德珩、侯外庐和马哲民三位当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蒋梦麟尖锐对立，有怨在前。
但“七•七”事变后他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梦麟毅然与胡适联手，多方奔走，终将他们营救了出来。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捕，1946年7月19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对周作人第一次公审。
周作人在辩诉状中称：
“学校南迁，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长蒋梦麟特别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产。
”当时周作人被称为“巨奸”，“国人皆曰杀”。
胡适为周作人作证，社会舆论就谴责他为汉奸洗刷罪名；为周作人辩护的律师王龙也一度被控汉奸嫌疑，但蒋梦麟专门为此事出具了证明。
8月13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致函蒋梦麟，函云：
因蒋梦麟出具证明文书未填年次，“是否即为台端手笔，无从悬揣。
兹为慎重起见，相应函请查照，即希据实见复，以凭核办。
”次日，蒋梦麟复赵琛函，再次确认上述事宜。
逸事
蒋梦麟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祖父做过上海一家银庄的经理，给蒋梦麟的父亲留下了7000两银子。
父亲在其岳父的帮助下，30年内将7000两银子变成了7万两。
蒋梦麟的父亲发现轮船比划桨的木船快得多，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制造出一艘中国“轮船”来。
这艘“轮船”因为没有蒸汽机，最终还是被抛弃了。
实验没有成功，他的信念却坚定了：
下一代只有接受现代教育，才能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
蒋梦麟进入中西学堂学习的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
蒋梦麟后来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
“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
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
‘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
我！
……’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
蒋梦麟初到美国，就读于位于卜技利（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亚大学。
该校校园的一个大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体雕像，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
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
后来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他们忸怩作态的习惯”，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
杜威、胡适和蒋梦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游玩，他们无意中看到一只屎克螂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
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
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快到上面时忽然滚回原地，屎克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
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结果仍遭遇挫败。
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
胡适和蒋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
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实在可怜。
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
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
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
他说不行，都破了产。
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
给他一个职位好啦。
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
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
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
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
“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
”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在蒋梦麟代理校长的时候，李大钊是校长室的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在原来叫做马神庙的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人在报上嘲笑说：
“北京马神庙的某大学里有个牛克斯主义研究会。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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