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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传家有义方《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耕读传家有义方
——感悟中国传统家训中的阅读观
[关键词]阅读文化；家训；家风；阅读观
[摘要]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阅读是教育的基本途径，因而在中国传统家训中蕴涵着丰富的、精彩的阅读观。
本文通过挖掘和整理，别裁出中国传统家训中一些具有思想内涵和借鉴价值的阅读理念，如耕读传家、明理修身、立志勤学、尊教重读、合理有效、学以致用等。
[中图分类号]G252.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诗曰：
江河向东水流长，耕读传家有义方。
明理修身琢玉器，立志勤读惜时光。
尊教重学薪火盛，合理有效方法强。
知行合一清泉涌，鸿蒙洞开扇扇窗。
中国是一个极其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度，历代的家训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传承下来文化遗产。
家训，又称家范、家诫、家书、家规、家仪、家语、家教、家订、家政、家约等，其核心内容就是某个家庭或某个家族中，父祖辈对子孙辈、兄辈对弟辈作出的训示与教诫。
实际上，家训就是一种广义的精神指导，有约束性的，也有劝谕性的，有书面的，也有口头的。
阅读是教育的基本途径，因而中国人特别崇尚读书，从乡村到城市，从百姓到政府，耕读传家、读书修身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
在历代家训中，包含着丰富的、精彩的阅读观，本文通过挖掘和整理，挂一漏万地别裁出中国传统家训中一些具有思想内涵和借鉴价值的阅读理念。
1对阅读价值的教诫：
耕读传家
在中国农业社会的进程中，耕读是最普遍的生活模式，也相应形成了以“耕读为本”作为价值取向的耕读文化。
在很多家庭的门楣，会经常出现“耕读传家”、“耕读当为”、“晴耕雨读”、“耕读世业”、“耕读人家”、“耕读家风”这样的匾额，人们以“耕”为生存之本，以“读”为升迁之路，与此相辅相成的治家理念在家训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
生活于晚唐五代时期的章仔钧学问才高八斗，为人豁达大度，为官颇有仁政；妻子人称练夫人，为妇贤淑，为母有德，在民间传有许多佳话。
夫妻治家教子有方，留下的《太傅公家训》把“传家两字，曰读与耕”一句放在篇首，还对子孙后代的学问修养、品德操守提出了很高要求，具有深邃的内涵：
“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曰让与忍；防家两字，曰盗与奸；亡家两字，曰嫖与赌；败家两字，曰暴与凶。
……不孝子孙，眼底无一句诗书，胸中无一段道理。
”[1]
清代由广东迁至四川的钟氏家族，其《钟氏族谱》中有“祖训十二款”，他们认为祖训是“格言至论，可各抄出。
贴在厅堂，以作箴铭，以训子弟。
遵此家法，一以绳祖武，一以贻后昆，胜读劝世文也。
”在十二款中，“耕读为本”一款集中表达了要求得生存必须勤于耕稼、要求得发展必须读书仕进的思想基础：
“人有本务，不外耕读二事。
盖勤耕则可以养身，勤读则可以荣身。
苟或不耕，则仓廪空虚，此乞丐之徒。
不读，则礼义不明，此蠢愚之辈。
凡我子孙耕者成耕，读者成读。
此本所当务也。
”[2]
浙江永嘉县芙蓉村位于楠溪江中下游，历史悠久，文化丰厚，读书学习风气浓郁。
这个村拥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书院“芙蓉书院”，而且曾经有18人同朝为官，民国时期有10多人考上黄埔军校，家族对有才学而家庭困难的子弟会利用公田收入对其进行援助。
这个村的《陈氏宗谱》中的族训明确倡导：
“凡吾族子弟，为士者须笃志苦学，以求仕进；为农者须勤耕贸迁，以成家业，即甚贫乏者，亦宜清白自守，切不可习为下流，玷坏家声。
”[3]
2对阅读动机的教诫：
明理修身
阅读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传统家训中，表述出的第一种动机是鼓励子孙金榜题名。
在中国社会较长的历史时期，从官方到民间，极力倡导学子们以读书应举为要务，人们把能否出仕看作是读书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志，《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艺术化得表现了这一点，这些必定在家训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如唐代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一诗，就是写给侄子阿宜的。
杜牧介绍了杜氏一族的家世传统、自己的治学经验等，并鼓励侄子好好读书，以后好谋取功名：
“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
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
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
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
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
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
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
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
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
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
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
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
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
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
”[4]
在中国传统家训中，表述出的第二种动机是教诫子孙明理做人。
虽然很多人关心子弟读书仕宦，但更关心他们的读书明理做人。
也就是说，很多人读书的第一位是为了修身，而仕进是第二位的。
由于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修、齐、治、平的统一，把“修身”看作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所以家训中往往希望培养出来的孩子明白道理，德才兼备。
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欧阳修四岁而孤，家贫无资，他的母亲郑氏画荻教子。
欧阳修从小到大，昼夜勤奋，一生博览群书。
在写给儿子奕的《诲学说》中，欧阳修借《礼记》中“玉不琢不成器”一语，告诫儿子人不学不成材，不进则退，人不学还会有舍君子而为小人的可能，受环境影响人是会发生变化的：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道。
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
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
”[5]
南宋时期进士袁采，初为县令，后官至监登闻鼓院（相当于现在的信访办）。
袁采以儒家之道执政，以廉明刚直著称于世，为官一任重视教化一方。
《袁氏世范》是家训中的名篇，袁采认为，子弟不可废弃学业，教子弟读书以求仕，并非必然，不可苛责子弟一定要登科及第，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子弟不可废学。
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
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废学。
盖子弟知书，自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
”[6]
明末清初学者孙奇逢以学问和名节闻名，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
晚年隐于辉县苏门山夏峰村，世称夏峰先生。
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告诫道，取科登第是次要的，明道理、做好人是首要的。
而要做好人则必须除傲、惰之气，虚心求学:
“古人读书，取科第犹第二事，全为明道理，做好人。
道理不明，好人终做不成者，惰与傲之习气未除也。
洒扫应对，先儒谓所以折其傲与惰之念。
盖傲惰除而心自虚，理自明，容色词气间，自无乖戾舛错。
事父、从兄、交友，各有攸当，岂不成个好人。
日用循习，始终靡间，心志自是开豁，文采自是焕发，沃根深而枝叶自茂。
”[7]
3对阅读态度的教诫：
立志勤读
在中国的传统阅读理念中，提倡人们要树立远大志向，勤奋用功刻苦攻读，珍惜一去不复返的宝贵时间。
人称“书法亚圣”的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有一首《劝学》诗：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这首诗文浅理深，形象地展现了“立志”、“勤学”、“惜时”等思想元素，这些珍贵的阅读观在家训中也显得很突出。
在人们眼里，汉高祖刘邦是一位不爱读书甚至轻视读书人的皇帝，但他晚年在给太子刘盈的谕告《手敕太子》中表现却是另外一种心态。
刘邦批评了“秦禁学”的做法以及对自己的不良影响。
他现身说法，深悔自己早年认为“读书无益”，现在觉得“昔所行，多不是”，由于自己“不学书”因而“不大工”。
刘邦教育刘盈要“勤学习”，上疏时“勿使人”代笔：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
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迫思昔所行，多不是。
……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
今视汝书，犹不如吾。
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8]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54岁时写给他8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可谓家训中的华彩篇章，也是青少年修身立志、增长才干的典范教材。
诸葛亮言简意赅，文短意长，忠告儿子要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读书学习必须专心致志，增长才干必须刻苦学习，不可浪费时间，消磨意志，以免最后落个悲伤叹息：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9]
清代学者彭端淑的同族子侄很多，由于忧心他们的读书情况，彭端淑便写了一封家书《为学一首示子侄》。
家书中通过两个想去南海的僧人，贫者实现而富者落空的故事，告诉子侄，天下之事，不为则难，为则不雅。
读书学习，力学则易，不学则难。
生而聪明敏捷，未必可恃；生而愚笨平庸，未必无成。
一切全在自己，要立志，要力学：
“天下事有难易乎？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人之为学有难易乎？
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
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10]
4对家庭阅读的教诫：
尊教重学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读书作为学习的主要方式，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备受重视，流传了诸如“孔子教子”、“孟母教子”等传说。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人生成长的摇篮，良好的家庭读书氛围，更是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从小养成良好读书习惯的基础。
“养不教，父之过”，对子女读书的指导是家长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是一位饱经忧患的学者，他用丰富的人生经历、思想学识著成长达20篇、被誉为家训典范的《颜氏家训》。
颜之推将读书修身作为家训的核心，他认为，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有独到的作用，因为“一家之亲”，家人的话较之师友和圣贤的教诲，更容易被接受；读书要读圣贤书，读书可增益德行、提升能力、明目利行，无论年龄大小都应该读书学习：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
”
“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
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
”
“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
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
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
“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
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
谚曰：
‘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
’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
”
“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11]
南宋学者家颐在其家训《教子语》中，从不同的侧面，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等进行了论述。
他告诫子弟说，在一个家庭中，读书是最快乐的事，教子是最重要的事。
他把教育子女比喻为培育名花异草的，要有理性，要“积学”、“积善”相结合，勿令读书味短：
“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
父子之间，不可溺于小慈，自小律之以威，绳之以礼，则长无不孝之悔。
教子有五：
导其性，广其志，养其才，鼓其气，攻其病，废一不可。
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
人家子弟，惟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利。
富者之教子，须是重道；贫者之教子，须是守节。
子弟之贤不孝，系诸人；其贫富贵贱，系之天。
世人不忧其在人者，而忧其在天者，岂非误耶？
士之所行，不溷流俗，一以抗节于时，一以诒训于后。
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读书味短。
孟子以惰其四支为一不孝，为人子孙游惰而不知学，安得不愧？
”[12]
清代学者焦循，字里堂，他在《里堂家训》中呼吁，作为一个家庭应当把对子女的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谴责了家庭读书过程中出现的五大误区：
借口子女愚拙，不让读书；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稍有长益，到处炫耀；偶有成绩，忘乎所以；巴结权贵，不再努力：
“家之不幸，莫如不肯教子弟。
教子弟读书，不可不专，不可不严。
……生一子必曰资质蠢，不能读书，一可恨也。
既入学，便以为已成，不复穷究经史，二可恨也。
生质稍可，读书便以虚名夸饰于人，不使实有进益，三可恨也。
府县试稍能前列，岁科间列高等，便自诩名士，四可恨也。
寅缘奔走，以求仕路，不顾生计，不实力读书，五可恨也。
”[13]
5对阅读方法的教诫：
合理有效
好的读书方法会增强人们的读书效果。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往往根据自己的读书实践，从读书活动的客观规律出发，总结出普遍适用的、可资借鉴的读书方法，并在家训中充分表达，倾囊相授，以期对家族子弟的读书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
实际上他们并不片面地提倡死记硬背，而是非常强调读书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下面仅举几例。
读书要循序渐进：
对书的选择要由易到难，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的难度要逐步加大。
如唐代官至少卿监的李恕在《戒子拾遗》中教诫道：
“男子六岁，教之方名。
七岁读《论语》、《孝经》。
八岁诵《尔雅》、《离骚》。
十岁出就师傅，居宿于外。
十一专习两经。
志学之年足堪宾贡。
”[14]
读书要质疑求师：
要带着问题读书，要注意向老师求教，要多加思考。
如明代以至孝和宽厚闻名的何伦在《何氏家规》中教诫道：
“略有疑惑，即为质问，不可草草揭过。
俟一本通贯，仍听先生摘其难者而挑问之，或不能答，即又思之，思之不通，然后复讲。
”[15]
读书要取精弃粗：
读书要融会贯通，抓住要点，不可拘泥于书本上的只言片语。
如清代官至礼部主事的郑日奎在《与弟侄》的信中以“养蚕”为例教诫道：
“为蚕养桑，非为桑也。
以桑饭蚕，非为蚕也。
逮蚕吐茧而丝成，不特无桑，蚕亦亡矣。
取其精，弃其粗；取其神，去其形。
所谓罗万卷于胸中而不留一字者乎。
”[16]
读书要勤于动笔：
读书养成作摘录、写评论的习惯，有益于巩固记忆、深刻理解、积累资料。
例如，清代名臣李光地在《摘韩子读书诀课子弟》中教诫道：
“凡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遍，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
况必提其要，则阅事不容不详；必钩其玄，则思理不容不精。
”[17]
读书要博约结合：
读书忌泛而无择，也忌固守一隅；而博约结合，由博到约，由约反博，是明智的选择。
清末民初学者甘树椿在《甘氏家训》中教诫道：
“汝喜聚书不下万卷，可谓富矣。
必欲遍读，虽皓首不能竟其业，此可以断言者。
然则读之之法将奈何?
曰：
‘非择其要而读之不可。
’……然则‘择要’二字，固先辈读书之法也。
先博后约，《语》、《孟》通义；泛滥无归，终身无得。
”[18]
6对阅读取向的教诫：
知行合一
中国古代曾把那种死读书，读死书，虽满腹经纶，却毫无见解的人比喻为“两脚书橱”、“书呆子”，产生了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等积极的阅读观。
在中国传统家训中，人们普遍希望自己的子弟在阅读活动中能够把得到的知识教育和道德培养付诸实际行动，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做到言行一致，力戒言过其实。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在庭院里教育儿子孔鲤读《诗》、读《礼》的一段话，被认为是家训的雏形，因此后人就将父教子称为庭训。
在孔子看来，《诗》中知识广博、语言生动，能够提高表达能力；《礼》是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也是治理国家的政治准则。
因此孔子告诉儿子，读《诗》、《礼》要应用于言行，不学好《诗》难以很好与人交流，不学好《礼》难以很好处世立身。
“尝独立，鲤趋而过庭。
曰：
‘学《诗》乎？
’对曰：
‘未也。
’‘不学《诗》，无以言。
’鲤退而学《诗》。
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
曰：
‘学《礼》乎？
’对曰：
‘未也。
’‘不学礼，无以立。
’鲤退而学《礼》。
”[19]
西汉学者孔臧悉心指导儿子孔琳读书，他在给儿子的《给子琳书》中教诫道，要获得真正的道理丰富的知识，贵在志向坚定，孜孜不倦，日渐积累，以柔克刚；不仅学而知之，尤能亲身实践：
“顷来闻汝与诸友生讲肄书传，滋滋昼夜，衎衎不怠，善矣！
人之讲道，惟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
山溜至柔，石为之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
夫溜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岂非积渐之致乎?
训曰：
‘徒学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
’故学者所以饰百行也。
”[20]
明末清初学者朱用纯，自号柏庐，其《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流传甚广；另有姊妹篇《劝言》，也是家训名篇。
朱用纯在《劝言》中告诫道，读书知义理之道，在于反作用于自身，也就是在于指导自己不断提升境界：
“先儒谓今人不曾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此教人读书，知义理之道也。
要知圣贤之书，不为后世中举人进士而设，是教千万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贤。
所以读一句书，便要反之于身：
我能如是否?
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书，古人是如何?
此才是读书。
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记得几句古书，出口说得几句雅话，未足为佳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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