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区域响应.docx
《第三章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区域响应.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三章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区域响应.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三章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区域响应
第三章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区域响应
本章教学目标：
本章主要分析全球化的深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是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全球化的发展使劳动地域分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本章首先重点介绍分工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并剖析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新的发展环境下的战略选择。
区域间关系理论也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本章的后一部分着重介绍全球化时代区域间相互关系的新特点。
本章教学的主要内容：
3.1国际分工的历史演变（1学时）
3.2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要素分工的发展（1学时）
3.3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机遇与挑战（2学时）
3.4全球化背景下的区际竞争与合作（1学时）
3.5全球化背景下区际经济差异与协调（1学时）
本章重点：
当代国际分工的基本特征、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全球化背景下的区际竞争与合作
本章难点：
要素分工和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内涵、全球化时代的区域间相互关系
本章讲义：
3.1国际分工的历史演变
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变化过程。
虽然早在奴隶社会，就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邻国之间的分工，但一般认为，这样的分工和交换只是社会分工的局部延伸。
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上半期的“地理大发现”才为近代国际分工提供了地理条件和准备了国际市场，从而出现了国际分工的萌芽。
国际分工的真正形成得益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动，它促成了各国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发展，并将其汇合成统一的国际市场。
正如马克思（1958）所指出的，“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可见，是技术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空前发展，推动着社会分工最终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国际分工体系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国际分工表现为部门间的分工，即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国和以自然条件优势为基础的农业国之间的分工，国际交换主要是制成品与原材料之间的贸易，这是一种使世界城市和世界农村对立的“垂直型”的国际分工模式。
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使世界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规模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原有的“垂直型”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强化了“工业欧美、原料亚非拉”的国际分工体系。
同时，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和分工体系的深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工业部门之间分工为主的“水平型”分工关系迅速发展，国际生产的专业化倾向加强，生产迂回的国际程度加深。
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兴起和殖民体系的崩溃，使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
生产的国际化、产品的差异化和多样化、零部件生产的专业化趋势不断增强，国际分工以惊人的速度向纵深发展，各国经济日益依赖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以国际市场为核心、以国际分工为手段的世界经济发展体系逐步形成。
在此背景下，迂回生产过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以产品（产业和行业层次上的产品）为界限的国际专业化分工，使得各国依据比较优势逐渐成为迂回生产链中某个环节的专业化的产品生产者，而迂回生产链中各个环节（指产品）也在这一过程中，依据比较优势，找到了最适合的生产地点。
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在竭力维护传统国际分工的同时，扩大和发展了有利于自己的水平型分工，集中发展资本、技术、乃至知识密集型的行业，而把一些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垂直型分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进一步深入发展，市场范围、市场规模和世界生产力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开始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
这一时期，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增值环节之间的多个层次的分工。
这种分工的边界是生产要素，是价值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
传统的以国家为界限的分工已明显弱化，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内国际分工、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分工、区域性国际经济集团所组织的分工以及协议性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国际分工已经从国家层次向企业层次发展，跨国公司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宰。
国际分工的发展历程表明，技术进步不仅促成了交通、通讯手段的发展和物质、信息交流渠道的便捷，从而使世界市场的规模由邻国之间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范围拓展；而且，它还支撑着分工由产业间向产业内、甚至向产品生产工序型分工的方向不断深入，从而使国际分工的形式也沿着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不同产品之间分工→产品价值链各环节分工的路径不断演进。
另一方面，各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加深也促成了国际市场的规范化和交易成本的降低。
随着商品和要素跨国自由流动的环境日益改善，全球化时代的贸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交换活动，而是成为实现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价值创造过程的手段。
3.2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要素分工的发展
张二震等（2004）从理论上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国际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变的新变化。
他们认为，分工和专业化不仅具有技术属性，也具有制度属性。
技术属性上的分工和专业化演进表现为“分解”的过程，在“分解”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从迂回生产的生产链中独立出来，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也随之出现。
分工越细，中间产品的专业化生产程度越高，中间产品生产中投入的要素就越专门化，分工也就越具有要素分工的特征。
然而，分工越发达，交换越频繁，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必须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这就使得制度属性上的分工和专业化演进表现出“一体化”的特征。
虽然，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能够从迂回生产链中“分解”出来，以独立的、专业化的市场主体身份（专业化的生产企业）参与社会分工；但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企业会将原本能够在制度上独立的生产环节，通过“一体化”纳入企业内部，使社会分工变为企业内分工。
因此，从技术属性看，随着要素国际流动障碍的减少，迂回生产链在国际间不断迂回，中间产品不断增多，并不断在国际间寻找最合适的生产地点，为中间产品生产所进行的投资和中间产品贸易也在不断增长，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出要素分工的特性；而从制度安排看，通过跨国公司使得分散在国际间的生产活动被联合起来，随着中间产品，特别是难以定价的中间产品的不断增多，跨国公司所联合的生产活动也越来越多，公司的规模和影响也不断壮大。
在这种以生产要素为边界的国际分工中，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是由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生产的，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贸易成为跨国公司内贸易。
因此，新的分工体系下，国际贸易也不仅是生产的结果，而往往表现为生产的环节，是“为生产而贸易”。
国际分工的新变化要求各国贸易战略在选择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程度时，必须要有新的思路，以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暂时还难以在资本、人才、技术等高级要素方面拥有优势，主要通过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等初级要素参与分工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全球化条件下越来越多的最终产品应打上“世界制造”的标签，这种世界制造正是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发达国家的高级要素与发展中国家的初级要素的结合。
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仍然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机结合。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了这样的结合，并攫取了最多的利润，发展中国家则获得了资本、技术的溢出和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全球化的深入将更多民族国家卷入国际分工体系，封闭只能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被边缘化，而开放则要求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初级要素参与分工。
即使是已经具备一定产业基础和资本积累的中国，现阶段最大的要素优势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的制造车间也是必然的、现实的选择；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我国要永远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
相反，我国要通过分工和交换引进和培育当前还不具备优势的高级要素，以为未来以更高质量的要素参与分工创造条件。
由此看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分工向要素分工的转变意味着不仅要充分利用现有优势要素，更要吸引和培育高级要素。
在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的环境中，成功的贸易战略必须有助于提升本国在高级要素获取、使用和创造方面的能力。
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国际贸易不仅是最终产品的交换活动，更是中间产品的输送环节，是全球价值创造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相应地，产业内贸易、中间产品贸易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等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都将显著上升，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也将快于制成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这些都已成为近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关注的命题。
3.3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机遇与挑战
传统贸易理论往往以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为假设前提，商品贸易理论与要素流动理论无法融合。
然而，新的以生产要素为边界的国际分工形式将跨国公司与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价值的环节和手段，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研究也有了新的基础。
朱刚体（1993）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认识到产业内贸易与公司内贸易越来越成为普遍的贸易现象，以公司内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为基础更能解释现代贸易格局。
发达国家之间各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不同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基础，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发展国际竞争力强的产品并进行海外投资也与其公司的特定优势有关。
这就将国际贸易的研究视角由国家转向了企业这一更微观的层面。
观察到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朱刚体认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垄断竞争优势是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共同决定因素，这种优势虽然是在母国扶持和培养起来的，但并不一定与这个国家的总体平均优势和要素禀赋有必然的联系。
由于跨国公司既是对外直接投资者，又是重要的出口商，因而将贸易与投资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进行研究很有意义。
朱刚体（1997）还认为，在国际贸易框架下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思路是市场结构的不完全性和知识产品特性所引致的交易成本，从中可以导出公司追求统一控制权的动机，因此，比较优势、交易成本和市场绩效的结合是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重要线索。
总地看来，朱刚体将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融合或替代的决策主体，研究了由公司竞争优势与发展策略决定的跨国公司生产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提出了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思路。
这一思路有助于更好地观察跨国公司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有助于分析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要素流动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揭示要素流动与竞争力提升之间的相互关系。
既然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贸易与投资克服要素禀赋上的缺陷，那么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在要素流动的环境中提升国际竞争力。
然而，朱刚体的研究还是尝试性的，主要沿用了传统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投资看成了贸易的有效替代，因而缺乏一个系统的分析体系（魏浩，2003）。
王舒（2002）提出，沿用新古典贸易模型的推导逻辑，同时引入要素的非同质性和要素间的非线性作用，可以解释贸易基础上投资的发生机制，从而将贸易与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
其关于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并存的逻辑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各国要素量的不同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动力，量的差异导致的要素价格差异将随着贸易的发展而消失；二是各国要素质的不同是直接投资产生的根本原因，如果特定性质的要素与其它要素结合时由于非线性作用的存在而改变了生产函数，提高了生产效率，甚至形成正反馈，那么由此形成的效率优势就决定了生产应该放在拥有该要素的国家进行，投资由此而生；三是国家间不可流动的要素在数量和性质上的差异是形成国际分工的原动力，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在不同方面利用这种自然差异，共同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
在全球化条件下，初级要素的流动性仍然比资本、技术等高级要素的流动性要差，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因而需要输出资本、技术等高级要素与发展中国家难以流动的优势要素相结合，这就为发展中国家获取这些要素提供了条件。
王舒的研究还批评了仅仅从量的角度认识要素禀赋的缺陷，将要素的量与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基于要素结合的非线性过程探讨了国际要素流动的动因，从而为以要素流动为基础分析国际分工奠定了基础。
这一研究同时表明，要素并不同质，不仅不同要素有不同的产出效率，即使同一类要素也可能有不同的经济价值，获取具有较高产出效率和较高经济价值的优质要素对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中国家虽然目前只能以较低质量的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但也可以因此获得技术等高级要素，并且随着自身经济技术实力的增强，还可以不断优化所获得的高级要素的产出效率，这正是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张二震等（2004）基于对国际分工新体系的认识，提出了以要素分工为基础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当代国际贸易的动因和特点。
所谓贸易投资一体化，在广义上，是指当代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合为一体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从狭义上看，是指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以要素分工为特点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利用资源，进行全球化生产和全球化经营，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在跨国公司的安排下，围绕着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价值链，表现出相互依存、联合作用、共生增长的一体化现象。
此时，贸易和投资都是围绕着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而进行的，贸易是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价值链上的贸易，投资是发生在价值链上各个生产环节的投资。
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贸易实现分工收益，是为贸易而投资的，而贸易则是实现投资行为最终目标的手段。
只有贸易与投资共同发挥作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价值创造过程才能完成。
同时，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条件下，国际贸易的基础将由比较优势转变为以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的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格局中目前的公司间产业内贸易将向巨型跨国公司内产业内贸易发展，公司内贸易中高科技精密零部件的比重将不断增加；国际贸易利益中的动态利益地位将日益突出，一国开展国际贸易将更强调贸易对就业、技术进步、税收、GDP等的促进作用。
由此看来，发展中国家在新的贸易格局中不仅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要在国际分工中聚焦长远利益，重视能力的提高，特别要注意利用要素大规模跨国流动的有利环境，着力吸引和培育技术等高级要素。
传统贸易理论强调各国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而要素分工的发展则使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换变得更为重要。
虽然发展中国家以相对丰富的初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是比较优势的体现，但在分工中吸引和培育高级要素则是为获得竞争优势创造条件。
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因为观察到全球化下母国竞争优势在支撑企业和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中的基础性作用。
与比较优势强调各国优势的潜在可能性不同，竞争优势更多地强调各国优势的现实态势，尤其表现为各国在相同产业中生产率方面的绝对优势，它同时强调，各国的竞争优势不是永恒的，而是在竞争力量的对比变化中动态发展的。
因此，对特定国家而言，如果不能将先天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那么比较优势永远只能是潜在的，甚至可能因为技术进步等的影响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技术进步可能不断减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如果其善于利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发展起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那么就能很好地实现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统一，最为低成本、高效率地提高国际竞争力；如果其确实缺乏先天的比较优势，那么就需要通过更多的努力，培育和积累人才、资本、技术等可在后天获得的高级要素，逐步获得竞争优势。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使拥有自然资源等先天赋予的比较优势，也不能暴殄天物，而应倍加珍惜，使之与技术等更多高级要素实现有机地结合，以更高效率地获得竞争优势；如果没有先天的比较优势，那就更应着力引进和培育高级要素，为未来以高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创造条件。
总之，比较优势未必能转化成竞争优势，也并不必然是竞争优势的基础，无论先天资源赋予状况如何，发展中国家都应积极吸引和培育目前所缺乏的高级要素，以更有效地获得竞争优势。
日本、韩国等在20世纪后半期的崛起历程就充分表明，成功的开放战略能够有效地帮助后起国家赢得竞争优势。
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也使贸易利益的分配机制发生变化，以要素为边界的分工客观上要求各国都以其在贸易投资活动中所提供的要素参与总利益的分配。
具体地说，发达国家多以资本、技术和知识等高级要素参与分工，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常以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参与分工，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因为出口国不过是贸易商品的生产国，而不再是贸易商品的全部利益归属国。
在贸易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出口国使用的要素不仅未必全部来自本国，而且有时来自其他国家的正是资本、技术等利润率最高的核心要素。
如果这些核心要素正好来自进口国，那么出口国在交易过程中的谈判能力更低，通过贸易获利的能力更弱。
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转移价格进一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因此，主要依靠怎样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已经成为决定一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程度的主要因素。
适应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形势、新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摆脱重商主义的桎梏，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和贸易利益的不断流失正是因为其所拥有的优势要素质量比较差、增值能力不强、利润率比较低。
如果永远只能以这样的要素参与分工，那么，通过贸易积累财富和实现发展的目标只会日渐渺茫；如果能通过贸易逐步吸引、培育和积累高级要素，那么，发展中国家将可能获得动态利益，在未来的要素分工和贸易利益分配中逐步改善自己的地位。
总之，动态利益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追求，技术吸收型战略的提出，正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在开放环境中优化要素结构，提高技术等高级要素的积累、使用和开发能力，为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提供有力的支持。
因此，这样的战略不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短期获得全部的贸易利益，而只能是一种基于长远发展能力的次优选择。
基于要素分工的国际贸易也使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和手段不再有效。
传统保护贸易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大都以不存在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或像重商主义那样不允许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为假设前提，产业和产品的国家或地区界限比较明显，产品的“国籍”常常成为实施差别待遇的标准，关税则是主要的保护手段。
然而，随着生产过程的日益国际化，传统的贸易保护思想将难以为继。
首先，要素的自由跨国界流动是新的国际分工的基础，这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大相径庭；其次，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分工使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企业、本国产品已经很难确定，差别措施难以有效实施；第三，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单边的自主保护会妨碍跨国公司的资源整合，将受到跨国企业和相关政府的反对，降低关税的压力逐步增大，同时，东道国的贸易保护以损失福利为代价，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同时，也使外资企业受益，甚至可能因此引起外资的落后生产技术大量涌入。
此外，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得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有时只有一步之遥，阶梯关税的保护效果也在弱化，更何况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内部转移价格逃避关税。
由此看来，各国所能采取的对进口管制的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根据一国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程度来划分对外贸易战略的类型也就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事实上，无论进口或出口都可以对一国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形成出口与进口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对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更为有利。
综上所述，贸易投资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使从要素角度分析贸易战略具有了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素不同质和要素间非线性结合的研究表明，要素的经济价值存在显著差异，获取优质要素才是在要素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关键；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同样证明，只有优质要素才能获得比较高的经济利益，出口国已经不再必然地比进口国获得更多福利；随着传统保护贸易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难以为继，对出口抑或进口的青睐更无现实意义。
分工基础逐步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提高现有优势要素的使用效率，着力吸引和培育高级要素，以避免禀赋优势的廉价输出，并通过后天优势的积累获取动态利益。
从贸易战略的角度看，主要应通过对外贸易增强引进、使用和开发高级要素的能力，逐步提高在更有产出效率和增值潜力要素方面的富裕程度。
讨论（选学）：
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全球化时代能做些什么？
在经济活动全球化的条件下，政府的管理功能面临重新定位和调整的任务。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自由化和市场经济的加强，政府的作用将大大下降。
进一步的全球化意味着国家经济间相互依赖的增强，政府制定以及特别是执行国家政策时的自主权的下降。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管理的责任并没有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减少，变化了的仅仅是政府工作的着眼点和政策重点。
具体体现在：
第一，将产业政策从对具体产业和部门的干预政策转向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一般性的调节政策，目的在于间接地促进整体的经济竞争力；
第二，将政策转向支持出口导向的生产，使地方经济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从而获取更大的比较效益；
第三，重视区域政策，通过帮助一个国家的落后地区或者一个地区中的落后国家，来降低仍至消除地区间发展的差异；
第四，提高产业部门的技术能力以促进竞争力，支持现有企业的私有化和重组，对中小规模产业提供更多的技术和制度上的支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就业稳定、经营灵活、富有朝气等优势。
这就是说，全球化需要政府发挥新的作用，需要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伙伴式的合作关系。
全球化同时需要更加有力和精明的政府，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市场体系的建立、管理和维护。
专题（选学或自学）:
区域间经济发展关系理论
一、相关基础理论
1）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学说
赫希曼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先在某个区域发生，那么它就会对其它区域产生作用。
为了解释方便，他把经济相对发达区域称为“北方”，欠发达区域称为“南方”。
北方的增长对南方将产生不利和有利的作用，分别称为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
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的关系
2）梯度推移学说
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梯度——区域之间经济总体水平的差异，而不仅仅是技术水平的差异。
与梯度推移有关的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反梯度推移论；并存论；主导论。
3）中心－外围理论
中心-外围理论有时也称为核心-边缘理论或中心-边缘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经济学研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时所形成的相关理论观点的总称。
中心、外围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后来被引入区域经济的研究之中，融入了明确的空间关系概念，形成了解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关系和空间模式的中心-外围理论。
弗里德曼中心－外围理论的基本观点：
（1）在若干区域之间会因多种原因使得个别区域率先发展起来而成为“中心”，其它区域则因发展缓慢而成为“外围”。
（2）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
总体上，中心居于统治地位，而外围则在发展上依赖于中心。
中心与外围出现发展差异的原因：
（1）中心的发展与创新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心存在着对创新的潜在需求，使创新在中心不断地发生。
创新增强了中心的发展能力和活力，并在向外围的扩散中加强了中心的统治地位。
（2）支持中心成长的机制:
在中心，存在着六个自我强化、反馈的效应，支持中心的成长。
主导效应：
外围的自然、人文和资本资源向中心的净转移。
信息效应：
中心内部潜在相互作用的增加。
心理效应：
创新的成功对更多创新的刺激作用。
现代化效应：
中心为适应创新而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化。
连接效应：
一个创新引起新的创新的趋势。
生产效应：
为创新而提供有吸引力的结构支持，包括经济规模的增长和专业化。
信息效应和心理效应常常与主导效应相伴随，而现代化效应则与连接效应和生产效应密切相联。
在这些效应的作用下，中心不断地成长。
相比之下，外围的发展将处于不利地位。
4）区域相互依赖理论
（一）依赖理论
依赖——一个事物的存在和变化是以另一个事物的存在和变化为前提的关系。
依赖理论的基本观点：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依赖关系。
前者利用其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制订游戏规则的优势而对后者产生控制作用，进行剩余价值的剥削。
后者由于经济的落后而在贸易和经济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发展上形成对前者的依赖或称之为依附。
特别是那些殖民地国家，这种依赖关系就更为明显，依赖程度就更深。
（二）相互依赖理论
布鲁克菲尔德的相互依赖观点：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