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极端的中国人偏偏走了最有害的极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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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极端的中国人偏偏走了最有害的极端

心主义”。

说白了，即彻底地否定了必须尽力弄清楚“两端”的思维。

什么是“两端”？

在言、行、思三者之间，“中”即为行，“两端”即言与思，而言真理、思逻辑，才是真正的“两端”，是两个非常的“极端”。

一旦丧失了对于这“两端”的清醒的认知，中国人将何以产生真正的“中”以及真正的“用”（庸）呢？

这样的道理，我想，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吧？

可是事实上并不然，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在非常痴迷地要求继续“尊孔读经学儒”。

事实上是在要求继续排斥“言真理”和“思逻辑”的“两端”。

中国人，真是一个最难启蒙的民族啊。

中国人的启蒙，最重要的即必须彻底地抛弃孔儒，说到底，即必须彻底地抛弃它们的绝对的经验主义、现象主义、人治主义的思维方式。

不如此，即不可能获得“启蒙”。

什么叫做“启蒙”？

本质地讲，即“启”人类之“自我意识”的“智慧”之“蒙”啊！

而“自我意识”的最关键的一点，即在“人人平等”的真理意识，然而偏偏孔丘及其儒家，恰恰是阻遏“人人平等”意识的人类中绝对的“公敌”。

所以我今天说得明确一点，今天中国人的“启蒙运动”首先即必须是且只能是一场坚决的“灭孔兴老”运动。

不“灭孔”，就将不可能会有中国人的“人人平等”（自我）意识产生的可能；而在中国自古以来，真正曾经主张“人人平等”意识的人，惟一的就只有著作了《道德经》的老子，所以“兴老”，实质上即“兴”“人人平等”的自我意识的“极端”信念。

下面，我即来解释，为什么人类不应当完全只局限于经验主义、现象主义和人治主义的思维？

其中的道理究竟在哪里？

孔儒对于中国人的《中庸》的教导，一言以蔽之，即要求中国人永远都不要“走极端”。

正是这个“永远都不要走极端”的孔儒的错误的教导，使得中国人永远地“走”了一条实际上最有害的“极端”之路。

这是一条什么极端之路呢？

即极端的经验主义、现象主义、人治主义之路，说到个人，即是极端的非理性行为之路。

换言之，即彻底地抛弃了一切“唯心主义”思考追求的路，具体而言，即抛弃了“言说”的“客观唯心主义”，同时也更抛弃了“思维”的“主观唯心主义”，而惟一只剩下了孔儒的无知圣人们的非理性行为的经验主义。

事实上我们知道，“走极端”最可怕的是走“行为”意义上的“极端”，而恰恰“言说”必须遵循“道法自然”的“极端”，尤其是“思维”更必须走“绝对自由”的“极端”，应该允许“走极端”。

而人类的历史也往往告诉人类，只有放开真理的自然“言说”和放开逻辑的自由“思维”，才有可能真正防止和杜绝“行为”的非（规律）理性的有害的“极端”。

因为言说（真理）的极端和思维（理想）的极端，其实全都是针对行为（极端）的精神预演，而只有通过对于这二者（极端预演）的评价，才有可能真正知道，什么才应该是恰当行为的“中用”或“中庸”。

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有效有利的行为，而不是无效有害的行为。

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即真理的理论言说和理想的思维追求，必须以“走极端”的方式来引导人类的不走“极端”的遵循“规律”的理性行为。

用今天大家都熟悉的哲学语言来说，即彻底地排斥一切“唯心主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之路，才真正是一条非常错误的有害的精神意识之路。

可悲的是，在近现代的中国，假借“马克思主义”之名，又依然回归了孔儒的这条惟一只讲“唯物主义”的实际上极端有害的“极端之路”。

这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其实早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可悲的宿命之路了。

严格地讲，无论“客观的唯心主义”还是“主观的唯心主义”，其实全都是需要走“极端”（也即需要绝对自由）的精神意识。

例如客观唯心主义的“同一性”的真理规律，又例如主观唯心主义的“三生万物”的逻辑规律。

前者是极端“同一性”的语言表达的先验的抽象主义，后者是思维方式的极端“自由性”的理想主义。

前者的最高产物是具有绝对同一性的“真理”，后者的最高产物是绝对自由性的全息“逻辑”规律。

然而孔儒，对于一切唯心主义主义的“神”、“鬼”（规）、“天道”、“地道”均加以绝对地排斥，实质上是绝对地排斥了对于宇宙万物：

物质、生命、人类、社会、智慧的“真理”、“逻辑”（总规律）等等一切的思维追求的探索。

我请大家注意，实际上的真理，逻辑、规律，其实全都是“走极端”思维的产物，从而拒绝极端思维，以及拒绝表达极端思维的言论，其实就是拒绝真理和逻辑规律本身。

中国人因为两千多年来遵循孔儒的教导，其结果，即是永远地丧失了发现真理、发明规律、创造逻辑的人类的最基本的精神意识能力。

本人研究哲学思维方法四十多年的一个最重大的发现，即是发现自称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人，实际上却是一个连最起码的真理、规律、逻辑是什么都不懂得的民族；而我的更重要的发现则是，这一切的责任，实际上全都是来自中国人顽固地坚守孔丘及其儒家的纯粹“唯物主义”：

“经验主义”、“现象主义”、“日用主义”、“功利主义”等等的历史必然的结果。

中国人长期以来“尊孔读经学儒”的历史必然的逻辑结果是什么呢？

即是：

中国人永远都不懂得什么叫做宇宙万物的“真理”，包括人类自身“人人平等”的“真理”，更不懂得人类认识宇宙万物的最重要的思维的逻辑，包括最起码的形式逻辑、数理逻辑。

不懂得真理、逻辑的中国人的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人只能完全盲目于历史的“规律”，他们完全就像是一大群蚂蚁、蜜蜂、动物，永远都只看到眼前的经验、现象、日用中的功利，而根本就看不到其后面或其中间实质上支配经验、现象、日用的真理、规律和逻辑。

中国人的历史为什么永远都只能以极端低水平的生活习惯而不断地循环往复，并最终是发展停滞？

其中的根源实际上全都在于此。

具体而言，孔丘永远都只会讲“君子”、“小人”应该如何、如何，却根本就不懂得真正造成“君子”、“小人”的内在的真理、规律和逻辑，或根本就不懂得其中客观真实必然的原因，例如必须遵循“人人平等”的自然真理、必须遵循“人人自主、自律”的社会规律、必须遵循“人人自由”的思维逻辑，却反而更提倡“周礼”、“礼乐”的“血统论”、“等级论”的“人人不平等”。

正是因此，两千多年来凡是学习孔丘及其儒家的“儒学”、“礼教”的人们，虽然“学习”了“应该”做“君子”，然而实际上所做的，或真正出现的却是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小人”。

说得彻底一点，全都只能是“小人”，根本就产生不了“君子”。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之中，究竟出现过多少真正的“君子”呢？

如果真要认真考察他们的行为、言说，我们会看到，几乎全都是实际上披着“君子”外衣的“伪君子”，或“真小人”。

正是中国历史中这不断涌现的层出不穷的“伪君子”和“真小人”，所以中国人的历史“文明”，才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体现出向前发展、进化的态势。

如此的中国历史不是极其可悲吗？

究竟可悲在哪里呢？

正就是可悲在所有的中国人事实上，始终都在向孔儒学习如何成为“伪君子”和“真小人”啊！

我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中的中国人，不是“伪君子”的人们，几乎就没有，尤其是中国的儒家文人们，多多少少全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伪君子”。

这与所有的这些人们本身固然有关，然而最关键的原因还应该是在孔丘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根本就不具备半点让中国人成为“真君子”的有效判断、有效推理的“根据”，而这些“根据”从本质地讲，其实就是前面所讲到的“真理、规律、逻辑”。

凡是不懂得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真理、规律、逻辑”的人们，他们所有的努力就都将不可能摆脱成为“伪君子”的悲剧的命运。

说到底，孔儒的“传统学问”本身，就是专门制造“伪君子”的假学问。

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孔儒的永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的必然。

不走“极端”的中国人实际上反而走了最有害的“极端”。

这条“极端”之路即是孔儒传统的纯粹经验主义、现象主义、日用主义，总之彻底庸俗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之路。

最后的总结：

孔儒所坚持的反“走极端”的“中庸”的传统，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经验主义、现象主义、日用主义、唯物主义的非常有害的“极端”的思维意识传统，这个传统完全、彻底、深刻地反所有一切的“真理、规律、逻辑”，尤其是反一切的“唯心主义”。

反“客观唯心主义”的后果是反“走极端”的全息逻辑第一规律——同一性规律；反“主观唯心主义”的后果是反“走极端”的全息逻辑第三规律——三生万物规律；丧失了全息逻辑的第一和第三逻辑规律的中国人，最后连最起码的全息逻辑的第二规律——矛盾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也被中国人变成了纯粹的“混沌”——“浆糊”。

说到底，为什么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是一个巨大的“酱缸”？

这是因为孔儒给予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纯粹就是一团“浆糊”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缺乏最起码的“真理、规律、逻辑”意识的世界上最愚蠢的意识形态。

由此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坚决“反孔”、“批孔”、“灭孔”，往往被人们认为是“走极端”，而实际上却没有看到，我反对的恰恰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实际上所“走”的偏偏是最有害的“极端”，孔儒本身就是极端有害的完全、彻底、深刻地反对“真理、规律、逻辑”，以及反对一切“唯心主义”的“极端”。

正是这个最有害的“走极端”，长期以来败坏了中国人的最基本的精神品质。

我希望我所有的亲们，能够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这正是我今天文章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我要告诉亲们，“走极端”并不是“错误”本身，而是看你“走”了什么“极端”，一般来说，言论必须允许“走极端”，也即必须“道法自然”，因为只有“道法自然”，才可能真正发现具有“同一性”的真理；思维必须提倡“走极端”，也即逻辑必须“绝对自由”，如果不自由，就将不可能会有任何全新的创造。

老子的“三生万物”其实就是“绝对自由”的逻辑本身。

然而人类的行为则必须要求不能“走极端”，而必须懂得遵循必然性规律（包括法律）的“真知”，中国人的最可悲，即在无“真知”，却反对一切的“走极端”。

（2015,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