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民现象与社会责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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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民现象与社会责任
企业公民现象与社会责任
2005年，中国三峡总公司提出：
“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批移民”的“四个一”水电开发新理念。
对比发达国家大型企业战略思想与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我们认为：
“四个一”理念的内涵，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一、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紧密依存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而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这种依存关系主要表现在大型跨国公司和自然垄断型企业上。
二、处理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间关系的企业公共战略，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影响企业商业战略制定与实施的重要前提。
三、“四个一”理念，不是道德教育，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关系、更不是商业宣传和公益行为，而是建立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对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必然结果。
概念的引出
――企业公民现象
“公民”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意为“属于城邦的人”。
与之相对的，当然就是不属于城邦的人，即“非公民”――“客居者”、“奴隶”、“异邦人”。
他们在城邦这个共同体中不拥有身份和资格，对城邦事务没有责任当然也没有参与权利的人。
他们即使生活在城邦里，也是与城邦漠不相关的人。
2005年，中国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成立。
两年来，来自世界各地30家跨国公司和大型中国企业获得了该委员会“最佳企业公民”称号，如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英特尔、摩托罗拉、西门子、中国平安保险等。
“企业要成为好公民，才能成为好企业。
”“我们尊重我们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致力于为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社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这些观念，已是世界众多知名企业的共识。
《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评价评选标准》的7项主要指标分别是：
对所有者负责；对员工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供应商负责；对政府负责；对环境负责；对公共事业负责。
在1999年5月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全球契约计划”，该计划于2000年9月正式启动。
“全球契约”的核心是要求企业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遵守、支持以及实施一套在人权、劳工标准及环境三个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
目前，已有来自世界70个国家的1500多家企业正式参与该计划。
2001年，欧盟发布的《欧洲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框架绿皮书》中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内部维度和四个外部维度。
四个内部维度是：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对变化的适应性；对环境影响和自然资源的管理。
四个外部维度是：
地方社区、商业合作伙伴、供应商和消费者、人权、全球环境关注。
企业的社会责任
是否等于商业道德？
当今世界的商界巨子们越来越关注人类生存环境、社会公平与和谐，进而关注合作伙伴、消费者和员工。
媒体称赞：
倡导企业承担相关的社会责任感的时代已经到来，并把这一现象归于善举和公益。
但我们也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包括思考与质疑。
为什么这种现象不是更早、或者更晚出现？
我们将如何预期这种责任与荣耀？
何时这一“善举”能成为商业社会的普遍现实，而不仅仅为行业巨子们独享？
不得不说的是，谈道德，必然有人谈“伪善”。
在关于个人道德的作用机制尚无定论之时，有关商业的“道德”似乎更容易让人困惑？
无疑，社会对于道德的热情，表示了社会对现状的积极回应和更多的预期。
但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更担心这种热情会伤害真正良好并客观的动机，并对制度安排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广大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努力发现一种行为的形成机制比追随表象更为重要。
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是维持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之一，但道德形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当不道德的行为带来的利益大于遵守道德所能带来的满足时，道德约束的作用便失效，反之亦然。
反过来说，因制度设计而引起或驱赶个人违背一般社会道德规范而做出符合经济理性的举动，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道德陷阱。
道德陷阱始终存在，一个保过险的人在避免风险方面的积极性普遍有降低的可能性。
不过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要解决的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动机问题。
因此，究竟是什么促进了企业对于社会责任与公共利益的关注？
什么样的企业更关注社会责任？
究竟如何看待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
新经济时代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们要理解企业公民们的行为，首先应当去理解企业生存和发展这个大环境。
跃变的全球化经济环境改变了世界，并正在改变着生活中的一切。
上个世纪末以来，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大量破坏性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行业界限越来越模糊，无数业务也被重组。
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的竞争方式和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同时，还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
当前，企业发展必需面对来自环境与生态的巨大压力。
不需要数据来证明这一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来自人口、能源、污染的压力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经济和政治。
从影响政治、经济、生活的程度来看，这已经成为驱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要力量之一。
我们必需面对的现实是，企业的决策常常要将环境与生态因素列入首要问题之列。
沿着经济发展的普遍轨迹，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在发生演变。
发达工业国家的公共政策一般包括以下发展阶段：
促进经济发展、规模与宏观调控、环境与公共安全。
这里的环境是指广义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公共安全是指社会、经济的稳定，并引伸到如何保障国家的基本利益，如能源安全与国土安全等。
例如，2005年出台的美国能源法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同样，加拿大能源政策的演变也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侧重于开发、70到80年代初侧重于国家安全、80年代中期后侧重于市场繁荣、90年代后开始关注环境与公共安全的几个阶段。
显然，公共政策的目标在于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或者说代表局部利益的决策）。
其演变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对业已形成自然垄断的行业与企业进行引导和规制。
发达国家对电信、能源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引来颇多争议，但这一做法在其它国家已产生示范作用，电力市场改革也正在全世界成为热点。
无论是能源法案还是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都是使社会成本企业内部化的手段。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其著作《社会成本问题》指出，社会的进步或者发展都需要付出成本，如果不付出这些成本，社会就不可能取得进步。
但问题不在于为何要有这个成本，真正的问题是怎样尽量使这个成本由享受收益的人来承担。
当代公共政策的演变趋势正是如此。
在纽约州议会大楼，一位官员曾半开玩笑地说：
这栋大楼很不错，是20年前盖的，不过现在再想盖这样一栋大楼可就越来越难了。
在发达国家，建立对社会影响大的新项目及其运营，公众的力量越来越多的表现在决策机制中。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机制的产生具有普遍的必然性，它有益于社会综合成本与效率的平衡。
这也是公共政策在演变过程中，企业外部成本被内部化的必然结果。
当企业做出决策时，必须更多考虑原来不必支付的外部成本，主动责任成为被动责任，就好比捐款变成了纳税。
美国的风电建设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大多数居民（包括政府官员）都希望用到清洁能源以改善环境，也知道新能源项目建设会大大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
但“选址”依然成为风电投资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企业要做的不仅仅是对受影响的居民个体支付相对合理的“对价”，还必须与公众沟通，并支付相对昂贵的公共品，如学校、博物馆、公园等。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与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公众的自发选择性行为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的强弱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状态。
2003年，Hill&Knowlton/Harris（美国一咨询公司）互动式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当美国人了解到一个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消极举动时，高达91%的人会考虑购买另一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85%的人会把这方面的信息告诉他的家人、朋友；83%的人会拒绝投资该企业；80%的人会拒绝在该公司工作。
全球化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
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我们在获得更多机会的同时，也承担着更多的风险。
环境生态压力、公共政策演变、公共力量兴起对企业战略与经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以物流技术、数字化为技术基础的全球化则把这种影响加以扩散和放大。
大型跨国公司与自然垄断型企业更多受益于全球化，同时也受到更大的威胁。
全球化使得以前的区域性危机成为全球性危机，区域性外部成本内部化将快速地扩散为大范围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那么，任何在公共事务上的不负责任，将很容易的成为企业危机的连锁反应。
在这个跃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与公众密不可分，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依存关系空前加强。
但同时也说明，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这一“依存关系”在当前存在局部效应，与这一“新经济时代”依存度高的跨国公司和自然垄断性企业等将更多地受到影响。
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通俗地说，企业的发展阶段包括“挣钱阶段”、“规模阶段”与“企业公民”阶段。
任何企业行为的表象都源于深层次的内部动因，企业所处的不同阶段也将决定企业行为的基本模式。
企业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在企业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相对脆弱，因为企业风险与机会主要来自于相对直接的市场化竞争。
当前跨国公司追随的“最高诚信标准”也并非能在这些阶段左右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在自然垄断、寡头垄断状态下，企业与企业间更多的是提供同质产品和服务，企业间的合作动机要强于竞争动机。
在全球化新的竞争环境下，公众及利益相关方的选择成为企业新的挑战。
也就是说，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紧密依存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更多适用于企业发展的高级阶段。
在以上不同发展阶段中，企业和其外部环境间的关系始终是以建立适度的信任关系为基础，从而实现最终的商业目标。
也就是说，在企业发展到类似于寡头垄断之前的阶段，并不是不存在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依存关系。
传统意义上以技术、质量和规模为基础的商业信誉，就是建立信任、履行责任的一个基础。
在自然垄断和寡头垄断状态下，信任的建立仍然是商业活动的基础，但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商业信誉，并模糊了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主动责任和被动责任的传统界限，从而使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选择成为必然。
作为一个利益相关方的集合，公众对于信任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并更多地被赋予道德色彩。
这些不同的主张可以包括：
环境影响；社会公平，即企业占有、使用社会公共资源同时，是否承担了相应的社会成本？
是否改善了社会福利？
产品与服务的社会属性，即环保、合格的生产要素来源及适当的服务对象等；诚信经营；员工价值，员工是公众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和价值的体现能够有效地折射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即“用什么样的人去做什么样的事”。
作为企业，其具体行动就是在实施商业战略的同时获得良好的外部性，在承担社会成本的同时消化内部成本，比如在可再生能源上的大量研发投入；在创造企业价值的同时增进社会福利，比如在对社会影响大的项目所在区域积极开展主营业务的上下游产业。
智者的选择：
跨国公司的实践
商业上的成功无疑是一件好事。
人们常说企业“创造了价值”，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这种成功如何持续？
则在于如何定义真正的“成功”。
企业在新社会经济环境下的成功，不仅仅局限于对股东创造价值“取悦华尔街”，而在于权衡长期利益、短期利益、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等综合因素下，和谐与可持续地创造价值。
全球知名石油公司“壳牌公司”的商业准则，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壳牌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寻求平衡。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是在尊重社会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追求商业上的成功。
可持续发展在壳牌的战略中有如下定位：
见下表。
对应于可持续发展，壳牌对于“商业道德”的公开诠释则显得更加明确。
壳牌的管理层对媒体说：
如果一个企业公关做得很好，而主业做不好，那强调社会责任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在进行社会投资的时候，第一要强调的是企业经营，这是根本。
我们认为，一个企业要想获得好的声誉，首先是要把主业做好，也就是说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去经营，才是对社会的根本贡献。
社会投资、社会责任与业务发展是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壳牌的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到“公益活动是社会投资”。
他们非常不愿意像社会认为的那样宣称捐助、捐赠就是企业社会责任。
他们认为，最根本的是良好的运行企业，遵守规则即遵守经济规则、社会规律和商业道德。
尽管如此，壳牌依然存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和许多的跨国商业巨头一样，壳牌不仅做出口头承诺，还在社会责任上做出了大量投资，包括教育、员工安全、可持续发展等。
但是，现实依然具有挑战性。
2004年，壳牌由于虚报20％油气储量而陷入“诚信危机”，壳牌董事长瓦茨和首席财务官朱迪?
伯伊顿（JudithBoynton）被迫辞职。
同年，由壳牌资助的一家咨询公司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
报告称，该公司在尼日利亚南部产油区的石油开采活动“无意中”助长了当地围绕石油资源争夺的暴力活动和腐败，加剧了当地的贫困状况。
鉴于壳牌在当地的经营活动已经与其倡导的“诚信”经营原则格格不入，壳牌将不得不在2008年前结束在尼日利亚的石油开采。
2006年9月29日，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敦促俄罗斯政府和原油公司竭尽所能消除库页岛项目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一项目，正是由壳牌作为主要投资者的石油开发项目。
壳牌公司尚且如此，可见和谐发展的道路依然漫长。
我们也必须理解并相信企业的社会责任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是多边利益的冲突与协调。
说它是经济学问题还是社会学问题甚至是道德伦理问题都不重要，关键是社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合理认识，并如何进行良好的制度安排，从而促进良性循环的产生。
而来自世界另一知名企业GE的实践，对我们则有另一种启示。
2005年5月9日，GE发布“绿色创想”计划。
计划中说，未来GE将以环保概念为主轴，研发最新科技产品，在协助客户面对新时代环境挑战的同时，也共同保护地球生态。
我们曾向GE的管理者提出，GE如何决策进入哪个行业并在哪里实施战略？
回答是，GE的战略与决策基于4件大事：
能源、健康、水和废弃物。
这是一个致力于外部性最优并实现和谐发展的典型例子。
在2004年的GE战略规划会议上，GE总裁伊梅尔特发现了能源使用效率、环境与健康、水资源的短缺等问题成为贯穿公司不同业务部门的共同主题。
他认识到这些问题是所有公司面临的难题，也是全人类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些挑战都有可能成为将来的危机。
基于此，GE开始了绿色创想的历程。
GE相信它有能力提供解决这些危机的方案，但更重要的是相信它有能力从中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两者缺一不可。
也正是如此，GE主动地承担解决社会危机的公共成本，并将之与企业内部成本如战略、研发、市场、营销等统一起来，变被动责任为主动责任。
这是一笔巨大的、不确定的投入，并非一般的企业可以承受。
这4件大事被我们总结为危机价值观，即关注人类的危机、解决人类的危机，在危机中创造巨大的利润。
相信正是基于这样的危机价值观，产生了今天的“绿色创想”。
从价值链理论来看，GE的战略将产生新的核心竞争力。
而这种核心竞争力基于人类的根本需求，具有很强的需求刚性，且不易产生替代品，从而成为价值链中的控制性环节。
无需更多解释让我们来理解GE这4件大事有何联系，或者它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相信这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使之成为商业道德。
虽然在中国文化中道德远远高于智慧，但智慧却往往成就了真正的道德。
必须指出的是，GE并非环保主义者，任何一个企业也不必成为环保主义者。
如今，北美哈德逊河静静地流淌，但这平静之下却记忆着许多过去。
因向哈德逊河倾倒大量多氯联苯等物质，GE由此名列破坏环境的“黑名单”，成为备受争议的大公司之一。
这也有可能是杰克.威尔奇任内最为头疼的事情之一。
2002年，GE终于提出哈德逊河上游污染场址的清理计划，以了解这桩20多年的陈年“官司”。
显然，公共利益冲突的结果并非是零和，结果如何常常取决于当事人的选择。
GE的危机价值观和“绿色创想”超越了冲突而寻求多边利益的一致性，这是否也是对于变革的非线性思考呢？
“四个一”理念的现实意义
三峡工程历经10多年的建设，克服诸多挑战，逐步完成一项项使命，中国三峡总公司也迎来了公司经营的新阶段。
2005年，中国“十五”规划的最后一个巨型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2006年，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个巨型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
在随后的日子里，中国三峡总公司还将迎来白鹤滩、乌东德等巨型水电站的建设和运行。
同时，中国三峡总公司还参与了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与建设。
在江苏，中国三峡总公司正在建设一个20万装机的陆上风电场。
同时，中国三峡总公司也积极的参与了中国海上风电的试点建设项目。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共企业，中国三峡总公司无法仅仅空谈责任和道德，它必须在开发和运行这些对中国经济、环境带来巨大影响的项目中，实现其愿景，并履行其职责。
从传统意义上看，企业的公共管理是企业商业战略执行的一部分，曾经具体表现为企业对公共政策的参与、致力于公共关系的改善，最终为商业目标而服务。
但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革的今天，公共战略逐渐成为确定企业商业战略的重要前提。
我们可以预见，这一趋势和规律将在未来长期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
通过这些思考，我们相信：
企业诚实稳健的经营是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企业公共责任的基础；企业的公共责任必须与企业的商业战略有机的结合，从而实现长久、持续的和谐发展。
通过“四个一”理念，中国三峡总公司的公共战略已经定位于公司愿景之中，它是指导公司一切商业行动的最高准则之一。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四个一”理念对现实工作的指导含义。
变革思维。
在全球经济社会加速变革的环境下，我们迫切地需要“以非线性的思考解决非线性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要认知“四个一”理念背后的社会经济宏观环境和企业所处的市场微观环境；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充分理解在新的“跃变”时代，事物的矛盾不是简单表现为“对”或者“不对”，而是“是否适用”或“是否适应变革的环境”。
组织战略。
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件孤立于主营业务和职能管理外的额外任务，而是保持公司健康持久运营的有机组成部分。
资源配置。
变被动责任为主动责任。
主动承担合理的外部成本是“一种公共投资”，并更有助于提高这部分“成本”的“效率”。
天然属性。
除了一般企业具有的市场性以外，公共企业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延伸，天然的负有更多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
她有责任也有能力提高公共品供应的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局部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良性互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三峡总公司将会与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欣喜地看到，做为一个“负责任、管理先进、技术领先、环保、员工优秀、关爱社会”的企业，中国三峡总公司正在以企业公民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作者简介：
陈洪斌，中国三峡总公司国际合作部主任。
（编辑/于翔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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