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浙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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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浙江

资本的浙江

2008-11-0814:

55

2008年10月21日16:

21《IT经理世界》杂志

　　“现在大家都在担心浙江的经济会出现严重的衰退，我是一点都不担心，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哪次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出现危机首当其冲的不是浙江？

因为浙江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所以总是最先受到冲击，可是又有哪一次浙江经济被打趴下了？

没有！

”夜晚11点，在杭州西湖边凯悦大酒店大堂的咖啡吧里，红鼎创投董事长刘晓人疲惫地斜靠在沙发上，有点打不起精神，可是谈到对眼下浙江经济的看法时，他突然慷慨激昂起来。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外贸依存度高达70%以上的浙江省，眼下正灾情严重。

今年6月份，被誉为“国宝”的台州企业飞跃集团申请破产，义乌昔日“十佳青年私营企业家”、金乌集团当家人张政建拖欠数亿元债款潜逃，这两则消息加上一系列的数据把整个2008年，甚至连接下来的年份都打上了“萧条”的印记。

据相关数据显示，浙江全省有超过1200家的企业如今已经关门歇业，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亏损企业有1.07万家，亏损面达19.6%。

这是在浙江近1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情景。

　　刘晓人为什么还不担心呢？

他乐观的依据何在？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他还在上海和几家投资机构联合投资了一家公司，审核和签署相关文件花费了他将近一下午的时间，所以此时他备感疲惫。

在刘晓人看来，浙江经济不会在此轮经济衰退中沉沦，秘诀正在于四个字：

资本投资！

　　出生于浙江昌化上溪村的刘晓人，起家自茶叶和工艺品生意，20多年的勤奋和积累，累积起不菲的身家，可说是标准的浙商发迹史。

2006年7月，刘与几个传统企业家成立了浙江首家本土天使投资机构——“红鼎创投”，这是国内第一个以较规范合伙制形式组建的民营创投公司。

如今刘晓人已是互联网圈内有名的“天使大哥”。

　　刘晓人认为，回顾历史会发现，虽然每一次宏观调控、每一次经济出现危机，浙江的民营经济都会出现一段苦日子，但也正是这一次次关口，让原本脆弱的民营企业经历一次次磨炼，愈挫愈勇，在逆境中实现产业突围和升级。

这一次，虽然众多的外向型制造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但资本仍在，浙江几千亿的雄厚民间资本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将寻求到一条新的升级道路——以并购投资（PE）和创业投资（VC）为主体的资本投资。

　　从记者探访了解的情况来看，确如刘所说，浙江正在从一个制造的大省跃升为一个真正的资本大省，仅仅杭州一个省会就聚集了200多家基金和投资公司，在温州、绍兴等经济发达的地区，还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基金。

在这股资本的热潮中，主要有三个层次的参与者组成了浙江资本的全貌：

以浙江各地政府牵头的带有创业、产业引导基金性质的资本；以正泰、万向、盾安等为代表的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民营企业牵头组建的产业资本；以无数民间资本组合而成的诸多草根VC。

　　毫无疑问，在浙江的这股资本热潮中，许多资本会因为盲目跟风炒作、缺少经验、急功近利而撞得头破血流，但也必然有一批资本会从中脱颖而出，成长为可以与国际知名投资机构抗衡的顶级投资者。

而事实上，联想控股旗下从事并购投资的弘毅投资、从事风险投资的联想投资已经给他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也许可以预期，不久的未来，以浙江资本为代表的本土的PE和VC会成为投资界一股不可忽视的主流力量。

浙江的资本盛世

　　浙江几千亿元的民间资本正融入滚滚的投资洪流中。

　　叶丽雅/文

　　9月18日，周四，杭州市滨江区创新大厦19层项目发布厅内，来自杭州富阳的几家公司负责人正在用PPT演示他们的商业计划，这些公司都是在某个细分市场的全国乃至全球的“隐形冠军”。

台下30多位来自不同基金公司的投资经理们全神贯注地听着，不时提出问题质疑其中的细节。

这其中甚至还有起大早从上海打车过来参会的投资者。

　　这儿是杭州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是杭州市政府为了推动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升级，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所专门设立的服务平台，他们的口号很简单，就是要“为项目找资金，为资金找项目。

”

　　这个今年7月中才开始运营的机构很快就聚集了54家单位，其中有近30家投资机构，余下的20多家分别是银行、担保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其他跟股权投资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

浙商银行、招商银行也有信贷员每日驻扎，希望能从优秀创业投资项目中发掘优质融资合作客户。

创投服务中心启动后投融资机构纷纷慕名而来，要求入驻创投服务中心，申请的机构数量远远超出设立时的预期。

很快19楼这1000多平米的面积已经不够用了，杭州市政府和创投服务中心正准备腾空创新大厦其他楼层，预计创投服务中心即将形成6000平方米办公场地，初步形成投融资机构集聚效应。

　　同样的平台还不止一个，杭州市产权交易中心最近也在筹划同样功能的中心。

　　这类新型政府机构的出现，其背景是浙江正在呈现一个前所未见的资本的盛世。

　　PE的热度

　　9月的某个周末，中科福泉总经理温福君去杭州出差兼度假，结果短短3天时间见了近40位同业，吃饭、喝茶、开会见到的都是成群的投资客。

而所有人见面就只有一个话题：

新近又去看了哪些企业，都在做什么。

甚至夸张到有人中秋之夜还驱车夜奔数百公里前去勘察项目。

　　“杭州的基金现在是热得发烫！

”这已经不止是来自外地的投资者的感叹了，甚至一些驻北京的基金公司也开始每周一次到杭州来报到，以跟进最新的进展。

　　今年上半年，仅杭州萧山的某一个区就浮现出20多个投资机构，虽然都是三五千万元人民币的基金规模，但是资本的热情可见一斑。

据说现在整个杭州市大大小小有近200家基金和投资公司，这些公司名目众多，但无非是做PE和VC这两种。

　　杭州资本的热度只是整个浙江省的缩影。

作为中国经济先行者的温州商人，最近半年也开始狂“哈”股权投资基金。

温福君在杭州时，就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温州富商，这位富商向温福君了解清楚其整个运作之后，非常爽快地拿出1.1亿元和其共同组建了中科福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专门做股权投资。

更有投资者为了入股红杉资本的人民币基金走后门、拉关系，数亿元的基金募集一蹴而就，毫不费力。

同时，正泰、神力这样的一批当地龙头企业也都筹建了自己的私募股权基金，更大规模的数十亿元乃至上百亿元的二期基金也在积极筹备当中。

　　绍兴、台州等经济较发达城市的资本也毫不逊色，都争先恐后成立股权投资基金。

甚至连各市县政府都开始效仿国家主权基金设立自己的基金，杭州、绍兴、温州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都已经着手融资筹备，杭州市预计投资10亿元，今年先投资2亿元，现在已经有赛伯乐投资、太平洋联合资本、深圳创新投3个合作伙伴，软银等外资基金也在跟杭州市政府洽谈合作。

　　几乎是整个浙江省，上至政府财政拨款，下至民间资本，无不卷入声势浩大的基金运动。

如果说以前浙江是全民皆商，现在则有全民皆基金投资的趋势，似乎从炒楼的到炒煤窑的所有可能出现的资本都开始融到股权投资基金这股洪流中。

　　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整个浙江都处在一种恐慌的气氛中。

由“国宝”飞跃缝纫机申请破产引发的外向型企业大溃败，让每个制造业者都有冬天的感觉。

而经济学界普遍预测的“今年一定比明年更好过”的言论，让一些本来还在勉强坚持的老板们干脆选择了放弃。

　　但是，产业可以暂时放弃，资本却不能闲置。

股票是早已经不能炒了，其他的投资现在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效益。

于是，先是小额信贷受热捧，紧接着大家发现股权投资是个好东西，于是乎，各种名目的股权投资基金就一窝蜂似地涌现了。

　　浙江资本对证券市场的热衷也不仅仅是今年的事。

早在2006年证券市场最火爆的时候，就已经有数千亿元的资本涌入二级市场，就连素来不炒股、不上市的温州人也毫无例外地被卷入这股热潮。

2007年，PE的概念逐渐为人所熟知之后，很多人虽然名片上印的是“创业投资”或其他什么名目，却上来都会声称自己是PE。

　　而早在这之前，闻名遐迩的温州炒房团已经具备了民间资本基金化的雏形，2004年轰动一时的中瑞、中驰财团等企业联合体究其本质其实也是基金，只是当时没办法在法律上清楚界定其身份，最终导致虎头蛇尾的结局。

　　然而今天的局势可以说已经完全不同：

资本市场最终实现了全流通，深圳创业板也呼之欲出，基金最主要的退出渠道已经打通，加之新《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令出台，成立基金的条件已经具备。

始于去年的次贷危机则直接导致美国衰退，通过经销商立马就影响到一大批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国的浙江制造业企业，迫使相当部分企业歇业调整，而这些闲置下来的资本以及它们闲不下来的主人，最终都汇集到今年的股权投资基金大军中来。

这些基金目标明确，就是挖掘乡里乡亲所有有上市潜质的公司。

　　“浙江民间资本非常充盈，同时浙江省民营经济非常活跃，有大量的优质中小企业，这就为浙江省发展风险投资形成了很好的基础条件，也是国际国内著名投资机构看好浙江省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原因。

”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创业投资服务中心负责人陈长泉的这一分析代表了投资者的共识。

　　政府的醉翁之意

　　顺应这股潮流，杭州市政府扶持下的创业投资服务中心应运而生，其背景是政府希望疏导这些资本，引导部分基金，尤其是其中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基金进入创业投资基金领域，让这些貌似过剩的资本有更多元化的结构和关注点，更希望进而推动杭州市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为下一轮经济高速成长奠定基础。

浙江省其他市县成立创业扶持基金的思路和模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多数都有这个意思。

　　创业扶持基金的思路最初是源于官员们对美国的创业投资基金的演变模式的研究。

据说，基金的雏形大抵就是当年温州炒房团模样的非组织化基金，上世纪40年代美国逐渐出现组织化的基金，即合伙制的基金，慢慢地，政府开始利用基金来作为中小企业发展的推动器。

上世纪70年代始，美国政府开始围绕基金这种更标准化和商业化的模式来扶持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发展，而不只是有去无回的优惠政策和奖金；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90年代的以色列、新加坡等也都开始效仿这种模式。

　　“创投基金其实是对中小企业扶持最有效的一个工具。

”赛伯乐中国投资资深合伙人陈斌表示。

作为专业的创投基金，赛伯乐一直以来就关注创新型中小企业，因此一口气争取了杭州市和绍兴市两个城市的创业扶持基金，目前还在和杭州市政府谈一个50亿元规模的产业基金。

　　杭州市政府的创业扶持基金多半遵循这样的比例：

政府出资2000万元或2500万元，合作伙伴出资8000万元或7500万元，合成一亿元的基金由后者全权管理，主要投资领域是高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环保、节能和文化创意产业。

投资产业的选择正与杭州市产业发展导向政策相适应。

目前，一期基金2亿元，累计将投入10亿元。

而创业扶持基金投资的项目都以3年为界，3年内成功上市或者有基金愿意接盘的，政府携本金退出，3年后，收取本金加利息退出，如果投资失败，政府承担与其股权比例相对应的损失。

　　同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不低于80%的比例投资于杭州地区，不低于50%的比例投资于初创期企业，这一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资本进行创业投资、推动本地初创期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创业扶持基金的这种设置，显然是希望用政府的2亿元基金翘起更大笔民间资本和产业资本，投入到更具挑战性但对整个区域未来都很有帮助的产业中去。

而政府的退出模式则大大降低了投资机构的风险，让原本只痴迷PE后期投资的资金也愿意考虑加入创业扶持基金，获取资本收益的同时，学习做VC的经验，把关注点向企业初创期转移。

　　“现在基本上所有资本都希望做PE，只关注非常成熟、靠近上市后期的企业，恨不得明天就能上市。

”陈长泉说，“但这些企业可能只是需要一些品牌更好的企业和资本以增添自己上市的成功率和收益率。

所有资本都聚集在这一个领域，不仅可能导致过剩和泡沫，也不利于资本收益。

”今年，他所在的投资公司先后设立了杭州高科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服务中心和一家担保公司。

注册资本2.02亿元的杭州高科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先后和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赛伯乐（中国）投资基金、太平洋联合资本集团三家国内外著名投资机构成立杭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首批合作对象。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推出，使得那些原本关注PRE-IPO后期投资的资金，也开始更多愿意考虑和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进行合作，把关注点向初创期企业转移。

　　目前，杭州市创业引导基金的最上层管理机构——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正副主任直接由杭州市的正副市长担任，杭州市发改委、科技局和财政局高层官员任委员会委员，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

资金完全由财政拨款。

　　从杭州市创业扶持基金的管理架构上，我们能够看出杭州市政府对杭州市向高科技产业转型的期待和重视。

　　危机与希望

　　在这股资本热潮下，也存在反潮流的运动。

　　“二期50亿元基金我们有可能从海外募集。

”云杉投资总经理胡云耿琢磨着自己的措辞。

他痛苦地发现，中国的LP和国外标准的样式相去甚远，他自己就曾经无数次地跟投资者闹翻。

亏得他一直坚持严格执行标准化的流程，一定要建立非常严格的财务模型再投资，才更强硬地把那些强硬的LP们的意见给压下去。

　　云杉投资由电气行业的龙头企业正泰电气牵头组织，首期融资5亿元，其中正泰集团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认购了2亿元。

而胡云耿算得上是国内第一批金融海归，加盟正泰之前曾在里昂信贷等一些外资投行做投资，2002年一个人跑到杭州，盘活了当地最著名的烂尾楼，后者成为今天西湖边知名的高档酒店——杭州凯悦大酒店，也算是一传奇角色。

　　在科班出身的胡看来，现在浙江的这些资本基本上都算不上是PE或者VC，这些LP也很难称之为真正的LP。

　　按照国外的标准式样，PE或者VC的投资算得上是真正的闲钱，因为真正的PE基本上都要7~9年的时间，即使是5年的，一般也要加上两个1年的展期。

这并不是什么国际惯例，而是PE的定义和使命决定的。

PE是投入即将上市企业，追求上市后的退出获得相应回报，然而，上市不是说上市就能上市的，这关系到企业是否已准备好，会不会碰到熊市牛市等问题，投资管理者的任务是必须做好最差的打算而不是给投资者最高的预期，所以3年是个比较合理的上市预期期限；哪怕是上市后，大非要等3年，小非要等1年；等到可以退出的时候，照例有熊牛的状况，多放2年的期限对投资人和投资管理者都是有益的。

再加上钱投出去本身就需要时间，这样加起来，最短最完美也要5年时间，所以7~9年是一个正常的预期。

今天投明天就上市永远只是美好的主观愿望而不是客观事实。

　　这个期限对于从实业中分离出来，满腔热情想要做一个短期头寸的投资者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这个风险承担能力并不完全是投资本身的风险，而是其流动性风险。

因为把钱交给PE后，在期限内投资者是没有权利把钱要回去的。

　　而眼下浙江的LP和GP的情况就更加复杂。

因为几乎所有的投资人都是第一代创业者，作为成功者，每个人都有很强的主观意志，相信甚至迷信自己的眼光和管理。

所以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往往争吵不休。

甚至很多投资管理者都有过被投资者抢白的尴尬经历：

“我有上亿的身家，你有什么？

”

　　面对这样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现在浙江比较通行的解决方案是，基金不参与投资，而由看好这个项目的投资者单独投资。

　　云杉二期基金可能从海外募集的另一个考虑是，在全球金融资本泡沫崩溃的今天，中国实业还是最令人垂涎的资产。

金融格局可能变化，金融产品可能会不同，但好东西依然是大家追捧的热点，“这是我们所能遇到的最好的机会。

”胡云耿表示。

　　显然，有这个想法的绝对不止胡云耿一个人。

现在地球各大板块之间的联系已经远不止是地壳运动这么简单了，今天我们绝大部分人都还在为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政策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而七上八下。

谁能知道怀揣了这么久的走出国门梦想的中国企业和中国资金会整合出一片什么样的天地来呢？

说到底，金融市场泡沫崩裂，资产价格便宜，从中长期来说，也是个不错的买入时机，而资本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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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资本的江湖

　　浙江的草根资本，或许是中国经济下一轮牛市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成远/文

　　在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家茶楼里，项建标和郑卫良并排坐在沙发上，正在为一个投资项目进行激烈的辩论。

　　投资对象是浙江富阳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项和郑分歧的关键点在于，项认为该公司涉及的车用铝电池技术还不成熟，产业化有风险，不能投；郑则觉得技术会随着市场的扩大和成熟而达到用户可接受的水准，不需要担心，而且他能找到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和打通渠道的资源，弥补企业的短板，因此非投不可。

　　这种争论大概在许多基金的管理团队内部都发生过，但亮明身份后，你会惊讶地发现，争论中执意要投的郑，其实是一名教辅类图书发行商，还开有几家羽毛球馆，跟项目所涉及的高科技毫不相干。

更让人诧异的是，郑自嘲2007年之前还不知道A股为何物，更不用说风险投资了。

“那时候，项总经常跟我谈风险投资、PE这些概念，我甚至会有点嫌烦。

”而今，已和项建标一起成为盈动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的郑卫良，在做投资决策时，按照项略带调侃又略带不满的口吻来评价，是“有时候比我还有主见呢！

”。

　　从小老板到草根VC

　　事实上，像郑卫良一样从传统行业“小老板”突然变身成风险投资家的人，在浙商中大有人在。

他们不像万向的通联、盾安的如山等正规军那样，有明确而实力较强的产业背景，而是经历复杂、背景各异，甚至有做高利贷地下钱庄的，在性格、知识结构、职业素养等方面更是千差万别。

可以说，这批人的出现给原本创业投资氛围就比较浓厚的浙商生态体系又增添了几分草根气。

　　多数草根VC都是近一两年转入这行的，因此像项建标这样做了5年的投资人在圈内已经是属于资历较深的“稀缺品”。

从早期的红鼎基金到现在的盈动，项建标已经在圈内积累了一定的个人品牌和号召力。

这是在投资圈里长期“厮混”努力得来的结果。

“起初我是‘自学+混人脉’，为此还专门跑到北京呆了好几个月，北京的IT、互联网圈子都很熟了。

”项建标说。

他认为踏实做研究、投有价值有影响力的项目，与建立好的圈子都同样重要，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他力劝郑卫良去参加浙大的股权投资班。

这种对圈子的热爱让项成为草根VC圈里的“推销员”和“联系人”的角色。

不管你爱听不爱听，他都会执着地向你传播风险投资的各种新观念。

　　郑卫良对项建标的评价是“书生气”，他对项建标“混人脉”的做法颇有些不以为然，他更相信自己的商业感觉。

郑卫良做教辅书生意，用8年的时间做到浙江省老大，同时还投资羽毛球馆、钱江开发区商务楼宇，期间也经历诸多沟沟坎坎。

这样的经历和经验构成了郑的商业感觉，他相信把自己多年创业积累起来的这种商业感觉用在投资判断上足够了。

因此，他也更多的从创业者商业感觉好坏的角度判断这个人。

他认为现在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判断别人的智慧，考察和学习别人的独特知识，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郑觉得自己已经有“上道”的感觉了。

　　郑的“上道”能从他的自信和投资决策的果决感受到。

虽然郑有关风险投资的专业知识大多还是靠项建标的“灌输”得来的，但他并未因此完全依赖项建标的判断。

就拿他和项有意见分歧的铝电池项目来说，最后也是以他坚持以个人身份投资，并后续引进了更大的机构和杭州政府引导基金而告终。

虽然他和项在事后依然各持己见，但争论的意义已经不在于投与不投，而在于他已经学会找到更有实力的钱给自己的投资上保险，据说，杭控委派了财务总监和市场总监进入被投公司管理层。

至少，现在郑可以不用为这家公司的日常管理和运作牵扯太多个人精力了。

　　如果说郑卫良对做投资的态度是从保守逐渐走向激进，那么盈动的第三位股东巫先生可能就属于浙商中的激进潮流型了。

这几年的每一波投资热他都没错过，而且进出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

比如他做过服饰配件加工，做过出口贸易，也踩对了前几年楼市大行情的步点，他选择在去年把钱陆续撤出房地产，只保留了部分出口业务，“逃出来”的钱，巫先生打算拿来赶这波草根VC的“潮”，而且要全身心投入，做职业投资人。

入股盈动的第一期基金，可以说是他做草根VC的第一步。

　　为此，巫先生还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学习计划。

刚刚从日本短期学习归来的他，最大的体会就是所有人都讲英文，带有明显的硅谷和美国特色，他总结联想弘毅、红杉等做得比较成功的投资机构也都有明显的美国特色，所以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风格，而且是一个必须，这也将成为他以后的学习方向。

接下来他还要出国参加另一个投资者论坛，日程安排得很紧，十一假期都不能休息。

　　虽然郑卫良解释自己做草根VC的动机是怕“没事干”和对这行感兴趣，但更早几年就开始做天使投资人的刘晓人的说法可能更接近大多数投身于投资领域的浙商的深层动机，至少更能说明巫先生那样卯足劲儿转型的原因：

在宏观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宏观调控不断趋紧的情况下，浙江众多的民营外贸型、制造业企业生存日渐艰难，不得不寻找新的突围方向。

弃实业、做投资就成了很多浙商的新选择。

　　从硅谷到杭州

　　在杭州的草根投资圈里，GP（基金经理）和股东（LP）的概念向来就分得不是很清楚，一般都是股东组成的投资委员会有决策权，而外来的LP如果不是相互非常了解和认可也轻易不会被拉进来，GP更是非常罕见，曾经有过GP的基金也不是很成功。

而草根VC们互相连结的方式带有更多的地缘特点或者说本土特色。

比如郑卫良和项建标就是大学校友，那时他们总在一起踢球。

郑回忆说项在大学里体育是非常好的，而郑最大的体育爱好是羽毛球。

其实很多朋友在还没有一起共事做投资之前，都是一起打球的，虽然从不过问各自的生意和投资之类事情，但彼此已经在这些业余活动中非常了解和熟悉。

　　由大学或者后来的商学院MBA班等同学关系变为企业合作伙伴的情况在投资圈子中也非常盛行。

不仅有杭州本地的浙大，甚至复旦、清华、中科院等外地高校的MBA班也来杭州招生、开课，每办一期就把当地投资圈的人脉、资源整合一遍，然后就会冒出更多的基金和投资公司。

　　按照刘晓人的描述，通常一个MBA班50人，通过入学就成立的班委会，大家很快就会了解各自的信息和资源，在浓郁的投资氛围下，本来没有投资想法的人可能也会在课上产生投一两家别人开的公司的念头，然后就是班长带头，每人100万元，50人就是5000万元，成立一个基金。

而每年这样的商学院越来越多，基金一年滚一年，可以说不计其数。

　　在这些来杭州、温州办班的商学院MBA班里，通常是课堂上教授讲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课堂下同学之间互相参观各自的企业，慢慢自然形成圈子或投资小团体，由同学关系而生的信任比较坚实，投完了一期效果好就继续募下一期，已经形成一股风气。

　　更多、更密切的交往存在于五六个人、七八个人形成的小圈子、小团体，往往也是MBA班认识的同学、朋友，外人很难进来。

由于对彼此的家庭、脾气、禀性、背景都摸透了，有坚实的信任基础，然后就一起看项目做投资。

因此多数本地投资人都表示：

他们离不开浙江或杭州，最远到上海，如果去北京建立这样的圈子就成本太高了。

项建标、刘晓人都有过混北京IT圈、投资圈的经历，但近两年他们觉得即使投了北京公司，也还是没有足够的资源照顾，干脆转战老家，深挖杭州。

因此出现了投资者、创业者在杭州扎堆、扎根的现象。

这倒是吻合硅谷著名风险投资机构KPCB的就近投资原则（他们投资的90%的公司都在硅谷方圆60公里以内），只不过把“硅谷”这个地名换成了“杭州”。

　　7000亿“闲资”的未来

　　浙江到底有多少民间资本？

项建标同意浙江有7000亿元民资的流行说法，但他不认为这些钱是所谓的“闲资”。

只要有好的机会这些钱都会选择投出去，而不会作为消费享乐的开支。

甚至民间流传这样的玩笑，浙江的“二奶”不如广东的“二奶”生活水平高，虽是笑谈，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地不同的企业家精神。

　　究其原因，项建标的解释是现在的这些钱还是以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第一代创业者的钱为主，这些钱是他们自己打拼得来的，既珍惜其来之不易，又有投资更高水平产业的抱负，两者结合起来，就造成他们会倾向于把钱投回到实业，而不是纯粹搞资本运作，同时在态度上又会比较谨慎、稳重，操作上也不免追求短、平、快的实用主义。

　　2006年刘晓人和项建标等人创立的红鼎投资基金已经有一些项目经过他们早期投资后又获得更大额的二轮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