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以风问学补记马一浮弟子1970年追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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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以风问学补记马一浮弟子1970年追述
乌以风：
问学补记（马一浮弟子1970年追述）
问学补记
予从马一浮先生学近三十年，每次拜谒，见先生庄穆和蔼，使予肃然起敬，及闻议论，时悦我心。
归后省思，辄将有悟入处笔之于书，年久成帙，未敢示人。
晚岁始加修订，于一九五五年乙未携呈西湖座前请正。
先生欣然亲为修删批改，定名《问学私记》授予。
携归天柱后，即请旧交江植庭君抄一副本寄呈湖上，此外传抄者仅有蒋苏庵蔡禹泽二本。
文化大革命时予家被劫，予妇惧，乃将先生手订本付之一炬。
迨予下放返潜，悔恨莫及。
后闻先生所藏及苏庵抄本，亦被“红卫兵”扫去，是否尚存人间不可知。
一九七〇年庚戌山中闲居，偶有追忆，更得数十条，录存于《学赞》之后，以示不敢忘先生教诲之德，作先生平日言行之鳞爪补记可也。
公历一九八一年十月以风于安庆师范学院智海楼，时年八十
予早年在北京大学，专治西方哲学，得闻康德、黑格尔之说，自以为有所领会。
海内名师宿儒亲近颇多，但不知有先生。
一九二八年戊辰，应单不庵先生约来西湖，任文澜阁编纂。
次年接邓伯诚先生（邓为杨仁山弟子，在北大讲《中论》）由京来书，嘱予在杭一谒先生，并附书相介。
是年秋八月，予持邓先生介绍函，谒先生于延定巷。
先生居陋室，服布衣，道荣美鬓，神情庄穆，令予肃然起敬。
入座，先生问予治何学，予答治哲学。
先生又问曾否涉猎中国学术，予答从学校业师学、略知门径。
先生乃为阐述中国学术源流大概，着重指出：
为学须先识仁，此是学术大头脑，不可放过。
本源即明，然后随分用力，方有受用，切不可以知解为能事，专在语言、文字一边谈天说地，与自己身心了无干涉。
予闻之，恍然若失，顿觉过去所学、业师所教，未有义理圆融如先生所论者，中心悦服，别后弥坚，因愿尽弃所学而以先生之教为师，从此问学请益，在杭数年，未尝间断，先生随机指点，亦未尝有倦意。
领会先生之学，因得日积月累，渐有进益，常思予今生若不遇先生提撕教诲，将枉过一生，孤负了自己。
一九二九年己巳秋杭州居士林举行法会，请肇安法师讲经，先生被邀参加观礼，予亦随侍听讲。
僧侣、居士及佛教信徒约数百人聚集一堂，坐定，先由法会主持人亲迎法师。
及法师莅临，在一别室稍息，再由大比丘和主持居士趋法师座前，顶礼参拜，献香花，然后请法师升座上堂。
静息片刻，再由比丘、比丘尼、僧徒、居士、善男信女（书生备注：
此处原文如此，表述不当）依次礼拜，最后由法会主持人献香，恭请法师开示。
自法师莅临至开讲，历时约数十分钟，其礼仪隆重如此。
先生因叹：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释氏讲会，犹存规模。
儒家礼乐，衰废已久，像这样威仪亦不可得而见矣。
”
一九三〇年庚午秋间，予随先生去清河坊，因问出世入世之说。
先生曰：
“无世可出，亦无世可入。
出世入世，都是一种计较。
”
予未从先生学以前，专治哲学、尚知解，自以为有得。
及从先生学，受先生教，方悟以前所学只是在知解一边层层增上，学是学，我是我，学用打成两橛，和我的身心了不相干。
从学以后始知向己返求，从自己的气质偏处克治。
所以我从先生学，是我重新做人为学的转折点。
先生屡教学者要自拔流俗，不为流俗所转，方可入道、进德。
正是他举出自己为学得力处教人，非同泛论。
先生曾举唐诗“一日看除目，三年损道心”两句说明学者要自拔流俗并不容易，必须立志坚定，经得起名利引诱，不为所惑，才能不致退转，有真实受用。
予平时奉侍先生，常闻高论多年，每次归后，反复体思，略有领悟，恒欲笔之于册，以备省察。
但因先生所论，或由于微言奥义一时难解，或由于所举禅宗公案不明来历，或由于学历浅陋凑泊不上，以致再三斟酌，不能下笔。
亲炙既久，用力稍进，体会自己身心亦略有端倪，始悟先生平日教人语言真是亲切简要，皆从其胸怀流出，如理而说，确切不可易。
将先生言语几经反复咀嚼无疑惑之后，始敢笔录一二则，为进德修业之指南。
自一九二九年己巳，至一九五四年甲午，前后凡二十余年，日积月累，蔚然成书。
又惟恐当时所记，限于学力，领会有偏差，致语意有出入，一字之误，乖于义理，则不但孤负先生教诲之诚，亦将遗误自己、遗误读者，转成过咎矣。
因于讲习之暇点阅再三，认为无疑，然后编订成册，藏于箧中，未敢示人。
至一九五五年乙未六月赴杭拜谒时携去。
因念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先生之言义理圆融，不但关系中土圣学命脉，实关系世界人群安乐升平，如不趁此时机求正于先生，则世变无常，聚晤难期，缘会一过，悔恨莫及。
至湖上，乃将所记面呈座前，请先生为之修删订正而藏之。
先生欣然，不辞劳惫，为正其疵谬、通其文理，删其无关学术大义或与当时所说语气不合者若干条，定名《问学私记》授予。
予顶礼拜受，如获至宝。
后世学者如不得亲承先生之教，果能得读昰书，亦可以有助于理解先生之学与人。
因于归山之后，转抄一本寄呈湖上。
至先生手订原稿，则由予谨密珍藏，期将来能付诸剞劂，以广流传。
先生与人讲论，每不欲学者记其语言。
盖恐人只执着语言一边，作知解理会，而忽视了向己一着。
盖先生平时所说皆藉有言以显无言，教人吃紧处要在自己的无言处返求自悟，不可泛泛只作语言去理会也。
先生记忆力最强，晚年不衰，平时与学者谈论，引证典籍，皆能举出原文，一字不差。
古人语言出先生口，亲切如同己出。
学者每叹，善学书者，莫如先生。
先生治学，于中外学术源流，无所不窥，重要典籍，无所不读。
平日谈论，博引旁证，无论显学通论或杂说稗史，其中凡有合于义理者，先生从不摈弃；凡不合于义理者，先生未尝盲从，均为学者提出辩其得失异同，必求恰如其分而后已。
所以先生议论，其言博，其理简，其语缓，其义精，最后指示学者必须返求自悟于语言文字之外，不可一知半解，便为己得。
凡是接近过先生的学者，闻先生之教，莫不心悦诚服。
先生不但对中国典籍无不精通，即新学书刊不分派别，亦无不择要浏览知其旨趣而明其得失。
予尝谓先生之学，如瀚海之纳众流，太空之容万象。
中西学术名相虽繁，学派虽多，但一入先生胸中，自然溶化分解，弃其糟粕而存其精华，成为自己的东西。
故能泯畛域之见，绝门户之争，圆融贯彻，无入而不自得也。
先生教人言语，常本末兼赅，体用并举。
或直抉根源，鞭辟入里。
初学根浅，一是难喻。
但领悟之后，方知先生所说道理，千真万确。
先生教学者因事见理，藉有形之事显无形之理。
这个无形的理实潜藏在人的自性之中，人人所固有，他人不能取而予之。
先生总期望学者能在这个紧要处有所悟入。
我在马先生门下，忝为末座，曾受过他的棒喝，受过他的启示，受过他的期望，受过他的提携。
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教我返求自悟。
因为性理是我固有的，在我本份上，既不能增多一分，也不能减少一分。
师不能传授给学生，学生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师。
只是因为我过去为学着重知解，驰心求外，习染陷溺，不能自拔。
所以需要先生用金蓖为我刮目，使我双眼复明，才能把事物的黑白善恶看的更清楚明白。
先生处事接物，无论巨细，从不敢有纤毫怠慢之私，必尽其心而后已。
内省不疚，故能终身无大过。
此正是先生为学得力处。
先生早年悟道，力学不懈，天伦无愧而处世有方。
晚岁讲学，泯门户之见，去标榜之私。
故说经不分汉宋，不袒古今。
汉儒说经，如有合于义理者，虽片言必予采用；宋儒说经，如出于私意而有可疑者，虽显学通论，亦必详加辨解，不敢苟同。
盖欲贯通汉宋，折衷义理，一洗前人偏袒标榜之陋习。
先生尝谓《华严》可以通《易》，《法华》可以通《诗》。
苟能神会心解、得意忘言于文字之外，则义学禅宗悟道之言，亦可以与诸儒经说大义相通。
先生讲六经常引释典经论相印证，如理而说，恰到好处。
正因先生胸中只见义理，不宥汉宋，只证性道，不泥儒佛，经说大义皆从自己胸中流出，故能触类旁通而不为名相所蔽。
先生尝告诫予：
“汝之病痛，只是一个不肯下人”。
我听了悚然。
先生之教诲，正指出我的病痛所在，真是大慈悲。
予小有才而自负甚高。
涉世以后，由于随俗流转，习染锢蔽，从没有在自己的痛痒处下过针砭工夫，以致矜骄之病，逐年益增。
若不是先生慈悲，指出我的病痛根子，那我将因陷溺日深而终不能自拔矣。
先生答曹子起书，有以习去习终去不尽之说。
当时予茫然不得其解，花甲之后，忧患之中时加体会：
何以“以习去习，终去不尽”？
体思日久，方知习是在后天由熏染而获得的增上缘，人性中是无根的。
以习去习，正是出一窠臼、入一窠臼，辗转增上，永无了期，如何能去得尽。
须是自性发露，然后习染剥落，私欲退听，人才能有自主分。
予晚年著《性习论》，对性习之辨理解稍进于前，皆先生平时教诲启发之力。
先生尝举程明道吾这里只有减法一段公案教学者，予当时亦不甚解，今方知减法只是破习工夫。
学者随俗生活，不知不觉地沾染了许多客尘，这些客尘，往往障碍人的性德之发露。
减法就是要通过日常省察克治工夫，把沾染上的客尘和习气一层一层的剥去，到“损之又损，以至于无”的时候，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心体，那性德自然会毫无障碍地显露出来。
人之性德本来具足，既不能增，也不能减，减只是剥落习染。
程明道所谓减法正是此意。
先生藏书极富，予曾奉先生之命为整编书目。
常见经典中多先生手批，皆楷书工整，文词精当。
因叹先生早年读书，心专意精，不敢苟且。
其居敬工夫非后学所及。
先生尝论中国与夷狄之辨。
先生曰：
分中国与夷狄，不可专从地域与种族上计较。
须知有礼义即是中国，无礼义则为夷狄。
夷狄知尚礼义，则夷狄可变为中国；中国人不知礼义，中国即变成夷狄。
内中国而外夷狄者，乃重礼义而轻视非礼无义之谓。
由此可知，区别文明与野蛮，亦当以有礼义无礼义为准。
有礼义谓之文明，无礼义谓之野蛮。
非曰财富多、物质享受发展快便是文明也。
予在北京时，曾从熊子真先生学，无得力处。
但一日承子真先生以陆象山讲君子喻于义一章大义见问，因予答语不惬，受子真先生呵斥，言下有省。
及予来杭，熊先生亦卜居西湖广化寺。
予尝在马先生座前推重子真先生，并以其新着《新唯识论》呈阅，马先生深为赞许。
乃于一九二九年己巳予随马先生至广化寺往访，二先生相见甚欢，并极论常变之理。
熊先生主变，马先生则主变中见常。
虽宗旨未尽相合，但从此往来甚密，是为二先生结交之始。
在座者，尚有张立民，时正居湖上从二先生问学。
熊子真先生居湖上，常与先生谈论。
熊先生以变易为体。
着《新唯识论》发挥此义，剖析玄微，精到处，先生自叹弗如。
但又曰，从变易中见不易，方是究竟了义。
若只以变易为体，仍不出生灭法门。
一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建中谒见先生，谈论“矛盾”义。
先生曰：
“从矛盾中见不矛盾，方是哲学最上乘。
”黄建中大为叹服。
先生平生言行，莫不合乎六艺之教，此与历代经学大师专尚知解者不同。
汉学家说经，多把六艺当作几部书看，只在文字训诂上做工夫，而对于自心义理却放到一边。
先生治经，以义理之学为学，以六艺之教为教，在伦常日用中体验先儒所说的道理，用力既久，一旦贯通，然后知先圣先贤所发挥的六艺之理具在人心、不假外求。
及予从学日久，方知先生平时用心行事莫不合乎六艺之教。
先生动心起念，恻怛仁慈，接物待人，忠诚敦厚，发之于语言文字，行之于君师朋友，皆合乎《诗》教。
先生博通经史，明辨今古，历代兴衰治乱之迹，风物礼俗之变，皆能知其源流，别其同异，疏通知远，临事不惑，发之于言，见之于行，皆合于《书》教。
先生笃敬严肃，以礼自守，进退辞受莫不有节，出处去取莫不中矩，发之于言，行之于事，皆合乎《礼》教。
先生胸襟宽宏，平易近人，虽穷居陋巷，不改其乐，与人言，从无疾言厉色，谈笑风生，语缓意长，发之于外，存之于内，皆合乎《乐》教。
先生洞澈心源，通达常变，明天人之故，穷生死之理，剖微究玄，尽性知命，不为异说所惑，不为戏论所宥，而能以常应变，终其身无悔吝，皆合乎《易》教。
至于严义利之辨，谨善恶之别，纤恶必除，微善必彰，尊王业，贱霸术，重礼乐，非兵刑，正名定分，存真去伪，垂戒后世，昭示国人，则又合乎《春秋》之教。
先生与学者谈论，尝举禅师家公案，随机指点，令学者因指见月，切己返求，当下有个悟入处。
如一年冬，予与张立民、王培德等奉侍先生围炉而坐。
先生因拨灰见火提示曰：
人的理性为习气所埋没，好像炭火常埋没于炉灰里面，拨灰然后火出，破习然后性见。
学者须有破习工夫，才能谈得上见性。
予当时对先生启示，领会并不深透。
及近晚年，屡经忧患，我的习染始渐渐剥落。
回忆先生这一段言语，真是亲切。
先生教人，要在直抉根源，提撕向上，使人返求自悟而已，并无多子。
先生曰：
我为学得力处，只是不求人知。
先生早年治考据，欲从张之洞所编《书目》入手求为学门径，旋悟其非，即行舍去。
继而致力西学，又悟其专尚知解，无关身心受用。
体究多年，始转向老庄和释氏之学求安身立命之地。
用力既久，一旦贯通，方知释、老之学亦有得失，而亲切简易、发明心性义理贯澈圆融全得无失者莫如六经，于是治学始以六经为主。
以六经判诸子，方知他们有得有失，有得多失少者，有得少失多者，有得少失少者，有全失无得者。
从迹上看，中外学术名相差别，愈演愈繁；若从本源上看，莫不出于人之一心。
心有迷悟，故言有得失；思有偏全，故学有大小。
先生既能明学术之源流，又能别其同异，沿流以探源，因迹而返本，可见学术之统类，条理井然，迨认得端的，思入纯熟，执一御万，以简统繁，豁然贯通之后，在泰和讲论时，始标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而以六艺判教。
学者应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不是先生虚构杜撰，乃是先生从读书穷理、博文笃行中体验自得的真实道理，先生胸中灼热确知六艺乃义理之总汇、为人心所固有，从此源头流出节文，即是六艺，故能直抉根源，如实说出。
先生居杭时，有一学者求见。
入座，此人大谈人生哲学，谓“凡有利于人生者始为善”。
先生曰：
“合于善者始为生。
”此人闻之，爽然若失。
一九三二年壬申，梁漱溟先生谒先生于延定巷。
入门，梁先生长揖下拜，表示尊敬之意。
先生答礼。
就坐，先生问梁先生最近做何事业。
梁先生因谈论乡村建设之理论与心得，滔滔不绝。
既出，先生谓予曰：
“梁先生有辩才。
”因举《周礼》“乡三物”之说，先生曰：
“‘乡三物’六德居首，此义甚大，近时政治家尚不足以语此。
”
《问学私记》初稿予曾记有先生见蒋介石一则，先生改订时删去。
今拟补记，可以见先生待人接物无不尽其诚，此正是儒者用心，不足为先生病。
一九三九年己卯元月先生应国人敦请由桂赴渝，商筹办书院事。
至渝，蒋介石召见，先生不得已乃由陈布雷陪同至官邸。
蒋出，寒暄数语，因问国家大计。
先生曰：
“野夫陋儒，不堪下问。
惟先儒有两句语言，是否可以奉告？
”蒋曰：
“何言？
”先生曰：
“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
”蒋闻之愕然，稍坐，即辞去。
翌日，先生谓予曰：
“此人偏霸之才，不可与有为，若是王者，必下拜昌言。
诚、虚正为他的病痛而发，忠言逆耳利于行，自古然也。
”盖蒋召见先生出于虚慕，令教育部拨款筹书院，盖欲籍先生之名反对马克思。
书院开办后，见先生坚持书院自由讲学、不涉政治的宗旨，乃大失所望。
是以不到数年，即停拨书院经费，先生罢讲。
不久，刻书费亦停，书院刻书亦不成，只好停顿。
先生见蒋后，颇悔此一行，是以为予删定《问学私记》时将此一段删去。
但先生开办书院讲学，不得不曲应时会勉此一行。
据予所知，先生平生见蒋只这一次。
近人余青在港发表《略述马一浮先生的生平》一篇文字，说先生曾于抗战前应中枢当局电召赴南京谒见，会后又书《西铭》进呈，大为中枢某公所欣赏，遂令全国各机关人员诵习，随后高中国文课本亦选入此文，皆先生进言之力等语（大意），全系误传。
作者余青以为先生既为中枢当局所推重而有功于学术，故大书特书。
不知此一段所记全系捉风捕影之谈，不但没有事实根据，反而歪曲了先生的形象，贬低了先生的人品，不可不辨。
先生尝言：
“老氏善观变，盖深于《易》者。
至后来流为阴谋，非老氏原旨。
”予见先生答曹子起书，有老子只具一只眼之说。
因问：
何以老子只具一只眼？
先生默然不答。
先生论佛学有破相、显性二宗。
破相宗以破相为主，破相所以显性；显性宗以显性为主，性显自能破相。
破中有显，显中有破。
故颇显不二，性相亦不二。
一九三九年己卯，先生居四川嘉定洙泗塘。
是年八月，日寇飞机数架滥炸嘉定城，居民伤亡甚多。
先生住宅邻近中十余弹，烟尘四起，声震山野。
家人接惊惶失措，先生独神色自若。
适有一学人求见，先生接纳谈笑，一如平时。
先生居洙泗塘，常有一道士与先生往还。
道士喜谈炼丹长生术，先生曰：
“神仙家辟谷、炼丹，只是想把自己这个肉团身锻炼，使它长生不死。
在儒家看来，此正是妄想。
道家修炼可以延年益寿，但不能尽性穷理。
”
一九三九年己卯八月，复性书院成立。
九月，先生由洙泗塘移居乌尤寺尔雅台，予居台下边寮奉侍朝夕。
尔雅台相传为晋郭璞注《尔雅》处，台筑于乌尤山中锋之西，共三层，结构精巧，营造别致。
最上一层为先生卧室，中层藏书，下层为先生接待学人之所。
台前小院，不过四五十平方米，下临绝壁，老树郁蟠，岷江绕台南流，日夜江声澎湃。
每值天气晴朗，西望峨眉巍峙云表，朝暮烟霞变化万千，江外山野萦回，苍翠无际，风光绝佳。
先生早起或傍晚，时在台前散步。
由台南行百步出垣门，花木围绕，有旷怡亭，为先生讲群经大义讲堂。
亭作长方形，内可容百人，而四面开窗，绿阴婆娑，外临江流，远收云山，风物爽朗而清新，与尔雅台并为乌尤胜迹。
先生选定此地为书院院址，盖必有取义，不仅爱其风光宜人而已。
予在书院先任都讲，继任典学，专司先生讲学时礼仪。
先生讲期，每周一次，约两小时，其余时间则分批接见学人。
开讲前数日，先生写好讲稿，命予誊清呈先生改正。
讲期已到，先由予将旷怡亭扫除清净，安排妥当。
再摘鲜花一束置瓶内虔诚肃静地安放在讲桌之上，作献花礼，讲时既到，学人齐集。
俟听讲者坐定片刻，收拾精神。
予然后赴尔雅台向先生禀告，请先生莅临开示，先生即将改定讲稿授予。
先生徐步前行，予随侍在后，俟先生升座坐定，予始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少许，先生乃聚会精神向学人开示。
先生每次开讲之前，必着礼服，端坐以待。
盖讲学是一大事，所以弘扬大法、启迪后学，故先生不敢不敬。
每逢春秋节日，书院学人辄欲馈献礼品答报先生教诲之恩，先生严辞谢绝，谓逢节馈送，系世俗所为，与义理不合，当念时尚艰危，圣学未明，岂可志在饮食，独享其乐。
先生在书院初居尔雅台，接见学人皆在台下。
后因台狭不能容众，先生乃允学人之请，在乌尤山下另营草堂，茅椽五间，倚山面水。
堂外田野交错，松竹密绕，天光云影，掩映其间，幽静而开朗。
堂成，先生爱之，乃取庄子义，以“濠上草堂”命名。
书院本拟设理学、玄学、义学、禅学四讲座，哲学一门另设。
先生初意玄学请谢无量先生主讲，义学请熊十力先生主讲，哲学请张真如先生主讲，理学由先生自任，惟禅学讲座难得大德。
先生尝叹：
如肇安法师不死，可以胜任，今日佛教大德，或因路远体衰，或因供养有缺，或因旨趣不同，均不能敦聘来院。
是以四学讲座，谢无量、张真如两先生均谦辞，熊十力先生虽开讲两月，旋因所讲与书院旨趣不甚相合，又中途离去。
以致先生不得不一人承当，专讲六经大义，未遑其它。
先生尝举象山掌库三年学有大进一段公案教予，此亦先生针对我之病痛而发。
盖因我在书院任典学，兼掌事务。
先生唯恐我不善于治事，有悖义理，所以举先贤遗事使我进德。
先生曰：
理事本来不二，事上有差错，正是由于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
世人不求明理，专在事上计较，把理事打成两橛，此是俗学，与书院教人宗旨不类。
又曰：
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
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
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同是错误。
一九四一年辛巳秋，谢无量先生来濠上访问，与先生相见甚欢。
一日，先生在尔雅台令书院学人齐集谒见谢先生，并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
学生张德钧素自负，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
谢先生微笑未答。
先生因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抑之，乃代谢先生答曰：
“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
”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亦莫不敛容，惕然有省。
张生平日骄傲自满，今日发问正是一念无明指使，先生抑之，直指他的病痛所在，使他向内体究、自拔病根。
这种教人法，可谓亲切简易，使人当下有所悟入。
书院学人见报刊有批评书院学术文字，欲写文章与之辩。
先生止之曰：
“学是自己的事，要紧处在阐述吾宗，辩与不辩无关宏旨，岂可如世人专在文字知解上较量耶。
”
或谓先生之学是复古主义，或谓先生所说过于高深与现实相隔太远等等。
先生闻之，默然不答。
予尝思先生讲学只提出复性，并未提出复古。
性无古今，人人具足；但由于习染重障蔽深，以致性德不能发露，必须有长期地破习工夫，然后自性才能复其本然之善。
古人与今人同具此心、同具此性、同具此理，复只是复自心之本然，不是复古人，亦不能复古人；若以复性便是复古，正由于没有认识自己。
或者看到先生论学多引用古人言语，便以为复古，更是浅学曲解，不必深辩。
须知先生讲论所引用的先儒语言，皆从胸中自然流出，不是私意造作、牵强附会。
盖因先生治学，工深养厚，义理纯熟。
古人言语凡合乎义理者，在先生心中已化为自己的精神血液，所以谈起来不假安排、称心而出。
更须知，先儒语言虽成过去，但先儒所发明的义理自在人心；先生旁征博引，不过借先儒之语言显自心之义理而已。
非如世人意存标榜，自矜渊博而以此为尽学术之能事也。
先生之学，只是平常道理，所要讲明的乃人的本分事，既无惊世骇俗之论，更无标奇立异之行，何得谓之过于高深与现实相隔太远乎！
只因百年以来，此学久已不讲。
世尚功利，先生独明义理；世尊显学，先生独宗孔孟；世尚兵刑，先生独崇礼乐；世尚知解，而先生独抉心性根源：
遂与世人之所耳闻目染者不同，形成格格不相入。
此并非先生之学过于高深，而是世人自安于卑下；非先生之教与现实相隔太远，而是世人自与义理隔绝，一时凑泊不上耳！
庚辰八月，予奉侍先生在乌尤寺门外小坐，先生因举程明道观怒而知理之是非一段公案。
当时予未加觉察，不知先生用意。
退后体思，始悟先生举这段话正针对予之过失而发。
数日前我因琐事迁怒于人，先生已告诫再三，今又拈出先儒言语，随机施教，使我返求自悟、改正前非。
先生用心，真是慈悲。
抗战胜利的翌年，先生由嘉返杭，先卜居里西湖葛荫山庄，逾岁迁居外西湖定香桥蒋氏别墅即蒋庄。
此庄位于苏堤南端花港观鱼之左，原为清末名士廉南湖所筑小万柳草堂，民国初年归苏庵蒋氏。
庄址滨湖面山，烟柳围绕，庄内花木葱郁，亭台参差，为南湖胜地。
先生居西楼之上，楼四周围以画廊，可设几椅；帘外山翠欲滴，湖光荡漾。
每值春秋佳日，先生辄在此燕息眺望，或与朋友讲论。
庄主蒋苏庵仰慕先生盛德，追随为谨。
抗战后数年以来，先生居处甚安，庄园主人与有力焉。
苏庵能诗，先生晚年多与之唱和，称其为资产阶级雅人。
抗战以后予每至湖上拜谒，先生辄留宿，少则一旬，多则三周。
朝夕奉侍，因而得亲教诲如在嘉定书院时。
先生居定香桥蒋庄，予尝在此两次逗留。
每值夕阳初下，晚风送凉，予即随侍先生在南楼外廊小坐。
南屏耸翠，湖水生波，天光云影，随风飘荡，此情此景，至今思之，顿忆先生和蒋苏庵诗句：
“柳梢楼角南山在，竹里行厨北斗虚。
万里浮云苍狗幻，忘言坐对晚风余。
”一日曾与先生论辩证法，先生曰：
“辩证法还是知解边事。
”
予每次由远道来谒先生，先生无不谒诚教诲，临别时叮叮周至，并赠诗相勉。
如庚辰冬，予辞书院将去重庆，先生赠诗：
“荆棘林中掉臂行，别离何日偃佳兵。
披衣弊垢无珍御，入座聋喑有目成。
李杜文章非俗好，巴歈歌舞更新声。
北楼明月宣城赋，总是西湖旧别情。
”丙戌，予由天柱山赴西湖奉谒，临别，先生赠诗：
“交臂方新儵已陈，每从问对辨疏亲。
诗中亦有三乘法，腊尽还留太古春。
到处多逢求剑客，愿君真作住山人。
西湖今日寒如许，南岳参寻莫厌频。
”癸巳湖上赠别诗：
“已抛荷芰饲游鳞，更绝盘飱一味莼（湖上莲叶，尽为鱼食）。
日落西风江畔路，两行衰柳送行人。
”期望之殷，教诲之切，使予每一展读，益见温柔敦厚之用心。
先生诗教，感人深矣！
先生诗文不苟作，每撰一文或写一诗，必有所取义，写成修删改易，直至词与义俱达圆融而后已。
先生诗，古体追汉魏，近体宗盛唐，诗味深厚而锤炼极工，又善用玄言，博引禅理，融会处如天衣无缝，不假安排，自然成章。
但因世人学浅，不能尽喻。
先生常望有人为之注解，或可扫除文字隔碍进而理解诗的精华。
今先生此愿一时难酬，唯有期诸来日尊先生之教、爱先生之诗者。
一九四二年壬午，予惨遭家变，决计东归天柱，先生驰书留之不及。
抵山后方接先生书，关怀备至。
未久先生又寄书慰问，并赐诗一首。
诗云：
“买山早是爱山居，世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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