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当非洲遇见社会主义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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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晖当非洲遇见社会主义中
蒋晖：
当非洲遇见社会主义（中）
［昨日，观察者网刊出《当非洲遇上社会主义（上）》，点击标题可阅读。
］
四、国家与社会主义
非洲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尝试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分析非洲的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理解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特点。
民族国家的形式本是欧洲的产物，随着殖民扩张带到了非洲。
五十年代末西方势力开始撤离，却为非洲留下了现代民族国家这个主权形式。
现在的非洲各个国家基本是继承1884年德国柏林会议用直线圈出来的版图，因此它是殖民的产物。
也因此，非洲民族国家形式的天然缺陷既是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源，也形成其特点和局限性。
在柏林会议上，14个欧洲列强按照自己利益切分了非洲，史称“瓜分非洲”的会议。
其中英国和法国各获得非洲三分之一土地的占有权，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比利时，它将拥有丰富资源的刚果收入囊中。
欧洲切分非洲的方式不完全是按照国家利益切分的。
反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衡当时在非洲的私人企业、商人、军人和传教士的地盘利益。
至于非洲人怎么想，一点没在他们脑子里。
其结果是，拥有共同语言和信仰的族群被拆散，村落甚至家庭被一分为二，从此可谓天南地北，生生被一条人为的国界线分隔。
如果分界两端恰巧被不同的国家殖民，若干年后，这个分裂的族群将因分别说不同的欧洲语言而无法交流（Brockway1963:
10）。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昔日的瓜分者一夜之间变成了非洲民族国家的制造商，四十多个国家短短几年从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独立，像从流水在线生产出来的一样。
这些国家基本没有通过激烈的战争获得独立，而是英、法改变了策略，决定和这些地方的民族主义者合作，原因在于他们担心，一旦将来抵抗运动兴起，反殖民战争爆发，便可让社会主义国家趁虚而入，使非洲面临大面积赤化的危险（vanDerVeen2004:
28）。
英、法在这方面是比葡萄牙有远见的。
果然，以和平方式独立的国家对前宗主国保留了相当的好感，尤其是西化的知识分子们，血管里流淌的已经是欧洲文化的血液了。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就经常表示以能把握法国文化为荣。
由于不是通过革命建国，无论是民间动员的力量、党的革命彻底性、干部的培养、人才的储备等都不足以让新的国家可以完全脱离欧洲而发展。
相反，当西方把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和经济体系交给新独立的政府时，政府除了利用现有的殖民系统，几乎很难立刻有新的作为。
连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敢拒绝送给你的民族国家形式，从而大胆妄为地另辟蹊径，重新以传统的文化共同体来设计更为合理的非洲国家形式。
非洲独立进程图
于是，新的非洲国家不得不有如下特点：
第一，革命党与群众的脱离。
只有通过战争，一个政党才能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和依靠群众的重要性，这个政党才会掌握发动群众的方法，党的发展才能真正扎根基层。
但是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党的能力展现在和西方殖民者谈判方面，他们往往充当的是调停殖民者和人民利益的角色，而这种能力正是殖民教育的目的。
西方长期在非洲的殖民教育就是培养一个少数倾西方的知识精英群体，替西方管理非洲。
管理独立后非洲国家的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这种前殖民角色的延续，因此这种政党很难代表农民和工人的利益。
肯尼亚（Kenya）的肯尼亚塔（JomoKenyatta）政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肯尼亚塔执政后，对茅茅运动（MauMauUprising）采取高压政策，否定茅茅运动的正当性。
而茅茅是最底层民众组织的反英的农民革命。
茅茅的政治要求是与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的利益相悖的。
这种党一旦执政，就迅速出现使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并形成新的贵族阶层。
第二，没有革命的洗礼，没有经过共同的战斗，各种分散的族群和宗族就没有达到应有的团结。
殖民者本来就刻意制造族群之间的摩擦，这样便利于转嫁殖民地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
和平建国因此没有完成必要的团结任务，这样，国家就缺乏必要的凝聚力。
尼日利亚六十年代末因发现了石油而引起约鲁巴族（Yoruba）和伊博族（Igbo）的残酷内战就是一个例子。
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只有少数属于单一民族国家：
索马里（Somalia）、博茨瓦纳（Botswana）、布隆迪（Burundi）、莱索托（Lesotho）和斯威士兰（Swaziland）等。
索马里内战主要是宗族矛盾造成。
而更多的国家冲突则发生在不同族群之间。
西方留下的「烂摊子」确实给独立后的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
第三，独立后的非洲摆脱不了对西方的依赖，当然依赖的程度视不同国家而有差异。
法国在非洲独立后对非洲的控制要高于英国。
法国殖民地只有几内亚（RépubliquedeGuinée）要求完全的独立，并和法国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
法国立刻将所有的专家从几内亚撤走，这样法国留下的行政和经济部门便基本陷于瘫痪，因为几内亚没有现成的人才接管这些机构。
法国还把所有资金从几内亚撤走，使几内亚经济处于极度困难之境地。
杀鸡骇猴，其他法属殖民地没有一个愿意采取几内亚的做法，而是和法国修好。
和法国关系保持最好的是科特迪瓦，独立后科特迪瓦在经济领域依然聘用法国人做高官。
它的总统菲力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Houphou?
t-Boigny）就因为忠于法国，所以大位无忧，无需担心政变，一直执政到1993年。
塞内加尔致力于帮助法国建立「法联邦」，其历届总统夫人，除了现任的，都是白人。
英国则对殖民地更加苛刻，它主要采取间接管理的方式，让殖民政府在本地建立酋长制度，让酋长做地方行政长官。
更有甚者，在东非、南部非洲和中非的英属地，最初的地方管理机构不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而是在这些地区的英国公司设立的，英国商人等于先于英国政府在非洲建立了一套管理和税收机制。
吉登斯（Giddens1991）确实是对的，他在勾勒现代性生成所依赖的四个机制时，特意将西方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分开来，它们各司其职，不能一概而论，而资本主义才是推动西方扩张的根本动力。
西方进入非洲采取了三步骤：
宗教、贸易和管理。
而当西方撤出去时，这三样东西基本都留了下来。
殖民者在非洲
西方留给非洲的经济体系一直是剥削非洲的重要工具，它是为了欧洲市场的需要而建的，和非洲人民的生活无关。
欧洲需要非洲两样东西：
矿产和经济作物。
为了开掘矿产和运输矿产的方便，有矿的地区便有道路，有了工人，有了移民，有了集市，最后发展出了城市，南非约翰内斯堡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农业则是像咖啡、糖、棕榈油、茶叶、蜡、橡胶、可可等农产品才可为农场主盈利。
于是，在合适的地区，殖民者往往不考虑本地需要什么农作物，而大肆种植经济作物，造成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极大破坏。
比如西非冈比亚（TheGambia）共和国，殖民之前种植多种农作物，殖民开始后，被迫种植单一具有经济效益的花生，使得该地区人民健康状况极度恶化（deCastro1957:
215）。
非洲独立国家面临迅速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和农业的任务，但如果要获取外币，就必须生产经济作物出口，这样造成发展本国经济体系的困难。
同时，英国留下的政府管理体系如税收，很快就被新政府利用，成为一些政客敛取民财的通道（vanDerVeen2004:
57）。
造成非洲政府腐败的原因不能都归结为国际援助，而有更复杂的原因（Moyo2010）。
其中殖民的政治、经济体系是方便政府贪污的一个工具。
总之，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从一开始实际是继续沿着西方传授的发展道路发展，这迅速造成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怪圈，因而，一些国家开始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独立后的非洲继续受西方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政策方面，信奉西方盛极一时的“发展理论”，努力发展工业、打造消费社会。
这种做法是西方极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样做，非洲需要西方的市场，西方可以继续享受在非洲的经济利益。
同时，发展旅游业和消费社会也有利于欧洲奢侈品的出口以及方便欧洲人来非洲旅游。
这样做，非洲的政治精英也乐意，他们等于很轻松地变成了西方的代理商，个人利益得到极大满足。
唯一无法从中获利的是农民和工人，非洲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少数阶级财富迅速集聚的现象便同时发生。
因此，战后几乎所有的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是：
发展生产力并防止剥削的出现。
这是非洲国家普遍的政治理想。
但这种政治理想显然在非洲的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完成的。
这是因为：
第一，事实证明，只要发展就会出现贫富差别，这个矛盾无法避免。
第二，只要发展就需要资金，非洲这么穷的地方，资金要么从社会主义阵营出，要么从西方政府或私人企业出，要么向国际组织借贷。
非洲的情况是，非洲所需要的钱只能从方方面面来才够用，这使得非洲无法彻底消除私有制，反而形成高度混合的社会：
从原始农耕渔牧业到现代工业的各种生产方式应有尽有；各种性质的企业从国企、私营到民企并存。
即使最激进的坦桑尼亚也没有完全取缔私人企业。
非洲社会主义。
非洲独立后，西方学术界开始流行所谓“发展理论”，即将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看为普世方式，让发展中国家学习。
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指出非洲“有增长却无发展的怪圈”，于是，“依附理论”代替了之前的“发展理论”。
“依附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为：
萨米尔．阿明（SamirAmin）、瓦特．罗德尼（WalterRodney）、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等人。
“发展理论”主要代表为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WhitmanRostow），他的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
Anon-communistmanifesto（1991）一书极有影响。
萨米尔．阿明华尔特．惠特曼
国家于是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念，即允许有不同性质的各种企业存在，但需保证这些企业服务于国家计划经济的目标和需要。
关于六十年代开始的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都有认真研究的必要。
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两个极端。
前者完全是打着社会主义之名发展资本主义，后者则是真诚地搞社会主义。
它们的成功与失败都有着某种必然性。
我们下面做两个个案研究：
肯尼亚的社会主义基本沿袭殖民者留下的经济体系来从事社会主义发展，这个体系以发展贸易、旅游业、和城市为主，而忽略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坦桑尼亚则相反，其思路主要是建立一套自给自足的农业体制，将农村的发展优先于城市，将农民的利益置于其他阶级利益之上，改组党，让党代表农民阶级，并意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对欧洲市场的依赖。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是比邻的东非国家，老天却是那么不公正，让自然资源都集中到了肯尼亚，而坦桑则一贫如洗，除了务农，别无资源可以利用。
在起跑在线，坦桑已经落后于肯尼亚了。
正是这两个国家分别在1967年和1965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实施的结果是，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成为肯尼亚最大的地主，而坦桑总统尼雷尔则成为声誉不次于曼德拉的圣徒。
1965年肯尼亚颁发《非洲社会主义及其在肯尼亚规划中的应用》（AfricansocialismanditsapplicationtoplanninginKenya）的施政纲领，里面强调遵循社会主义的总体原则，即在发展中要防止阶级的出现。
然而，实际证明，这与其说是肯尼亚执政党的信仰不如说是口头说辞。
因为具体的条文显示，肯尼亚的社会主义深受费边主义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精英社会主义。
它的核心理念是保护私有财产，宣扬个人致富论；给工会制定的任务不是维护工人的权益而是阻止工人罢工等破坏生产的行为，要培养工人敬岗敬业的精神；在经济发展上要求优先发展旅游业以获得外币收入，以此来带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并稳定服务业价格。
发展服务业的另一个好处是形成国有企业和个体经营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这个经济发展蓝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最大的不同之处是：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已经建成了的、完善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和已取得的基础建设的巨大成就上的。
而没有这些积累的肯尼亚所设想的发展只能是建立在对西方的依赖上面。
1978因为国际石油价格升高，肯尼亚出口减少，肯尼亚一下子失去了发展资金，发展随之停顿。
一位学者对肯尼亚实行的非洲社会主义的评价是：
「肯尼亚的非洲社会主义不但没有防止和消除阶级分化，反而是促使其生成。
肯尼亚鼓励个人对财富占有的本能而不是倡导传统社会里的集体价值观。
未来理想社会是有产者的社会，他们由个体创业者、商人和农民组成。
另外，这个社会强调个人消费和积累。
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是未来社会的基础（Mohiddin1981:
79）。
尼雷尔的变革则完全不同。
尼雷尔接手的坦桑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他于是把国家的发展中心放在农村改造上。
他驳斥党内同志对外国资金的迷恋，提出要建立维持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而改变过去为西方服务的经济体系。
他将土地国有，建立国家银行和国家商会，当这些都完成后，他开始实施著名的《阿鲁莎宣言》（ArushaDeclaration），其核心是建立农村社会主义。
这是一项异常宏伟的计画，他设想要建立8,200多个社会主义新村，让坦桑农民离开固有家园搬进这些新村。
这些新村围绕着公路和水利资源而建，这样解决了传统坦桑农民散居的局面，便于从事现代农业生产。
这种过于大胆的计画一开始遇到农民的抵抗，所以尼雷尔不得不改变说服教育的政策，而调动军队强行搬迁。
可以说，尼雷尔为日后坦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尼雷尔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由于不鼓励个人致富，所以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
坦桑的工人在1967年工作时间是每天七个半小时，一周上五天半的班。
农民则更是懒散（Nyerere1968:
30）。
尼雷尔除了在道德上进行一番说教，要国民勤勉工作，为国家做贡献，但因为缺乏激励机制，而总体是失败的。
坦桑的农民在殖民时期并没有受到残酷剥削，多少个世纪都处于封闭的田园生活状态，因此即使进入了社会主义，也没有焕发出多余的劳动热情。
1977年，尼雷尔不得不承认自己改革的失败，承认这十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令民生得到显著改善（Nyerere1977）。
这主要是因为坦桑拒绝进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所以拿不到发展经费，这样，坦桑只能极度依赖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如荷兰和北欧的贷款和资助。
然而，社会主义改造在另些方面却取得了为世界所公认的成就。
1980年代联合国观察员认为，坦桑的医疗和教育水平在非洲名列前茅：
1970年代坦桑实现了全国义务教育，1967年农村医疗站只有42家，1978年则增加到181个，另外有610个托儿所和儿童医疗站，农村医疗救护十年之内增加百分之二百，医疗服务增加百分之二百七十。
11除了这些成就，尼雷尔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泛非主义者。
桑尼巴尔岛（Zanzibar）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其政治受到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是尼雷尔最终敞开胸怀接纳了它，最终形成现在的坦桑国家。
他支持莫桑比克、安哥拉的反殖斗争，为他们培训干部和训练军队；为了支持津巴布韦（Zimbabwe）的独立斗争，他主张修建坦赞铁路，以打通赞比亚（Zambia）和外面联系的经济通道；他出兵乌干达颠覆阿明（IdiAmin）政权。
这些泛非主义理想为他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他在党内民主建设方面亦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在其施政纲领《阿鲁沙宣言》里，明确要求自己的党员不许在私有企业兼职，不许介入任何经济活动以获得私人好处，这使得当时许多党员经济受到不少损失。
但因为尼雷尔个人魅力的感召，大家还是很有热情地和他一起干社会主义。
尽管理念不同，西方却尊重尼雷尔诚实的人格，他的国家还是不断接到国外资本的援助。
尼雷尔是真诚信仰社会主义，作为基督徒，他显然将社会主义看成是伟大的圣经的世俗版。
五.“非洲社会主义”释义
非洲社会主义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非洲社会主义”阶段和“科学社会主义”（又称“马克思—列宁式社会主义”阶段）。
前者主要发生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旬，后者则主要出现在七十年代。
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有贝宁、刚果布、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安哥拉、佛得角（CapeVerde）和莫桑比克（RepúblicadeMo?
ambique）等，这些不是前法国殖民地便是前葡萄牙殖民地（其中刚果布是比利时殖民地，说法语），没有一个英属殖民地奉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共和葡萄牙共产党比英共要强大得多，他们和殖民地知识分子关系密切。
萨特和法侬的合作与友谊就是一个经典例子。
葡萄牙共产党更是直接参与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反殖斗争里面。
埃塞俄比亚稍有不同，它在二战时短暂地被意大利占领，因此受到意共的一些影响。
而相比较，由于英共影响力不足，英属殖民地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更多接受英国工党传统和工党所奉行的费边主义；费边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倡导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缓慢变革以提高工人的生活境况，鼓吹国家对重要工业部门的控制，推广教育，发展民主，这些思想对第三世界政治家不无影响，印度尼赫鲁就是费边主义信徒。
许多非洲领袖也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非洲社会主义”实践与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主要区别。
在六十年代盛行的“非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费边主义特征是不难理解的。
正如前面所说，非洲新国家的政治精英并不出自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条件下，“非洲社会主义者”不可能信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但另一方面，新的国家无不国力微弱，本国阶级没有出现巨大分化，经济命脉把握在国外大公司手上，从殖民者手里收回大面积土地、包括国家资源、财富重新分配等工作都要求国家的介入，所以，“非洲社会主义者”不可能迷信市场，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
相反，当时的人们迷信“计划经济”，对“计划”两字奉若神明，相信国家的未来发展的好坏关键看计划。
但由于在经济上非洲又需要依赖西方的投资和市场，所以也不可能彻底奉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
实际上，在非洲每个国家都缺乏一套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情况下，让非洲完全脱离西方市场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就是造成非洲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在政治上的摇摆的原因，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就是一个例子。
很长时间，恩克鲁玛由于无法确信能否获得苏联的援助，其国际政策不断在西方和东方，在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之间摇摆。
另外，因为传统的非洲社会缺乏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要素：
占有性个人主义、产权概念、土地私有、市场、剩余价值生产、消费文化、技术创新，新政府想要让非洲人民一夜之间具有这些东西几无可能。
更重要的是，非洲所受殖民的伤痛恰恰就是拜资本主义的所赐，这点受上百年殖民的非洲人最为清楚。
因此，让非洲新政府一下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心理上是接受不了的。
在他们眼里，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一回事，本质是一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因此，“防止剥削的现象在新非洲重演”被视为解放和独立的要义。
“非洲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主义，其核心在于它以“人本主义”立本。
赞比亚卡翁达（Kaunda1976:
PartI）就是以“人本主义”概念来解释自己的“非洲马克思主义”理念的。
归根结底，“非洲社会主义”是基于对非洲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一个判断而作出的对未来的一个规划。
这个根本判断就是，非洲过去不是一个阶级社会，于是相应的规划就是，未来非洲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阶级社会。
我们于是可以将“非洲社会主义”主要特点归结如下：
在政治上实行“非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民主；在政党建设上实行“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大众党形式的一党制；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但未杜绝私有企业发展；在文化上，将基督教的“爱”和人的尊严与非洲传统的集体主义相结合。
极具特色的非洲社会主义
鼓吹和阐释“非洲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论家是一群“国父”：
桑戈尔、尼雷尔、恩克鲁玛、卡翁达等人。
既然是政治家，其理论思考总是难以避免地要和当时的政治需求结合在一起，但这不妨碍他们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通过梳理他们的思想，我们想强调，“非洲社会主义”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
第一，它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之上的社会矛盾论，相反，它是一种要避免矛盾出现的社会发展理论；第二，正因为它的核心是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团结”，反对以阶级斗争的方式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它必然成为一种伦理学，而不是经济学，更不是政治学。
在伦理学层面上，非洲传统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产生了共鸣，这使得“非洲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外来的理论，通向“非洲社会主义”的道路于是成为重要的“回心与抵抗”双重之路。
下面就此两点分别做出进一步解释：
第一，他们认同社会主义是源于非洲政治家必须找到一个超越“民族主义”话语的价值体系的需要。
非洲的国家由于是西方给设计出来的，也可以说是MadeinEurope，它“人造”气味太浓，因此，创建民族国家的认同是非洲政治家首要任务。
为此，需要完成社会上的三大整合和认同：
阿拉伯人和班图（Bantu）黑人跨文化和跨种族的认同；黑人内部不同族群的认同；从过去的“乡土”认同到抽象的国家认同。
而社会主义则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种种认同转化的意识形态。
所以尼雷尔说：
“社会主义不是惠及黑人、棕色人、白人和黄种人的制度。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服务于人，而不管他具有什么样颜色、高矮、体形、技能、能力等。
”因此，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只要他愿意服务人类。
这样，社会主义代表着一套价值体系，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就是对这套价值体系的认同。
这套价值体系超越泛非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而是如桑戈尔说的，它是“泛人道主义”（Senghor1964:
80）。
尼雷尔说：
“不接受人类平等的概念，就不是社会主义”（Nyerere1968:
39）。
这样，“非洲马克思主义者”就找到了超越传统认同的认同可能，即，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凝聚力是认同共同的普遍价值。
这套价值的核心是“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消除剥削”、“为共同体工作”，即建造一个公平、平等的人类社会，一个非政治的社会。
尼雷尔将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延展的家庭”：
“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目的是延展的家庭。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将某个阶级的人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而将另一个阶级的人看成自己的敌人。
他不和兄弟结盟而消灭非兄弟。
相反，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自己的兄弟，是他的大家庭的一份子。
我相信人类兄弟和非洲团结”（Nyerere1968:
11-12）。
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与毛主席会面
桑戈尔在1948年即已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个问题。
在1959年正式成立非洲联邦党成立大会所做的报告中，再次阐发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明确指出，前期马克思主义思考的中心是人而不是制度（资本主义），反对异化和获得人的自由与尊严才是马克思主义奋斗的目标。
非洲民族国家只有在引入“人道主义”这个核心价值观之后才能完成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融合，才能形成不同于传统非洲部落结构的新的国家（Senghor1964:
26-38）。
恩克鲁玛更是以马克思的“压迫”和“剥削”来阐释“异化”之根源。
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殖民主义则是一个种族对其他种族的压迫，非洲的自由和解放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形成没有压迫的社会共同体。
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非洲政治家都愿意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原因了。
桑戈尔说，现代民族是人造的共同体，它是当代世界中的个人重新得以团结的最新形式，它本身打破了非洲的传统的“祖国”（fatherland）这个概念，而要求获得跨语言、跨种族、跨宗教和跨文明的的团结（Senghor1964:
84）。
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体，非洲的国家是个人的团结体（Senghor1964:
93-94）。
恩克鲁玛则面临着在自己国家里解决穆斯林和班图黑人的融合问题，所以，恩克鲁玛说：
“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我们需要新的和谐，它来自于传统的非洲、伊斯兰的非洲和欧洲基督徒的非洲的相互和平共处上。
这种和谐与传统非洲人道主义精神是吻合的。
我们不再是旧的社会，而是深受伊斯兰和欧洲文明影响的新社会。
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意识形态。
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当然要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但也不能背离非洲传统人文主义原则。
”
桑戈尔则致力于将马里（Mali）和塞内加尔统一为一个国家，并将所有前法国殖民地国家统一于“法联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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