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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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彦波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二○○九年七月十六日）
主持人吴俊清院长：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大同市市委副书记、市长耿彦波同志来给我们做报告，大家热烈欢迎！
昨天，在市政府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参观了大同市政建设的几大工程，对我们的观念和方法都产生了革故鼎新式的启发。
耿市长在太原主政的一年又八个月时间里给太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锐新气象，人所共睹。
“大音希声扫阴翳，拨开云雾见青天”。
耿市长昨天早上到省政府，半夜才赶回大同，今天抽出时间来给我们做报告，其精神之可敬，足以使我们尊崇。
而这些话语和点拨，必能让我们释惑驱疑，豁然开朗。
我是耿市长的粉丝，在XX有耿市长贴吧，新浪网上有耿市长论坛，万千民众追随着他的行动。
耿市长所到之处，新的发展就到哪里；耿市长亲力亲为，为所到之处的万民造福，为民众拥戴。
离开晋中时，晋中的干部、群众手捧鲜花沿街泪送耿市长；太原的市民现在都在说，耿市长如果能在太原多干几年，太原将会有更大的变化，我们也热切地期待耿市长能再回太原，为太原人民造福！
我们也期望耿市长能在更大的平台上、更高的位置上，给更多的民众带来福祉！
勇者无惧，智者无难。
耿市长推进太原市政建设期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到施工现场数百次，鞋子磨破六双，所遇到的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都被耿市长一一攻克了。
耿市长阴历28号到任大同，上午开完会，下午就去现场，晚上就召集政府有关部门开会一直到深夜，然后提出了大同市建设的战略方针。
耿市长非常辛苦，未曾有一日清闲，他爱人劝他说：
“老耿，你稍微放缓一些，在这样下去，你会累死的！
”作为常人来讲，这是不可想象的工作强度，而他却日复一日地干着。
昨天听几位同志说，自从耿市长到了大同，就没有了礼拜日，没有了白天和黑夜，叫“5+2”、“白+黑”，平常的工作时间加上周末都一直在工作。
昨天我们都看到云岗大景区的工程建设，那种干法真是称得上大同速度、大同奇迹。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耿市长带动了一班人，带活了一个城市。
耿市长“书读五车，才分八斗”，笔下如有凌云之力。
我记得耿市长在常家庄园有一副楹联，气势恢宏，万里入眼，叫做“燕居田园，静听蛙声一片，动情于山水之间也，淡薄乃是人生根本；财取天下，拓开长路万里，报国尽匹夫之志耳，富贵不过身外浮云。
”耿市长一路走来，一路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在这里我们不仅把他作为一个领导、一个市长、一个学者、一个儒雅之士、一个胸怀天下的父母官，我想我们今天会从耿市长的讲话中获益良多。
下面让我们有请耿市长。
（掌声）
今天非常高兴，在我人生中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老师，感觉很紧张，简直无法开讲。
吴院长说了那么多好话，一路走来，感觉自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我今天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是今天可以看到明天的人，是到了所谓叫“老头子”的年龄了，老头子还能干些什么事情呢？
作为人生，已经干不了几天了。
大家可能第一次来大同，我对大同的城市建设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同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当时全国24个，第一个是北京，第二个是成都，第三个就是大同。
为什么大同能成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呢？
主要原因是在公元398年，大同曾经作为北魏的首都，做了将近百年的首都，同时这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首都，因为北魏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
北魏人非常了不得，当时他们是原始部落，住在长白山的嘎仙洞，后来逐步兴起，建立了北魏王朝。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数民族如北魏王朝是军事上的胜利者，也就是征服了汉民族，但是在军事胜利后不久，就在文化上全面地、彻底地向汉民族学习。
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生生不息、能够延续下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合力。
北魏王朝取得天下以后，进行了彻底的汉化。
北魏孝文帝非常年轻，从十几岁即位，二十几岁时亲政，一直到32岁去世。
在短短十几年的从政中，北魏孝文帝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他要求30岁以下的官员必须说汉话，不说汉话的人不能做官，采取了坚决的措施，这是第一。
第二个，必须和汉族通婚，要求上层的官员和汉族的子女通婚，着汉服，姓汉姓，北魏王朝姓拓拔改姓元姓，自己的名字改为元宏，同时出生地都改为洛阳。
我们现在的少数民族中没有鲜卑字，因为他们已经将鲜卑字全部改为汉字，彻底汉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他能够包容天下，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胸怀，他没有历史包袱，在全面吸收汉文化以后，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化，创造了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可以说云冈文化是当时中国文化的顶峰。
北京人来了，我常跟他们开玩笑说：
欢迎你到首都来。
他们说怎么是首都呢？
我说我们的首都和你们的首都有一些差别，无非是我比你早了七百年，你比我晚了七百年。
大同叫“北京”曾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北魏王朝到了洛阳以后，把大同称为“北京”。
大同曾经有过“北京”、“北都”、“西京”等称谓，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来到大同以后，我们怎么来对待大同这个城市？
我们怎么来打造大同这个城市？
怎么来规划这个城市？
一个好的城市有三个标准：
一是宜居城市，也就是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二是利居城市，也就是适合创业、方便人生创造的城市；三是乐居城市，是快乐地居住的城市，它是在宜居城市和利居城市基础上的再创造。
乐居城市有两个指标，一是历史文化名城，如巴黎、威尼斯等历史文化名城都保留了古老的文化；二是山水园林城市。
达到以上两个标准的城市，才叫乐居城市。
大同市政建设就是按照乐居城市的最高标准进行谋篇布局的。
我一直讲，我们大同不可能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我们如果比大，那么我们连太原也比不上。
因为太原是省会城市，而大同仅仅是一个经济城市。
我们不会与别的城市比大，但是大同要做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
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城市建设的伟大的运动中，大同要打造自己的特色，以自己的特色来寻找自己的定位和位置。
那么大同如何来打造乐居城市、特色城市呢？
我们是这样来构想的，就是我们在城市的大容器里面装着两个景观，以御河为中线，一边是历史文化名城，一边是生态园林城市，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个文化，一个生态，这两个文化就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就会形成一种张力，进而形成一种魅力，最终形成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们想，历史文化让人迷醉，自然山水城市让人留恋。
人类一是从水里出来的，一是从树上出来的，所以人有两大天性，即喜欢水和树林，自然园林会给人带来心灵上的欢愉，人会感到非常高兴。
特色城市让人留恋往返，让人终生记忆。
在中国城市化运动中最可怕的就是“千城一面”，没有特色，都是高楼大厦、水泥森林。
而特色的城市都是让人记忆的，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要构建具有鲜明特色，温暖的、温馨的城市。
温暖的城市让人留恋，我是按照这样一个目标来建设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
去年以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复原工程，今年开工了十大工程，包括东城墙，今年力争把东城墙恢复起来，明年北城墙、南城墙，后年西城墙。
城市里的主要景观，如文庙、关帝庙、华严寺、善化寺、清真寺、重阳宫等，下一步我们还要恢复总政署、府衙、代王府等。
过去我们的传统文化城市是个水平城市，就是连续的、连片的四合院，现在我们要形成一个流动的、乐感的城市。
建筑不是被成为立体的雕塑，凝固的音乐吗？
我们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历史的、文化的一个景观。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四合院，靠连续的空间来取胜。
到了欧洲，欧洲那么伟大的教堂，延续几百年，他们是靠单体建筑来成为亮点的。
我们主要是靠一个群体的整体性，靠整体的完整性来体现美，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最大的美，我们就是要以此来建设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
在御河新区我们要打造一个最现代化的城市，也就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作品，当然我们这是有传承的、有文脉的、有继续性的、有特色的。
在新区我们有文瀛湖，其面积相当于西湖，有10公里长、1公里宽的御河，这是我们的主要景观、生态廊道，我们在新区提了一个口号：
“生态城市，我们的家园”。
同时我们建筑全部是请大师设计，我们的图书馆是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科恩设计，我们的博物馆是中国当今年轻一代最优秀的设计大师崔凯设计，我们的大剧院、会议中心都是请国际大师设计，进而营造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
这是大家所看到和所听到的基本情况，我向各位老师做一汇报。
在人生的把握上，我们该怎么面对我们每天碰到的问题，其实我们的人生每天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人生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遇到的事情？
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在一个地方从政，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的人生？
我在实践中的体会有这么几个问题，给各位老师汇报一下：
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每一件事、每一项决策、每一项大的行动，都面临着这样的取舍和选择。
为什么呢？
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工作，你不要背负这样的包袱，我是干好事的，大家一定山呼万岁，鼓掌欢迎，社会都是同情和支持的，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
如果你是一个领导，你干好事的时候，大家都说好，你背上这样的包袱，你肯定干不成。
我们人身有个特点就是任老容易任怨难。
我在这个地方是为大家做好事，结果引来一片骂声，那我就不干了吗，好多人都过不了这个坎。
我在这个地方准备干，结果大家议论纷纷，骂声一片，我这是做好事，大家却不理解，我干什么干呀，算了吧，不干了，撂挑子。
如果我们过不了这个坎，总以为干好事，大家都应该说好，都应该山呼万岁，都应该绝对拥护，但实际人是有差异的，人是有不同的层面的，有不同的利益群体，你不可能达到那样的目标，实现那样的效果。
在2007年之前，六项政治中拆迁都是零散的小户，到2007年我们在太原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和建设的时候，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做事的标准时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追求？
在太原的历史上一定要记住一位伟大的市长——岳维藩，在规划迎泽大街的时候，大家都在骂，叶市长说了一句话“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
当时是五六十年代，那时是一个汽车很少的时代，正是因为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在骂，修这么宽的马路不是浪费时间吗？
那个时代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现在看七十米算什么呢？
但是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非常有限，修这么宽的马路，浪费土地，浪费时间，人过还很慢。
面对种种骂声和不解，岳维藩坚持下去了。
叶市长的那个时代可以叫有规划，又可以叫没有规划，除了中间红线以后，所有的高层建筑必须退后30米。
所以太原市在计划经济时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北方是独领风骚，像河北的石家庄、河南的郑州等城市远远比不上我们太原，太原因为迎泽大街而自豪。
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非常惭愧，受利益驱使，很多人在迎泽大街旁建立了商铺，像迎泽宾馆旁边就有很多商铺，如珠宝店地利润一年就有好几千万。
做酒店有三句话：
一是位置，二是位置，三还是位置，有了好位置，酒店肯定是很赚钱的。
迎泽大街上有个唐都饭店，历史上唐都饭店还是很好的，就是后来今天加一点儿，明天加一点儿，搞得乌七八糟，破坏了建筑的完整性。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首先提出来，我给申书记汇报，太原市的第一项就是开始拆迁，包括滨河东路的50年绿化，必须下定决心！
当时申书记同意了，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决议。
太原市一进行拆迁，社会舆论就来了，骂声铺天盖地，当时5月份正好是碰上选举。
我当时是是人大通过的副市长，受到了很多的舆论压力，手机里收到了很多攻击性的信息，如太原市的拆迁，宝顺不知道，右军不知道，就耿彦波一人知道。
我的压力大，领导的压力也很大，申书记当时压力也非常大。
我说：
“申书记，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大家永远说好，平平静静的，你肯定当不好这个领导，好领导都是在骂声中，由骂到不骂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选择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
为什么这样选择？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怕一时骂不干活，那么你走了以后，在历史上人们会说，某某某在这个地方什么事也没有干成，耽误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时间，浪费了人民的时间，这还不挨历史的千秋骂吗？
我一直说，当官好比是老师在黑板写的字，当官一张纸，老师不高兴，一擦黑板，就什么也没有了。
当官是附加在身上的一些价值，我们还是我们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选择就是咬住牙，往前走，“能经磨难真铁汉，不招人嫉是庸才”。
在城市建设中，我们不可能让大家都说好，“作天难作二月天”，在二月天里，蚕需要天气温和，麦子生长需要寒冷，老天都很难做到平衡。
还有一句话，“行人望晴农望雨”，行人盼望晴天好利于赶路，农民盼着雨天好利于耕种，老天尚且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我们不可能让大家都满意。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取舍就是能挨一时骂，不挨千秋骂，这就是我们多年来的选择。
如果你怕挨一时骂，那么你就要挨千秋骂。
正如林肯所说，人生的责任你总要承担，你逃掉这个，你逃不掉那个；你逃掉眼前的责任，逃不掉历史的责任。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选择，即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我们宁挨一时骂，不挨千秋骂。
是留遗产还是留遗憾？
我们搞建设，是建百年工程、千秋大业，还是今天做建起来明天就后悔的工程？
城市建设一定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的城市应该是加法，而不是减法。
我们今天的建设和创造，是明天的财富，这样的城市才是有希望的。
我么常常是这样，今天的决策看起来就不怎么正确，明天更是错误的，后天就是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存在这么大量的拆迁。
拆迁是为什么？
拆迁是为了纠正错误，就是我们犯的错误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纠正，那么纠正错误是要花代价的。
其实在城市建设中，哪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不愿意拆迁，拆迁是大家看不到的，而且拆迁的损失是无形的损失，只有建起来，老百姓才能看到成果，但是我们好多城市不拆能行吗？
带着这个问题，我去欧洲的巴黎、慕尼黑等进行调研考察，我就问他们如何进行城市的拆迁？
他们说，我们的城市建设执行的是300年前的规划，从来没有拆迁。
看了欧洲以后，我就总结了这么几句话：
第一，规划就是财富。
因为有了好的规划，又能实现好的规划就是一笔财富。
可以说我们大同违反规划的建筑比比皆是，本身我们的道路是40年的道路，本身我们不应该有拆迁，规划是控制未来的，我们却恰恰缺少这些规划。
修40年的路，需要拆迁费20万，这就意味着1平米2000元，全部拆迁费需要4个亿，这就是说我们修一条路几个亿，而拆迁的成本远远大于修路的成本，所以规划就是财富，所以规划是最大的隐形财富，规划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
第二，历史就是永恒。
我们看了欧洲的城市为什么那么好？
古老的城市也是永恒的城市。
我们如果能够保存了大同从北魏398年以来的都城风貌，那么大同现在就会是国际上的大都市。
如果当时北京城按照梁思成老先生的规划，新旧分开，保护老城，保护北京的老城墙，因为那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而且从元朝开始一直到清朝都定都在北京，城墙没有遭到破坏。
中国的历史所以没有积淀，和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的巨大破坏有关系，农民起义军进城后的多半都是封城，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先一把火烧掉，然后再建新的。
幸运的是，满人进入北京城后，全盘保留了北京城，明代的城市保存完好，被誉为“三代都城”。
如果北京城能够留下来，那么北京城养活中国13亿人中1亿人是没有问题的。
历史是永恒的，一个永恒的城市一定是有历史的城市。
第三，文化就是灵魂。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底气的，我们到了很多新兴城市感到这个城市没有文化。
十年文化看城镇，百年文化看上海，千年文化文化看北京，三千年文化看河南，五千年文化看山西。
中国的城市都是有历史的，但是大多数城市都没有遗产传承下来，没有证据能够说明自己历史的古老。
所以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底气的，文化就是灵魂。
第四，人本就是根本。
欧洲的城市把“以人为本”的观念渗透到了城市建设的每一个角落里，跟我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欧洲城市建设的街道驾驭、公园建设、公共设施等都非常人性化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欧洲的城市会感到非常的舒服、非常地舒心的原因。
第五，管理是水平。
我们大规模的城市运动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
大家感到我们的城市从外面来看没有一点差别，我们的上海、北京都是如此，和欧洲城市存在很大的差别。
但是如果培养一个城市的精神，培养一个城市的文明，却需要很长的时间。
欧洲有句话说得好，培养一个暴发户一两年就可以了，培养贵族精神、贵族文化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欧洲的文明、文化、儒雅非常了不得，季羡林老先生在《欧洲十年》中写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二战后期，柏林被盟军包围，被断水、断电，柏林的冬天非常寒冷，不亚于中国的寒冷的北方。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只能上山砍木头取暖过冬。
当时的政府定了一条，就是让护林人上山在能砍的树上做了标记，只有濒临死亡的老树是可以砍得，小树和健壮的树是不能砍得。
这个国家是即将灭亡的国家，这个政府是即将不复存在的政府，市民普遍存在恐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做了标记的树被砍伐以外，没有一个人去砍伐没有标记的树！
德国人的文明、守规则真是让人震撼！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摔倒几次又很快站起来几次的原因，这个伟大民族的背后就是伟大的文化，所以欧洲的文明能够传承下来是有其中的原因的。
不留遗憾规划的最大一个要素是就是把规划层面做好，我们很多领导经常认为，规划不就是一个圈吗，规划没有意义，还是赶快做点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吧。
其实规划是个系统，规划是个高度，规划是个未来，我们规划好了怎么会犯错呢？
难么在规划中怎么来把握规划呢？
我的体会是最重要的把规划做好，把规划把牢。
规划的第一条原则是逻辑大于存在。
规划是有其规律的，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如果规划小于存在，等于迁就存在，结果导致城市建设走向下坡路，使城市越建设越差。
城市建设一定是逻辑要大于存在，做规划一定要按照规划的逻辑，不管存在多大的现实问题，一定要根据逻辑来做规划，不能迁就现状，迁就现状不是规划。
可能今天做不到，可是我们的后人呢？
我们的不是在规划未来吗？
到了未来，我们有些问题就可以解决。
规划的第二条原则是生态大于经济。
对于一个城市，该留的一定要留下来，我们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远的追求。
城市建设存在两个致命伤：
一是短期行为，就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政绩，牺牲长远。
比如说大同去年拍卖了一块土地，留了15亩地，代价是3000万，那么从短期来看，我舍不舍得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
二是浮躁心态，就是急于出政绩。
所以生态大于经济，一个城市舍不舍得把黄金地段拿出来作绿地？
规划的第三条原则是整体大于个体，整体大于局部。
规划是什么？
规划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规划是创造美的过程，规划是控制美的过程。
一定要把规划当成一个崇高的事业、一个神圣的事业，只有具有献身精神才能做好规划。
局部都是具体的，整体是抽象的，而实际中往往都是局部大于整体。
规划的第四个原则就是历史大于现实。
在整个城市规划中，凡是历史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历史不可以再造，历史不可以复制，祖宗创造的东西，我们今天再有本事是不能复制的。
我们今天应该记住两个搞建设的人：
一个是梁思成，一个是林徽因。
梁思成太伟大了，在1930年代骑着毛驴走遍了山西，发现了唐代的佛光寺。
我向上海来的同志讲，我有的，你永远没有，历史不可以倒退，历史不可以再造，但是你有的我将来会有，再过100~200年我再造一个上海是有可能的。
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
未来是可以创造的，历史是不可以复制的。
所以欧洲人对他们的文化奉若神明，对文化保护的意识非常强。
德国奔驰车曾经在中国的长城上做过一个广告，在德国放映之后，德国全民反对：
你奔驰车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能够上几千年古老的长城上，这是对文物的破坏！
结果就取消了这个广告。
名画“蒙娜丽莎”在法国曾经丢失过，结果举国哀悼。
我们故宫中有多少文物都说不清，避暑山庄丢了文物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文物保护亟待加强。
中国有个历史现象，中国文物保护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外行人老想管内行人的事。
我们现在的文化保护存在很大的问题，应县木塔倾斜度很大，眼看面临着倾覆的危险。
恰逢2004年山西古建筑专家开会，在讨论应县木塔的保护时，他们提出了三种保护意见：
一是给木塔支一个棍；二是从三层隔断，三层以上吊起来，三层以下部分修好以后，在整合起来；三是国家维修。
我一听，前两种意见纯粹就是胡说八道，中国的古建筑只能是国家维修，千百年来都是如此。
应县木塔没有用过一颗钉子，全部是使用榫卯结构，支一根木棍既影响了景观，有破坏了它的完美性，同时固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第二个办法，从三层隔断以后，如何才能恢复原貌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说，在大同完整地、原样地复制一个，哪天应县木塔倒掉了，大同这个就成唯一的了。
我对国家文物局局长就说，古建筑专家对应县木塔提了三条修缮意见，条条都是荒谬绝伦。
我现在修华严寺、善化寺等国宝，现在就留下了一个大雄宝殿，前面的大光明殿和两个配殿、山门、仪门等其他建筑都没有了，幸好梁思成先生绘制了其他建筑完整的图纸，我们就按照梁思成先生的图纸进行恢复。
国家文物局要求必须先向国家文物局进行申报，国家文物局的专家认为文物不动就是最大的保护，我说你怎么不能动呢？
我们几千年来都在修缮坏旧的寺庙。
即使他们不批，我也要干。
结果国家文物局来查我，我就赶紧回来见国家文物局的同志，他们让我停下来，等待处理，要么拆除，要么整改。
我马上就顶回去了，我说违法有两种，一种是实际上的违法，另一种是程序上的违法。
在实际上我不违法，我仅是程序上的违法。
我有梁思成先生的图纸，我是拯救如旧的原则，原工艺、原技术，原材料，所以实际上我不违法；第二，我承认程序违法，我给国家文物局报上去了，但是你们不批不让我干，我等不起这个时间。
时间非常有限，今天拆成一糊片了，又不能建设，若是明天我走了呢？
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
我就和他们说，你有本事就把我这个市长免了，没有本事就别拆，这是人民的血汗钱，你不可能给拆掉。
后来我和他们说：
你们回去和局长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历史的人物，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那么历史会证明，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
王家大院当年是国宝吗？
王家大院221户，我修起来不就是国宝吗？
你怎么不让我修复呢？
后来走过来，国家文物局他也挡不住，也没有办法，我官照当，我也照建。
后来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又主动去了一下，山西的古建是中国最好的，没有人比我们山西人更会做古建，实际上山西的古建就是我培养出来的。
1995年修王家大院时，修那个古建时，我们的古建队伍只有七、八个人的队伍，我们只有修缮定额，没有修建队伍，基本上就是个维修，比如一个庙破了，维修就是十来个人，砖瓦很烂的。
王家大院有了载体，才是大规模的上了，一直到王家大院四、五万平米，常家庄园十二万平米，榆次老城几十万平米，到了晋祠……一直在不停的在修复，所以他这个队伍是越做越大，好多人员以前是骑着自行车，现在都买下汽车了，把自己队伍做大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传统工艺失传了？
因为社会不需要，代代相传，我们把古人的技艺、目标，都传承下来，所以宝顺书记一来，我就说，张书记，山西的古建是最好的，没人能比得过我们，木结构在中国，中国最好的在山西，山西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是肯定的。
我们这是拯救性的工作，我们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以历史大于现实，这是我们做事的原则。
第三，我们是追求一流，还是甘居下游？
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在一个地级市里工作，在一个县里工作，我们常常这样想，我们所在的地方小，我们干事业是争创一流，还是甘居下游呀？
因为我们山西这个地方，长期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好多地方不如人家。
当时我回管理局，田书记、宝顺省长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把晋祠宾馆修好，因为当时田书记和我说，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来，当时在一号楼洗澡，因为总理有个习惯，注重仪表，需要体现一个大国的风度。
他每天中午吃了饭，休息一下，下午开会前要洗澡、梳头、捶头，不管是多会儿都是很有风度的，不像我们出来头发是乱乱的。
朱镕基总理在一号楼打了肥皂拧了水笼头出不来水，后来说，那就像个小孩子在尿尿出不来水，所以总理耽误了很长时间。
那个项怀成当时是财政部长，住在二号楼，项怀成说：
“田书记，我一晚上没睡好。
”田书记就问：
“为什么啊”。
项怀成就说，那老鼠那么大，扑腾来扑腾去，我老怕它把我耳朵给咬了。
二号楼的下水道不时传出了恶臭。
当时，项怀成和田书记说：
“老田啊，全国的国宾馆数山西差了。
”田书记说，我从青海来，难道还比青海差吗？
项怀成说：
“青海不差呀，青海这几年修建了国宾馆。
”田书记把原话告诉我：
“哎呀，后来我一了解，果然青海这几年修了国宾馆。
”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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