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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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0871）
No.C20020102002年7月18日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杨小凯教授在最近的一个讲座中从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
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
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在杨小凯、JeffreySachs和胡永泰合作的另外的一篇论文中则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角度提出，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体制变换，不算真正成功；而俄国、东欧虽然目前看起来在改革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这些国家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们也把法国为何在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苏联为何在1930、1940年代经济发展快后来发展慢，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现在出现金融危机等都归咎于法、俄、日等没有或没有完全实行英、美的宪政体制。
本人不敢苟同上述观点，基于真理越辩越明的精神，此提出几点商榷。
文章的结构如下：
首先探讨后发优势的来源；其次，讨论一个后发国家是否必须先完成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经济的长期增长；第三，辨析英、美的宪政体制是否就是最优的制度；第四，讨论经济转型的模式和绩效；最后，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I.技术创新和后发优势
I.1一、经济增长的因素
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三方面的条件。
首先是生产要素，如果各种生产要素都增加，总产量、经济水平当然提高；其次是产业结构，给定生产要素，如果将这些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经济总体水平也会提高，尽管要素总量并没有增加；第三是技术创新。
给定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如果技术创新，经济水平同样可以提高。
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
其中土地，在十八、十九世纪，有些国家可以通过殖民地而增加供给，但对二十一世纪的国家而言，国土面积可以说是外生给定的。
对于劳动力而言，劳动力会增长，但增长速度亦相当有限，受到人口增长速度的限制。
劳动力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增长率不过是2%～2.5%，很少达到3%，许多国家维持零增长，这方面国与国间差异不大。
差异比较大的通常是资本积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可以非常快，每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或更高；而有些，如一些非洲国家，则不但没有资本积累，甚至因为折旧而呈负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1999年的数据，发达国家的平均的资本积累率在20%左右，有些发展中国家，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在40%的水平，它们之间差距很大。
所以就生产要素而言，最关键的是资本积累的速度。
在上述三种主要条件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前面两者都决定于后者。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如果技术不创新，资本不断积累，就会碰到投资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和积累的意愿就越来越低。
所以，除非保持一个很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否则就不会有一个很高的资本积累。
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有新的、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产业。
工业革命以后，新产业不断出现，这是新技术的结果。
比如纺织业是原来有的产业，因为有技术变迁，机械化生产比手工生产效率更高，如果把资本、劳动力转移到机械化生产上来，附加值就比较高。
又如后来出现的机械制造业、化工产业、汽车制造业、航天产业和信息产业，都是新技术的结果。
因此，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可能性，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
所以，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个国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
I.2二、技术创新的成本
“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innovation）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来源可以不一样。
最发达的国家，其企业在生产上所用的技术已在最高的水平，它的技术创新就只能来自于新的技术发明（invention），不投入资金、人力去从事研究和开发（R&D）发明新技术，它就不可能有技术“创新”。
发展中国家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投入非常多的资金、人力来研发新技术以取得技术创新；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比自己发达的国家引进已有的，但比自己现在用新的、好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创新”。
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有两种选择，发明或引进，到底那种方式好，这要看哪一种方式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大。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没办法解决，要从经验上来看。
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
比如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2000财务年度，IBM在研发上投资43.45亿美元，摩托罗拉44.37多亿美元，Intel是38.97亿美元；还比如医药技术投资也非常大，Merck在2000财务年度研发投资23.44亿美元。
而且投资成功率并不高。
研究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
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很多最后束之高阁，没有投入使用。
这是因为：
一方面有些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一定喜欢。
最有名的公司也常发生这种情形，比如IBM最早的个人计算机用的是微软的DOS操作系统，后来升级为OS操作系统，但微软出了Window系统更受市场欢迎，IBM也就放弃了自己的OS系统，改用Window系统。
另外，前几年IBM的手提计算机附有一个手写板，不受市场欢迎，后来新技术出的手提计算机就没有这个附件了。
根据一些研究，申请专利的技术的产品十项中有一、两项，最终投入商业生产，给公司带来回报。
但，另外80%-90%束之高阁。
这说明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成本很高、风险非常大。
如果项目研究成功、并申请了专利、且具有商业价值了，很可能会有全世界的市场，确实会有相当大的市场回报率。
而且专利技术1720年左右的保护期，基本可以保证其生产接近垄断地位，而且很可能有全世界的市场这样，确实会有相当大的市场回报率。
但是将所有研发投入、包括95%的研发失败率、申请专利成功后80%以上市场失败率全部计算进去，整个最新技术的研发投资巨大，风险很高，而且回报率低，成本是非常高的。
如果发展中国家也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获取最新技术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
但而发展中国家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获取最新技术。
因为发展中国家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新技术创新，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因为超过专利保护期17年，超过17年的技术引进根本不需要购买成本，。
在引进技术中，成本最高的是购买专利。
即使17年之内的技术，引进成本也不高。
研究表明，引进技术越新，成本越高，而引进在12、13年期的专利技术，成本相对低一些。
总的来讲，技术引进购买的成本大约相当新技术发明成本的1/3。
因为大部分技术的基本理论并不复杂，重要的是如何将基本理论变成商业、生产可行的生产方式，这是要素、流程的组合。
发明之前要进行许多尝试错误，一旦发明出来就很容易就学会。
在这方面制药最明显，比如新药的发明，要经过无数次尝试错误，之后进行临床试验，成本相当高；一旦发明，生产的成本非常低。
在这种情形下，专利出售价格不能太高，否则就会鼓励侵犯知识产权。
当然发明人可以向多家出售专利，回报率也可以相当高。
所以，引进技术买专利最贵，可是尽管所付的钱是发明成本的1/3，与发达国家发明成本相比，由于就人们只会引进成功的那部分技术，而避免了失败的尝试，可以不付失败的那部分占99%的成本。
对于最发达国家而言，如果不付出99%的失败成本，就不会得到那1%的成功；而对于靠引进来取得技术创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付大约该项技术发明成本的1/3，而且，引进的一定是买进成功的技术，可以避免发达国家所要面对的99%的失败。
这样，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如靠引进技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
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回报率就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业部门就出现得越快，这个国家、地区得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
所以，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发展中国家有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的潜力从以上几方面看，只要有快速的技术变迁，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加强作用。
I.3三、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
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二战后东亚洲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被称为“东亚洲奇迹”。
首先日本，接着亚洲“四条小龙”，然后中国大陆，基本上维持了三、四十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
究其原因发现，在缩小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几项新技术是这些国家经济发明的，这些经济的技术创新主要靠引进国外技术，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良，凭此维持了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
对比我国在1978年底的改革前和改革后的情形也是如此。
在国内1978年前，我国的技术改革创新基本上靠的是自力更生，所谓试图“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试图在最尖端的技术、产业方面与欧美竞争，但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很慢，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没有缩小。
当然，当时的政治背景使得无法引进先进技术，比如“两弹一星”的技术人员、科学家花很大成本攻关。
相反的情形，改革以后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很快，相当大的原因并非在高精尖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我国取得突破，而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管理获得很快的发展。
“后发优势”之所以对我国很重要，是因为即使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很大。
1999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780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40位，仅为同年美国人均GNP30，600美元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同年达3，291美元，也只是美国人均GNP的10.7%。
两个国家人均GNP收入的差距是衡量两国技术差距很好的指标，（除了少数几个石油大国之外，发达国家不可能使用落后的技术。
）我国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相当大，就代表技术差距相当大，利用这个技术差距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就非常大。
包括我在内，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后发优势”，而且正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我们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很大的信心。
II.宪政体制和后发劣势
四、后发劣势II.1何谓后发劣势
杨教授在前言中提到的演讲和论文中（以下简称《杨文》）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即后发国家其实是有劣势，而不是有优势。
他首先认为两个国家发展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制度的差异。
比较十九世纪的英、法两国，他认为法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英国是发达国家。
按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GDP，1820年法国人均1200美元、英国人均1700美元、当时大部分国家人均100美元左右。
他认为法国和英国最大的差距是制度的差距，因为英国从光荣革命之后，已经实现了宪政改革体制，而法国在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制度之下，经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革命等等，仍没有完成宪政制度改革。
他认为英、法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是制度差距造成。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可能既存在制度差距，也存在技术差距。
《杨文》认为，技术模仿比较容易，制度模仿是很困难的，后发国家会从比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把比较难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
从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比较容易较快取得资本积累、结构变迁、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比较快；可是因为制度模仿较难，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
生产水平提高了这样，“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设置长期发展可能失败”，制度却成为一个障碍。
《杨文》认为，最优的制度是英、美式的对国家权力有一个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如果没有共和宪政体制来制衡国家的权力，少数政治精英就会滥用国家的权力，产生国家机会主义，使发展的果实落到少数政治精英手中，经济发展就会失败。
《杨文》认为苏联从1929年推行了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模仿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而使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中国在1949年以后也是如此。
后来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形成了国家的机会主义。
《杨文》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天皇仍保持了相当大的权力，所以才可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同时也把日本1990年代以来经济上的困难归罪于宪政改革不彻底，认为日本虽然学习西方，但制度上学习不彻底，如银企关系、企业之间关系仍存在不少东方模式，所以银行给企业贷款，形成了大量呆坏帐，造成了整体经济的困境。
《杨文》试图用以上例子说明，如果一个国家只进行技术模仿，而不进行宪政改革，且不是改成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终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失败。
因此，不能从短期成功，来判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成功的。
《杨文》认为英国的发展途径是最理想的途径，从光荣革命开始，形成议会与国王的权力制衡，而有了共和制。
这样，对国王权力有限制，对私有产权有保护，然后才会出现工业革命，经济的发展才会那么快。
而《杨文》认为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对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制度，一个后发国家要获得技术上模仿上的后发优势，必须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
逆其道而行是不可以的，比如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而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
五、验证后发劣势II.2宪政体制是否为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
本文对小凯的上述观点，进行一些讨论，进行一些逻辑分析和经验检验。
是不是没有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的先行，必然会出现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掌握国家政权的精英们会因此进一步妨碍宪政体制度的改革，长期经济发展必然就会出现《杨文》所推测的困境？
是不是只有像英国那样，先改革宪政体制，才能避免后来发生的困难？
从经验上看，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原来是英国殖民地，继承了英国宪政体制。
比如印度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有民主制度，这是印度人很骄傲的地方。
印度的宪政体制，包括议会选举、多党竞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等。
她是标准的先进行了宪政改革的后发国家，但是迄今为止，印度仍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国家。
比较中国与印度，无论是改革之前还是改革之后，国际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比较好。
尤其是改革之后，中国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经济发展质量，都比印度好。
由此可见，从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来说，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
而且，
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
按照《杨文》的说法，日本以及新加坡、菲律宾、韩国这三条小龙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宪政改革。
明显标志是政权上国家有相当大的垄断，另外还有相当大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存在，造成国家既是市场当中的裁判，又是一个运动员。
按小凯的说法，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就会利用权力，限制其它经济的发展，保护国有企业，剥夺经济发展的果实。
如前所述，日本被认为是直到1990年代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的国家；新加坡政基本上是独裁政治，经济上还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
现在我们进行一些分析。
可是，198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美国；新加坡1996年时人均收入也达到美国的水平。
也就是说，一个后发国家如果即使没有进行小凯所说的彻底的英、美式的宪政改革，也能够在经济发展上超过有了宪政体制的赶上英、美发达国家。
而且，具有《杨文》中认为是最理想的共和宪政体制的英国，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现在只排在全世界第22位，已经不是最发达的国家了，欧洲的许多国家，如法国、德国人均收入水平都超过它。
《杨文》主张宪政体制改革要先行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如果先进行技术模仿，没有在宪政体制方面进行彻底改革，必然会导致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少数政治精英就会利用国家政权掠夺经济发展的果实，使制度上的模仿更难进行，经济发展最终将陷入困境。
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天皇虽然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实际上不干预政治，也没有利用这个权利去掠夺经济发展的果实；在新加坡固然有国有企业，在台湾也有国营企业和党营企业，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政治上的垄断权利，抑制私营企业来保护国有企业和党营企业。
同样，中国改革伊始，也未进行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改革，国有经济在各行各业接近于垄断，但现在国有经济不断在退出，私有经济不断在扩张；固然有政策保护国有企业的发展，但是观察告诉我们，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差。
这些实证经验说明技术模仿使得经济发展很快，并不一定会像杨文预言那样使国家机会主义的行为恶化。
其实，国家机会主义在任何社会里都不会是毫无限制的，任何政权都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
19世纪法国没有进行宪政改革，而英国实施了共和宪政体制。
然而，法国的税收却远远低于英国的税收，法国政府的权力虽然没有共和体制的多党制衡，但如《杨文》所述，“因怕人民造反而不敢征高税”。
这正说明了即使在中央集权国家，当权者也不见得会杀鸡取卵。
如同市场经济中的垄断者，并不是一定会都把价格定得很高，以剥夺消费者的剩余。
尤其当有可能新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出现竞争的情况下，更加不是如此。
这样，从上述经验上来看，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既不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而且，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英美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没有这种体制的国家。
同时，不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也不见得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
先进行宪政改革的发展中国家绩效不佳，而有些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反而超过了小凯所说的理想模式国家。
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II.3宪政改革是否可在短期间内完成？
假定诚如我们接受《杨文》所言的观点，宪政改革如此重要，必须先行，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国家机会主义，才能保证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成功。
那么，是不是有办法来一用次“休克疗法”来改革一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呢？
因为只有存在这样做的可能，研究才有意义强调宪政改革先行才有意义。
不能设想一个国家、地区，先用五十年至、一百年完成宪政体制改革，然后才来发展经济，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
按照诺斯的观点，制度的变化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
尤其是宪政体制改革，更不可能隔夜改成。
宪政体制改革其实并不仅仅是立宪，即使宪法规定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间必须相互制衡，并不代表现实中必然有这样的制衡。
根据诺斯的研究，北美与南美的宪法本身没有什么差异。
但是北美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程度很高，而在南美国家机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却相当普遍。
由此可见，
如此看来，所谓宪政体制改革，不仅是立一部宪法，必须有要执行者愿意执行、老百姓愿意遵守，法才是有效的。
实际上，在《杨文》中也已指出，法国的宪政体制改革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完成。
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开始，对法国的中央集权政治有一个冲击，接下来巴黎公社则是一个暴力黑暗时代，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后来的拿破仑时代更是一个独裁时代，固然有《拿破仑法典》，但拿破仑本人还是超越法律之上。
这样法国用了一百多年才完成《杨文》所说的宪政体制改革。
日本也是如此。
明治维新之后，从德国引进宪法体制，有选举、议会、法院，即使二战之后，日本在美国占领之下，引进了美国宪法精神，立了一部新的《宪法》，天皇被虚位。
但整个生活中许多行为方式还是旧的行为方式，还是讲亚洲式的人际关系的行为方式，并不完全按照法制的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的转变需要时间杨文》即认为199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日本宪政改革没完成造成的。
苏联、东欧也是一样，虽然政治上已经推翻了共产党，把计划经济体制放弃了，而且引进了新宪法、引进了选举、引进了私有制。
但按照《杨文》的说法，苏联、东欧经济转型的失败并不是休克疗法的失败，而是因为宪政改革还没有完成。
如此看来，尽管政权已经更迭了，宪法也已经改变了，法律上改了，但可是人的行为方式依旧不改，有什么办法呢？
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
即使共和宪政体制如《杨文》所言那么重要，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差异的根本，但从经验上来看也不是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就可以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建成的，因此，只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建立宪政体制。
能马上改更何况如前所述，本文本文所引用的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共和宪政体制改革并不认为它是既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根本，因为有许多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成就很大。
因此，就宪政改革而言，只能一面发展一面改。
七、国家机会主义必然恶化吗？
再来看小凯的另一个判断，为什么认为宪政体制改革要先行？
他认为如果总是进行技术模仿，没有在宪政体制方面进行彻底改革，必然会导致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就会防碍私营经济的发展，国家机会主义就会掠夺经济发展的果实，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但是如前所述，比如在日本虽然天皇有至高无尚的权利，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个权利去掠夺经济发展的果实；在新加坡固然有国有企业、党营企业，但政府并没有利用政治上的垄断权利，使政治环境全部偏向于保护国有企业和党营企业，然后掠夺私营企业的果实，中饱私囊。
同样，中国虽然有国有企业，也有政策保护其发展，但是观察告诉我们，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差。
当然仍有不少干预、障碍，但是这些干预、歧视性障碍正在越来越少。
小凯所说的国家机会主义，主要是指由于国家的少数政治精英，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一切经济政策是为了保护这些利益集团的垄断权利，然后禁止利益集团之外的其它集团的发展；或是其它集团发展之后，少数政治精英组成的集团，去没收它们的财产，掠夺经济果实。
小凯认为一切失败都是因为国家机会主义，他给出的表现形式包括没收财产等等。
但是，从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经验，从东亚国家包括中国的情形来看，从日本到新加坡都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政治上仍由少数精英垄断。
但是经济发展非常快，也没有阻碍私有经济的发展，而且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美国。
中国从改革到现在，开始时国有经济在各行各业接近于垄断，但现在国有经济不断在退出，私有经济不断在扩张。
而中国基本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
这就说明技术模仿使得经济发展很快，并不一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恶化。
III．八、最优制度共和宪政体制和经济发展
III.1共和宪政体制是否为最优体制
首先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最好的制度？
有关“后发劣势”的关键点还在于是不是英、美的共和宪政制度是否就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达阶段时最好的制度？
而且即使承认它是最好，以及是不是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最好的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有不少研究。
有两个基本的结论：
其一、制度是重要的。
在任何国家，制度安排对经济绩效、资源配置、激励机制会有影响；其二、制度是内生的。
其含义是最优的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由于各个经济体许多因素的不同，因此，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
这是制度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支柱
举几个实际例子来说明，一般所谓最优的制度，其实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比如私有制，多数人许多人认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因为他们认为：
。
比如在私有制的情形下，所有者对他拥有的东西会关心；而且在经济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企业是私人所有的，剩余所有者在经营上就会努力工作，而且不会有盗窃道德风险的行为。
等等；可是按这种主张的人的看法，如果是公有制，我的东西可以被别人分享，别人的东西我也可以分享，就会产生“搭便车”的机会主义的行为。
比如原始社会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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