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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是怎样培养工匠精神的
德国人是怎样培养“工匠精神”的
德国人是怎样培养“工匠精神”的
2016年07月15日解放周末·言讲
解放日报无图说
1■演讲 熊火金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日前，德国开姆尼兹工业大学博士熊火金来到“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开讲《工匠精神——德国双元制职业学校揭秘》。
通过对德国双元制职业学校的详细解读，熊火金强调，“工匠精神”就是要让所有普通工匠都守住他们的行业标准，不单单是追求“大国工匠”的顶尖工匠，而是要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
德国人称“工匠精神”为“职业性” “工匠精神”这个词最近很热，很多新闻媒体对工匠精神作了解读。
比如说新华网上有篇文章写道：
怎么理解工匠精神？
在个人层面上是认真的精神、敬业的精神，在企业家层面上就是企业家精神。
也有报纸说，工匠精神就是要像过去那些老匠人一样，专注自己的领域，精益求精。
我1999年就去了德国，有朋友经常会问我：
德国人做什么事情都精益求精，德国肯定也有“工匠精神”这个词。
那么，“工匠精神”在德文中是怎么翻译的呢？
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这真是一个纠结的问题——德国没有合适的词语对应“工匠精神”，可能“职业性”这个词比较接近。
因为除了技能培训外，它还包括了道德标准、规范、知识、经验等内容。
我开始关注德国的“职业性”这个词，是因为一件小事。
1999年的一天早晨，我站在校门口，一个德国学生跑过来。
我说：
“你这么早来干什么？
”他说：
“我来帮中国学生做早餐。
”那时，我们有很多老师在那里培训。
我问：
“你是学什么的？
”他说：
“我是学厨师的。
”我就开玩笑地说：
“厨师有什么好学的？
”他说：
“熊先生你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做饭人人都会，厨师可是需要经过培训的。
”后来，有一批国内学厨师的学生到德国去交流。
我当时是领队，我发现我们的厨师每到一个地方做完菜后总是一片狼藉。
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有没有“职业性”不是一件小事，我们的厨师也许能把一顿饭做得很好吃，但他们未必职业化。
德国人经常说“职业性”，就是做事情能不能职业一点、专业一点。
我想我们中国的“工匠精神”对职业教育的诉求也是这样的。
最大的特点，是有标准可循 谈到德国教育的“职业性”，就要来了解一下德国双元制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在德国一般是指中等职业教育。
所谓“双元制”，简单来说，就是学校与企业共同构成的完整职业教育体系。
具体实施上，通常是企业根据需要先向社会招聘学徒工，再与该学徒工签订培训协议，帮学徒工在职业学校报名注册。
学生有双重身份，在企业里是学徒，在学校里是学员，一半时间在企业里实习、工作，一半时间在学校里学习。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是有标准可循。
我们现在很多的职业教育学校，像是在踢一场混乱的足球比赛，球门不止有两个，每个学校抱着一个球，你只要踢进球门，就可以说我进了球，并没有标准可循。
而德国的职业教育透明度很高，是2年的培训还是3年半的培训，传授的知识、能力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等等，都是透明的。
学生们知道自己参加这几年的培训后会得到什么，企业也知道这个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能干些什么，这一点非常厉害。
为了做到这一点，德国在全国范围内先制订统一的标准。
他们有一个全国性的企业培训框架指导计划，质量监控则由行业协会来执行，最后由行业协会来发放证书。
国内经常有人找到我，说熊先生我们想在中国推广德国的职业教育，想收购一家德国的职业教育机构。
我就跟他说，如果要收购学校，哪家学校都是一样的，因为标准是国家统一的，材料也都是公开的。
把学生当工具，还是当作一个“人”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要让学生喜欢做这个事情，要想办法让学生来积极主动地配合。
把学生当工具，还是把学生当作一个“人”，这是两个概念。
德国教育非常强调学生的主动性。
我们现在的职业学校比较糟糕的一点是，你因为考了这点分数而被分配进了这所职业学校，不管你喜不喜欢。
在德国，读职业学校的孩子也大多学习成绩不太理想，很多人对自己的未来职业并不确定。
所以，在就读之前，德国教育机构会提供以下几个步骤：
一、职业指导；二、对那些能力不具备的孩子，可以有一个“预备年”；三、提供小范围的预备课程；四、进行校外培训。
通过这几种方式，为职业教育作准备。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预备年”。
这一年的学费都是国家承租的。
现在企业对职工的要求更高了，一些孩子比较差一点，就到“预备年”去，上一些公共课、实践课、专业理论课等选修补习课，把孩子至少补到一定水平。
20%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承担大多数费用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大部分由企业完成，小部分由学校完成，这一点是我们最难学到的。
我们的一些职业学校经常到德国参观，学习怎么调整课程。
但实际上，我们只了解到德国职业教育的一小部分。
在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学生会获得两张证书：
由行业协会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那是有关学生一辈子饭碗的，有了这张证书很少会失业；还有学校颁发的证书。
德国人说那是贴在墙上的，用处不大，只是表明你完成了一个学业而已。
在双元制中，学校和企业这两个元素是融合在一起的，是有很多内在联系的。
德国人认为，职业教育离不开企业真实的环境，而学校提供了系统的知识体系，也必不可少。
有人抱怨在中国搞校企合作很难，企业不配合。
而德国的企业，也没有什么国家政策逼着他们去做这件事。
据统计，德国大约有20%的企业参与了职业教育，德国职业教育的大多数费用都是企业承担的。
企业为什么愿意这样做？
这来源于德国企业出于人力资源方面的考虑，也来源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教育不是学校的事，而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我们能从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借鉴一些什么？
我觉得，整个体系完全移植过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某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首先，德国职业教育的导向预备教育，很值得我们借鉴。
德国人认为，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而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德国的小学生很早就开始动手能力、生活能力的培养，孩子们很小就有去企业实习的经历，他们的导向教育介入得很早，促使孩子较早对某个领域产生兴趣。
到了中学阶段的导向教育，更有针对性。
比如说，德国文理中学的孩子很早就开始到企业实习，11年级的孩子就基本明确自己以后要读什么专业。
中学里还有一个学期是叫“社会认识”，鼓励孩子去一些社会服务部门，比如养老院、敬老院，让他们进一步了解社会。
其次，德国的公共实训平台也很有实效。
我经常带德国人到中国的职业学校交流。
德国人很羡慕这些学校——这里的设备比德国的职业机构好太多了。
所以，他们经常会问一些问题。
比如，这些钱的使用率是多少？
一次性投进去几千万元的设备，怎么维护？
学校舍不舍得让学生用这些东西？
又是怎么用的？
在德国，除了像西门子、大众这样的大企业有自己的培训中心，其他很多中小企业买不起用于培训的大型设备。
于是，就由行业协会建立公共实训平台，一些企业提供不了的东西，由公共实训平台来满足。
要成就楷模，也要守住底线 “工匠精神”是职业教育避不开的话题，尤其在今天更是如此。
我们谈到“工匠精神”，往往会想到大国工匠。
中央电视台《大国工匠》节目中，都是一些国宝级的人物，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讲是可望不可即的。
现在有一种导向，就是培养工匠就要培养大国工匠，于是，职业学校纷纷搞竞赛、争奖牌。
搞竞赛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对普通职业教育来讲，拿了几块奖牌就代表职业教育水平高吗？
并不是。
再回到“工匠精神”的本意，就是要踏踏实实、精益求精。
成就一个楷模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能以这来取代大范围的技能要求。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要守住底线。
德国的职业教育始终守住这样一条线——最低标准不能动摇。
西门子可以有高标准高要求，但是你只要搞机电就一定要拿到证书，至少证明你这个人是符合最低标准的，这也是我们讲的职业资格和职业规范。
谈“工匠精神”，就是要让所有工匠都守住他们的行业标准，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素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追求“大国工匠”的顶尖工匠。
把职业教育往“高大上”引导当然不错，职业教育可以办本科班，甚至办研究生班。
但事实上，很多进入职业教育的学生都承载着家庭的重负，将来要靠这门手艺养家糊口。
我们的教育要让这些孩子有一个饭碗，能养活自己，甚至养活一个家，不给社会带来负能量，这是职业教育功德无量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出发，职业教育是一种让生活更美好的教育。
德国人的“工匠精神”是怎样炼成的
2016-07-05姚先国
核心提示：
德国人的“工匠精神”，不仅在于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崇尚科学、乐于动手的社会氛围和民族特性，更在于其国家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
“工匠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竞争中打出来的；不是靠思想教育教出来的，而是内生激励机制重构激发出来的。
【摘要】德国人的“工匠精神”，不仅在于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崇尚科学、乐于动手的社会氛围和民族特性，更在于其国家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
“工匠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竞争中打出来的；不是靠思想教育教出来的，而是内生激励机制重构激发出来的。
【关键词】工匠精神
德国
治理机制
自从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来，“工匠精神”就引起社会各界和广大企业的关注与热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德国和日本是世界创造业强国，也是“工匠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典范。
其中，德国的“工匠精神”历史更为悠久、影响更加广泛，且是日本引为学习的榜样。
考察德国人“工匠精神”的特点和形成机理，也许可为我们弘扬“工匠精神”提供借鉴。
德国的“工匠精神”在任何一个工作场所都可随时感受到
所谓“工匠精神”，就是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
这种精神在德国的任何一个工作场所都可随时感受到。
笔者曾于1985年至1987年在德国进修学习，后来又经常去德国考察访问或研究、讲学，对此深有体会。
德国人严谨守时，上班时间不做私事、不打私人电话，办事中规中矩，严格遵守相关规范和程序；医生看病、工作会见都提前约定，处理事情有条不紊；干活时聚精会神，旁若无人。
有一次笔者在慕尼黑火车站候车，看到一个工人在装一扇铁门。
他把门槽里的碎石、杂物一一清除，然后用毛刷把灰尘一点一点扫干净。
那情形不像在干粗活，而像在做一件工艺品，着实让人感动。
正是有这种普遍化的“工匠精神”，保证了德国产品的高质量、高性能，打响了“德国制造”的国际品牌。
德国的汽车、精密仪器、高端装备、医疗器械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享誉全世界，德国产品成为质优价高的代名词，使得德国长期保持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
德国产品为德国赢得了赞誉和尊重。
“工匠精神”不仅表现在德国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笔者当年在大学学习时，如果找德国同学借笔记，拿出来的笔记都是工工整整，并分门别类装订在专门的听课笔记夹中。
到任何政府部门办事，只要事先预约，到后通报姓名，立即就有人护送过去，根本不需要登记、查验证件等。
这种“工匠精神”也自然而然地传递给下一代。
1986年笔者在慕尼黑向住地一个中学生打听去丹麦阿尔胡斯怎么走，他马上掏出笔来，在纸上给我画出西北欧地区示意图和铁路行车、转车路线，给我耐心讲解，还时不时道歉：
“对不起，这个地方可能画偏了一点“，让笔者既感动，又感慨。
可以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已内化为德国人的思维模式，外化为行为准则，成为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潜移默化，代代相传。
德国“工匠精神”不仅基于民族特性，更与国家管理制度密切相关
德国人的“工匠精神”有其历史与文化渊源，至少有三方面因素不可忽视。
一是德国人的哲学思维。
德国人思辨能力强，喜欢探究世界底蕴、寻求终极真理，出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
这种爱刨根究底的思维方式必然影响其行为方式。
二是德国科技发达，曾是全世界的科学研究中心，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的创造发明影响了世界进程。
三是德国自中世纪以来手工业就很发达，直到1983年手工业还占到GDP的11%。
德国人动手能力强，很多人喜欢动手制作手工产品、自己盖房子。
正是这种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崇尚科学、乐于动手的社会氛围和民族特性，成为“工匠精神”的肥沃土壤。
然而，仅把“工匠精神”归因于民族特性有失偏颇。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同为德意志民族，原民主德国的“工匠精神”就远不如联邦德国。
笔者1986年第一次到东柏林时就深切感受到两德之间的差距。
东德当时在经互会国家中人均生产总值最高，东柏林作为首都，又是东德经济水平、生活水平最高的。
但一到东柏林，马上感到是另一个经济世界：
物资短缺，商品价格便宜但种类少，服务态度差；上饭馆要排长队；买了几本书想邮寄，在西柏林是很方便的事，在东柏林却很麻烦，要向外跑商店买邮寄的箱子、带子、胶水自己包装，剩下的包装材料扔了可惜，带着累赘。
两德统一后，笔者为研究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题，先后到柏林、莱比锡等地考察、访问，看到破败的工厂、凋敝的商店、冷漠的居民，不由得感慨万千。
在联邦德国随时可以体会到的“工匠精神”，在东德却难见踪影。
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市是当年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签署《波茨坦公告》的地方。
笔者去时道路坑坑洼洼，楼房破旧不堪。
最能说明“工匠精神”差异的是该市的大剧院。
据陪同人员介绍，两德统一时，该剧院已经拆毁准备重修，地基已开始打桩了。
但统一后的新政府认为，新剧院至少要达到使用百年的高标准，原设计太差，要推倒重来。
新方案要3年设计、5年建造，但老剧院已经拆了，居民8年内看不上戏，怎么行？
市政府决定在新址旁搭一个临时剧院，以满足近8年的居民需要。
那天笔者特意去参观了那座已投入使用的临时大剧院，见其功能齐备，舒适耐用，并非“临时”凑合。
由此可见，国家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是决定“工匠精神”的更重要因素。
中国的“工匠精神”如何培育和弘扬
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迈向高收入国家，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都迫切需要各行各业推出具有高竞争力、高吸引力的产品与服务，为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
弘扬“工匠精神”尤显紧迫和重要。
然而，“工匠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竞争中打出来的；不是靠思想教育教出来的，而是内生激励机制重构激发出来的。
最重要的措施在于：
一是改革教育制度，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体制，为现代工匠培养模式提供摇篮。
德国的职业教育世界闻名，舍得投入，就业前途广阔，教师待遇优厚，值得我国借鉴。
二是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打破仍然存在的劳动力身份壁垒，为人才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全面实施人才战略，改革劳动工资制度，让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获得应有的市场评价。
三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让产品市场定价不受垄断势力干扰，不受非经济因素控制。
要改革招投标制度，走出低价竞争陷阱。
四是改善和强化规划管理。
“拆了建、建了拆”的瞎折腾不仅极大浪费社会资源，也使建设部门的“工匠精神”变得毫无意义。
五是强化产品和服务供应的问责机制，使假冒伪劣、投机取巧行为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自讨苦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继续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成为弘扬“工匠精神”、维护自身声誉机制的自觉践行者。
（作者为浙江大学社科学部主任、教授）
小小螺丝钉折射德国“工匠精神”
2015年07月09日
新华网法兰克福７月９日电（新华社记者饶博）“飞机安装环节要求非常严格，假如有６个螺孔，那么技师就只能拿到６个螺丝钉；如果掉了一个螺丝钉，死活都要找出来，”德国海里派克直升机责任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柳青说。
海里派克直升机上使用的螺丝钉并非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螺丝钉，而是德国有关部门认证和许可生产的螺丝钉，价格是普通螺丝钉的１０倍，甚至更高。
柳青解释说，在飞机制造行业，工程人员需要非常严谨。
如果一个螺丝钉不小心丢了，特别是关键部位的螺丝钉，很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
一枚小小的螺丝钉，折射出德国制造业传承的“工匠精神”。
所谓“工匠精神”，就是一名工匠要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对每件产品、每道工序都凝神聚力、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即使做一颗螺丝钉也要做到最好”。
贝希斯坦是德国享誉世界的钢琴制造商。
成立１６２年来，贝希斯坦始终秉承精益求精的精神来制造钢琴，每一台钢琴都当做艺术品来打磨。
为了保证制琴技师的专业水准，贝希斯坦建立了一套学徒培养制度，２０１２年在全球仅招收２名学徒，２０１３年才开始增至每年６名。
公司服务部主管、钢琴制作大师维尔纳·阿尔布雷希特说，学徒们需要进行３年半的轮岗学习，每个学徒会在每个部门待上１周至１个月，每个部门都派最优秀的老技师亲自教授钢琴制造技能。
贝希斯坦不仅培养钢琴制作师，还为在全世界出售的钢琴培养服务技工。
阿尔布雷希特说：
“德国的职业培训体系非常独特，许多人都认为贝希斯坦的钢琴制作师培训是最好的。
”
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经济学家博飞说，德国制造业的研发人员不需要考虑“性价比”，他们所追求的是生产出质量最好的产品。
简单地说，就是“但求最好，不怕最贵”。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德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占据高端市场的领先地位。
博飞长期跟踪、研究德国中小企业。
他说，眼光长远是德国中小企业的鲜明特点，一两年甚至三五年的行业环境变化，不会影响他们对自身产品的专注。
因为专注，德国企业主往往穷其一生打造一件精品，甚至子承父业，世代相传。
德国除了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奔驰、宝马、奥迪、博世和西门子等知名品牌之外，还有数以千计普通消费者没有听说过的中小企业，它们大部分“术业有专攻”，一旦选定行业，就一门心思扎根下去，心无旁骛，在一个细分产品上不断积累优势，在各自领域成为“领头羊”。
在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奥斯纳布吕克市，有家企业叫汉宏国际物流公司，公司总裁克劳泽·黑尔曼说，德国中小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对自身所处的行业有一种情结，即使行业暂时不景气，他们也不会轻言放弃。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完美”是不存在的，无论一个产品或者一个事物有多美好，总有变得更好的可能性。
德国的制造业企业目光就投射到这些可能性上。
博飞说，德国制造业企业如果在某一行业取得领先优势，绝不会满足于自己的领先地位，而会不断加大投入，持续扩大领先优势。
倔强的工匠精神——细数德国百年品牌
一夜春风来，全世界都在讨论工匠精神。
然而如今所谓的工匠精神，往往溅上了一些吹捧的口水，点缀了一些浮华的光晕，却并不容易榨出几滴真正的热忱。
真正的工匠精神应当是倔强的，它拒绝理想主义色彩的渲染，撕掉自我标榜的标签，撇去粉丝经济的泡沫，用细节的品质经受住岁月的考验。
从这一点上看，德国人的严谨、精益求精以及实用主义成就了工匠精神最根本的内涵。
如今，高度发达的工业化革命取代了小作坊生产，但德国工匠精神仍矢志不渝。
专注、坚持、精准、务实的工匠精神使众多德国百年品牌历经风雨后
依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品牌魅力。
A.LANGE&
S?
HNE朗格倾注每寸光阴
2012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Dr.
Crott第85届拍卖会上，一枚搭配铂金表壳和庄重黑色表盘的朗格TOURBILLON“Pourle
Mérite”以33万欧元高价成交。
朗格表能够受到全世界钟表收藏者的追捧，精湛的制表技术、高水准的完美手工以及传奇色彩的品牌历史都是不可或缺的制胜利器。
1845年12月7日，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在德累斯顿南部小镇格拉苏蒂创立朗格表厂。
对每一枚朗格，费尔迪南多都不曾有半点懈怠：
宝石轴承、蓝钢指针及镙丝等为当时的朗格怀表增添了高贵气息；每一处摆轮夹板雕花图案均由大师手工完成。
正是这种对品质的完美追求，让朗格打造的怀表极其出众。
1898年，德皇凯瑟-威廉二世甚至专程向朗格订制一只怀表，作为造访奥图曼帝国时赠送给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礼物。
然而，接下来的百年，朗格表的命运却异常坎坷，战争的摧残及东西德的分裂，使朗格钟表厂划入东德成为全民共同资产，朗格之名不复见于表盘。
但正因如此，镌有朗格商标的怀表在收藏界里成为传奇。
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朗格表厂创始人曾孙瓦尔特·朗格重建先祖家业，重新投入朗格表生产，并为经典的品牌传统注入新的生命力。
东山再起的朗格，继续坚持“只生产世界上最优秀的钟表”的信念，为顶级制表领域建立了极高的新标准，它对完美工艺的诠释迫使很多瑞士钟表厂被迫在产品上做出回应。
朗格只制造机械表、只使用自制机芯，且不同的表款系列必须使用不同的基础机芯。
所有机件须经人工打磨才算完工，每个钟表师都至少需要3到7年的学习后方可参与钟表制作。
通常每块表的制作时间最少要6个月。
因此，朗格表产量非常有限，每年大约出产5000只左右。
今天，作为辉煌钟表王国的继承者，复兴的朗格以出色的作品赢尽业界的喝彩声，制表大师的地位坚不可摧。
朗格身披“工匠精神”光环重新捍卫德国制造的荣誉，几乎以一己之力与瑞士豪华腕表阵营分庭抗礼。
BORGWARD宝沃触手可及的豪华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2015年日内瓦车展上，德国汽车品牌BORGWARD（宝沃）继承人克里斯蒂安·宝沃正式宣布这一沉寂了50年的豪华汽车品牌重返车坛。
曾与奔驰拥有同样地位的汽车品牌BORGWARD（宝沃）几乎复制了朗格的命运：
从激流而退，到王者归来。
德国BORGWARD（宝沃）由天才汽车狂人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宝沃于1919年在德国不莱梅创建，是德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曾以60%的出口份额成为德国第三大汽车生产制造商，销量率先突破百万，成就了一段汽车工业传奇。
传奇的缔造并非偶然。
在20世纪中期，德国BORGWARD（宝沃）就以对细节的执著追求备受业界推崇。
其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伊莎贝拉，从灵感迸发到最终面世，经过了上千次设计手稿修改。
车内的每一处实木饰件均经过高级技师的精心挑选，并经过十余道工序的打磨，以确保每一处细节都拥有清晰的木纹和夺目的光泽。
车内选用的皮革经过悉心鞣制、精细切割以及手工缝制后，被唤起低调独特的光泽和触手生温的细腻质感，更是随着时间的磨砺沉淀出优雅的韵味。
不仅如此，伊莎贝拉车内的金属按钮均经过上百次的按压测试，以保证出厂的每一枚按钮都拥有如琴键般结实厚重的触感。
在工匠精神的指引下，伊莎贝拉将外观革新、工艺品质、性能优势集于一身，成为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的梦想之车。
经典永远会被世人铭记。
在德国BORGWARD（宝沃）蛰伏的日子里，世界各地的宝沃汽车拥趸者自发地建立了车主俱乐部，最早的俱乐部已经存在30年之久。
不仅在发源地欧
洲，美国，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也都有BORGWARD（宝沃）狂热的爱好者建立的俱乐部。
发展至今，全球共有20个俱乐部，超过2000名会员。
法兰克福BORGWARD（宝沃）俱乐部建立者奥斯卡·普费弗时至今日仍将宝沃视作信仰。
1960年时，刚刚结婚的他希望购买一辆宽敞且动感的轿车，而当他看到伊莎贝拉的那一刻，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
在回家的路上，普费弗一骑绝尘，把朋友的新车远远甩在身后。
当他停下车时，忽然发现里程表显示的数字竟定格在254,000公里。
“这简直是个奇迹，根本想象不到它已经这么老了，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它，它的品质更让我瞬间倾倒”，奥斯卡如是说。
正如奥斯卡所言，停产后的宝沃汽车受到了全世界收藏家的青睐和消费者的怀念，作为德国复兴的重要象征，伊莎贝拉汽车被印在了2002年德国邮政发行的邮票上。
在2015年日内瓦车展上展出的近花甲之年的伊莎贝拉轿车，仍然保留着完备的性能和时尚的外形，甚至能以130公里的时速驰骋，可谓工匠精神最淋漓的体现。
LEICA徕卡一世一瞬
自从第一部相机诞生至今，称得上著名品牌的并不少。
但笼罩在工匠精神光环下的绝不多。
德国徕卡相机就是其中之一。
日耳曼民族的性格赋予了它严谨的风格，历久弥珍。
1913年的一天，徕兹公司的首席光学技师奥斯卡·贝那克先生按人眼视角设计了24×36mm底片幅度的小型相机，这比当时笨重的相机先进得多，其轻便的特点更令贝那克爱不释手，并开始考虑研制便于携带的新一代相机。
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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