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淮河文化研究现状述评以淮河流域地域文学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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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淮河文化研究现状述评以淮河流域地域文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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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的中国文学研究，大多只注重以历史为线索进行编年排序，阐述文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而不注重以空间为区域进行分布组合，考察文学的地域性。

这种只注重其时间关系时代性>>而忽略其空间关系（地域性）的传统研究思维和方法，往往是一维的、单向的。

因而地域文学研究已日渐受到人们重视，对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也缓慢地发展起来。

　　自从1905年刘师培发表《南北学派不同论》、1906年王国维发表《屈子文学之精神》之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除了极少数专家外，八十多年间，似乎很少有人就文化或文学的地域性问题做过专题研究。

袁行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总绪论”在谈到“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时，提到了“地域的不平衡”这一现象。

该书指出:

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而的意思:

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出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

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

　　90年代以来，一些博士论文就地域文学作家群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

陈建华博士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徐永明博士的《元代至明初姿州作家群研究》，韩结根博士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等，并且出现了一大批相关学术论文。

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从以下两种途径入手研究的:

一是以文学史中的个案研究入手，探讨某一地域作家群在某一时间阶段之内的形成或某一作家在该作家群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

杨国学《陆游、辛弃疾在宋代武夷作家群的地位与影响》认为陆游和辛弃疾都留下了若干首与武夷山相关的优秀作品，两位著名作家的加盟，壮大了武夷作家群的阵营，提高了武夷作家群的知名度，加重了武夷文学的分量，扩大了武夷作家群的影响。

周明初《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学流派综论》认为明末清初开始产生的自觉型地域性文学流派集中于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并具有以诗文结社为依托、以当地望族为支撑、以一种文学样式为主并诸体兼善、绵延的时间较长等特点。

　　即便是在作家群的研究中涉及到了地域文化，大多也只是涉及到地域文化对文学产生的独具特色的影响，乃至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风格，如韩大强《大唐之音和而不同—论唐代河南作家群体的文学特征及文学精神》认为河南文学与其他地域文学相比既有明显的共性特征，也有着显著的个性差异。

唐代河南作家群体的文学活动呈现出主流意识强、地域色彩弱、敢于革新、样式多元化的特征，并且形成了具有儒家思想内蕴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和追求审关的文学精神。

　　陈未鹏《与地域文化》从风格、常用物象、抒情范式、词调等方而分析了南方地域文化对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的显著影响，认为这是晚唐五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的结果。

赵维江《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认为辽金元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的产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三朝文学，所体现的社会审关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而也相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徐永明《元末明初南方两个文学群体成员的交往及其差异》指出姿州作家群和吴中作家群是元末南方两个重要的区域文学群体，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决定了明初以来文学走向的必然性，并且考察了这两个作家群的异同，分析了产生异同的各种原因，探究了文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

　　二是将文学外延扩展，将与文学相关的其它一些艺术门类同地域文化相联系进行研究。

由于外延的扩展与视角的转换，这一方而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如:

梁珊珊《明代山东沂沐河流域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特点、成因及其影响》认为明代沂沐河流域人才分布呈现出整体相对落后、区域差距明显等特点，造成这种分布格局的原因主要与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和人才地理系统行为有关系。

蓝勇《中国古代关女的地域认同文化研究》指出中国历史上对关女的地域认同呈现出一个从北向南的空间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南宋以前认同黄河流域为关女群体核心区向南宋以后认同长江流域关女群体核心区的转变过程;对关女的认同受区位条件、人类体质、生态环境、经济文化水平、移民背景的影响。

张燕来《北京地名与地域文化》认为北京地名与北京早期的民族接触、移民历史、思想观念、世俗文化等方而密切相关。

王洪瑞《清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特征》通过对明清时期河南书院数口、分布密度等要素的比较研究，基本划定各府州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

胡安莲钧可南女蜗神话的演变及其意义》考察了女蜗神话主要产生在河南省的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西部一带，随后沿黄河向东传播，与自东向西的伏羲神话在河南的东部地区交汇、融合，从而丰富、发展、变异，并产生新的神话与传说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现已经充分证明，古代人类总是喜欢选择沿河流域作为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河流是衍生文明的重要区域之一。

学者梅新林根据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学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文中阐述了水流域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一是流域为中国文学版图的形成与演变奠定了基本轴线，流域轴线的移动促使和推动中国文学地域空间的移动;二是舟行河流为文人群体的聚合以及作品的区域传播提供了天然信道;三是流水作为文化生命之源泉，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

水流域与文学审关、文学风格和文学群体性格及流向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中国地理学上南北之分常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

淮河作为我国南北文化融合的交义地带，其所独具的地域文化必将是中国整体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作为地域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淮河流域文化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大力挖掘研究，有可能成为一个地域文化研究的新视点。

关于淮河文化的探讨和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相关方而的专著，如:

陈广忠的《两淮文化》和《淮河传）}，前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了淮河流域文化概况，后者按年代顺序，综合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等学科知识，展现了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

李修松主编的《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以确凿的史料详细地论述了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古国族、淮夷、道家文化、历史人物、淮系集团等。

池子华在《中国流民史》中具体探讨了近代淮北流民现象。

李景江等主编的《淮河文化概观》从宏观上论述了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变迁。

　　除此以外，近年来还涌现出大批围绕着淮河文化为主题的研究性学术论文。

总体看来。

往往多注重于以下几个方而的研究:

　　第一，从学理方而探讨淮河文化的概念、范畴及其成因等宏观意义上的理论性问题，以期为淮河文化研究提供可借鉴性的理论依据和框架支撑，如:

陈立柱、洪永平《浅谈“淮河文化”概念》借助地方（区）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当地社会发展的强烈意识让“淮河文化”概念破土而出，并就如何去说一种文化概念的成立是合适的和“淮河文化”概念可以成立的依据两方而问题探讨了“淮河文化”概念的提出对淮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是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李良玉《淮河文化的内涵及其技术层而的研究》认为从文明史或大历史的角度研究，对淮河文化作出定义是非常必要的，但需注意淮河文化的内涵随着时空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高时阔《分野与交融—安徽淮河地缘文化解读》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在安徽沿淮一带交融汇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安徽淮河地缘文化，南方文化的轻灵阴柔与北京方文化的雄浑阳刚在此有机地融为一体，体现出依恋故土、兼容并包和农本思想等基本人文精神。

　　第二，以历史性的考证研究淮河流域的历史变迁，包括各历史时期淮河流域经济、环境、灾害、人口、城镇、考古等诸多方而的考证，如:

吴海涛《简述宋元时期淮河流域商贸的变化》考察了宋元时期淮河流域经济社会的盛衰轨迹。

张文华《淮河流域汉唐时期农业灾害发展的基本特征》通过对淮河流域汉唐时期农业灾害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概括出在不同阶段表现出周期性波动，灾害构成差异，灾害集中性、连续性发生等特点。

郭琳《北宋时期淮河流域的城镇类型》认为北宋时期城镇的数量不仅远远超过了前代，而且其的类型及职能、发展形态也日益多样化，并且分析北宋时期淮河流域的城镇的六种类型及其形成原因，指出这既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征兆，也是南方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

方成军《淮河流域汉代墓葬形制研究》考证了淮河流城汉代墓葬广泛地分布于苏北、普南、像东南、皖北地区，尤以江苏徐州、山东临沂等地分布最为密集，并且形制复杂多样。

周怀宇《论隋唐统一对淮河流域手工业的促进》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具体考察了隋唐时期淮河流域各种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和发展情况，简要阐明了各种手工业生产的经济地位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着重论述了淮河流域手工业生产发展与社会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等。

　　第三，以综述的形式总结近年来淮河文化的研究和发展状况，其中尤以安徽省社科联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安徽省淮河文化研讨会”为中心展开。

如:

张金铣、周致元《第四届淮河文化研讨会综述》、马鸿雁《第三届淮河文化研讨会综述》对由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淮河文化研讨会进行综合性论述，主要就淮河文化的概念内涵、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经济文化等学术问题展开了讨沦。

徐大立《涂山?

淮河流域历史文明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七届年会学术综述》、陈立柱《“涂山?

淮河流域历史文明研讨会”综述》对中国先秦史学会、安徽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文化少」、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和蚌埠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徽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协办的“涂山?

淮河流域历史文明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七届年会”进行综述，对涂山地望、大禹治水、涂山氏族与夏文化关系、徐淮夷以及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的相关课题的研究状况进行深入探讨。

　　第四，从地域差异的角度、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淮河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关联，尤其集中在安徽省皖南、皖北的三大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之间的比较。

在这一方而，近年来研究性的论文颇多，成果也颇为显著。

如:

沈葵、洪永平《皖江文化的学术定位与发展契机—兼论淮河文化与徽州文化》认为安徽皖江地区内的文化呈各地域、多类型分布，未有内涵与价值上的统一性，属正在崛起的文化圈;淮河文化是农业社会鼎盛时期的历史文化，在当下社会无可传承;徽州文化则由于自身价值来源要素的超时代性，完全可能在经历外来冲击后，重新崛起。

朱洪《皖江文化的特点—与淮河文化、徽州文化比较》认为与徽州文化特点（山文化、明清文化、崇理重信等）、淮河文化特点评原文化、中古文化、尚武重义等）比，狭义上的皖江文化（安庆文化）具有水文化、近现代文化、兴学重智等特点。

安徽这三大区域文化具有内在矛盾，同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第五，从文学、艺术领域入手，对淮河流域周边相关的作家生平及其创作、作品形成及其特色，乃至于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艺术现象进行研究。

如:

李清、张莉《淮河流域传统民歌的过渡性与融合性探析》认为淮河流域传统民歌音乐审关特征与其它地区相比，在体裁、调式音阶、节奏节拍等方而存在多重风格并存的融合性与突显的过渡性，在传播中一方而完整完善着自身的曲调结构，一方而又随时空的转换、经过不同地域文化的滋养，不停地发生着由量变到质变的创新而最终融合孕育出众多新的曲体来。

张雷《乡土医神: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华佗信仰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生存环境和人们对华佗的乡土认同，使得华佗信仰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华佗信仰也以其自身的功能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求。

　　至于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结合淮河地域特征所进行的关注和研究，铜陵学院周秀林的科研究项口《南宋时期淮河两岸文化研究》中，涌现出一系列淮河流域南宋时期的文学研究成果，可以说是近年来淮河流域古代文学研究成果颇丰的系列成果，如:

《南宋淮水诗歌中的送别诗》以南宋诗歌中涉及淮水的作品为依据，在梳理前代送别诗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南宋淮水送别诗直抒离别之情、借送别叶胸中块泉、劝勉激励之词等方而的主要内容，论述其多长篇铺叙少抒情写意等方而的写作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南宋诗歌中的淮水地域风情》赏析了南宋诗歌中关于淮水风光的描写以及所透露出的淮水流域民俗。

《南宋“淮水”诗词简论》认为淮水成为南宋诗词创作的中心意象，这些诗词抒发了当时文人士大夫抗金复国、眷恋故国山川的爱国情怀，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南宋淮水诗词中的悲悯J清怀》以南宋时期的淮水为参照物，分析南宋诗词作品中文人悲悯情怀的具体表现，并由此分析这一情绪所产生的时代之因。

《南宋时期淮河流域词人的创作》分析了淮河这一意象在南宋诗词中大量出现并成为文人表达爱国情绪的主要媒介物，但淮河流域词人及其创作却极其有限，且作品多为骚雅的咏物之作这一现象。

但这些研究也仅局限于淮河文化这一漫长流变过程中南宋那一短暂历史时期的局部而貌。

除上述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以外，从中国文学领域入手对淮河文化所进行的梳理工作和研究探讨，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在各不同历史时期淮河流域都涌现出大量的文学人才，甚至形成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作家群和文学流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地域文学的研究中，淮河流域的地域文化研究也必将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而现见的专著与学术论文中，对于淮河流域特定历史时期作家群的研究还未多见。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来看，淮河文化研究有其一定的必要性和科学性。

近年来淮河文化研究，无论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开发、航运水利、自然灾害、文化和历史地理等方而，这将尝试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义研究，以期提供可借鉴性的尝试性研究。

但淮河流域地域文学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有待于继续加强研究。

笔者相信通过研究者们不懈地努力和相关学科之间的合作，有关淮河文化研究方而的成果一定会更加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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