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思维方式下的中西文化与科学难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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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思维方式下的中西文化与科学难懂
两种思维方式下的中西文化与科学
摘要：
从王树人先生提出的象思维出发，深入探讨和比较了中西文化的超越类型、学术取向，以及关于普遍性、客观性的不同层次、内涵，中西科学传统的不同类型与发展道路，提出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实践论、价值论学术体系。
建议在象思维与中国学术体系的基础上，总结中国古代科学规范，重建中国科学史。
主张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致力于唤醒中国科学精神与原创性，开辟中国科学自主创新之路。
关键词：
象思维 概念思维 生命 生成 自主创新
西学东渐以来，从中国有无宗教、有无哲学，到有无科学，围绕中西文化的比较和争论风云激荡。
目前，中国有无科学再次成为争论热点。
王树人先生（老树）提出的“象思维”问题，基于中国“道通为一”之高境界、大视野，从文化之活的灵魂——思维方式着手，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正本清源，继往开来，可谓是一种突破。
这一突破，主要表现在继承和发扬徐光启提出的“会通以超胜”文化观。
由此出发，不仅对于中西文化乃至科学的根本差异给出了统一解释的可能，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也为人类思维的健全发展指出了新的出路。
一、象思维与中西思维方式的会通
何谓象思维？
根据《回归》一书及《中国的象思维……》等文规定，中国的象思维是一种动态整体的悟性思维，与西方概念的理性思维不同，它是一种“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富于原发创生性”的思维方式。
（参见1，（三）3，）从思维发生史上看，比起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悟性的“象思维”是具有更加本源性和创造性的思维。
”它“是人类文明最终的创造性的思想根基。
”而中国文化经典，“主要是诉诸象思维”而创造的。
（3，P1,9）
语言文字是文化之根，思维方式则是贯穿整个文化发展过程的活的灵魂。
中国的象语言与象思维，决定了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从而也决定了两种文化一切相应领域——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的根本差异与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从中国文化的根源出发，振兴中国文化精神，开辟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自主创新之路，已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
但是，如何走进中国古典文本呢？
如何承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精神与生命智慧呢？
对中国学者来说，这一本应不成问题的问题却隐含着深刻的历史困惑与文化危机。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思潮的冲击，中国已发生严重的文化断层。
文革以后，我们开启了西学之窗，而国学之窗却依旧封闭。
目前情况虽有改观，但严重的问题是，不仅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知识层面全盘西化，而且我们“在思维方式上也几乎全盘西化。
”中国“独具原创性的象思维“几乎被“完全遮蔽甚至‘集体失去记忆’”。
以致许多人解读和诠释中国的传统经典，也只会用概念思维，语言分析了。
如此，不仅古意尽失，而且“非离谱不可”，不仅难于走进文本，甚至会歪曲和肢解文本。
（参见3）老树提出的问题，振聋发聩。
反思我们今日之思维方式，不仅对“象思维”失去领悟能力，同时对概念思维亦不得其源。
如此，我们究竟复兴什么文化？
自主创新之“主”在哪里？
实际上，目前围绕中国文化与科学的种种“有”“无”之争，只有从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与价值根源出发，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人类发展的大视野下，才可能正本清源，厘请思路，我们也才可能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存在找到合理的依据，并发现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世界意义。
然而，文化精神的失落，不仅成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障碍，也已成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吸收西方当代哲学与科学优秀成果的蔽障。
如果说，“回归事情本身”，“悬置概念思维从而焕发人的想象力，在人类文明发展和创造的历史中，永远居于最本原最重要的地位。
”（2，P4）那么，重新认识“象思维”，探讨中西思维方式的会通，就不仅对中国文化复兴，对中国科学的自主创新，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健全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两种思维方式下的超越类型
追根溯源，“中西思维方式的本质不同“首先表现在“最高理念之不同。
”（3，P3）文化的最高理念是超越现实命运的形上追求。
轴心时期，中西文化几乎同时完成从命运到境界的超越，但古希腊从最初之自然哲学，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其最高理念皆表现为外在实体。
”（参见3，P3）从将命运看作铁的逻格斯，到信仰绝对外在的彼岸上帝，西方基于概念思维，其“哲学的突破”是“外向型超越”，这种超越的主要特点是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
“超世间是世间一切价值之源，它不但高于世间，并且也外在于世间。
”（参见4，P10）从此，西方主流文化便“在‘主客二元’的大框架内”，沿“实体性、对象性、现成性”之思的形态发展。
特别是近代以来，斯宾诺莎的上帝与独立于人的客观世界的预设，始终是指引西方哲学与科学探索的基本信念。
而中国文化从语言文字开始，即与西方分道扬镳，轴心时期的先秦，无论周易之太极，孔子之仁，老庄之道，其最高理念皆可归结为具有“原发创生性”的“道”。
（参见1，绪论；3，P3）中国人通过“观物取象”、“象以尽意”，一开始就试图在整体流动与转化中理解和把握自然（自然而然）之“本然本真”，他们从将命运看作生灭之过程，到追求与万物一体，与天地同参，以达“道通为一”之最高境界，其“哲学的突破”乃是“内向型超越”，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统一，正是它区别于其他各大文明的显著特点。
（参见4，P12）从此，中国主流文化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内”，沿“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之思的道路发展。
而“格物致知”，“道法自然”，“明心见性”，最终入德而悟道，则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科学所信守的最高理想。
显然，虽然中西文化皆缘起“象思维”，并几乎同时完成对经验或感性直观之超越。
但中西文化超越的方式、层次和宗旨却大异其趣。
历史的事实是：
西方文化基于“音象”而走向概念思维之路。
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是通过逻辑定义、判断、推理、分析，而将感性经验提升为抽象理论与公理化体系，旨在以普遍形式之理解释经验现象，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确定知识。
其思之所及，一切皆为实体性的既成对象，故必然走向主客二元，心物对立之发展道路。
可谓由“抽象”而“著象”，离于经验而落于经验。
而中国文化则始终基于“形象”，坚持“象思维”发展方向，试图超越感性经验乃至“名言”（逻辑理性）之思，旨在“得意忘象”或“遣志荡象”，趋达“大象无形”“天人合一”之境界，获得生命觉悟之“德性之知”。
其思之所及，宇宙万物皆在“整体流动与转化”中，故必追求“主客双泯”、“物我两忘”之境域，可谓由“取象”而“破象”、乃至“超象”，基于经验而超于经验。
我们认为，就超越的层次与境界而言，西方的超越是有限的，不彻底的；而中国的超越则是“带有根本性的。
”彻底的。
必须注意的是：
中西两种思维方式所侧重发展和体现的人类能力及心智所用是不同的。
它们各有短长，偏于任何一方都必造成历史的缺失。
注意到“‘象思维’是人类所共有的本原性思维，是前语言前逻辑的思维。
”（参见1，3）但随后，西方之逻辑思维有充分之发展，象思维则隐退不显。
而相反，中国之象思维有充分之发展，并由前逻辑而达超逻辑，然其概念思维却不发达。
可以说，西方基于感性经验而崇尚理性，中国则注重生命实践而崇尚悟性。
这种悟性，如牟宗三先生所说“智的直觉”，或“理性直观”，可谓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性。
或许，我们可将概念思维与象思维看作理性在不同层面上的表现，它们体现了不同的文化精神。
必须承认，对现代世界的建构，概念思维更为有效。
经验问题的确定、解决以及清晰的表达，需要概念思维，然而一切原创性想象力，却离不开象思维，两种思维方式本应是互相学习，相互补充的。
值得注意的是：
从概念思维到象思维，或从象思维到概念思维皆非直推的关系，其间没有逻辑的通道。
但它们亦决非对立的关系。
老树多次强调：
从概念思维到象思维，必须有“悬置”或“放下”的功夫，而从象思维到概念思维，则必须发大心立大愿，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接受和运用概念思维，有所建树，有所创新。
（参见1，3）
近代以来，西方概念思维下两大知性构架——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关键，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矫枉过正”，将中国文化与民主科学对立，致使我们的思想始终在“西化”与“国粹”两极震荡。
尽管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优秀学者未曾放弃过中西会通之努力，但尚未深入涉及思维方式问题。
“象思维”的提出，无疑是当今中西文化会通中的一种突破，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
“必须讲通中国文化与民主科学两者之道理，以求其内在之贯通，有机之统一。
此即是落到中国文化生命之根里，去寻求去成就民主与科学。
故无论从道理上或从中国文化上，皆要求我们对于理性之两种表现有一种贯通的说明。
”（4，P100）而今天“就中西思想文化核心问题而言，”“特别需要‘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会通。
”需要对西方与中国文化的双向沟通与扬弃。
三、两种思维方式下的学问体系
两种思维方式的深入比较与会通研究，为中西学术或学问体系（包括科学）的不同取向与发展道路，两种学术体系中基本原则与规范的核心，提供了内在原因与统一解释的可能，也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中西文化各自的功过利弊与历史作用。
概念思维的实体性，对象性，现成性以及外向超越特征，决定了西方学术的理性的认知取向。
近代以来，西方主流文化进一步肯定并强化了‘主客二元’‘灵肉二分’原则，建构并日益完善了以“存有论”（ontology）、认识论、方法论为主干的西方文化哲学体系，形成宗教、哲学、科学三大支柱鼎立的近代西方文明。
直至二十世纪，在西方主流思潮中，试图将天与人，主与客，心与物联系起来的说法都被看作是荒谬的，错误的。
因此，“在西方哲学里，视讲生命的哲学不是正宗的，亦不是真正的学问。
这是因为他们把生命与理性对立，不能在这里开辟出真实的学问。
”（6，P25）而概念思维的长处，赋予西方学问体系严密的逻辑性与理论的系统性，认识的构成性、确定性、清晰性及可操作性，最适于工业时代的需要，造就了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与科学的辉煌。
而其最大的问题，则在于人与自然的对立，理性与生命的割裂，以及认知与价值的隔离。
近代以来，尽管西方人“船坚炮利”，称霸全球，而终于在精神上“失去了家园”。
中国的象思维及内向超越特征，则决定了中国学问的实践性“价值取向”，直至西学东渐，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天人合一”或“主客一体相通”大框架内，致力于开显成圣、成仙、成佛之生命实践与自然大道，以本体论、实践论、价值论三位一体，形成独具风格的的生命的学问体系，形成儒、道、释三家为主的中国文化格局。
我们认为，象思维作为动态整体之思，包含“中道”思想。
因而，保证了主体与客体，形下与形上的贯通性，中国的学问体系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内，人与天（自然），人与神（或佛），乃至人与万物，都是一体相通的。
同时，象思维就其表现为生命之思而言，必然是价值内在的。
由此，若以中国学术规范为标准，一切将两者割裂的说法，恰恰都是不究竟的，不通的。
而一切背离价值的“法术”，都是无本的，非正当的。
《周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老子的“生成论四因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五十二）（参见13）一开始就将价值引入了对自然的理解，一开始就以“道”“德”为万物生成之根源，这里，不是上帝，而是自然最高之“善”——天道，天德（亦称“大德”“玄德”）保证了万物之“生生不已”。
由此，中国之学问，乃是“生命的学问”，它“直下是人生的，同时也是宇宙的，所以本源是一，而且同是德性意义价值意义的。
因此，从宇宙方面说，这本源不是无根的、随意猜测的，这是直接由我的德性实践作见证的。
同时从人生方面说，这德性意义价值意义的本源，也不是局限而通不出去的，故性与天道一时同证。
一透全透，真实无妄。
无论从宇宙论说下来，……或是从人生说上去，“皆是两面不隔的，亦不是不接头的。
”（7，P120）
此外，与概念思维不同，象思维之“象”，并非只是可见闻之现象，而是从现象出发，层层超越，从外象到内象，从客体到主体，从表象直至本然本真之“原象”。
与之相应的“观”与“思”，亦与西方那种生命外在的感性直观与概念之思不同，无论《道德经》之“观妙”“观徼”“观复”之“观”，还是《金刚经》所谓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一体同观”之“观”，都是倾注全副生命的“观照”，都是包含感性直观在内的实践性“动态之观”。
就此而言，象思维不是西方理性之思，而是生命体验之悟性之思，它本身就在生命实践的过程中，或本身就是生命体验。
综上所述，无论是西方的或中国的学术传统，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演化而生成，各自完整自洽。
而象思维与概念思维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与命运。
在概念思维下，各学科分门别类，有相对独立与充分之发展，但亦造成隔行如隔山之片面性。
而在象思维下，学科界限不明，文史哲不分，虽有相通之利，但缺少专业之独立发展，亦造成见林不见树之模糊性。
显然，较之概念思维，象思维更具本源性，但未必更落后。
从整个人类思维发展看，象思维与概念思维是相反相成的，正如太极之两仪，此消彼长，此显彼隐。
“中国与欧洲各自沿着自己的历史道路前进，无论从大处或小处看，本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5，P5）
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话语霸权下，西方文化的原则与规范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以致象思维“几乎被完全遮蔽”，而中国文化的“存在”及其价值则一再被否定和消解。
譬如，中国文化中的本体，乃指人之根本，而形而上，则指成形之前，中国的本体论与形而上学原本都是关于其最高理念——“大象无形”之“道”的学问。
无论道家之“无物之象”，还是佛家之“实相一相，即是无相”，都旨在破除对“物”、“我”的执著。
将西方基于实体的ontology译为本体论，基于物理学的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本为不妥，进而以西方ontology与metaphysics为标准，反而批判中国没有本体论，没有形而上学，乃至没有超越。
中国文化精神的失落与“失语症”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四、两种普遍性与客观性之内涵与特征
今天，在西方中心论思潮下，许多人仍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并由此断言中国没有科学。
实际上，从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学问体系出发，普遍性的含义、范围和层次也是不同的。
概念思维以人类感性、知性与理性的普遍存在，为逻辑理论建构的先天条件，其所达到的是形式的普遍性。
概念思维通过定义，分析，将事物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其确定性，清晰性是以牺牲整体性、生命性为代价的，而一切形式逻辑所作的论证，其适用范围都是有限的，因而必然是不完备的，排他的。
而中国之象思维则以道德本心或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及其与本然之“天道”、“天理”合一，为实践的先天依据。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其所达到的是“道通为一”的普遍性。
首先，象思维中的“定义”方式，皆非实指定义，而是划分定义，这种定义给出的是“一个大方向的能指”而在这个大方向下的“可能的所指是无限的”。
（2，P3）正如《周易》“其称名也，杂而不越，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
”显然，“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象思维都大于概念思维”。
（2，P3）故能“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其次，象思维作为生命实践之思维方式，基于经验而包容经验，它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完备的。
所谓：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周易》）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先人已洞察到语言与“名言”的局限，深知“道可道，非常道”；人类一切争斗，“首先产生于这个‘知与言’”而唯有“超越世俗之境界和视野，站在‘道通为一”的高度，世间的一切差别和对立”才可能“融于大道而被化解和超越。
”（2，P7-8）显然，象思维比概念思维更为圆融，因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其特点恰恰是不确定性、普遍性与包容性。
两种思维方式下，客观性之含义亦大异其趣：
概念思维下的客观性，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始终有一难解之谜，那就是认识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去有把握地切中客体？
科学的所谓客观性，始则以完全独立于人的客观世界的存在为依据，认识论转向后，又以主体间性，经验有效性等为依据，至建构主义，SSK则干脆抛开客观存在，仅仅归结为主体建构，甚至社会集团的利益需求。
显然，这种知识论上的所谓客观真理性实际上是片面的，不可靠的。
因此，在西方哲学史上不断受到诘问、怀疑甚至否定。
此外，基于对实体的形式与质料的静态分析，西方科学有形式客观性与内容客观性的二分，故其数学可独立于经验或实践而发展。
与西方不同，象思维之客观性以天人合一，主客不二为前提，以宇宙万物之本然本真为依据。
它要求“致虚极，守静笃”，通过“心斋”“坐忘”而致“吾忘我”，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由此体悟自然之大道。
因此，不是知性的的客观性，而是实践的客观性。
正如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
这种客观性“必须排除所有会在对物的理解和陈述中挤身到物与我们之间的东西。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沉浸于物的无伪装的在场。
”（8，P9）进而，象思维要求“道法自然”（自然而然），“以物观物”，而不是人为自然立法，“以我观物”。
（《周易》）其客观性，不仅仅要求与现象相符，而是追求“弥纶天地之道”的终极客观性
然而这种终极客观性亦存在现实的难题：
由于“道通为一”的境界是一无限追求的过程，而具体社会中的人们只能处于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因此，在经验世界，便缺少统一的评价标准。
此外，象思维所把握的是整体的流转与变化，故不可能给出具体的确定规则与操作程序，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处理，显然，这里缺少的是“主体间性”所规定的“认知”客观性。
总之，中西关于“客观真理性”的内涵与层次不同。
张世英先生曾提出“真”有不同的层次。
（详见9）我们认为，从人类追求真理的全过程看，终极的“存在之真理”与经验世界“知识论上的和科学的真理”本为不可或缺的次第与终的。
而终极客观性正是科学客观性的形上根据。
“‘存在之真理’乃是一种至大的明澈境界，此境界决非人力所为；相反地，人唯有首先进入此境界中，而后才能与物相对待，而后才能‘格物致知’，才能有知识论上的和科学的真理。
”（8，中译本序PⅢ）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第一流的哲学家、科学家已认识到概念思维的局限，而对中国文化与科学情有独钟。
目前，正由于西方天人分离、主客二元所造成的“客观性”难题，以及科学的价值中立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危害，探索主客统一的可能，以及如何将价值引入科学，已成为科学哲学关注的话题。
而随着系统科学，认知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思潮亦开始由原子构成论走向生成整体论，这一切，正推动西方试图超越经验科学，探索实践科学之路。
中国的象思维在经过百年的沉寂、反思后，必将以新的面貌重登历史舞台，对人类文化与科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五、不同思维方式下的科学形态
“科学”，science一词源于西方十七世纪，最初由special转义而来，含义为专门与分科之学。
牛顿创立经典力学，波义尔确立化学时，也只有“自然哲学”，并无所谓“科学”。
如今，究竟什么是科学，依然聚讼纷纭，或许，这正说明“科学”乃属于人类实践的历史范畴，其自身的发展总是不断突破原有定义的限定。
如果我们将科学看作人类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界普遍规律的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创立的知识系统，而不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唯一规范或标准。
那么，不同的思维方式与学问体系，产生不同类型与发展道路的科学，应是合乎逻辑的。
显然，西方近代科学是概念思维最显精彩和特色处，文艺复兴后，继承古希腊原子论及其逻辑、数学传统，借助当时中国技术成果，西方人以其勃发的创造性和自由精神，发挥了实体性、对象性、现成性思维优势，完成了理性与经验的结合，创建了近代机械论科学。
以牛顿力学为范例，逐渐形成以物质为基石，坚守主客二分、价值中立，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原则的近代科学规范，并发展出一套公理化数、理体系与可控实验系统，促使西方迅速实现机械化，并将整个人类推向了工业时代。
“武器的批判”几乎击败并遮蔽了所有非西方文明的“科学”及其成就，从此，西方近代科学成为人类探讨自然规律的唯一标准与普世真理。
然而，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已开始转向，相对论、量子力学，特别是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已使西方科学发生重要的规范转换，原来的“小赛先生”成长为“大赛先生”。
科学的世界图景，由无生命的原子或机器，转变为系统的生成过程。
面对前所未有的难题。
许多西方前沿科学家已看到概念思维的局限，贝塔朗菲曾指出：
“我们主要关心可度量的质，可分的单元，可能是由印欧语系所决定的。
…我们的思维方式明显地不适合处理整体和形式（形态）问题。
”“处于别的文化中的人类…，可能有根本不同类型的'科学。
”（10，P236，238）
与西方近代科学不同，中国古代科学恰恰是象思维的典型产物。
可以说，它是另一种形态的生成整体论科学。
首先，它肯定宇宙万物都是从无到有生成的，过程是根本的。
世界上不变的唯有变化本身。
其次，它选择最符合象思维的非实体性的“气”为世界之物质基础。
而物质只是气的凝聚。
由此，天地万物的运行，乃是一“气”聚散生化的无穷过程。
“气”有象而无形，不可指之为实，但可征之以象，中国古代科学所把握的，乃是在“气”的“整体流转与变化”中万有生灭的普遍规律，而不是静态的物质运动与构成规律，亦非对象性实体的生成规律。
如将生成演化分“气化”与“形化”两阶段，中国古典生成论根本在“气化”，而当代西方系统生成论本质为“形化”。
中国古代科学基本模型——阴阳五行正是典型的生成论“气象学”模型。
（详见14）最近，刘长林先生提出中国以“意象思维”与“象规律”为基础的“象科学”（详见17），亦揭示了中国科学传统基于“象”这一关键。
实际上，中国古代科学以天学、数学、中医学、农学等为代表，在长期的发展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规范，它在价值取向下，坚持天人合一，主客不二原则，以实践的感应论或感通论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数学机械化或程序化算法体系，采用“观物取象”，“取象比类”方法，“尚象制器”，“开物成务”，使中国古代科技在十五世纪前遥遥领先。
正如李约瑟所指出：
“有人以为中国人的成就都是在技术方面，不在科学方面，实则不然。
”“在上古与中古时代的中国，就有一大套自然主义理论，就有系统的，有记录的实验，有一大堆准确得令人惊奇的测量工作。
”（11，P63）特别今人惊叹的是，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如都江堰，不是征服自然，而是顺应自然，利用厚生，妙用自然力，充分体现了“象思维”的智慧。
显然，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由于思维方式不同，自然观不同，因此所关注的层面与发现的规律亦不同。
在器物制造方面，西方科学的定量化比中国古代科学更精确、更清晰，在经验层面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
而在生命的整体把握方面，中国古代科学则更有智慧。
其合理性与有效性是无可否认的，不仅国人有目共睹，而且已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承认。
认为中国科学不准确，不清晰而加以否定的说法是片面的。
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
“一切精神科学，甚至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
”“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更精确的看法，根本就是无意义的看法。
”（9，P77）
目前，关于诸如“取消中医”等问题，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席文所批评：
“实际潜藏着一组导致灾难的假说。
它们所以会导致灾难，是因为它们鼓励我们除了现代科学最直接渊源于其中的那个科学探索之外，对其他的科学探索都不是尽力按照其自身的条件去加以充分理解而是去妄加评价。
”（12，P107）我们认为，中医正因基于生命的动态整体性，不可还原而完全定量化，正因其非机械的特性而难以把握。
如果说中国古代科学有所不足，关键问题当在缺少知性构架。
我们的责任正在如何改进与完善之。
中西科学差异集中体现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此根本差异下，中国古代生成论科学与西方近代机械论科学是互斥互补的，与西方当代系统生成论科学是相似相通的，不可能也无须“一方吃掉另一方”。
如何从正确体悟中国科学的基本精神和理论出发，给出其现代诠释，如何根据其本身规范，整理出一套经验层面可操作的规则，以及有效的检验标准。
更重要的，如何继承中国科学思想而有所创新。
确实需要中西思维方式与文化各层面的大疏通。
尽管我们已有著名数学家吴问俊等人的突破，但作为整体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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