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范文议论文的论证结构正反对比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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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范文议论文的论证结构正反对比式
议论文的论证结构--正反对比式
一、知识概述
正反对比法，是将两种性质截然相反或有差异的事物进行比较。
这种方法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将发生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的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或者有差异的事物进行比较。
通过这样的对比，对错误的或者差的事物予以否定，对正确或者好的事物进行肯定。
这种对比叫做“横比”。
对比的另一种情况是将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的不同情况进行比较。
这种对比叫做“纵比”。
例如《纳谏与止谤》中，通篇都使用对比手法，把虚心纳谏的齐威王和粗暴止谤的周厉王进行对比，古人与今人进行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产生了强烈的效果。
正反对比式是一种常见的横式结构，也是初学议论文者喜欢运用的一种结构模式。
众所周知，自然界事物无不处于矛盾之中，有成功就有失败，有高尚就有卑贱，有美好就有丑恶，有正面就有反面。
在议论文写作时，运用对比式，就是把两种对立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对照比较，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就显得格外分明。
具体地说，就是在论证过程中既要正面说理，又要反面阐述;在对比分析中，表明正确的观点，从而达到写作的目的。
正反对比式的结构，既可以体现在段内句与句之间，也可以体现在段与段之间。
简单地说，就是“正面说了反面说”或“反面说了正面说”，它对于议论的深入，论点的突出，说服力的增强，都是有莫大的裨益的。
下面谈谈使用正反对比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围绕中心论点选择比较材料，确定对比点。
所选对象必须是两种性质截然相反或有差异的事物，论证时要紧扣文章的中心。
第二、正反论证应有主有次。
若文章从正面立论，主体部分则以正面论述为主，以反面论述为辅;若文章从反面立论，则以反面论述为主，以正面论述为辅。
二、例文借鉴
爱，走向未来
每当我们翻开厚厚的历史年册，不难发现，人类社会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历史的车轮越转越快，但终究是由我们来推动。
人永远是未来世界的主宰。
不知从哪本杂志上看过这么一篇文章，说是未来世界的人才所应具备的能力是会使用计算机，至少精通一门外语，会开车。
在我看来，其实这只是人才的一种外在的肤浅的表现。
有一种特长，可以更专注地为社会的前进注入动力，但仅此而已吗?
答案是否定的。
人才最根本的是要有爱心，有爱心才能称之为人才;有爱心，才能使自己的专长真正转化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动力。
希特勒、墨索里尼也许会有不少的崇拜者，但我所相信他们所崇拜的只是这二位的政治才华和军事指挥能力，绝不会欣赏他们带来的战争给人类留下的伤害。
希特勒、墨索里尼至多也只能以“有政治抱负的野心家”的身份载入史册，但更多的是对他们的鄙弃与否定。
他们没有爱心，没有爱使他们的才能偏离了前进的轨道，自己的野心竟然用世界人民的心血来实现，他们的理想之路，竟然用人肉之躯来铺砌。
野蛮!
残忍!
当肆虐的洪水无情地吞噬着大地及其生命，如此无忌，如此放纵，是那些被誉为“最可爱的人”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怀着爱祖国、爱人民的心去征服那浩浩洪水，洪水终于收敛了它的任性，大自然在爱的包容下变得温柔了。
没有这些可爱的人，我们能这样幸福地生活吗?
他们可以躲回内陆，任那洪水翻腾，他们没有;他们可以不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农的生命，他们没有。
这些，只因为他们有爱。
也许大家还记得曾有人收养了十几个孤儿，本来不富裕的家更艰苦了，但他们的生活依然过得有滋有味。
一颗慈母的心改变了十几个人的一生。
或许有人要问，她也是人才吗?
是。
虽然她不是科技能手，也不是商业奇才，但她能够拯救灵魂;虽不是老师，但她和老师一样教他们做人的道理;虽不是医生，但她能治疗心灵的创伤。
她的存在有着十几个人才的意义。
正义永远战胜邪恶，爱心永远融化冰山。
无论在社会中的哪个领域，只要拥有爱心，你所做的一切才会在历史的画廓上勾勒出一笔，哪怕只是淡淡的一笔。
未来的世界很精采，未来的世界不冷酷。
我们彼此是竞争对手，但我们不是敌人，彼此心中有爱，只看谁能为历史填上耀眼的一笔。
未来，有你有我;未来是你的，也是我的。
让我们这些真正的人才去推动历史的车轮，更快更平稳。
在作者看来，人才不仅仅要有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要有爱心”，因为“有爱心才能称之为人才;有爱心，才能使自己的专长真正转化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动力”。
观点新颖独到。
野蛮残忍的希特勒、墨索里尼，虽然具有相当的“政治才华和军事指挥能力”，但因为“他们带来的战争给人类留下的伤害”，所以得到的是人类对他们的“鄙弃与否定”。
面对肆虐的洪水，人民子弟兵劳动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用爱心，用生命去征服洪水，于是，“洪水终于收敛了它的任性，大自然在爱的包容下变得温柔了”。
两相对照，孰是孰非，何等鲜明!
何等透辟!
“义”与“生”小议
“义”与“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字，确切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五彩缤纷的社会万花筒中，每个人的思想、性格各有其异，这也就使得人们在“义”与“生”之间有不同的选择：
有些人选择了“义”，有的人选择了“生”。
然而，前一种选择，才是我们所应该提倡的。
在奔腾着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随意掬一捧水，都可以找到“舍生取义”的例子。
民族英雄文天祥，为了不使民族利益受到侵犯，在异族入侵时，挺身而出，虽受尽折磨却不变节，在“义”与“生”之间，他明智地选择了“义”，谱写出一曲悲壮的正气之歌。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被围梅岭，写下了“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的壮丽诗篇，为了正义，他以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迎接死亡;为了正义，刘胡兰豪无惧色地躺在敌人的铡刀之下;为了正义，布鲁诺被火焚身，伽利略被秘密流放在黑森林中，直至心脏停止跳动。
这些，都是历史长河中美丽的浪花，都永远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然而，极纯净的水是很少的，所以在历史的河水中，也飘浮着污秽，避免不了渣滓的存在。
奸臣秦桧，卖国求荣，为苟全性命而丧失了人的本性，终于受到万人的唾骂;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俘变节，但最终还是没能使偷生得逞，他的下场是可悲的，而丧失义节，苟且偷生，他的下场更是可耻的。
朋友，在“义”与“生”之间，相信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义”吧，虽然我们不一定成名，也不定能成为历史长江中一朵美丽的浪花，但为正义而奋斗，不是也可以为自己有限的生命增添一些绚烂的色彩吗?
这篇文章运用了对比论证法。
文中先举文天祥、陈毅、刘胡兰、布鲁诺、伽利略等古今中外的“舍生取义”的人物，再从反面举秦桧、李秀成等“舍生取义”的例子，两相对照，说明在“义”与“生”之间应选择“义”的道理。
报载：
我国有个考察团访问日本，参观了日本屈指可数的大财团之一“丰田”公司。
细心的参观者发现卫生间里每个抽水马桶的水箱中都放着几块砖，十分惊奇。
公关人员见到客人面带异色，便笑着解释：
放砖是为了缓解水流速度，节约冲水量。
节俭，是丰田公司事业成功的一大因素，请勿见笑。
在水箱中放砖头，按中国人的说法算是十足的“小家子气”。
然而，日本丰田公司正是靠这“小家子气”发“家”致富，走向成功的。
这种巨富不忘节俭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眼下，党的改革开放的富民下策如春风化雨，使一部分企业和个人走上了富裕大道。
但富裕之后，人们是否能像丰田公司那样“巨富不忘节俭”呢?
笔者曾多次途见躺在路上的一分硬币，但熙来攘往的行人对它吝啬得连眨一下眼睛都不愿，任凭脚踏车碾。
“捡到一分钱”交老师的童谣已成绝唱。
这里有个真实的例子。
某地有一造纸厂，原是个较为景气的小厂。
但自从来了个颇具“开拓”精神的厂长之后，该厂很快破了产。
原因正是铺张奢侈。
三天一小宴，七天一大宴，厂长出差一趟深圳，回来报销万元。
“回扣”落进私人腰包，肥了个人，损了众人。
长此以往，这样的企业怎不败落?
最终，工人只能拿基本工资的30%，回家待业。
时下操办黑白喜事之风，愈演愈烈，不请上几十桌，不花上千儿万把的，决不收兵。
实事求是说，我们并不富裕，不少地区仍笼罩着贫困的阴影。
可是，又有谁知道，越是贫困越奢侈铺张。
据《文摘周刊》载：
A县是贫困县之一，国家每年拨给20XX万元的扶贫款，中央银行还提供好几百万元的优惠贷款。
在这个人口不到27万的山区县，仅扶贫款就年人均75元以上，可就是这个县，1989年的财政支出比面积大它一倍、人口有50万的邻县还多200万元。
人们在该县单位会议室里看到的情景也令人吃惊：
地面铺着猩红色豪华地毯，茶几上摆着全套高档玻璃钢茶具，紧靠高级贴墙纸摆着一溜高级沙发，这里根本找不出一点贫困的影子，倒反让丰田公司自惭形秽。
贫困，却追求奢侈，这是一种悲哀。
想想丰田精神，看看今日自己，不知国人有何感想?
俭朴，乃中国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早在八百年前，司马光以亲切的笔调写下了《训俭示康》，告诫其子司马康要“以俭素为美”，不要“以奢靡为荣”。
方志敏身为将军，经手的款项以百万计，但他的财产却是几件破汗衫和破袜子。
马克思生活清贫如洗，心爱的孩子因无钱医治而夭折，妻子燕妮也因生活的煎熬而早逝。
敬爱的周总理规定自己的主食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
一双布鞋底磨穿了三次，还要缝起再穿，牙刷剩下一半毛，还继续使用，连用的毛巾也补上补钉。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正是这无数事实，证明了俭朴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美德;正是无数人的经历，赋予了它丰富而深刻的意义。
一个人一个企业乃至国家，如果想有所为，就决不能竭尽心力去装点自己的生活，把奢侈享乐作为人生的目的，而应把勤俭朴素作为自己道德的准则，并且身体力行。
奢侈往往是一条绳索，只要被它束缚，就很难再迈步向前。
君不见古来几许纨绔子弟干出了大事业?
当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在发生着变革，消费观念也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现象，但我们也决不能抛弃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节俭。
节俭，并不是仍推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做法，而是要从前辈优良传统中吸取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加倍珍惜今天的幸福。
“浪费犹如河决口，节约好比燕衔泥。
”只有时时不忘节俭，社会主义这个“家”才能日益兴旺发达，四个现代化才能指日可待。
当然，和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们还没有富，要讲节俭。
倘有一天，我们富了，也应该节俭，因为日本丰田公司的“小家子气”是我们走向成功的秘诀。
此文写作时运用了相反联想。
作者先以丰田公司的“小家子气”引出“节俭”的话题。
接着，用反面事例论述了奢侈浪费的严重后果，由此而联想到中华民族俭朴的传统美德及方志敏、马克思、周总理等人节俭的故事。
前后形成鲜明的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应以节俭为道德准则并身体力行这一观点。
宽容是美德
看到这个题目，不禁想起了周恩来的一个故事：
一次，理发师给周总理理发，总理咳嗽了一声，刀子把脸刮破了。
理发师十分紧张，不知所措。
周总理和蔼地说：
“这不能怪你，我咳嗽前没有向你打招呼，你怎么知道我要动呢?
”这桩小事，使我们看到了总理身上的美德。
宽容是一种美德。
留心一下，不难发现在人际交往中，凡能做到宽以待人者，一般都深受众人的欢迎。
像周总理这样待人宽容，平易近人，当然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人与人交往，难免会有些小摩擦。
只要是无恶意的，就应该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像周总理这样主动承担责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所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过错，如果在日常相处中对别人的过错能宽容对待，就等于给对方提供了改过的机会。
在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依靠这一点，得到众臣鼎力相助，从而开创了唐代盛世。
在唐朝王室争权中，魏征曾鼓动太子李建成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夺得帝位后，不计旧恶，量才重用，使魏征觉得“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为唐朝盛世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
再说秦王嬴政，若不是听取了李斯“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应其深”的喻谏，收回逐客令，实行不计前怨的政策，恐怕就会失去李斯等一大批客臣的支持，难以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纵观历史与今天，如果没有“海纳百川”的宽宏气度，不具备宽容的美德，开创一方事业只能是一句共话。
有的人就不具备宽容的美德，他们心胸狭隘，凡事斤斤计较，不肯吃亏。
如慈禧太后，仅因为与一大臣下棋时，对方无意中说了一句：
“我杀老佛爷的马”，就勃然大怒而起，“你杀我的马，我杀你全家”，于是这位大臣被满门抄斩，惨不忍睹。
像这样的狭隘心胸，这样的暴行，又怎能不遭世人唾骂呢?
当今社会上有一些人也是这样，你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就会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还有的人对别人的过失总是耿耿于怀，时时想着揪别人的小辫子。
这样的人，典型的“鸡肠小肚”，心胸狭隘，待人刻薄，根本没有一点宽容之心，这种人还能谈什么成大器，立大业呢?
总之，宽容是一种美德，只要我们本着“和为贵”的原则，决不计较别人过失，又多为别人考虑，就能确立起友善的人际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当然，对于那些蓄意冒犯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或是破坏人民安定生活的破坏分子及人民的敌人，就不能盲目地宽容，以致重演农夫救蛇的悲剧。
一定要利用法律力量予以重锤打击，决不心慈手软。
宽容是一种美德，当今社会大有发扬之必要。
让我们大家都来讲一点宽容，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
本文采用的是总分总结构模式。
用周总理“宽容”待人的故事引出话题，颇耐人寻味。
本论部分，列举唐太宗善待魏征、秦始皇听信李斯的典型事例，从正面论证论点;列举慈禧太后和当今社会上一些人“刻薄”待人的事例，从反面证明论点。
结尾部分。
有两点值得肯定：
一是宽容要对象，分清敌我;二是号召我们大家“都来讲一点宽容，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因此“大有发扬之必要”。
也谈“效颦”
自古以来“东施效颦”一语就意味着不加辨别地原样照搬，机械模仿。
这是一种被摒弃甚至是被嘲弄的做法。
今天我们离开传统的思想轨道，站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东施效颦”，就会发现这种做法并非一无是处，至少说明东施有自知之明，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并力图改善之。
这是值得肯定的。
东施效法西施的“捂胸”，“蹙眉”，“慢慢从村头走过”，说明东施知道自己不如西施美，这与那些看不见自己丑陋、任丑为丑的人相比，显然有自知之明。
而与那些不但不肯定承认自己的丑陋，反而强加讳饰的人相比也要坦率可爱得多。
人贵自知，更贵自进。
东施知道自己不足而向西施学习。
正是她的可贵之处。
如今却有许多人明知自己不如别人，却不肯或不屑向别人学习，采取装腔作势的作法，其结果只有自绝后路。
旧中国的清政府就是一例。
明知自己落后于人，却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甚至夜郎自大，自欺欺人。
最后终于招致列强入侵而听任宰割，给国家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生活中更有一些缺乏自知之明的领导干部，不向先进看齐，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甚至损公肥私，长此下去就会使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丧失信心，严重危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
与这些人相比，“东施效颦”就显得尤为可嘉，值得我们大加提倡了。
况且，学习总是从模仿开始的，模仿确有好坏之分，但最初的模仿都不免拙劣：
小儿学语是从“哭”开始的，走路是从“爬”开始的，吃饭是从“抓”开始的，谁能初涉即会，不点就通呢?
如果因为拙劣或不理想就不学习，那就只能一事无成。
东施的最初“效颦”是丑的，但东施继续的“效颦”就不一定是丑的了。
今天，我们既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也正是取东施之长而舍其所短!
“东施效颦”是一个贬义成语，自古以来，为人们所唾弃。
上文另辟蹊径，运用了逆向思维，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得出了新颖的观点：
“东施有自知之明，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并力图改善之”，号召人们“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取东施之长而舍其所短!
”而且，论证严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求上与求乐
某日，听电台广播说，北京的青年当中现在流行的一语：
“找乐去哟!
”一帮年纪轻轻的哥们无事喊上一句“找乐去”，便在雪后的大街上寻了一处，用脚把雪踏得结实、滑溜，然后站在一边，向骑车路过的人直笑，笑得让有些骑车的心里发毛，稍不留意，车下一滑，摔个“狗吃屎”，那帮哥们便大笑不止。
此为何乐也?
纯属无聊之举。
它反映了当前一些青年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心态。
此种害人之乐万万“求”不得，“求”之必遭白眼、斥骂。
我也熟悉另外一些年轻朋友。
他们是求上的，但令人遗憾的是：
某日，我跟一位同学闲谈起马拉多纳，一位朋友忽然插嘴问道：
“马拉多纳何许人也?
”此番问话引得我与同学吃惊不小，大笑不已。
据我所知，这位朋友整日埋头于课本，电视与“闲书”是极少看的。
我问他：
“你就没有枯燥的时候?
”朋友答曰：
“我非圣人，枯燥之时免不了，但我得顾及今后的高考、深造呀!
”
我默然，在家长及老师眼里，他可算是“求上”的典型，是个成绩优秀、学习刻苦的好青年。
可我觉得，他如苦行僧一般，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完全锁在书本里，并非高明之举。
年轻人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生活应该是充实的，不能只把自己圈在课本里。
他们应该跳出这个小圈子。
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看看世界是多么美好，生活是多么富有乐趣!
在很多人眼里，“求乐”与“求上”是完全对立的，“求乐”者决不可能“求上”，“求上”者决不会“求乐”。
我以为：
此言差矣!
现在，时兴寓教于乐。
求乐，须看求的是什么乐。
诸如上文所述之求乐，是一幕坑人的闹剧。
此种“乐”必遭众人唾骂，是不健康、不文明之乐。
而课余打打球，弹弹吉他，春日里野外踏青，秋天去观赏红叶，此为文明之乐、高雅之乐。
这种“求乐”与“求上”有何矛盾?
求得此种高雅文明之乐，调剂了精神，陶冶了性情，对“求上”大有帮助，求此之乐，何乐而不为呢?
求上，也须看怎么个“求法”。
我以为，所谓“上”，不仅是指学习方面的，还应包括人的品质、情操、能力等。
这样看来，“求上”的意义就广泛了。
整日埋头苦读而几近书呆子者，活动活动，乐一乐，也许收获会更大。
说不定由于全面“求上”，你会获取更多的知识，得到更多的朋友，受到更多的人的敬佩，从中你也将更感到世界之多彩，生活之乐趣。
可见，“求乐”与“求上”并非完全矛盾，须看“求”的是什么，才能下定断。
运用对比论证的方法，将一些无所事事的青年不文明的“求乐”与“课余打打球，弹弹吉它，春日里野外踏青，秋天去观赏红叶”的文明之乐、高雅之乐进行鲜明的对比;又将“整日埋头苦读而几近书呆子者”的片面“求上”与“不仅是指学习方面的，还应包括人的品质、情操、能力等”的全面“求上”进行对比，论证鲜明突出，针对性强，有较强的说明力。
话说包装
商品要包装，送人的礼物要包装，人的外表要包装，就连人的性格也要包装……
我们为什么要把一切东西都“包装”起来呢?
为什么不还一切东西于真实呢?
商品要包装，那花花绿绿的外表，着实把顾客的眼睛迷乱了。
人们面对着这金碧辉煌的外表——仅是那外表，已经像是在把玩着小孩子手上的“七彩魔方块”，你应该是往上转或是往下转，还是往左转或往右转呢?
你一定是拿不定主意，捉不着弦了吧?
然而，当你发现这有着美丽外表的商品却是名不符实的时候，你还会因为它们的金碧辉煌而动容吗?
恐怕这时，那些造假的商人要想想怎样包装自己，以证明自己也不过是位受骗者罢了。
看，这又是包装给“人类”带来的好处。
人也要包装，这些包装更是五花八门，令你目不暇接。
某人说：
我去过英国，我去过荷兰、马来西亚、美国……噢，这人可是一个遍游了世界的人，他的知识一定很渊博。
于是你问：
“伦敦怎样?
”他却说：
“我还没吃过，不知道。
”这时你才恍然醒悟，这是一个要往自己身上包金子的人。
表面上看来他很富丽堂皇，然而他的内心却是最空虚的。
他的无知、愚昧，恰恰被那漂亮的包装衬托得更加显眼。
礼物的包装是为了让收到礼物的人有一份惊喜，这无伤大雅。
然而，如果试图把一个中国包装起来，那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过去，封建统治者为了统治自己的臣民，往往借助一些形势的包装，结果人民都成了他的奴隶。
再后来，当国民党执政时，某些变了质却又装得很善良的国民党官员以自己的外表欺骗了民众，把国家出卖给了日本鬼子。
而今，美国手上把玩着“民主”这一出戏在戏弄中国，而那些耀眼的包装里面，美国的民主状况又是如何呢?
所有这一切虚伪的包装，最终还不是暴露在了人们的眼前了吗?
正如纸永远包不住火一样。
我说，暴露也好，一切都将从包装回到真实。
人们将能够看到更清楚，更真切。
包装本无可非议，商品要包装，礼品要包装，甚至人也要包装。
但是，作者反其意而论之。
商品的假包装，人物的假包装，礼物的假包装，甚至统治者的假包装，无论是对己对人，还是对国家，都将带来极大的危害性。
所以，作者强调：
“一切都将从包装回到真实。
”的确，本文的构思是很有创造性的。
清流与活源
每当你来到一条清澈的溪流旁，你一定会赞叹这河水明亮，清澈见底。
可你想过没有，这河水为什么会如此清澈，如此令人心旷神怡?
若它是死水潭，还会如此赏心悦目吗?
决不会的。
问题就在于：
离它遥远的地方，有它的源头，它为清流提供了水源，每天给它带来清新的水，为它冲掉昨日的污秽。
若是离开了这一活源，恐怕这河水就不会清澈见底了。
由此联想到当前社会上的文艺创作，为何题材雷同、内容相仿的作品甚多，甚至作品粗制滥造，毫无新意。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作家们深入生活还不够。
离开了生活这一活源，又怎么能得到清新的河流呢?
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要有新意，有了新意才能吸引人，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起到文艺作品歌颂美好事物、揭露时弊、激人上进的作用。
堆砌华丽的词藻，乱造离奇的内容来博取读者的好感，不是文艺创作。
从古至今，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因为它们于生活，写出了新意才流传至今的。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都因其深入生活，捉住了社会的时弊，加以批判，或告诫人们。
这样的文章，读来似清清小溪，人们能感觉到它的妙处。
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库，这中间，有许许多多激人奋进的素材，也有许许多多令人不满、遭人痛恨的事件。
它给了作家们许许多多的灵感，许许多多的创作素材。
只要作家们进入生活这一座宝库，再用自己神奇的笔加以描绘，就不愁写不出好文章。
若是作家们总是囚禁于一个小天地中，做井底之蛙，在小天地里冥思苦想，或是断章取义，从别人的文章中东拼西凑，靠这种方法搞创作，恐怕永远也不能写出有积极意义的作品。
一切真知于生活，生活给作家们提供的素材是众多的，就等着作家去发现，去吸收。
只有深入生活，在生活这一活源中捕捉素材，才能写出如清流般的作品。
有了活源，才有清流，若是离开了活源，也就没有清流，取而代之的是一潭毫无生气的死水。
用“清流与活源”来比喻作家创作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之源，来比喻有新意的文学素材，这种构思本身是很有创造性的。
从正面说，把生活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库”，不愁写不出好文章;从反面说，把自己“囚禁于一个小天地中”，做井底之蛙。
“恐怕永远也不能写出有积极意义的作品”。
两相比较，观点鲜明，使读者深受启发。
人多力量大小论
人多究竟力量大，还是力量小?
法国心理学家林格尔曼做了一个“拔河”实验，得出的结论是：
人多力量小。
林格尔曼组织一些青年人分别以单独、两人、三人直到八人小组的形式拔河，用测力机测量并记录他们在不同群体下用力的情况，得出的结果是：
当他们单个拔河时平均拉力为63公斤，按力的平均叠加计算，两人相应是126公斤，三人组相应是189公斤，八人组应是504公斤拉力。
但实际上测出平均值两人组为118公斤，比叠加值少8公斤;三人组160公斤，比叠加值少29公斤;八人组256公斤，比叠加值少248公斤。
这项实验证明了群体力量的总数低于单个力量叠加的总和。
林格尔曼将它解释为“责任分散”现象，他说，对某一件事假如一个人在单独的情况下完成，会做出积极反应，但在群体去完成的情况下，往往有退缩和保留，因为前者独自承担责任，后者则期望别人多承担点责任。
内耗现象，实际上就是一种责任分散的结果。
林格尔曼的“责任分散”论，能否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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