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和公共政策的关系兼评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公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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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和公共政策的关系兼评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公精
COMMUNICATIONS
2008年第6期
新闻传播研究种情形有助于目标达成就表现为积极的情绪,如果有碍于目标的达成就表现为消极的情绪。
感情的力量是“激励”和“活化”的程度,相当于情况“意外”的程度:
常规的事件不会产生强烈的刺激,但是一个突然的惊奇或危险会产生大量的活化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球脑也有感情。
任何积极或者消极的事件都高度联结着地球脑“情绪”,都会引起大量的“活化”作用沿着地球脑的虚拟神经“转播”,并且动员人们、机器或资源产生强有力的反应,以抓住问题或利用机会。
如一个新病毒的出现（计算机或者生物的,就会在地球脑立即产生大规模的反应行为———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将突然开始寻找关于这个病毒的信息或者讨论如何应对。
2008年中国四川大地震,受大量的媒体广泛报道的刺激,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释放出集体悲痛的情感,这也是地球脑的一种情感表现。
作为激进的思想家,赫里芬认为地球脑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让一个人的精神永远活下去。
可以想像我们精神的内容将与我们的身体的头脑分离,并且直接储存在计算机中,成为地球脑的一个部分,这称为上传。
人类精神内容可以像那些可以拷贝和储存在各种媒介的信息一样处理,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
现在普遍认为大脑的功能单元（精神模式是遍布的神经细胞,这使得大脑切除了部分物质以后还能够保持它的功能,计算机的功能并不完全依靠存储在它的记忆中的每个比特。
问题是:
精神的模式是什么?
什么是精神的代码?
我们现在还无从知晓。
但我们可以确定,人类一定可以揭开这个谜,就像我们解开遗传密码。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作为人类智力仿真的软件代理系统吸收了它的
用户的思考方式,可以无差别地模仿用户的行为。
如果用户去世,这些代理会继续与网络相互作用,表现出与它的去世已久的主人的个性人格和欲望相似的特征———就像他的“不朽灵魂”。
④
智能媒体的发展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一切生命的本质都只不过是符号的操作和信息的传播。
五、结语
传播是自然界存在的普遍现象,人类传播是人类社会
存在的普遍现象,传播把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地球村到地球脑,传播技术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也在促使人类“进化”。
在这一方面,地球脑学派的一些富有革命性的思想确实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意的启示。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媒介革命:
西方注意力经济学派研究》（编号07CGXW005YBG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邮编:
310023
参考文献:
①参阅:
彼德·罗素:
《地球脑的觉醒:
进化的下一次飞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TheSocialSuperorganismanditsGlobalBrain,byF·Heylighen,2003-03。
③TheFutureofHumanity,byF·Heylighen,C·Joslyn,1999-02。
④TheGlobalBrainFAQ,byF·Heylighen,Nov8,200O。
对于大众传媒同公共政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不完全相同。
毛泽东的看法最直接、最明确,那就
是前者无条件地为后者服务,传媒为政党和政府工作服务。
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
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
①
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思的见解则不同,“马克思无疑地梦想报
刊不受国家管制,而是作为人民的真正发言人。
如果国家像预言的那样在革命以后就消亡了,他的梦想或许已成为事
实。
”
②
马克思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于德国党想将无产阶级党报实行“报刊国家化”的计划极其反感。
可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不得不重建国家机器,不得不面对管理国家的工具———政府同大众传媒关系的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理想主义往往不得不让位于现实存在。
在苏联,公众通讯工具只能成为“党的路线的发言人和国家的工具”,只
能成为国家和党发布指示的工具。
在苏联,公众通讯工具是同国家政权的其他工具及党的影响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③
众所周知,在西方国家,大众传媒同政府、政党则呈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拿美国来说,2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变化过程。
起初,人们千方百计地扶植传媒,试图造就一个强大的传媒去节制政府。
而一旦传媒变得强大无比,或者由于商业因素的过度浸入致使某些传媒变得厚颜无耻的时候,人们又期待借重政府的力量去节制传媒,以防止传媒同各种社会势力同流合污。
人们之所以选择政府而不是其他力量,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的美国,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但人们借用政府力量去遏制传媒异化的计划实行起来大众传媒和公共政策的关系
———兼评《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童
兵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0806—0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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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NTEMPORARY2008年第6期
新闻传播研究
是十分谨慎的,究其原因,其一可能是他们对新闻自由的珍爱,害怕把砍杀自由之斧交到政府之手;二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敬畏,正是那个神圣的法案使美国人民在非战争时期享受到较为广泛的新闻自由:
三是对政府本身的不信任。
历届政府对传媒以至对人民自由的侵害记录让人们心中无法忘怀。
所以施拉姆在《大众传播的责任》一书中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并指出,借用政府力量节制传媒的计划执行起来必须慎之又慎:
“我们企盼政府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传播内容有所限制与管束时,务须谨慎其事。
政府行动尚有助传播畅通,或使新的参加者获得某些方便,应该受到欢迎。
”
“我们给予政府愈多的管制之权,我们愈不能信任大众传媒能正确公正地报道政府的动态。
”
“由政府行使检肃媒体的权力,何以将带来危险?
100年前,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今天的媒体规模太大,又与大众相疏离,我们容易把它们的主要功能忘记,那便是节制政府。
它仍应为大众所有,并且仍然保有这一种功能。
因此,如果我们想由政府来检肃媒体,无异要一个机构来节制原曾对这机构进行节制者。
”
“我们希望政府不要轻易干预人民的自由,除非不得已出此下策。
”
“我们先应决定自己所相信的一切。
我们还相信民主的政治哲学吗?
如果我们不再相信,而改信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们当然可请政府来担任大众传播事业的看守者。
本书立论与之适相反对。
因此,我们应出诸以最大的谨慎与约
制,切勿轻易鼓动政府来肩负起管制媒体的责任。
”④
进行了上述一系列思考、辨析和论述之后,施拉姆最后提出,要不要借用政府的力量,也即考量政府在何种情形下才可以出来对传媒行为进行干预,必须规定严格的原则。
而这一原则已由大法官霍尔姆士提出,又得到由美国总统任命的公民权利委员会的赞成。
这个原则就是:
只有当对社会的福利产生明显而又即时的危险时,政府始可出面干预。
也就是说,平时,人们不希望政府去干预大众传媒,但一旦大众传媒将对社会产生一种“明显而又即时的危险”的时候,政府方可干预大众传媒,对其进行管束和规制。
无论从施拉姆所考察的各个角度的问题,还是霍尔姆士提出的政府干预大众传媒的原则,人们都难以发现有类似毛泽东同志关于传媒对宣教政党政治的直接作用的论述。
尽管事实上西方政治家都千方百计地接近和利用传媒,如美国建国以来50余届40多位总统都曾经通过设立新闻秘书、召开记者招待会或通过传媒发表讲话等渠道,试图利用传媒来宣传自己的政治意图。
这种例子很多。
首任总统华盛顿几乎订阅当时出版的所有报纸。
肯尼迪总统在执政的3年时间里,发表过9次全国电视讲话。
福特在尼克松下台后以副总统代行总统权力仅8个月时间,举行过52次新闻发布会,接受过85次正式记者访问,还多次同记者自由交谈。
但哪一个总统都不会承认自己在利用传媒为自己的政策做事,都讳言传媒对政府制定与贯彻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堂发的博士后研究报告《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则完全以坦率、直接的理论胆略和学术智慧来研究大众传媒同公共政策的紧密关系。
这应该是中国政治科学同
新闻科学相结合的一种交叉学科回归真正的科学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作者在书中指出,政策科学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涉及个人利益的选择,民主体制必须作为它的基本前提。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近几年来,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中心话语:
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
民主的基础上,支持和扩大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有效参与。
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
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
所有重大决策,
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决定。
这些政策制定的科学主张要落到实处,更需要依赖一些可以实际操作的途径或制度设计,新闻传媒在可接近性、便捷性、时空的广泛性以及无参与资格限制等方面都是其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途径。
该书通过大量的政策素材的媒体报道个案分析,提出了为相关话题的研究者所忽略的一种见解:
在某种意义上,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一种公共没施。
新闻媒体作为我国政府政策行为的辅助手段,它在完善决策机
制、
提高决策水平、实行民主与科学决策、增强政策效能方面,尤其在提高政策活动代表民意的深度与广度、决策的合理性程度、客观监督与评价政策效果的可信度等方面发挥着显著功能。
具体而言,新闻媒体在政府政策问题与议程的建构、政策方案修正的论辩、政策执行行为的有效监督以及政策的实际效果评估等主要环节都能够或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该书的着力之处在于围绕媒体确立政策问题的主要方式及影响政策议程的经常性手段,媒体论辩与政策社会化、理性决策、公正价值落实问题,强化媒体论辩的非精英主义倾向与媒体组织论辩的角色,媒体监督之于改善政策执行效果、媒介化的政策评价所具有的优势与特点等内容展开具体论述。
作者在这些问题上有较深程度的开掘。
这种科学探索,不仅对深化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有积极作用,对我们更加深入地考察大众传媒在推进科学执政、提升公共政策的社会效益方面也有着实际价值。
我国特有的新闻事业管理体制使得新闻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总体上是零散的、被动的,而且这些相当有限的作用有时还可以被某些狭隘的政策主体用足够的资源或手段抵消。
尽管如此,在政策的微观层次和一个政策的某些细节,特别在地方政府的某些政策活动中,政策制定部门化,部门政策利益化现象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媒体的干预作用确实能够产生一定的实际作用。
一般说来,目前新闻媒体在政策宣达环节、部分政策的执行环节所起的作用比较显著,而在其他环节如政策问题的确定、政策方案的设计与辩论、政策本身价值的评价、政策终止等环节能够产生的实际影响还不太明显,这些政策环节通过新闻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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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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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研究一、研究缘起与文献回顾
传播学理论源起于西方,对中国学界而言是个舶来品。
传播是经由社会建构的实践,传播理论因其要参与到建构传播规范的社会话语中去,也被视作一种实践方式。
①传播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具有不同的特征,而传播理论在引入中国后,因为所描述的实践环境的变化,其理论本体与解释预测功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本土化②的过程。
究其根本,这是被引入理论在中国实践环境中不断做出调整,试图契合中国实际的过程。
传播理论本土化问题一直是中国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
就其历史进程而言,大致可划分为介绍引进（1981-1989年、探索发展（1990-1996年与评价创新
（1997-2001年3个阶段。
③
就其意义深度而言,可概括为:
一是外来理论的移植;二是因为本土社会的特殊性而对外来理论做出补充修改或否定;三是建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
④至于本土化的方法与策略,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即提出“16字方针”:
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
而学者提出的策略多是对这“16字方针”的阐释与细化。
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从某种角度说,是由若干单个传播理论纷纷被“再嵌入”⑤
中国语境中的个体故事
构成的宏观历史叙事。
有鉴于此,细致详尽地描述某个特定传播理论在引入中国的实践语境后,其理论内涵、功能与研究方法如何同中国实践发生互动,从而伴随中国社会发展而显现出种种特征,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探寻到中国传播学理论发展的独特路径及未来努力的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了“议题设置”理论作为研究对象。
在布莱恩特和莫伦的研究中,作为传播学研究里程碑之一的“议
题设置”假说是被美国传播学者使用最多的理论（72.13%的样本都提到这一理论。
根据学者的统计,在中美两国2000-2005年间的学术论文中,“议题设置”理论依然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理论。
⑥
本文旨在考察“议题设置”这一根植于美国政体、经由实证研究方法推演出的传播学理论引入中国后,如何被“再嵌入”中国的学术话语中,应中国的学术实践而变,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媒体效果的认知和定位。
本文希望展现一个典型的西方传播理论被引入中国过程中所做出的调整和发生的衍变,藉以彰显两种学术传统的某些特质,为双方展开更为顺畅的学术交流打下基础。
“西学东渐”后的理论衍变
———对中国“议题设置”理论研究（1986-2008年的实证分析
○张军芳
潘霁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0806—0015-3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1986年到2008年涉及“议题设置”理论的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试图细致描绘“议题设置”这一由西方舶来的传播学重要理论在中国的衍变轨迹。
研究发现,“议题设置”理论被引入了中国后,一方面对中国学者如何认识媒体的社会角色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学术话语又使得“议题设
置”
理论在理论内涵、研究方法和适用范围上均发生了契合现实的实用性衍变,而这一衍变过程折射出的正是中国传播学研究以及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场景。
【关键词】“议题设置”理论;本土化;内容分析;个案研究
体所体现的公共性、开放性确实有待加强。
相信随着政府对
公共政策在政治、
经济、社会生活中治理作用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强,以及对政策制定民主化、科学化意识的日益自觉,加上公民意识增长、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推动,媒体的作用会日渐凸显出来。
该书作者对媒体政治功能的研究摆脱了大而化之的“民主”、“民意”表达的套路,采取了微观解剖的思路,跨学科的属性比较明显,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没有多少可以直接参考的成果。
作者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分析诸多案例,考察媒体所呈现的微观性作用,这对于媒体政治功能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丰富媒体政治功能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以往也有极少数相关研究涉及这一问题,但
没有该书所讨论的详细、深入和系统;二是虽然我国新闻媒
体一直被当作
“喉舌”功能予以强调,但从理论上对这一功能的“优化”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比较缺乏,该书对此课题已有所涉及。
□
作者: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
200433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②③参见韦尔伯·施拉姆等:
《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④转引自张国良主编:
《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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