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于内乱的帝国西突厥与后西突厥的残影一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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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于内乱的帝国西突厥与后西突厥的残影一瞥

亡于内乱的帝国----西突厥与后西突厥的残影一瞥

一、十年内讧

强大的突厥汗国曾一度雄踞北亚,因而招致大隋之忌。

隋文帝巧施离间,令其于583年分裂成东、西两部。

西突厥先后秉国的射匮可汗和统叶护可汗均是雄才大略之主,因此西突厥起初颇为兴旺,尽管还远不及地处漠北的东突厥强盛,却仍能君临西域诸国,牢牢掌控住丝绸之路这条财富命脉。

不过此时大隋国力强盛,兵精甲锐,实力远在西突厥之上,因此西突厥历任可汗均对中原王朝执礼甚恭,甘为藩属,泥撅处罗可汗向隋称臣,射匮可汗更是为大隋所册立。

隋炀帝即位后,不再满足于臣服西突厥,而是有意于将西域彻底纳入版图,并为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成绩斐然。

609年,大隋灭掉吐谷浑,在其地设立了四个郡县,其中鄯善和且末二郡已然西探入今新疆境内,基本扫清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为日后经营西域奠定好了根基。

之后杨广统军大举西巡,在张掖大会诸藩,在大隋强横国势的威压下,高昌、伊吾、吐屯设等西域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或使臣)皆来朝见,杨广之后还设立了专门负责接待西域各国使臣的“西域校尉”。

众藩国慑于隋朝的声威,“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北史》卷12),大隋疆域得以向西大幅扩张。

610年,隋朝正式设立伊吾郡,从而进一步铺平了深入西域的道路。

612年,高昌国王下令国内改易服色,自此正式向大隋称藩。

杨广高瞻远瞩,雄心勃勃,其诸般举措均流露出尽取西疆之志。

可惜隋朝统治时间较为短暂,尽管已经在西域打开了局面,但其军事重心很快便转向辽东,之后便是因三次倾国征辽而导致的天下大乱,大隋直至亡国,再也无暇西顾,结果统一西域的大业半途而废,着实令人叹惋。

不过尽管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范围仅扩张到且末、鄯善、伊吾一线,西域的广大地区仍属西突厥汗国,但隋炀帝的付出却并没有白费,隋朝在西域建立了深远的影响和威信,这为之后唐帝国入主西域铺平了道路。

隋臣李渊造反之后,在东突厥的帮助下攻占了长安,正在扬州拱卫隋炀帝的骁果军将士的家眷皆在长安一带,于是军心大乱,皆思北归,炀帝不允,欲“保据江东”(《资治通鉴-唐纪一》),激起将士不满。

其亲信近臣宇文化及趁机煽动兵变,弑君自立,大隋骤然亡国,自此天下彻底大乱,群雄争鼎,得到东突厥襄助的李阀趁机扫平群雄,唐朝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不过在建国初期,弱小的唐朝一直受到东突厥这个宗主国的欺压凌迫,苦不堪言,直到630年时才趁其内乱,与叛离东突厥的薛延陀联手灭之,并瓜分了东突厥故地,此后唐朝周边再无强邻,遂开始着力向西域渗透。

要说这唐朝的运气(尤其是唐太宗的运气)确实相当好,就在中原变乱,隋、唐交替的这些年中,西突厥同样内讧不绝,国力逐渐衰弱。

不过由于唐朝的国力和军力均远不及隋朝强大,因此尽管实力大降,但统叶护可汗仍然一改先前对大隋的臣服,于619年向唐遣使,并自此与唐帝国达成了平等外交。

然而统叶护可汗在统治末期用政苛猛,部属多有不满者,国中叛乱迭起,国势进一步衰退,等到李世民在626年上台时,已经远不复昔日之强。

贞观初年(628年),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国中贵族争立,西突厥陷入了大规模的内乱之中,很快便四分五裂,数方势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战,内耗严重,原先被迫依附的西域诸国和铁勒各部也纷纷叛离,曾经雄踞西域的强国迅速由盛转衰。

西突厥贵族间的大规模内讧持续了十年左右,到了639年时,已形成两支势力对峙,均分西域的局面。

其中一支势力是唐朝旗帜鲜明支持的乙毗沙钵罗叶护;另一支则以始毕可汗之子欲谷设为首,欲谷设自封为乙毗咄陆可汗。

二、高昌亡国

1、灭国

在之前持续十年的大规模内战中,西域诸国多依附于两大阵营,高昌便早早投靠了咄陆可汗。

638年,高昌大举进攻已经投靠唐朝的焉耆,焉耆向唐求救,太宗命高昌退兵,但高昌国王麹文泰仗着有咄陆可汗为援,根本不将大唐放在眼中,毫不停歇地将焉耆灭国。

其实麹文泰素来就瞧不起唐朝,曾经对下属言道:

“吾往者朝觐,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资治通鉴》卷195)。

麹文泰前往长安,是在贞观四年(630年),他当年说这句话时,也并无诋毁贬低唐朝的动机,因此所述应该属实,由此也能看出,直到630年,唐朝的民生和繁盛都远远不及内乱前的大隋。

高昌紧扼丝绸之路的咽喉,严重影响了唐朝的经贸利益,因此一直是大唐的眼中之钉,此次攻打焉耆更是激化了矛盾;加上此时高昌的后台乙毗咄陆可汗正与乙毗沙钵罗叶护相互牵制,无暇它顾,唐朝遂以大将侯君集为帅,于639年冬进取高昌。

乙毗咄陆可汗原本允诺在危急时刻出兵救援,但欲谷设没想到唐朝竟然不惜代价倾国而来,兵力极众,此时他正与乙毗沙钵罗叶护对峙不下,自然不愿与唐军死磕,让对手得利,于是不战而去,拥有三万人口的小国高昌于640年为唐所灭。

2、兵力

此次伐高昌的兵力目前仍存在争议。

据《新唐书-高昌传》记载:

“率突厥、契苾骑数万讨之”,似乎汉军并未参战,只有突厥和铁勒等番军数万前往。

不过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不大,唐军出征时,基本都是以汉军为中军,番军为前锋当炮灰,少有仅出番军的现象。

而在《册府元龟》卷1000中则记载:

“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与《旧唐书》卷210中所述相似,认为汉军亦有参与,不过并未提及汉军数量,只是说汉、蕃军总共只有数万。

在《姜行本纪功碑》出土后,又给出了另一组数据:

“交河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将军上柱国萨孤吴仁领右军十五万;交河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上柱国开国公牛进达领兵十五万”。

笔者认为,《姜行本纪功碑》中所记的蕃、汉军共三十万的数字较为可信。

首先,碑刻没有经过史官的发挥,以及后世编撰者的删改涂抹,失真的可能性较小;其次,唐帝国即使是攻伐西域小国,也常常动用重兵,比如在《旧唐书》卷210中便记载:

“……率五将军,又发铁勒十三部兵十余万骑,以伐龟兹。

”十余万番军加上“五将军”统率的汉军,少说也有二十多万。

高昌是与龟兹同级数的小国,又有西突厥咄陆可汗为后盾,没理由仅出动数万蕃军,与进攻龟兹时的兵力相差如此之多,出动三十万军队才是比较合理的数据。

再而,大唐此次劳师动众,并不仅仅是为了攻灭小小高昌,还肩负有更重要的目的----即重创乙毗咄陆可汗,助乙毗沙钵罗叶护统一西域,建立一个亲唐国家。

而咄陆可汗实力颇强,几万唐军根本不足以与之交手,更不可能令其不战而逃。

综上所述,两唐书中所载的“数万步骑”应该仅指番军,而汉军数量在此处则出现了脱载。

在《资治通鉴》中,并未提到伐高昌的兵力,或许就是司马光搞不清楚出兵数量,又不相信唐书中所述的总共只有数万人,于是只好避而不谈。

3、掳掠

唐军将士素将对外做战视为敛财纵欲之机,加上主将侯君集带头行恶,因此在占领高昌后,麾下将士争相劫掠,导致高昌国中十室九空,唐军恶名远播西域。

御史言官们纷纷弹劾侯君集,李世民为维护唐廷声名,便将侯君集下狱待审。

然而中书侍郎岑文本立即上疏为侯君集说好话,居然说出“臣闻命将出师,主于克敌,苟能克敌,虽贪可赏”(《资治通鉴》卷195,下同)这样无耻的话来,还请求“使君集重升朝列,复备驱驰,虽非清贞之臣,犹得贪愚之将”,明目张胆地支持朝廷重用贪暴之臣,还暗示只要将领还有利用价值,那贪腐聚敛,劫掠百姓都无所谓。

李世民原本也只是被迫做个样子,以博取清正之名,心底其实亦想庇护侯君集,此时见岑文本出来迎合上意,便顺坡下驴,马上将侯君集释放,此事遂不了了之,一场表演完美落幕。

之后又有人告发征高昌的副帅薛万均强抢高昌妇女淫乐,李世民为了装出公正之态,本要“出高昌妇女付大理,与万均对辩”,这样薛万均恐怕便难逃一个淫辱人妻之罪。

魏征揣摩圣意,马上出面打圆场,装模作样地劝道:

“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今遣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帷箔之私,实则所得者轻,虚则所失者重。

”李世民见有了徇私枉法的理由,便马上下了魏征给搭的这个台阶,不顾魏征的歪理逻辑牵强,难以服众,立断薛万均无罪。

至于薛万均之后如何报复告发者,被强凌的女子在其魔掌中如何继续自己凄苦的后半生,史书上便未做记载了。

仅仅通过这两件事,便能看出唐军将士在境外胡作非为,将领带头贪赃枉法已是常例。

但显然此时唐廷中枢的风气还未全坠,尚有人肯出来弹劾这种龌龊事儿,这与十几年后人人对诸般恶行惨状司空见惯,御史言官皆缄口不言的景象尚有不同。

不过从李世民包庇侯君集和薛万均也能看出,唐廷整体上还是官官相护,沆瀣一气,从身为最高裁决者的皇帝开始,就对这些欺凌百姓的将领包庇纵容,虽然为了装出公正严明之态,有时也会做做样子,但马上就会有一些马屁精、或者与犯过将领亲近的大臣跳出来打圆场,铺台阶,李世民顺势而下,种种罪行便不了了之,受辱被掠的可怜人也只能含冤莫雪,甚至在事后遭到报复。

三、转瞬即逝的复兴

乙毗咄陆可汗638年避战而逃,不与唐军交手,集中全部力量攻击乙毗沙钵罗叶护,双方连年大战,到了640年,战争渐渐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为了增加沙钵罗叶护的胜算,唐廷于641年七月遣左领军将军张大师去西域授玺书,正式册立其为可汗,鲜明地表示出自己的支持姿态。

然而册封仅几个月后,咄陆可汗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斩杀乙毗沙钵罗叶护,得其部众,西突厥旷日持久的内乱结束,于642年再次一统,自此“西域诸国多附之”,西突厥的国力开始恢复。

之后乙毗咄陆可汗又乘胜西征,攻打西域不肯臣服的藩国和部落,直至攻克西陲的大国,附唐的吐火罗方才罢兵。

唐朝这次押错了宝,得罪了胜利者咄陆可汗,欲谷设深恨之,因此一统后复兴的西突厥汗国与唐交恶,西域诸国与唐的联系也自此被西突厥所阻断,唐朝对西域的渗透计划至此已然遭逢重创。

然而西突厥的兴盛却转瞬即逝。

由于西突厥兵在进攻西域时大肆劫掠,咄陆可汗为聚拢人心,便出面维护军纪,“其部下骁将泥孰啜自擅取物而斩之以徇”(《新唐书》卷215)。

当时的西突厥分为左、右两厢,泥孰啜是左厢举足轻重的大将,擅杀之激发了左厢诸部的不满,于是“众皆愤怨”(《资治通鉴》卷196)。

可就在这种内部暗流涌动的情况下,咄陆可汗仍未意识到危险,反倒自恃兵力强盛,转向东征,又与大唐开战,试图击退大唐对西域这个西突厥传统地盘的蚕食。

然而由于此时西突厥内部已然离心,部属各怀异志,因此一开始的几场小规模冲突都吃了亏(642年攻伊州时,被郭孝恪引两千兵马击败,之后又在遏索山被斩首千余。

)咄陆闻讯大怒,正欲整束兵马,以主力与大唐决战,可内乱却突然爆发,泥孰啜部将胡禄屋突然联合左厢诸部叛反,于642年“举兵袭咄陆可汗,多杀士,国大乱”(《新唐书》卷229)。

由于欲谷设当年就是被左厢诸部拥上汗位地,因此左厢诸部是其统治的根基,此刻左厢叛离,咄陆可汗再有才具也无从施展,众叛亲离之下,其统治迅速崩塌,欲谷设被迫弃国逃往石国时,已然“左右亡去略尽”(《新唐书》卷229)。

此次西突厥的东征因内乱戛然而止,期间并未与唐朝爆发大战,只是前锋试探性地与唐军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之后便不战而败。

据几家唐史记载:

“唐贞观十五年咄陆可汗为部下所废”(《册府元龟》卷967)。

“贞观十五年,部下屋利啜等谋欲废咄陆”。

“众多亡逸,其国大乱”。

“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奔吐火罗”。

均明确指出咄陆可汗是在被部下所废后才逃往石国地,其统治崩解是缘于杀泥孰啜激发的内乱,而非因被唐军击败才导致政权崩塌,而郭孝恪麾下那点兵力也绝不可能击败西突厥的主力。

可笑如今一些人为了吹捧大唐,竟然瞪眼曲解历史,恣意夸大郭孝恪的战绩,把双方前期小规模的冲突歪曲为唐与西突厥汗国的主力大会战,并刻意遮掩淡化西突厥内乱这个关键事实,竭力营造出“大唐在与西突厥主力交手时取得完胜,直接导致咄陆可汗的统治崩塌,西突厥汗国崩解”这样的假象,着实迷惑欺骗了不少人。

在咄陆可汗逃亡之后,西突厥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唐廷趁机于646年扶持乙毗射匮可汗(不同于之前的射匮可汗)上位,西突厥再次沦为大唐的藩属。

然而乙毗射匮可汗资历微浅,威望和凝聚力十分有限,又是唐朝扶植起来的傀儡,不为众人所喜,因此根本无法服众,基本无法调动指挥西突厥各部,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空头可汗。

大部分西突厥的部族不甘做唐朝的附庸,纷纷自立为王,伺机而动。

此时的西突厥隐患重重,看似也有一个可汗,实则却已沦为一个内部分裂为数支势力,彼此戒备敌视,内乱一触即发的部落联盟。

而这种乱局正为唐朝所乐见,唐廷趁机推波助澜,对诸部分化瓦解,军事和外交并举,不少部族为求自保而降唐。

在642年之后的十余年中,唐朝逐步侵吞了天山南路地区,势力扩张到葱岭以西、波斯以东、阿姆河以南地区。

四、帝国残阳

尽管唐朝对大部分部族并不能实际控制,但在西域仍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到了646年之后,乙毗射匮可汗率西突厥诸部重新向唐称藩,这种卑屈行为令诸部更为不满,西突厥的乱局愈演愈烈,到了649年时,国中山头林立,混乱不堪。

乙毗射匮可汗的统治崩塌地如此之快,固然与他自身威望不足,以及因受唐朝培植而遭致不满有关,但唐廷以宗主国的身份大肆分封西突厥贵族也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唐廷并不希望看到一个高度凝聚的西突厥,因此既扶持乙毗射匮可汗登位,又不愿他建立起牢固的中央权威,遂滥封爵位将其架空,同时在各部中不断分化挑拨,激发内耗。

高宗曾册封一支中等规模势力的首脑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左骁卫大将军,名义上受乙毗射匮可汗统辖。

当时贺鲁不过是众多被分封者中的寻常一员,毫不出众,不过此人雄才大略,趁着西域局面混乱之机,大量招聚离散部落,势力日趋强大,竟于651年击破了乙毗射匮可汗,兼并其部众,随即自立为沙钵罗可汗(不同于之前的乙毗沙钵罗叶护)。

贺鲁能力出众,加上西域众部落均思联盟抗唐,因此在651当年便控制住了十姓部落和西域各国,在西域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基本上结束了西突厥的内乱。

唐廷万没料到本不起眼的贺鲁竟然能够坐大,一统西陲,不禁追悔莫及,却又无计可施。

不过西突厥毕竟历经多年内耗,虽然重新一统,但元气已然大伤,远不及分裂前统叶护可汗时代那般煌盛。

西突厥重归一统后,又开始与唐帝国发生边境摩擦。

651年七月,贺鲁率部攻掠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杀掠数千人。

652年,唐军击败西突厥一部。

653年,西突厥内乱又起,乙毗咄陆可汗之子自称真珠叶护,招聚亲近部落击败贺鲁,唐廷见有机可乘,也出兵夹击贺鲁。

此次唐军以程知节为行军大总管,“师次怛笃城,有胡人数千家开门迎降”(《旧唐书》卷83),副大总管王文度为了劫掠百姓,竟然说“比我兵回,彼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财”(《旧唐书》卷83),然后“屠城而去”(《旧唐书》卷68)。

其实这些降者都是城中百姓,此次全家前来归附,其中多有老弱妇孺,又如何会“作贼”?

真要做贼又何必回城归附唐军?

为了掠夺财物,唐军已经连起码的情理都不顾,赤裸裸地宣扬起了强盗逻辑。

由于均田制的崩解,府兵将士无以谋生,全靠在战场上劫掠以补贴家用,因此唐军此时的军纪极度败坏,与后世以残暴闻名的蒙古兵已然毫无二致。

由于历经多年内乱,权力屡遭暴力更迭,西突厥王庭的威严早已荡然无存;而缺乏一个法统上能够服众的可汗,更是令其统治根基摇撼不稳;加上多年内战导致国中各部相互结下血仇,矛盾深重,难以调和……阿史那贺鲁虽然精明强干,却也无法力挽狂澜,阻挡帝国崩解的潮流。

随着唐朝不断对诸部族挑唆分化,还大力支持真珠叶护等反叛势力,阿史那贺鲁焦头烂额,统治渐渐难以为继。

到了657年,西突厥的内乱进一步加剧,贺鲁在和唐朝敌对的同时,内部已然四面楚歌,人心离散。

高宗见良机已现,便以大将苏定方为帅,出动重兵第四次大规模进攻西域。

从《突厥史》P381中的记述可知,此次唐军与真珠可汗联军,又与反贺鲁的其它各部族结盟,共同夹击贺鲁,败其主力。

贺鲁被俘后,其麾下部落大半降唐。

此时西突厥诸部降唐或四散者甚众,已然十去六七,剩余的部族中仅剩两支较大的势力,一个是盘踞于碎叶一带的真珠可汗,另一个则是吐火罗的阿史那叶护可汗。

659年,真珠可汗被兴昔亡可汗斩杀,下属的小可汗和部落纷纷降唐,西突厥长期对立的左、右两厢至此已相继陨灭。

阿史那叶护可汗独木难支,也被迫于661年降唐,西突厥汗国至此彻底消亡。

纵观西突厥历任君主的在位时间,明显越到后面越是短暂,很多人仅仅在位一两年就发生更迭,这也鲜明地反映出西突厥东、西两厢斗争尖锐、局势混乱、内耗严重等现实。

从本质上看,西突厥汗国的亡国源自两厢之争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和内耗。

在西突厥汗国数十年的内乱中,唐朝不断扶持一方,让其充当马前卒,去与其它部族血战,从而消耗西突厥的整体实力,并让其始终无法一统;同时则瓦解拉拢,趁机蚕食西突厥的土地和部众。

由于西突厥的各部落一盘散沙,无力抗拒,于是越来越多的部族背离了西突厥王庭,沦为大唐的附庸,西域一带的各属国也纷纷向唐称藩。

应该说,唐朝的运气相当不错,之前大隋在西域已经铺垫了很好的基础,而当西突厥因内乱于659年自行崩解时,吐蕃和大食的东进战略还均未展开,一时并无强国与大唐争抢西域这块无主之地,因此唐帝国得以在西域如鱼得水,施展各种手腕纵控分化,扩张势力,在十余年中相继攻灭了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二十几个小国,并在其上设立州县,纳为本土;还迫使伊吾、鄯善等国称藩,最终几乎将整个西突厥汗国之地尽数化为了自己的羁縻州。

在七世纪中叶时,唐帝国已经在之前侵夺天山南路的基础上,又夺占了天山北路,控制范围一直扩张到了里海,加上之前已尽得东突厥故地,竟然一跃成为了当时疆域仅次于阿拉伯帝国的大国。

虽然唐帝国一度取西突厥而代之,在西域这块广袤富饶的土地上称雄了十几年,但大唐接连几次取得的胜利其实颇有些投机取巧,和灭东突厥、薛延陀时一样,在灭西突厥时也基本没有打什么硬仗,都是靠对手内乱并自行崩解,才得以趁机成事。

也正因如此,唐帝国的国力和军事实力,其实并不足以控制自己靠好运气得来的大块土地,这也正是大唐在七世纪下半叶在各个方向上频频惨败,失土无数的原因所在。

就西域之地而言,随着吐蕃的迅速崛起,唐朝很快便无法独占这块西突厥故地,此处一度呈现出两家苦苦争夺的态势。

五、后西突厥时代拉开帷幕

在西突厥自行崩解之后,唐廷于659年扶立了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二人,担任新成立的昆陵、濛池二羁縻都护府的都护,受安西大都护府统领,做大唐羁縻控制归附的西突厥各降部之工具,并通过这两个都护府羁縻控制了西域大片地方,后西突厥时代自此拉开帷幕,其实所谓的后西突厥并非一个独立的政体,而只不过是唐帝国管理松散的一个羁縻区而已。

不久后大食势大,尽踞波斯本土,对唐朝在西域的地盘构成严重威胁,唐朝迫切需要扶持一个马前卒以遏制对方,因此又在西域增设了一个月氏都护府,以吐火罗阿史那氏叶护可汗为都护。

为了监督、辅助这三个都护府,唐廷还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驻扎了一部分唐军,受安西大都护府直辖。

由于大唐国势日衰,军队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差,对周边各藩属渐渐无力控制。

662年,龟兹在吐蕃人的扶助下脱离了唐朝的羁縻统治,此事也可视为唐、蕃军事冲突的开端。

唐廷闻讯大怒,立遣勇将苏海政统军前往镇压。

苏海政令阿史那步真和阿史那弥射二人率部从征,可却在途中冤杀了弥射,一时间群情激愤,大唐的政治威信剧降,西域各国、各部尽皆恨怨不平,据《册府元龟》卷449记载:

“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弥射)为冤,各有离心。

”弥射部将阿史那都支率众立反,自封为西突厥可汗,并“收其余众,附于吐蕃”(《资治通鉴》卷201),大唐的昆陵都护府自此废置。

662年十二月,阿史那都支出兵为弥射复仇,攻陷大唐的庭州,杀刺史来济。

667年,被唐廷以高官厚禄笼络住的阿史那步真死去,其部下李遮訇马上顺应所部人心,叛离唐朝,和阿史那都支一样依附了吐蕃,濛池都护府自此亦废。

这两支势力之所以背离大唐,本质原因是唐朝素来薄待藩属,失了人心,众藩属早就心存不满,弥射被杀事件只不过是个导火索罢了;而这两支势力之所以敢叛离大唐,则是与唐军的孱弱分不开地。

662年苏海政出兵镇压龟兹独立时,遇吐蕃军竟不敢交手,反倒拿军饷去贿赂对方,以换取蕃军放自己一条生路,其无能无耻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周边各藩属无不侧目,自此均知大唐孱弱,吐蕃才是值得投效的宗主国,至此唐帝国对后西突厥诸部的控制已摇撼不安。

六、唐帝国在西域羁縻统治的崩解

苏海政贿敌逃遁,签订城下之盟,后果十分严重,西域诸部纷纷叛离唐朝,四镇大半易手,吐蕃气焰大张,更不将大唐放在眼中。

等到唐朝控制西突厥降部的两大支柱倒戈后,唐朝更是节节败退,自此在西域衰落,无力再与吐蕃相抗。

大势所趋,很快地处要冲的吐谷浑也易帜投蕃。

大唐的弱小助长了吐蕃人的信心,670年四月,吐蕃彻底和唐朝撕破脸皮,挥师大举进攻西域,轻松击败边境上与自己对峙的唐军,继而攻陷了大唐十八个羁縻州,又挟于阗一道攻陷了龟兹国的拨换城,大唐在西域的根基安西四镇被迫罢废。

为了挽回颓势,唐廷抽调了十余万精兵,由名将薛仁贵统领,于670年发动反击,与吐蕃战于青海大非川,结果十余万大军片甲不回,青海的惨败牵连到了西域,此后大唐在西域更是全面败退。

唐帝国不甘于就此放弃西域,又抽调了十八万大军反击,于678年与吐蕃再次决战于青海,结果又一次大败而回,伤亡惨重,大唐在西域的羁縻府州统治自此开始全面崩解。

到了679年,唐帝国北面的东突厥降部爆发了大起义,唐帝国镇压了前两次起义,但突厥人的第三次大起义却成功掀翻了大唐在漠北的统治,后东突厥汗国横空出世。

北亚的乱局令西域局势也受到严重影响,西突厥各降部见大唐羸弱,东突厥复国成功,皆蠢蠢欲动。

暗流很快就变成了激流,由于大唐的安西都护杜怀宝“失蕃戎之和”(《新唐书》卷111),在682年激起了阿史那车簿的反唐起义,西域局势一片混乱,幸好金山都护王方翼表现出色,击败阿史那车簿,局势才暂时安定。

681年时,西突厥两厢十姓诸部落曾随唐从征,攻打叛乱的同罗、仆固等铁勒部落,然而功成却未赏,之后还“不许朝觐”(《全唐文》卷211),令各部心中均怀不忿,已然埋下了不安定的种子。

此时眼见大唐暗弱,火头四起,诸部不禁勇气大增,于685年推他匐为首起义,脱离了唐朝的羁縻统治。

唐廷闻讯后,封阿史那元庆为昆陵都护,令其统率剩余的西突厥降部,前往镇压起义。

结果讨伐军大败,“元庆没贼,四镇尽沦”(《旧唐书》卷97)。

686年九月,唐廷又册封阿史那斛瑟罗为濛池都护,带着西突厥十姓中还剩余的依附部落攻打他匐。

这次阿史那斛瑟罗打了个大胜仗,据《全唐文》卷165中刊载的《达奚思敬碑》记载:

“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请”,安西四镇一带重新被唐朝羁縻控制。

然而打了“孩子”,“大人”自然便要出面。

吐蕃旋即便出兵争夺安西四镇,大破附唐的西突厥降部和大唐援军,十一月,武则天下诏再弃安西四镇,唐朝势力大步退却,吐蕃则乘胜大举东进,河西告急。

据《全唐文》卷219记载:

“遂长驱东向,窬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

可知吐蕃军队在攻入西州后,又攻入瓜州常乐县,切断了唐朝腹地与安西四镇间的重要通道莫贺延碛,还兵临沙州敦煌县,唐朝在安西地区的统治至此已彻底土崩瓦解,连河西诸州也岌岌可危。

为了扭转败局,唐帝国又在西域策划了一次大反攻,于689年集结重兵,与吐蕃人在弓月城西南的寅识迦河旁大战,结果十余万大军惨败,死伤无算,此后在西域更加式微。

691年,后东突厥汗国的西征大军杀至,加入了西域争夺,唐朝的羽翼阿史那斛瑟罗和西域唐军处于吐蕃和后突厥两大强国的夹击之下,很快就力不能支。

据《资治通鉴》卷204记载: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685~687)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

西域核心地区自此为吐蕃和后突厥所瓜分,吐蕃夺占了龟兹、疏勒、于阗三镇,后突厥则占据了碎叶,大唐的安北都护府解体。

不过西突厥十姓之地却未被瓜分,此时仍然在名义上受唐朝的羁縻控制,这全仗向唐称藩的突骑施实力甚强,与蕃军和突厥人连番大战,保住了自己的家园。

692年,吐蕃陷入内斗,王孝杰趁机将其击败,复夺安西三镇,而突骑施也从后突厥手中夺取了碎叶。

吐蕃内乱和突骑施的出色表现,令唐朝在西域节节败退的势头暂时缓解,西域之后又陷入唐、蕃相争之势,双方各自操纵支持一部分西突厥部落展开争夺,有时还亲自披挂上阵。

当初阿史那元庆兵败后逃回长安,据《太平广记》卷26记载,酷吏来俊臣向其“索美婢,不与,遂构罪入狱”,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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