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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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单位:
国贸083班
学号:
08503322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本科论文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姓名:
陈冬梅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指导教师: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
二零一零年九月
摘要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雁行模式比较优势
目录
摘要…………………………………………………………………………………1
绪论…………………………………………………………………........................3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4
(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4
(二)、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4
(三)、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5
(四)、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5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6
(一)、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6.
(二)、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6
(三)、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7
(四)、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8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9
(一)、“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9.
(二)、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10.
结论…………………………………………………………………………………11
参考文献……………………………………………………………………………11
绪论
东盟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与拓展,在国际事务中一直相互支持、密切配合。
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始正式对话。
当年7月,中国外长钱其堔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标志着开始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
随着政治交往的不断发展,中国1996年3月明确提出希望成为东盟全面对话国。
中国的倡议得到东盟各国的积极响应,同年7月,东盟外长一致同意中国为东盟的全面对话国。
中国
首次出席了当月举行的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会议。
中国与东盟间的高官磋商、商务理事会、联合合作委员会、经贸联委会以及科技联委会共同构建了中国东盟五大平行对话合作机制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
欧盟(European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
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
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
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
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
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
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二)、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
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
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
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
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三)、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
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
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四)、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
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
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
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
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
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
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
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掩盖了起来。
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一)、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
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
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
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
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二)、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
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
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
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
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三)、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
“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四)、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又一奇迹。
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
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
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
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
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一)、“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
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
“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
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
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
首先,该模式的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
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
“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二)、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
中国与东盟贸易的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
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
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
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
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
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
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
比如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
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中可以看出:
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
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
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生物制药产业、服务业和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
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结论
目前中国和东盟10国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3万亿美元外贸额(2000年统计)。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总体的经济和贸易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东亚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参考文献
(1)丁斗东亚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2001
(2)冯晓明中国与东盟能够共享繁荣[期刊论文]-国际经济评论2002(1-2)
(3)佟福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与难题[期刊论文]-国际贸易2002(01)
(4)秦海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景双赢2001
(5)周小兵中国—东盟:
迅速接近的伙伴2001
(6)李亚丽中国东盟合作驶上快车道2001
(7)华民入世后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