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三十年的功过得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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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三十年的功过得失

中国美学三十年的功过得失

从1978年到2008这三十年，是中国美学的“大发展”的时期，是自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中国美学研究的有一个黄金时期。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美学的学科规范被逐步建立了，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学科也逐渐向“跨学科”的方向拓展。

如今来盘点中国美学这三十年来所取得的突破与创新，就需要两个参照系，一个是自身的参照，当代中国美学与三十年之前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另一个则是他者的参照，相比较于国外美学而言中国本土的美学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后一个参照系似乎更加重要，因为中国美学要参与到世界美学的建构当中，就必须以当代国际美学作为背景，来考察自身的美学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从这种参照系来看，“实践美学”可谓是这三十年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独有的美学理论，诸多方家对此着墨颇多，再次恕不详述。

应该说，“美学”与“美学史”的关系，就好似美学史流变与断面的关联一样。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大体趋于一致的美学系统，他们就好似是在美学的历史流变过程当中的“纵向垂直”的端面，呈现出当时代美学的基本样态。

这便使得各个时代都拥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美学，或者说，每个时代的美学都是其所处的时代能够大体匹配。

这三十年来，最早取得学术成就的是“西方美学史”研究，在中国，至今西方美学史仍被看作是进入美学这门学问的基本门径。

到目前为止，真正对当代中国美学界形成了最深层影响的是三大哲学思想线索：

其一，“康德——黑格尔——（康德化或黑格尔化的）马克思”的由德国古典哲学一脉相承的思想线索；其二，“席勒——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直至哈贝马斯）”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批判的思想线索；其三，“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解释学”层层推进的现代德国思辨哲学的思想线索。

在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研究，都可以被纳入到这三条历史线索当中。

在中国美学研究方面，确立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研究范式”也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确立。

这使得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诸如“意境”等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也得到了充分的研究。

而且，迄今为止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两种“基本范式”，一种是狭义上的美学研究范式，另一种则是广义上的“大美学”或“泛文化”研究范式。

第一种范式，其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就是按照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的写法来撰写中国古典美学史，这种写法当中又有两种“亚类型”：

一类是按照“思想史”的写法来写作的，另一类则是按照“范畴史”的写法来写作的。

第二种范式，则是一种为美学家所独创的范式，是一种以审美哲学为基础结合了文化史、艺术史、审美意识史的写法，主要聚焦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艺术风貌的流变上面。

这些中国美学写作范式，在目前所见的相关著作当中都可以找到例证。

当然，美学学科的突破和创新，还要回复到自身的参照系来言说，也就是从这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来看，每个时期的美学究竟比照前代取得了哪些成就。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实践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和西方美学研究，还是构成了当代中国美学最突出的三方面的成就。

非常有趣的是，这种美学成就的取得是同当代中国历史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匹配”关系的同时，也出现了“错位”的现象。

按照有论者的看法，这三十年的美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顺序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美学复苏”时期，时间是从1974年到1984年；第二阶段是走进古典与面向国外的时期，时间是从1985年到1989年，必须指出“西化”思潮在这一阶段是绝对占据主导性的；第三阶段是新保守主义与“后学”（指的是以后现代为主流的思潮）的合流的时期，时间是从1990到1994年；第四阶段是文化研究兴起与中国美学的重新定位的时期，时间是从1995年到2000年之后。

如果将中国美学所缺的的成就置于这种历史格局当中来看的话，可以说，首先，实践美学的确由于参与到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启蒙运动当中，而在整个四个阶段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是人们谈论的焦点。

但无疑，实践美学对于社会的推进作用更多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到了90年代之后，实践美学的作用更多是囿于纯学术领域。

然而，还要看到，在“西化”思潮占据主导的时期，恰恰是中国美学史的撰写模式被奠定的时期，而且，成为经典著述的那些关于中国美学的作品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恰恰是在出现新保守主义的90年代以后，西方美学的撰写更加日臻完善，这也许是对于外来的学术资源能够更加深入掌握的结果。

这无疑就是一种历史的“错位”现象，但从整体来说，当代中国美学这三十年的发展，基本上还是按照“历史的逻辑”而展开的。

如果从全球化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中国美学与欧美美学比较的话，那么，“历史错位”的现象则更加明显。

这是由于，在20世纪中叶以后，“分析美学”最最初在英美而后在欧陆占据了主导地位，欧美美学皆接受了“语言学转向”的洗礼。

然而，中国美学却从未“走进语言”，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历史的遗憾。

在这前面所列举的几条西方美学影响的主流思想线索里面，毫无分析美学的位置可言，这可能是由于分析美学这种“书斋美学”难以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本土美学界难以接受（舶来自欧美的）科学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传统，因为这同“自本生根”的古典传统和历史形成的现代传统都是绝缘的。

美学这门学科在这三十年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中还存在着某些问题：

首先，关于美学的基本原理方面，实践美学所取得的成就虽然是巨大的，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美学当中影响最大的美学学说，并曾对当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起到推动的作用，然而，三十多年来学者们仍然在由于“实践美学的范式”在做工作，即使有所推进也是在“后实践美学”的领域内实施的，目前尚没有更新的美学思想模式出现。

实践美学也确实在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的确许多学者指出实践美学是建基在主体性哲学思想基础上的，而这种主体性思想基本属于现代性的范畴，因而实践美学需要用存在哲学抑或后现代思想的武器来加以超越，从而拯救其思想中的理性与感性、个体与群体之分裂；另一方面，由于实践美学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难以对市场经济社会建立以来的社会和文化现实给出理论的阐释，特别丧失了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分析能力。

在2016年“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探讨会上，也对于实践美学安排了五个专题的谈论，这也可以被视为反思实践美学的缺失的五个问题：

“实践美学中的理性是否压倒了感性？

”、“实践美学中的哲学是否代替了美学？

”、“实践与生存是何关系？

（总体是否压倒了个体？

）”、“实践美学是否与当代审美文化脱节？

”、“实践美学的问题与前景（工具与符号的关系）”。

无论怎样，对于当中中国美学思想的最重要挑战就是，如何超越原有的“实践—后实践美学”格局，同时继承中国传统美学的丰富遗产，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化”的美学思想的新路？

换言之，“实践美学之后”中国的美学思想走向何方，这是尚待美学界的学者们研究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其次，对于西方美学思想的研究，这三十年来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而且越来越与世界当前的美学前沿衔接了起来。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社会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对于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和研究也逐步走上了正轨，在20世纪80年由李泽厚主编、滕守尧从事实际工作的“美学译文丛书”共出版了51本，计划出版百本西方美学著作，最新备选的著作时间到了1981年。

从语言的角度看，过去对于德文美学著作的译介得到了重视，如今随着英文成为国际性的语言，似乎从其他语种（如意大利文）角度来做相关美学研究的人并没有将前辈的事业更好地承继下去。

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对于西方美学的整体研究还是有问题的，那就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偏重于康德、黑格尔以来的大陆哲学传统，20世纪80年代之后现象学、存在主义传统的美学又得到了普遍关注，即使关注英语美学也更多是对于格式塔和符号论美学颇有热情，而真正对于在英美世界占据绝对主导的“分析美学”传统鲜有研究。

这是当代中国美学界对于西方美学研究的现状，也就是更加注重去借鉴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美学，而对于具有科学精神的西方美学传统却采取了拒斥的态度。

其中，语言问题是最为关键的，如果说当代的盎格鲁－撒克逊美学传统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走出语言”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美学恰恰没有经历这种“语言学转向”的洗礼，如何“走进语言”，并且在语言哲学的基础上来翻过身来研究中国美学，势必在将来成为新的美学生长点。

再次，对于中国自身的美学传统，的确在这三十年来获得了整体的考量，如何研究中国美学的方法也在逐渐被确立起来。

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于整个中国美学通史的“通观式”的研究，还是对于个别具体美学问题和美学家思想的微观研究，这些都已经在全方位地得到了推动。

然而，对于中国美学的研究，还有某些问题值得主义，比如，在美学思想的研究当中更多忽略了作为美学思想基础的哲学思想的研读，在中国美学研究者自身素质方面缺乏西学的修养等等。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果突破传统的中国美学的“写作范式”。

如前所论，按照“思想史”、“范畴史”和“文化史”的写法各种尝试均已经出现，许多学者都已经意识到仅仅通过思想和范畴来把握中国美学是难以体悟到其“真精神”的，所以，从审美文化、审美风尚的各个角度来重写美学史的诉求越来越强烈。

这种尝试对于中国美学写作范式的创新尽管非常重要，但是，其中的问题是，以目前的美学研究者的“胆”、“才”、“识”、“力”，确实难以将美学的“道”与“器”二者的研究完美的结合起来，换言之，这些重写美学史的新的理念，难以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被贯彻到底。

或许，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会更加清晰，艺术史、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等各种学科都会为美学史提供养料，各种新旧的方法论亦可以为美学史提供新的视角。

此外，由于外语的限制，如何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精髓译介到国外去，也成为了急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当代中国美学还有一个缺失，就是对于艺术哲学的领域关注还不够。

比照20世纪欧美美学的发展，以分析美学为主流的欧美美学，基本上以艺术问题作为美学研究的绝对核心，甚至就将美学直接等同于艺术哲学。

这种视野的局限已经被揭露了出来，所以，当代欧美美学也开始关注到“艺术之外”的研究对象，这也就是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在近些年来兴起的学科缘由。

然而，对照地看，当代中国美学恰恰缺乏的就是对于艺术的哲学研究，这也是美学学科在中国的特殊性使然。

由于大多数的美学工作者都是属于文学系的，所以，在对于美学的研究上面，文学这门亚门类往往成为了美学研究者们内心中取代“艺术”的东西，艺术哲学的研究往往就被文学理论的研究取而代之，或者说，关于文学的美学统领了关于艺术的美学。

如何回到艺术，特别是视觉艺术和造型艺术（欧美的美学更多关心的就是这类艺术），来进行新的美学思考，也成为了未来中国美学所要努力的方向。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与世界对话”的问题。

当代美学的研究需要警惕的是，一方面，不要像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样，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闭门造车”，在缺乏学术积累和传承的基础上空洞地构建美学体系；另一方面，在而今这样的“八面来风”的历史语境当中，如何不去随波逐流，找到自己的理论自足点，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当代的美学研究需要学者们更多地参与到世界美学的前沿当中，与当代国际美学研究者们积极对话，当然，这并不是要成为了西方新思潮的“传声筒”，而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对话当中发出自己的、本土的声音。

总而言之，通过对于这三十年来美学学科的历史进程、研究成果、得失问题的考察，我们已经概略地对于1978到2016年当代中国美学史进行了一种反思性的梳理。

美学这门学科，尽管面临着“跨学科研究”的挑战，但是最重要的历史教训，还是要回到“哲学本位”上来加以言说。

从当下的“美学史”走势来看，欧美的“分析美学”面临着如何“反思分析”和“走出语言”的困境，而本土的美学界却基本没有受到过“分析美学”的洗礼，“走进语言”和“使用分析”恰恰是要及时补上的一课，而后方能更好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