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广州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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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广州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
作为方法的广州
——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
罗成*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510275）
内容摘要：
近年受到热议的“逃离北上广”现象背后，隐藏着中国城市化现代性的重要问题。
1949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道路，依次历经了“毛式城市现代性”和“经典城市现代性”的两个阶段。
前者诉诸尊严政治，后者吁求明日田园，但共同趋于浪漫化和理想化，城市化乌托邦得以实现的背后却是更多复杂现实的遮蔽。
以城与村的纠葛为城市异象表征的广州，凭村际群落的地方性经验，展现了一种生态城市现代性的本土实践。
进而，广州作为方法还向中国城市化现代性提出了更值思考的问题：
现代性实践如何能够重塑流动个体与现代大都市之间的归属认同。
关键词：
广州，现代性，城中村，村际群落，生态城市，身份认同
一、“北上广”的位置图绘：
现代中心与本土边缘
近年来，伴随高房价、蚁居族等现象，“逃离北上广”这个颇具噱头色彩的口号应运而生。
无论大众媒体还是官员百姓，都在纷纷热议。
2010年底，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3卷本的“逃离北上广”图书系列，分别为《北京太势利》、《上海太昂贵》、《广州太竞争》。
尽管有着炒作之嫌，但从刺眼的标题上，还是可以把捉到这个华丽时代背后的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焦虑、困惑与纠结。
所谓“逃离北上广”，是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中的年轻人，由于房价居高不下和生活压力益增，试图以退出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的方式，重新选择生活和工作的道路。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逃回北上广”这个更富戏剧性意味的口号又被大众媒体铺天盖地抛在了社会面前。
从逃离到逃回，归去来兮之间，夹杂着无名大众的希望与失望、退避与不舍、理想与现实的重重矛盾。
其实，在这一看似悖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北上广”作为大都市典型代表所蕴含的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
在高房价、强压力的表象下面，无论是逃离还是逃回，这里所隐涉的其实是一个稍不留神就会轻易忽略的关键问题：
人与城市的关系。
按照著名文明史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的说法，城市就是一个巨型的容器。
但我们再仔细辨认一下，我们所生存的城市，究竟是一个温暖如归的“家园”，还是一所望之憎恶的“牢笼”，可能就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也许，那些归去来兮的人们，正是在追求“家园”理想与忍受“牢笼”现实之间试图去寻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
但无论怎样，这些城市之于这些放弃者或追求者而言，意味着更多的一些东西。
无疑，就社会大众的想象和期待而言，“北上广”是一个包含了无穷意味的符号，一种当代中国大都市及其所象征着的生活方式的表征。
“北上广”这一称谓所指涉的意涵其实远远超过了日常层面的房价、压力和前途，那隐匿其中的核心焦虑其实是全民族百余年来的集体政治无意识，即那个被称之为“现代性”的梦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京、上海、广州同为中国社会寄托现代性梦想的“容器”，它们却又各自拥有交织了传统与现实的某种微妙差异。
从文化心理来看，北京是数百年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上海则是近代以来迅猛兴起的经济中心。
至于广州，虽然一直是中国进行海内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甚至唯一口岸，但很少自认为是什么“中心”。
相对于北京、上海那种“双城记”的抗衡与较劲，广州的确一直颇显边缘。
从地理位置来看，由北京、上海到广州，的确可以由点带线，勾勒出一条中国东部一线城市的黄金连线。
但就历史地位而言，广州的城市影响力却在近二十年来落在了京沪两地的后面。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借助改革前沿的地理和政策优势，广州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一度以其经济和文化影响全国，形成了短暂的“三足鼎立”局面。
但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上层建筑力量的强势介入，伴随上海浦东的开发，广州再一次被上海赶超。
同时要注意，其实“广州”往往总是被隐匿在了“广东”的背后，哪怕是所谓“三足鼎立”其实也只是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广东与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的抗衡。
因此，本文想尝试做的是，回到作为一座城市的广州，去探寻它在中心城市之外所可能包蕴的别种经验及思考空间。
显然，在“北上广”的同质化能指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种异质化现实的差异。
北京、上海代表了中国大都市的“现代中心”型实践取向，而广州则意味着一种别样的“本土边缘”型实践经验。
二、毛式城市现代性：
尊严政治及其悖论
毋庸置疑，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剧烈变化，最重要的表征便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人将自己对现代性的理想和抱负寄托在了GDP高速增长的衡量标杆上，举国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则更是这一梦想实现的核心载体。
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按城乡人口比重计算，中国的城市化比率1949年为10.64%，1976年为17.44%，1978年为17.92%，2011年为51.3%。
显然，1949至1976年的中国城市化比率仅增长了不到7%。
1978至2011年的33年间，城市化比率却增加了33.98%，并于2011年历史性地突破了50%的界线，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城市化的时期。
预计到2020年，将会达到55%，到2030年可能会达到65%。
这些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此，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城市化曾经探索过的道路。
如果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间节点，1949至1978年的中国城市化建设，我们不妨称之为“毛式城市现代性”探索时期。
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城市建设道路，学界观点不一。
主要观点有三：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了城市化进程，将建设重点放在了农村，大力促进农业发展，将大量人口留在了农村，实施的是“反城市化”
（anti-urban）的政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采取的是“城市偏向”的策略，即政府依靠户籍管理制度和配给政策隔离城乡领域，并利用农业剩余价值作为城市工业的资本来源，同时在城市的建设中有力约束和削减消费性、服务性行业的投资，以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推动工业化的进程。
第三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是在吸收马恩列斯几位经典作家对待城市化态度的基础上，尤其是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政策。
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重要举措：
其一，布局上，改变1949年以前空间分布的不合理状况，即现代工业过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调整工业城市的平衡分布以及合理地靠近原料产地的内陆地区；其二，功能上，将原有的消费型城市改造成为生产型城市，城市的主要职能是工业化生产中心；其三，目标上，城市发展的目的是要促进“三大差别”的消灭；其四，政治上，城市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宣传中心。
比较而言，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对于中国社会在1949至1978年间的城市化建设经验具有更贴切的阐释效果。
前两种观点，或将视野完全胶着在了政府对城市化的限制上面，或将理解完全倾向于政府对城市化的偏向上面，都有失偏狭。
第三种观点兼顾了新中国创建之初城市化建设的理论来源和现实经验，其核心意义仍然是一个新兴民族国家在百年战乱之后对于现代性的不懈追求。
历史地来看，这一现代性的追求，既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现代城市的刺激消费型建设，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式的工业生产型建设，而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即“同步发展”。
1840年以来的民族衰微和国家受辱的历史决定了新中国伊始的城市建设不可能是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注定承载了一个民族对于现代强国的理想。
在此，均衡布局、生产中心、平等目的、精神凝聚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四大原则，也是我们称之为“毛式城市现代性”建设的要义所在。
这一时期的中国城市建设，首要的是它的政治意义，即展现和维护一个新生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尊严，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尊严政治而展开的。
由此，尽管北京城的城墙被拆除了，至今令许多学者抱憾，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遗忘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城市进入了一个旧貌换新颜的社会主义整顿改造时期。
其中，至今令人记忆最深的代表性事件就是1950年北京“龙须沟”的改造。
文学家老舍曾用“五福临门”这一颇具民间风味的表述传递了老百姓对城市改造的欢迎与支持：
“我们的门前修了暗沟，院后要填平老明沟，一福。
前前后后都修上大马路，二福。
我们有了自来水，三福。
将来，这里成了手工业区，大家有活作，有饭吃，四福。
赶明儿个金鱼池改为公园，作完活有个散逛散逛的地方，五福！
”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城市改造，既达到了平沟、修路、通水这些现实生活条件改善的目的，同时，更是有活作、有饭吃、有地方散逛这些人本价值得以实现的保障。
无疑，
“毛式城市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生活方式的追求。
但是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完美理想主义追求的背后还隐藏了诸多更为复杂的都市现实。
不妨再来看看1960年代上海棚户区“蕃瓜弄”的改造。
据《闸北区志》记载，“蕃瓜弄”是旧上海棚户区居住的一个缩影，它地处闸北区,占地6公顷，居民近2000户，绝大部分居住在用毛竹、芦席、油毡、铁皮之类搭成的简屋棚户内，俗称“滚地龙”，居住环境极端恶劣。
1963至1965年，上海市开始进行棚户区的拆迁改建，蕃瓜弄共动迁居民1965户,拆除旧棚简屋2.6万平方米，并建成了上海市内第一个5层楼的居民新村，蕃瓜弄的人均居住建筑面积由3平方米增至7.7平方米，堪称当时旧城改造的典范。
但据学者研究发现，“在一部分人敲锣打鼓搬进新区的同时,更多不具备市民身份的居民搬进的则是在一两公里外继续存在的条件更为恶劣的棚户区。
”这便呈现出了“毛式城市现代性”所隐藏的一个深刻悖论：
为了实现工业化进步和平等化理想，中国城市经济实行着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策略，它一方面有效地部分解决了旧有的城市问题，但又由于国家经济总量的贫乏，加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在事实上的差距，导致有限的资源无法真正得到均衡地分配，致使人民就业、居住等问题无法得到全面彻底的解决。
因此，“毛式城市现代性”主要依靠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减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乃至“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来延缓城市问题的显露。
三、列车与立交桥：
通往经典城市现代性
一个可供佐证的事实便是，文革结束后的知青返城热潮呈现出了“毛式城市现代性”建设的问题所在。
上海作家王安忆笔下的返城知青陈信，正是当时城市问题凸现之时出现的一个文学形象表征。
在“文化革命”的年代，作为六七届初中毕业生的阿信，选择了自己入疆而让哥哥留城。
文革结束，他费尽力气争取回到了上海，却又面临着就业、结婚、分房等一系列的日常问题，最后回首曾经容身的几个城市，不得不叹息“看来，大有大的难处，小，却也有小的好处。
”小说的结尾，作家以富于象征意味的抒情笔调写道：
“又一次列车即将出站，目的地在哪里？
他只知道，那一定要是更远、更大的，也许跋涉的时间不止是一个十年，要两个、三个、甚至整整一辈子。
”有意思的是，同年北京作家刘心武写作了小说《立体交叉桥》，他以城市住房紧张为焦点，展现了新时期伊始城市居民所遭遇到的生存问题。
侯锐一家六口拥挤地居住在仅仅十六平方米的房子中，一系列家庭矛盾冲突由此而生。
作家借主人公之口深情地呼唤：
“快一些吧，拆掉北京城的旧房子盖起新楼，改造街道，修建一系列的立体交叉桥、一系列的街心花园、喷水池……”至此，都市不再仅仅意味着政治运动和人民集会的广场和中心。
革命政治的落幕，也是生活政治的开场。
如何解决都市人群的生存状况，成为了比以往展示“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广场意识形态更为紧迫的问题。
1981年，京沪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身边的城市及其所带来的人之生存问题，目光的确很敏锐。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提供的“列车”和
“立交桥”这两种文学意象所蕴涵的深刻意味。
“毛式城市现代性”隐埋的悖论，在后文革时代通过现实和想象的途径全面展现为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困境：
住房紧张，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婚姻交易等等。
宏大的政治理想在褪去往日神圣光环的同时，那些普通小人物们始终无法得到妥帖安置的现实困境和内心冲突在文学家的笔下得以集中释放。
身负那一时代责任感的文学家们，面对都市问题的重重矛盾，也努力以特有的文学意象试图提供某种想象性解决之道以抚慰都市人群的焦灼内心。
“列车”的再次驶出，无疑是现代性时间规划的再次表征，城市问题的解决在此被寄予未来的时间之维。
而“交叉桥”的修建营造，则无疑是现代性空间规划的具体映射，城市问题的解决在此被寄予立体的空间之维。
无论是时间的前进，还是空间的扩展，两种文学意象共同体现出了国人对于一种经典城市现代性的复归追求。
时光如白驹过隙，“列车”与“立交桥”两种时空想象所表征的现代性，在三十年间已然成为现实。
所谓的“经典城市现代性”，在现象层面，指的正是这些数据所显示的近三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和改造步伐的日益加大和加速。
全国各个城市的面积不断增量，大楼、大桥、大广场纷纷平地而起，高层楼盘、豪华别墅、主题公园、高铁机场等各类建筑竞彩纷呈，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迅猛发展，中国在一条一往无前的城市化建设道路上阔步而行。
在理论层面，则体现为中国当代城市建设对于西方城市现代性思想的吸收和实践。
它主要展现为乌托邦城市意象，这是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兴起以来的主流城市意象，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Howard）和法国的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
1902年，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city）这一著名概念。
霍华德认为，19世纪晚期的城市问题十分严重，人口持续向已经过分拥挤的伦敦集中，同时还将导致乡村地区活力的进一步衰竭。
他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引力”来改善现代城市问题。
霍华德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城市和农村好比两块磁铁，各自拥有一定的吸引力。
城市磁铁的吸引力在于工资高、就业机会多、前途诱人，但是环境污染、生活成本高是其弊端；乡村磁铁的吸引力则在于景色优美、环境怡人，但是较之于城市，却缺少工作机会、卫生条件。
因此，他提出可以设想第三块“城市-乡村”磁铁，它同时拥有自然美和工作机会，接近田野和公园，有着清新的空气和水源，敞亮的住宅和花园，更有低物价、高工资。
其实，霍华德的城市设想的关键在于限制城市持续扩张的容量，他主张当一个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后就要停止发展，另外再建新的小城镇，其“田园城市”的梦想便是对小城镇的一种规划设想。
与之相较，柯布西耶则直接针对大城市的治理，提出了“明日城市”的设想。
柯布西耶立足于20世纪初期巴黎的城市混乱问题现状，提出要以300万居民的现代城市为对象，运用几何学的来进行一场标准化的城市设计。
柯布西耶认为，改造的基础是拆毁现有的大城市中心而重建，同时消除并远迁贫穷肮脏的郊区。
在这一基础上，他的“明日之城”是一个由城市、工业区、花园新城组合起来的新的结合体。
这一意象依据功能而进行区域的划分，其中心是城市，由24栋摩天大楼组成，主要用于商业活动和旅馆服务，可容纳40到60万居民，城市中心的地下建有中央车站，摩天大楼的周边建设花园和公园，以及市政府、博物馆、美术馆、大学等公共建筑，摩天大楼占地面积仅为5%，其余95%均为花园绿化面积，同时还有约60万人可以住在花园之间的低层住宅社区，其余约
200万人则住在城市四周遍布森林和草地的保护区外的花园新城之中。
由此，这就构成了一个颇为完美的由城市、工业区、花园新城、绿地、高速公路组成的乌托邦城市。
无疑，无论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还是柯布西耶的“明日之城”，体现的都是现代大都市迅猛发展初期学者们对于城市问题解决的一种积极探索。
他们曾深刻地影响到了西方现代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比如伦敦的卫星城的设计，美国大都市的规划等等。
并且，它们更是给予了重开国门的中国一个美好的幻象。
祛弊兴利，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980年代文学家笔下的列车和立交桥的梦想，不正可以通过如此这般的城市蓝图得以实现吗？
于是，便有了近三十年的中国城市改造运动。
神州大地，处处高楼平地起，处处营造花园城市、宜居城市，甚至处处争建“国际化大都市”。
无数的道路挖了又填，无数的房屋拆了又建，无数的树木倒下，无数的广场兴起，一片热火朝天的状况，使得三十年间的中国俨然有如一片大工地，以致“拆啦”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代名词。
但“拆啦”果真带给了我们一个现实而又美好的生存环境吗？
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又何必议论“逃离北上广”此类的话题呢？
看起来，问题要复杂得多。
四、城中村与村中城：
广州的城市异象
表面上来看，相较北京的帝都气象、上海的十里洋场，广州实在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城市。
在一轮轮“明日田园”的城市拆建过程中，尽管广州也如北京、上海一般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时代的滚滚洪流，但时至今日，北京、上海已然是一幅国际大都市的气度，而广州却依旧残留了某种非城非乡的独特面貌。
一方面，广州的现代城市建设，如同全国各大城市一般，也规划了新的城区中心，如1990年代以来的天河区，新世纪以来的CBD珠江新城，并营建了一大批景观地标建筑，如广州图书馆新馆、广东博物馆新馆、广州大剧院、国际金融中心IFC、花城广场、海心沙公园、广州塔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内部那些无处不在的村落，乍看上去像块块陈旧的补丁，夺目地夹杂在众多现代建筑、花园广场、城市地标的中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如果你由北而南过来，从北京出发，历游上海、杭州、厦门，一路往南抵达广州，你会顿生道路逼窄、空间密集的强烈反差感受。
无论是飞机抵穗，还是火车达粤，进入市区的过程，就是一幢幢现代建筑、一条条城市公路夹杂着一片片由马赛克瓷砖拼贴修饰的村落景观不断映入眼帘的刺激体验。
广州绝对不是你所能预想的那种整齐利落的大都市，如果你仅仅有过经典现代性城市体验的话。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广州的名声曾让人爱恨纠缠而复杂难言，它曾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前沿，但同时也曾是在全国出了名的脏乱差城市，加之本地自身发达的媒体系统还以各类社会案件的频繁报道为它增添了凶杀、仇杀、情杀等等光怪陆离的社会刻板印象。
笔者曾经亲历的刻板传闻，也可供佐证。
2008年底第一次赴羊城前夕，一位曾在珠三角地区有过生活经历的友人告知，如果从来没有到过广州，一定要多加小心。
当她听说我将抵达广州站时，更是执意要请广州的朋友来接站，因为据说广州站附近陷阱丛生，随时可能有小偷、骗子、飞车党。
由此，广州这座城留给大众的社会印象可窥一斑。
其实，自2008年以来，广州的公共治安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得力于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努力和第
16届亚运会的申办，广州站所在的流花地区实行了无死角的全方位电子监控，并开通“越秀区政府流花地区旅客服务中心”，为抵穗旅客提供放心咨询服务。
到2010年上半年，广州火车站广场实现了116天刑事案件零发。
尽管广州的实际治安有了好转，但城市留给人们的刻板印象却并未彻底改观。
今天的广州，尽管不再是个罪恶之城，但仍然是个让人难以由衷钦羡的“美好城市”。
至今民间仍流传着对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城市风貌的一种经典评价：
“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农村又像城市，城市又像农村。
”或许，问题并不完全在广州本身，更重要的问题反而是我们应该如何界定“美好城市”？
美好城市，是不是简单等于“田园城市”、“明日城市”？
按照香港学者马杰伟的说法，包含了广州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涵盖粤港澳三地）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的是一种“压缩式现代性”。
据称，这一理论表述源自文化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W.Soja）的“后都会”（post-metropolis）概念。
所谓“后都会”，是指老工业城市中心的重构，它经由交通网络与领近城市及卫星城镇连接而成为某种超级城阵。
后都会与传统意义上的大都会不同，大都会是绝对的城市中心主义，离市中心越远城市化程度就越低，而后都会则是散播的城市中心主义，它在城市化网络的不同节点上散布着多个中心。
马杰伟指出，大都会对应于第一现代性，它立足于福特式生产、线性发展、工具理性，而后都会则对应于第二现代性，它立足于后福特式生产、非线性发展、跨国工作。
在这一现代性问题视野下，马杰伟提出，大珠三角正处于转向后都会的进程中，其城市化进程所显示出的灵敏性和混杂性要比西方同类的形态更富活力和地方色彩。
“压缩式现代性”，正是指大珠三角地区特殊的社会构成，即“结合了前现代农业精神、工业生产模式、大都会消费形式和后现代的混杂展示”。
无疑，这一切都与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这一巨大历史社会实践密切相关。
所有根源便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启动和加速，在飞速展开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又来不及对农业文明形态进行现代式“祛魅”，大量村落及其文化形态得以夹杂在城市化区域遗存下来，结果便造就了大珠三角地区这种城不像城、乡不似乡的独特城市化景观。
压缩式现代性，对于我们理解大珠三角的区域城市化进程与现状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
但是，一旦聚焦到广州这一具体城市内部的文化生态环境来看，可能问题会呈现出更有意思的方面，而侧重于时空维度解释的压缩式现代性还可获得更深一层的阐释空间。
这需要我们进入到广州那更为细致的城市肌理和纹路之中，才能洞彻隐藏于“城中之村”与“村中之城”背后的完整生态结构。
著名城市规划学者凯文·林奇（KevinLynch）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城市本身是复杂社会的强有力的象征。
”在林奇的眼里，一座城市是具有某种“可读性”的，可读性并不等于美观性，它是指能够使人容易地认知城市的各部分并方便地形成一个凝聚形态的特性。
基于可读性，林奇提出了“城市意象”（theimageofthecity）这一观念，它具有某种深刻的人文学内涵：
“一处好的环境意象能够使拥有者在感情上产生十分重要的安全感，能由此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它是一种与迷失方向之后的恐惧相反的感觉。
这意味着，最甜美的感觉是家，不仅熟悉，而且与众不同。
事实上，一处独特、可读的环境不但能带来安全感，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
”显然，“城市意象”的评价标准并非是外表观赏性的“美”，而是内在关系性的“好”。
林奇对于城市的这种充满温情感、敬畏感乃至人性感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何谓“美好城市”有着非凡意义。
因此，为了避免在字面上将“美好”片面等同于“美丽”，也为了避免在理论上将“城市意象”简单等同于“田园城市”、“明日城市”这类经典城市现代性的观念，更为了避免在经验上将“城市意象”简单等同于以经典城市现代性观念而营造出的高楼大厦、广场外滩、花园绿地，我们毋宁将之作些许调整，以“城市异象”来指称广州的独特城市景观及其所包蕴的某种独特方法论意味。
任何一个初到广州的人，其实很容易迅速而清晰地将它与北京的广场意象、上海的外滩意象区分开来，其“异”所在正是它那“城”与“村”的杂糅景观。
杰姆逊（FredricJameson）曾主张，“最简单的、表面的东西也就是最高级的东西。
”城中村与村中城所表征的广州异象，也许不仅是这座城市的表面，同时更是其所包含的现代性问题的本质。
五、生态城市现代性：
“村际群落”的地方性知识
其实，全国各地都有类似“城中村”的说法，但是严格来看，却只有广州的“城中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中村”。
学者高小康指出：
“其他大多数城市的所谓‘城中村’其实是在城市规划尚未涉及的城市边缘地带,被称为‘城乡结合部’更妥帖。
而广州的城中村却是千真万确名副其实的‘城中村’——它们大多数的确是插在已经建设起来的繁华市区中的一个个村落孤岛。
”由此，我们可以区分两种“城中村”模式：
第一种是普遍的城中村，普遍性并不等同于典型性，尽管它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地理位置上却多为城市化改造或建设规划未曾关照到的城市边缘地带，其实更妥贴的称谓似应是“城边村”；第二种是典型的城中村，典型性也不等于普遍性，它主要就是指广州城中村，地理位置上多为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众多村际群落。
这里，与高小康的界定略微不同的是，笔者认为广州的城中村并非“村落孤岛”而是“村际群落”，隐匿其后的是尚未获得深入认识的一种地方性经验及其知识。
认真比较一下普遍性城中村和典型性城中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差异：
首先，布局关系上，前者是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带的一些散点，构不成线、面联系，更谈不上与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有断裂和依附两种简单关系。
后者的城与村关系既不是断裂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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