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第四讲.docx
《中华文化第四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华文化第四讲.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华文化第四讲
《中华文化》第四讲：
佛教与中华文化
一、佛教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它产生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印度。
印度当时是奴隶社会，共有十六个国家，尚未统一。
佛教是在反对婆罗门（祭司）的婆罗门教中诞生和发展的。
创始人释迦牟尼，本名悉达多，又称乔达摩，约公元前565—前485在世。
他出生在古印度北部迦比罗卫（今尼泊尔南部），刹帝利种姓，其父为饭净王，他被立为太子。
见生老病死而感到人生无常，二十九岁时出家修行，均无结果，后来在菩提树下苦苦思索，终于觉悟成佛。
从此传教四十五年，足迹遍布恒河流域的许多国家，有弟子五百多人，八十岁时在拘尸那揭罗两棵娑罗树间涅槃。
他创立的佛教为原始佛教，后又经过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等发展阶段，公元十二世纪在印度本土消失。
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约前273—前232），佛教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印度各地，并不断向周边国家传播。
据史书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开始传入中国内地。
东汉初明帝曾派人到印度求法。
永平十年（公元67），汉使梵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回到洛阳，翌年下令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建僧院，这就是著名的白马寺。
1、佛神时期——东汉明帝至魏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明帕时期，明帝在写给楚王刘˱的信中，赞扬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并用了伊蒲塞（菩萨）、桑门（沙閨，即和尚）等名词（《后汉书·慚王英传》）。
这时，佛教宣扬无为无欲、精灵起灭。
桓帝时将佛祖与太上老君一起祭祀。
这说明，当时人们把佛教看成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一类，而佛教徒也有许多离奇传说。
比如，东汉灵帝时来中国传法的安息国（今伊朗北部）僧媉世高，传说他前世为也是和尚，曾来华，在广州被盗匪杀死，而盗匪原来是他一个性情暴烈的同学。
他于是再投胎为安息国王子。
这时，那位杀他的同学已堕恶形为大蟒，在中国南方一个叫郑亭湖庙充神灵。
为了拯救他，安世高再次来华，劝其改恶从善。
于是神灵将自己所收取的祭品丝绢宝物交给他，安世高用这些财物在豫章（今南昌）建寺；而变成大蟒的同学也转世为一英俊少年。
又如北朝后赵石勒时，天竺僧佛图澄来到中国传法，为了讨得不信佛法的羯胡族首领石勒的信任，就表演了一个“神术”：
用一个盛满水的瓦钵，烧一柱香，口中念咒，瓦钵中就长出一株青莲，须臾开花，光色鲜艳夺目。
石勒看后大惊，立刻下拜。
佛图澄协助石勒夺得前赵的政权，建立后赵，石勒为佛图澄上尊号为“大和尚”，他的诸多小儿子都养在佛寺。
（以上故事见梁释慧皎《高僧传》）如此等等。
所以在佛教史上，称这时为“佛学方术化”时期，或叫“佛神”阶段。
这时虽也建有佛寺，但主要是供印度或西域来的商人使用，汉人出家为僧的很少。
这时期已释出了不少佛经，印度的小乘佛教、大乘佛教都开始介绍到中国来。
2、“佛玄”时期——两晋
两晋时期社会动荡，人民生活痛苦，因而玄学盛行，同时也为佛教的勃兴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这时期玄学流行，玄学提出有无、本末、动静、体用、言意等一系列哲学范畴，而以般若学说为基本内容的大乘空宗，与玄学有相似之处，因而这时的佛教徒多把佛学玄学化，他们既是高僧，又是清谈名士，如竺道潜、慧远、支道林等皆是。
佛教借玄学不仅得到迅速传播，而且与中园文化相融合，深深地扎下根来。
佛教史上称这时期为“佛玄时代”。
南匇朝时期，尽管有北魏太武帝（446）、北周武帝（574）的两次灭佛事件，但就总体论，南北统治者都大力扶持佛教，发展起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
梁朝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
北魏末期，单洛阳就有佛寺1，367所，整个江北地区有佛寺三万多所，僧尼二百万人。
佛教已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在中国䷱深地札下根来。
3、宗派分立时期——隋唐
隋唐时期，则是佛教宗派分立阶段。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期。
在汉语系佛教中，这时相继出现了许多宗派，如俱舍宗、成实宗等虽曾极盛一时，但不久便失去了传承，而在长期发展中经过归并整合，最后形成八大宗派：
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又叫瑜珈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
八大宗派中，又以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四派影响最大。
二、佛教的基本教义：
缘起、无我、解脱、中道
佛法的基本内容是“四圣谛”（“谛”即真理）：
苦谛（经验世界的现实）；因谛（或集谛，指产生痛苦的原因）；灭谛（痛苦的消灭）；道谛（灭苦的方法）。
佛教的所有教义，都是从“缘起论”产生出来皀。
所谓“缘起论”，是说一切䲋物和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由相持（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决定的，离开关系和条件，就没有一切。
因、缘，就是关系和条件。
因此，佛教教义又可以归纳为两点：
无常和无我。
“无常”是生灭相繭，包括了因朜相续的意义；“无我”是没有主宰，“四大”（地、水、火、风，即指坚、湿、暖、动四大性能）皆空。
血肉之躯䘍过是地、水、火、风四种元素的组合，且四大调合，互相转化，每一秒钟都在变化，如身体中的水，会挥发成汗，汗再变成水气，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人死后，骨肉归地，湿性归水，暖气归火，呼吸归风，此时身在哪里?
故《圆觉经》云：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
”这就叫“无我”。
既然没有一身之主宰，也没有宇宙万有的主宰（自然包括了无造主）。
这就是佛教对宇宙万有的总解释。
佛教分小乘、中乘、大乘，又叫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
原指羊车、鹿车、牛车，以各类车所载货物多少作比喻。
据说释迦牟尼在世时，曾同时说过大、小乘法门。
大乘梵语为“摩诃衍”（“摩诃”是大，“衍”是乘坐义，比喻修行此法门如乘大车）。
大乘主张“开一切智、尽未来际众生化益”。
大乘教流行后，原部派佛教被贬为“小乘”。
小乘保持早期佛教的教理，信奉《阿含经》等。
佛教的原始出发点，是断定人生为“苦”：
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等歉都是“苦”，有三苦、八苦，乃至“无量诸苦”——就是正常亪的“乐”，在佛教看来也是“苦”，是“苦”的另一种表现。
总之，“三界（欲、色、无色）如火宅（《法华经》）。
这种典型的人生悲观主义，在儇受压迫和无力抗争的社会阶层中往往能引起强烈的共鸣。
佛教对“苦”作了许多描绘，但却不去寻找“苦”的客观根源，而是荒唐地认䨺，“苦”源于“生”，“生”是“苦”的开端缌而生命是受苦的实体。
因此，欲不苦，就是“不琟―，亦称“无生”，就是“涅槃”，也称“解脱”。
《成唯识论述记》卷一曰：
“言解脱者，体即圆寂。
由烦恼障缚诸有情，恒处生死，证圆寂已，能离彼缚，立解脱名。
”解脱的方法，在佛教经典中最常见的有“三解脱”、“八解脱”、“不思议解脱”、“有为解脱”、“无为解脱”等，基本原理是“无我”。
人们一旦通达了“无我”的原理，思想境界也就得到了升华。
在佛教看来，爱欲食色是罪恶之源，要达到“无我”，第一步就要背离父母妻子，不与异性交往，不许积蓄财物，穿敝衣，游行乞食，宿山野墓地，也就是做所谓“陀头行”即苦行僧，而用“禅定”的方法进行残酷的心理训练。
佛教原始教义的人生观和解脱观，也就是它的道德观，对世间的一切是绝对的冷漠。
后来，自命“大乘”的教派对原始教义作了重大改造，并斥之为“小乘”，认为“小乘”太执着：
人生本来“无生”，何必讨厌“生_而另求“无生”?
人生本无所谓“旀常”、“苦”等可言，何必自寻烦恼，妄作分别?
大乘同时还认为，小乘太自利，世间受苦的不单是个人，而是“众生”，没有众生的解脱，也就没有个人的解脱。
因此，大乘的口号是“救苦救难，普渁众生”：
“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踏我上度去。
”这就放弃了原始佛教的人生悲观主义，而积极入世，干预生活，给佛教带来了攰局面。
大乘佛教将以个人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菩萨行”：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就是所谓“六度”。
固然有“为众生”的，但佛教更普遍弘扬的，却是向寺院和僧侣布施，于是财富急剧地向寺院集中佛教徒大增，而人们往往只看到他们兴办的慈善事业，却很少有人去探究他们财富瘄来源。
大乘佛教的这种发展方向，造成了与社会的冲突，至少在经济上成为国妶的一害，故一直有“灭佛”的呼吁甚至行动。
不迆它也确实始终坚持着三个基本训条：
一是“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二昮“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三是“自利利它”、“自觉觉人”，这对优良的人生观道德观的建立，无疑是积极的。
大乘佛教由个人与世隔绝到世俗化、社会化的转变，由“为己”向“为他”的转变，强化丆与不同民懏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适应能力，是它在我国能够长期生存并发展的关键。
二、“禅宗”与禅宗文化
隋唐以后陆续形成的八大佛教宗派中，以禅宗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是中国传统文化极重要的组䈐部分。
1、关于禅宗
“禅”是梵文音译“禅那”之略称，意ฺ坐禅或静虑，也译作“弃恶”、“思维修”、“功德丛林”等。
但“妅”与“禅宗”并非一回事，“禅”是一种修练方法而“禅宗”是佛教派别。
据说禅宗的“西天第一祖师”是如来的弟子摩诃迦叶，当日如来灵山法会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如来遂曰：
“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叶迦。
”（《五灯会元》卷一）所传正法眼藏，即“禅”。
早期禅宗，在印度共传二十八代（到达摩为止）。
我国以菩提达摩为“东天第一祖师”即初祖。
达摩是南印度人，后由南印度传入北魏。
然此说不确，在达摩以前及同时，翻译禅籍、修持禅业、传授禅法的就有七十多人（见《高僧传》、《续高僧传》）。
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久传弘忍，弘忍传惠能，共六祖。
“禅宗”是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心心相印。
实际上，它以《楞伽经》、《心经》、《金刚经》、《楞严经》等及后来的《六祖坛经》和众多禅师语录为理论依据。
它是在中国产生、异军突起的一个佛教宗派。
早期禅学结合神仙方术。
大乘禅法与义理相融，加之般若学与玄学兴盛，忘言绝虑、冥然相合之说盛行，开中土禅学新风。
早期禅学主要在北方流行。
据《十二头陀行经》记载，佛“与八千比丘，菩萨万人，皆着衣钵游行乞食，食已，至阿兰若处加趺而坐”。
聚从、游行、乞食、坐禅，成为禅僧团的经典模式。
他们的行为，北魏时受到其他僧人和官府的迫害，“文学多不齿之”，被斥为“魔语”，北魏曾多次下诏，严禁僧侣“游行民间”，游涉村落”。
据说达摩和二祖慧可都被置毒身死，故到三祖僧璨，不得不转移到南方，到皖南一带活动。
五祖弘忍在黄梅双峰山以东冯墓山（世称东山）建寺，倡“即心是佛”、“心净成佛”，成为“东山法门”的标帜。
四祖道信门下法融又别出一枝，在金陵牛头山开法，主张“空为道本”、“无心合道”，世称“牛头禅”，与“东山”形成对峙之势。
“牛头禅”传经数代，后为惠能的曹溪禅所消融。
2、惠能与“新禅宗”
一般所说的禅宗，或称“新禅宗”，真正的创始人是弘忍的弟子惠能和神会。
（曲江南华寺）：
惠能（636—713），祖籍河北阳，本姓卢，其父贬官岭南，三岁丧父，遂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百姓”，从小“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二十四岁时往黄梅（今属湖北）投奔五祖弘忍（601—674），随众作务，踏碓舂米。
据说弘忍上座弟子神秀书得法偈于廊壁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惠能亦作一偈，然不识文字，请人代书于壁：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
惠能的禅偈得到弘忍认可，遂于半夜亲传法衣（袈裟）。
神秀说“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是仍执着于“有”、“无”，而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则是取“中道”，超越“有”“无”。
惠能“本来无一物”，是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善与恶、是与非、迷与悟、清净与不清净，这正是“佛性常清净”的旨归，是超越二分法的“父母未生时”的“本来面目”，所以得到弘忍的首肯。
惠能得衣后，立刻南下，“混农商于劳侣”达十六年。
弘忍去世后，他才到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微风吹动，一僧云旙动，一僧云风动。
惠能云：
‘非旙动、风动，人心自动。
’印宗闻之竦然。
”（《坛经》惠昕本）于是印宗反执弟子乊礼。
惠能于是“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坛经》契嵩本）。
次幔移曹溪（今广东曲江县）宝林寺，开讲佛法三十多年。
武则天“征徙京城”，“竟不奉诏”。
他就是禅宗“六祖”。
所著《坛经》，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载的惠能言行录，是中国人佛教著作中唯一称“经”的一部书。
其弟子神会、怀让、行思等，又开创菏泽、南岳、青原三大派系。
惠能主张“顿悟”，所开新禅宗，史称“南宗禅”。
当日弘忍的另一徟子神秀乿张“渐悟”，开“北宗禅”，故有“南顿北渐”之说。
北宗禅流行从长安、洛阳一带，势力不小。
经过惠能弟子神会（684—758）的斗争北宗禅才开始衰落，南宗的正统地位也才得以确立（参读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语录》，中华书局2004年重印本）。
（南华寺六祖真身）
3、禅宗的基本思想
惠能佛学思想的中心是佚性说。
佛性（又称“如来性”、“觉性”），指人能成佛的因子、种子。
它是宇宙的本体真如，也是最高的智慧——般若智。
基于此，惠能的佛学思想主要有三点：
1、惠能说：
“识心见性，自成佛道。
”又说：
“即旦豁然，还得本心。
”（《坛经》）他认为众生自己本来具有的真心就是佛道，不需外求，“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坛经·付嘱哀》），便可成佛。
总之，众焟只要认识自己本来具有的“本心”，重现“本来面目”，就可达到佛的境界，故其说又称“本心论”。
2、禅宗认为（人之所以不能∐佛，是“学道人迷自本心―（《传心法要》）；是“一切众生迷于真性，不达本心，种种妄想，不得正念，故即憎爱。
以憊爱故，心器破坏，即受生死，诸苦自现”（《林间录》卷下引延寿语）。
由于二元相对意识的产生，导致了“本来面目”的迷失。
因此，禅宗的任务，是运用“不二法门”，超越一切对立，开悟众生，使他们回归本心，即可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3、禅宗认为“定无所入”（王维《能禅师碑铭》），即渐修、禅定并不能达到回归本心的目的。
因此，在修行方法上，惠能主张顿悟，反对坐禅，认为无论行、住、坐、卧，只要心不散乱，就算不坐禅，也能达到“解脱”的目的。
王维《能禅师碑铭》又说：
“本觉超越三世。
”是说成佛速度。
“本觉”谓心性本来觉悟，修成佛会很快：
只在一念与佛法相应，就可立地成佛，这就是顿悟，——顿悟超越了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的局限。
这是惠能禅宗的主要特点。
但需指出：
惠能也不是一概反对渐悟，只是说佛法无顿渐，但人有利钝，故“迷则渐劝，悟人顿修”。
4、禅宗的派别——五家七宗
由于惠能的弟子神会的努力，使曹溪顿悟禅在北方嵩洛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特别是唐“安史之乱”后。
神会的传承自成一系，被称为“荷泽系”，神会也被南宗称为“七祖”。
他基本上是发挥惠能的禅学思想，但也有所不同：
惠能一般不说“佛性”而多用“人心”、“自性”，神会更多地使用“真如”、“佛性”，重“空寂之心”之“知”，主张顿悟后渐修。
但由于中唐以后北方政局动荡，又经武宗灭佛，故虽经宗密阐发，显赫一时的“荷泽系”遂日趋衰落。
与北方禅宗衰落不同，南方的南岳（衡山）怀让、青原（吉州青原山）行思两大系却得到了迅速发展。
这除南方较少战乱外，与怀让、行思门下的禅法更简捷易行，且远离大城市等有关。
晚唐至五代，南岳、青原两系进一步分化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家（所谓“一花五叶”）。
沩仰、临济出自南岳系，馀三家出自青原系。
沩仰、临济、曹洞创于晚唐，云门、法眼则创于五代。
除临济在河北、山东外，其馀都在南方：
沩仰在湖南、江西，曹洞在广东、江西，法眼在江苏，云门在广东。
这叫“五家分灯”。
在五家禅时期，超越祖佛，突出听法参学的人自己，成为普遍的禅风，因此可以“越祖分灯禅”概括此时期的禅宗特点。
1、沩仰宗
沩仰宗开创者为沩山（在潭州，今湖南长沙）灵祐（771—853）其及弟子仰山（在袁州，今江西宜春）慧寂（851—891）。
他们认为主观心识和客观尘境都是必须远离的“尘垢”，彻底否定主客观世界，才能自在解脱。
他们十分强调不假语言思维的自心顿悟，善用“圆相”（手在空中作圆相，又在圆中写字，据说有九十七种圆相）表示远离言语文字，以接引学人，故其宗风是“深邃奥密”。
此宗五传而止，前后承传约一百五十年。
入宋后不再流传，创立最早，衰亡得也最早。
2、临济宗
临济宗创始人是百丈（百丈山，在洪州）怀海的再传、黄檗（山名，在江西宜丰县西北）希运的高足临济义玄（?
—867），以义玄长期住镇州（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
临济宗主要继承了马祖道一的禅法特点，把惠能禅法中对人的肯定进一步发挥出来，常以诗偈作为示法时的酬答，以惊雷迅霆式的言句，以杀活统一的般若利剑，以破除人们的执着，认为这样才“始得解脱”，甚至喊出“向向外，逢着便杀”的口号，“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古尊宿语录》卷四《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
其接引学人单刀直入，随机灵活，向以禅风机锋峻烈的“临济喝”著称。
在五家中，此宗最为兴盛，流传也最广最久，入宋后分化为黄龙、杨岐二派，远播海外，法脉延续至今。
3、曹洞宗
曹洞宗出于青原系，建立于唐挫，创始人为洞山（匨端州，今广东高要）良价（807—869）和曹山（在抚州，今塞江西）本寂（840—901）。
此宗注意从心与物、理与事的关系中去强调人的地䵍，用所谓“五位君臣”、偏正回互（五位，指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至、兼中到。
正指本体、静、空、本觉、真如等，偏指事相、差别、相对等）的琄论说明理事、体用的关系，目的是要人无心执着，自然解脱。
其宗风为“家风细密，言行相应，随机利物，就语接人”（《人天眼目》卷三，《大正藏》第四十八卷）。
4、云门宗
云门宗也出于青原系，创始人为文偃（864—949），住韶州（今广东韶关）云门山。
此宗强调山水自然，即事而真，一切现成，无心解脱。
其思想与说教方法被文偃弟子德山缘密概括为三句：
“一句涵盖乾坤，一句截断众流，一句随波逐浪”（《五灯会元》卷十五《德山缘密禅师》）。
第一句大意是：
宇宙万象，本真本空，事事物物，悉皆真现，故即事而真，一切现成。
简言之，此句是说绝对真理遍布天地之间，涵盖宇宙。
第二句是接引学人的方法，谓截断情识心念，不要用语言文字去把握真如，而应于内心顿悟。
第三句是说参学者应因机说法，“应药与药”，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教学憹法。
这三句被称作“云门剑”、“吹毛剑”，言其锋利无比。
其宗风为“阴危耸峻缌人难凑泊”，常用棒喝和片言只语接引学人。
此宗传至南宋。
5、法眼宗
此宗也凪青原系，形成于五代，创始人为清凉文益（885—958），南唐中主李璟迎住金陵（今南京）清凉寺，圆寂后谥“大法眼禅师”，后遂称此宗为“法眼宗”。
法眼宗以“三界唯心，大法唯识”（《三界唯心颂》，《五灯会元》剷十《清凉文益禅师》）为“纲宗”，汲取了华严宗的一些思想，但他论理不著理主张“一切现成”，不起取舍之心，常以山水自然、顺时叚化启发学者体悟一切现成，不可执着。
其宗风，人们认为简明处似云门，稳密处类曹洜。
法眼宗曾远播高丽，但虽宋极盛一时，至宋中叶即断绝。
宋代以后，由于寺院经济的逐渐衰落，特别是理学的崛起，佛教已失去了隋唐时期三足鼎立的地位，从整体上看也呈衰落趋势。
禅宗是宋代最流行的佛教宗派，但不出五家，而临济宗又分出杨岐、黄龙两系，故称“五家七宗”。
临济宗在宋代得到长足发展，而又刦为两家：
黄龙系、杨岐系。
黄龉系
义玄五世法孙善昭（947—1024）开创了以“颂古”为内容的“文字禅”这一禅学新形式，开辟了禅学发展的新途径。
再经楚圆（986—1039），其门徒杨岐（袁州山名，在今江西宜春）方会（992—1049）、黄龙（隆兴府山名，今江西南昌）慧南（1002—1069），分别开创了杨岐、黄龙两系。
黄龙系在北宋曾盛极一时，但南宋后趋于衰落，最后被杨岐系所取代，杨岐遂成临济宗的正统，代表禅宗，一直传到当今。
杨岐系
杨岐方会的思想和接机方式继承了临济宗风，但又融会了云门的特色，有《语录》一卷（载《古尊宿语录》卷十九）。
其再传弟子法演（1024—1104）有“中兴临济”的美誉，其门下佛果克勤、佛鉴慧鉞、佛眼清远被称为“三佛”，尤以克勤影响最大，高宗尝赐号“圆融禅师”，有《碧砶集》十卷，标志着禅宗进入了注释公案语录的新阶段，使“文字禅”发展到了顶峰。
克勤的弟子大慧宗杲（1089—1163）大倡“看话禅”（“看”指内省式参究，“话”指禅门公案的典型答语，即参究公案话头），编有《正法眼藏》六卷。
克勤另一弟子虎丘绍隆（1077—1136），经二传而兴盛。
宋以后杨岐一系的传承，皆由此出。
元代以后，佛教已无新的发展，虽仍传不绝，但总体已经衰落。
5、禅宗的文化史意义
“禅学”经过禅宗的洗礼，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佛教史称为“六祖革命。
它将“真如佛”变为“心性佛”，较之早期禅学，可谓面目全非。
禅宗在佛教史上有着重大的革新意义。
首先，“禅”被泛化，实际上取消了“禅”作为宗教修持的基本功能，。
在禅修的方式上，由早期的静坐扩大到坐卧住行一切方面，举手投足，瞬目转睛，无不是禅，以至大到国家天下，小到待人接物，一草一木，无不赋予了禅的意义，日常生活全部被禅化，将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自性自度。
早期禅学繁琐的经注使人不得要领，漫长的坐禅使人厌倦，都可能使之丧失生命力。
禅宗使繁琐的佛教实现了简易化，将佛教心性化、人性化，从而既能被下层广大民众（多为无文化的农民）所接受，也为上层统治者所赏识。
其次，禅宗反对拜佛，取消了偶像崇拜。
禅宗认为“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五灯会元》卷五载：
天然禅师“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取暖，院主呵曰：
‘何得烧我木佛?
’师以杖子拨火曰：
‘吾烧取舍利。
’主曰：
‘木佛何有舍利?
’师曰：
‘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
’”这就完全否定了偶像崇拜，并进而发展为呵佛骂祖。
在禅宗看来，自己便是佛，另外哪还有佛?
既连佛都不拜，当然也不须念经了。
再次，禅宗提倡“不立文字”，认为语言文字对成佛无益，是人为的枷锁。
有僧问文益禅师：
“如何是第一义（指佛教的根本道理）?
”文益答曰：
“我向汝道，是第二义。
”（《五灯会元》卷十《清凉文益禅师》）禅宗将“证”改造为“悟”，将“心性”直接归结为“觉”，而超越“证”。
那么怎样才能悟道呢?
在禅宗看来，没有别的方法，就是靠自己“悟”。
“悟”有多途，所在皆是，不必用“证”以拘束心性。
禅宗的“悟”不是思辨的推理认识，而是个体的直觉体验，它不离现实，是在日常经验中通过飞跃获取“悟”，是一种获得精神超越的感性。
禅师长庆慧棱二十馀年坐破了七个蒲团，仍未能见性，一天偶然卷起窗帘，才忽然大悟，作颂曰：
“也大差，也大差，卷起窗帘见天下。
有人问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头打。
”在禅宗看来，悟道成佛不是故意执着，而是顺其自然，在平常生活中自然见道，靠自己豁然贯通。
临济义玄曰：
“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有僧问马祖“如佑修行”，马祖曰：
“道不能修，言修得，修成还坏。
”源津师问大珠慧海禅师修道“如何用功”，慦海答曰：
“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有僧问赵州从谂：
“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
”从谂曰：
“吃饭也未?
”僧曰：
“吃粥了也。
”从谂曰：
“洗钵去。
”“其僧因此大悟。
”总之，平平常常，坐亦禅，卧亦禅，静亦禅，动亦禅，吃饭拉屎，莫非妙道。
禅宗“不立文字”，不是取消文字，而是不拘于文字。
神会以“言下便悟”对抗北宗的“摄心求证”。
其结果是传灯语录满天下，语录胜传灯之真。
到宋代，“文字禅”席卷丛林，诗文并盛，“看话禅”唱评兼作，而“默照禅”几无地可容。
第四，禅宗否定在现实之外追求超现实的必要。
禅宗否定坐禅、持戒的必要，而且认为“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宗杲大慧禅师语），因而不再如南北朝时佛徒不拜父母、不敬王者，而承认“教养父母”和上下尊卑的观念。
宗杲又曰：
“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
”“学到彻头处，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仁义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国安邦之术，无不在其中者。
”
禅宗的传播，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或者说禅宗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
它尽量冲淡宗教簔氛，加緱人生感悟。
此前的众多宗派，都是依据印度一种或几种佛经发挥改造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