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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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国学经典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儒家与君权的关系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孔子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儒家与君权之间就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

“以道事君”就是以仁道事君，“仁者爱人”，从政治哲学上说，这是儒家的民本主义价值观。

“犯之”就是对君主的“不仁”进行批评；如果君主不听谏阻，那就应该“止”即辞官而隐退。

孟子继承发扬了这一思想，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所谓“民为贵”就是以人民为最有价值，或者说，以人民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

就君臣关系而言，孟子反对臣对于君主的一味顺从，臣应该“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

这里的“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止”。

孟子又说：

“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离娄上》）意谓对于“大人”（大儒）来说，君主的用人之非、政事之失等等尚不足以进行批评，只有格（正）“君心之非”才是最重要的。

其所以最重要，是因为仁政出于君主的仁心，若君心不仁，则无以为仁政；若君心正，则“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同上）。

秦统一中国后，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

“汉承秦制”，在“秦制”之下，儒家思想一方面与其相适应，提出了“三纲”之说，另一方面也仍然坚持了先秦儒家的民本主义和“格君心之非”思想。

如汉儒董仲舒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其“伸君”即适应秦以后的君主集权而立“三纲”之说，其“伸天”则仍贯彻了民本的思想（所谓“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见《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并且欲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

在董仲舒看来，治道应该从君心之正开始：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

关于程朱对君权和“三纲”之说的肯定，历来已多被强调，近现代学人也对此多作批评。

本文所述，主要是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以显出程朱理学与君权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并重申笔者多年来的一个看法：

从民本进至民主，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一

二程与君主政治的关系，始见于程颐早年的《上仁宗皇帝书》。

他在书中说：

“圣明之主，无不好闻直谏，博采刍蕘，故视益明而听益聪，纪纲正而天下治；昏乱之主，无不恶闻过失，忽视正言，故视益蔽而听益塞，纪纲废而天下乱。

治乱之因，未有不由是也。

”（《程氏文集》卷五）这种劝戒君主听从臣下的“直谏”，并且希望君主“召对，面陈所学”，“以臣之学议天下之事”，正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在士人中形成的风气。

程颐指出，当时宋朝已处于危乱之势：

“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之未然（燃），因谓之安乎？

……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气上冲于天，灾沴凶荒，是所召也。

”这里的“召”就有“天人感应”、“同气相召”的意思。

程颐又引《尚书》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

但当时“国家财用，常多不足”，为充财用则“急令诛求”于民，“竭民膏血”，使百姓“往往破产亡业，骨肉离散”。

“彼庶民者，饥寒既切于内，父子不相保，尚能顾忠义哉？

非民无良，政使然也。

”他从民本思想展开对当时政治的批判，由此批判而提出实行“王道”的主张。

他说：

“窃惟王道之本，仁也。

臣观陛下之仁，尧舜之仁也。

然而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

”（同上）在此，程颐肯定宋仁宗“有仁心”，但“无仁政”，这是对当时君主政治的一种乐观看法。

此后，二程便由强调君主必须“正志先立”，终至明确提出“格君心之非”是治道之“本”。

治平二年（1065），程颐写有《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

此书仍强调了“民惟邦本”，“保民之道，以食为本”，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治道的“本”与“用”之分：

今言当世之务者，必曰所先者：

宽赋役也，劝农桑也，实仓廪也，备灾害也，修武备也，明教化也。

此诚要务，然犹未知其本也。

臣以为所尤先者三焉，请为陛下陈之。

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

……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

有其本，不患无其用。

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

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谓也。

”（《程氏文集》卷五）

这段话把君主的“立志”作为最根本的急务，其精神与后来程颢写的《上殿劄子》相一致。

程颢说：

“君道之大……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

……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

”（《程氏文集》卷一）小程和大程几乎同时提出了治道必须“君志先定”的问题，这有鉴于庆历新政的夭折以及此后的无所作为正是由于“君志”不定。

在他们看来，只有“君志先定”，才能够正确地择宰相（“责任”）、任贤臣（“求贤”）；有了这样的“本”，则“不患无其用”。

反之，“顾三者不先，徒虚言尔”（《程氏文集》卷五）。

程颐的《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本是响应宋英宗的诏勅，“以比年以来，水潦为沴，八月庚寅大雨”，诏求臣僚“言时政阙失及当世利病”，代其父程珦而写。

程颐在书中也趁势以“阴阳灾异”儆戒人君：

臣闻水旱之沴，由阴阳之不和；阴阳不和，系政事之所致。

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灾变，则必警惧以省躬之过，思政之阙，广延众论，求所以当天心，致和气，故能消弭灾异，长保隆平。

……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阴沴，圣心警畏，下明诏以求政之阙，诚圣明之为也。

（同上）

这里说的君主因“阴阳灾异”而下“罪己”引咎之诏，听闻对时政阙失的批评，可以说是历朝的惯例。

程颐在此只是更希望宋英宗出于“至诚”，而不要使其只成为“虚饰”。

宋英宗在位仅四年就病死，其子神宗继立。

熙宁元年（1068），程颢向新即位的宋神宗上了《论王霸劄子》。

他说：

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

……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

……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

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尽于道而莫之御也。

（《程氏文集》卷一）

程颢从“王霸之辨”的高度来讲君主“立志”的重要。

他希望宋神宗“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

这仍是强调君主必须先“立志”，只有君主“正志先立”，才能“任贤勿贰，去邪无疑”，从而确立“致世如三代之隆”的改革方向，以实现“王道”的理想。

在《论王霸劄子》之后，程颢又向宋神宗上了《论十事劄子》，就“师傅、六官、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分数”等十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以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验”（同上）。

然而，当时宋神宗正“日益信用”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后，便开始了熙宁变法。

是年四月，程颢曾与其他七人被派遣到各地考察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

此后在颁行均输法和青苗法，暴露了熙宁变法是以“理财”为急务之后，朝臣中就兴起了“新党”与“旧党”之争。

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记述：

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对之日，从容咨访……（先生）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

先生不饰辞辨，独以诚意感动人主。

……尝言：

人主当防未萌之欲。

……时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

……荆公浸行其说，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

……荆公与先生虽道不同，而尝谓先生忠信。

……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

（《程氏文集》卷十一）

此处所说王安石与程颢的“道”不同，即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是“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所谓“理财”即国家如何多征收钱财，如青苗法是“官放息钱”，由国家贷钱给农民，然后收取本金和十分之二的利息），而程颢则主张实行“王道”，他劝说宋神宗“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

这里的主要分歧就是王霸、理欲、义利之辨。

在颁行均输法和青苗法之后，程颢“数月之间，章数十上”。

现《程氏文集》卷一载其在熙宁三年上的两道《谏新法疏》，大意如《明道先生行状》所述，批评熙宁变法“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等。

程颢力主“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张撤回督促新法施行、扰乱地方行政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为“去息”的仁政。

他更看重的是，由于宋神宗不能“正志先立”，以致熙宁变法汲汲于财利，当反对熙宁变法的“旧党”纷纷被罢贬之后，王安石就更多地任用“晓财利”之人，于是“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这就使他所希望的宋神宗能够“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完全走向了反面。

程颢对宋神宗先是“独以诚意感动人主”，但是在谏止新法的《再上疏》中却不得不以“天意”儆戒人君。

他说：

“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

”（《程氏文集》卷一）数年之后，程颐在《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中也以“彗（星）之为变多矣，鲜有无其应者，盖上天之意，非徒然也”，希望宋神宗敬畏“天戒”，“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为政，思己之自处，然后质人之言”，以己之“诚意”感动天心，消弭灾害，“奋然改为”（《程氏文集》卷五）。

熙宁变法之后，二程退处洛阳，几近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

在此期间，一方面，道学的思想体系臻于完成；另一方面，二程把王安石新学视为超过释氏之害的“大患”。

从学术上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程氏遗书》卷二上）；从治道上说，最根本的是要“格君心之非”。

二程说：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用而言。

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

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

（《程氏遗书》卷十五）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

……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

然非心存焉，则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将不胜救矣。

格其非心，使无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程氏外书》卷六）

从强调治道之本是“君志先定”，到明确提出治道之本是“格君心之非”，其间的思想是一贯的，但其微妙的变化却是道学家对于君主自身“立志”的自觉已感到失望（此不同于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所说“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而“君心之非”正是道学家实现“外王”理想的最大障碍。

二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病死，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被尊为太皇太后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建年号元祐。

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反对新法的旧党得势，司马光、吕公著任左右仆射。

此年，召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而病逝。

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

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

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后世；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之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

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程氏文集》卷十一）

这段话不仅是小程称颂大程，而且是二程共同担当儒学“道统”的宣示。

此中包含的一个深意是，既然“善治”要由“真儒”来恢复，“政统”要由“道统”来确立其合法性，那么“道统”之尊要胜过“政统”的王权之尊。

宋哲宗即位后，程颐经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应诏入朝，获太皇太后的召见，被授以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政殿说书等职。

在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程颐身为处士，未能施展其“外王”之志，如今得主持经筵，担当教导幼主、启沃君德的重任，这对于程颐是一个培植治道之“根本”，期以将“道统”用之于转化“政统”，从而恢复三代之“善治”的大好机会。

程颐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上意；而其为说，常于文义之外，反复推明，归之人主。

”程颐听说哲宗“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蝼蚁”，乃问：

“有是乎？

”哲宗答：

“然，诚恐伤之尔。

”程颐说：

“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

”有一天，程颐讲罢未退，哲宗“忽起凭栏，戏折柳枝”，程颐进言：

“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

”哲宗对此劝阻“不悦”（《程氏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

有时候，程颐也藉“天人感应”来说事。

他曾对哲宗说：

“天人之间甚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

昔子陵与汉光武同寝，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

子陵匹夫，天应如此。

况一人之尊，举措用心，可不戒慎？

”（《程氏遗书》卷二十三）

对于程颐在经筵的良苦用心，明儒薛瑄曾评论说：

“伊川经筵讲疏，皆格心之论。

三代以下为人臣者，但论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从本原如程子之论也。

”（《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下》）这里说的“本原”，就是以“格君心之非”为治道之“本原”。

尽管程颐在启沃君德、格正君心上“潜思存诚”，“毕精竭虑”，但其以师道自居，教导严毅，却引起哲宗的“不悦”。

此时，朝臣中又有蜀党、洛党和朔党之争。

程颐在蜀、洛之争中被“巧为谤诋”，于元祐二年八月罢崇政殿说书职，差管勾西京国子监。

程颐离经筵去洛阳就职后，决意辞官退隐，以保持儒者的“进退之大节”。

他连上三道《乞归田里状》，接着又上两道《乞致仕状》。

元祐七年，程颐服父丧毕，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他又上《再辞免表》云：

“……惟今日冒死，为陛下陈儒者进退之道，为臣去就之义，觊望有补，乃区区上报之心也。

（《程氏文集》卷六）这次辞免被认为有“怨望轻躁”语，改授管勾嵩山崇福宫，程颐以“腰疾寻医”辞。

元祐九年，宋哲宗始亲政，复申秘阁、西监之命，程颐辞免，仍不准，又上《再辞免状》云：

“臣窃思之：

岂非朝廷以臣微贱，去就不足轻重，故忽弃其言，陛下不经省览，而辅臣莫以告也？

臣诚微贱，然臣之言，本诸圣贤之言；臣之进退，守儒者进退之道。

虽朝廷不见省察，臣恐天下后世有诵其言、思其义，而以进退儒者之道议朝廷也。

”（同上）程颐的这些辞免状，意味着道学的政治主张已经被君主的政治权势所挫败；他之所以屡申“儒者进退之道，为臣去就之义”，不过是要在现实的政治权势下保存“道统”的相对独立性和尊严，俾能“不得行于时，尚当行于己；不见信于今，尚期信于后”。

宋哲宗亲政后，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起用新党，召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将旧党打入“元祐党案”，“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罪，布告天下”。

程颐被“放归田里”，绍圣四年（1097）“辅臣因历数元祐言者过当”，而哲宗更“怒颐为甚”，遂诏“放归田里人程颐送涪州编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三）。

程颐在涪州编管期间作成经学和理学的名著《伊川易传》。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言者论其（程颐）本因奸党论荐得官，虽尝明正罪罚，而叙复过优，今复著书，非毁朝政，于是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

”（《程氏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此年，程颐“下河南府体究，学者往别，因言世故，先生曰：

‘三代之治，不可复也。

有贤君作，能致小康，则有之。

’”（《程氏遗书》卷十一）在北宋末年的昏暗政治下，程颐的政治理想降格以求，虽然三代之治不可复，但仍寄希望于“有贤君作，能致小康”。

然而，“君心之非”构成了道学家“外王”理想的最大障碍。

程颢曾经说：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程氏遗书》卷一）所谓“把持天下”就是把天下视为私有，这是与儒家的民本“公天下”思想相对立的。

程颐也曾论及君主制的得失：

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择一人贤于天下者而授之。

三王家天下，遂以与子。

论其至理，治天下者，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加诸众人之上，则是至公之法。

后世既难得人而争夺兴，故以与子。

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程氏遗书》卷十八）

受历史的局限，程颐把五帝的禅让制看作“至公之法”，而又承认后世的传子制也是“天下之公法”。

在此所谓“公法”之下，“守法者有私心耳”，道学家希望君主能够“正心窒欲”，希望“大人”能够“格君心之非”，但君主的“私心”却又是道学家所难以克服、不能格正的。

这一治道的“根本”问题不能解决，道学家的“外王”理想也就只能是“徒虚言尔”。

三

朱熹在政治思想上继承二程，把“格君心之非”或君主的“正心诚意”作为治道的“大根本”。

但是，南宋的皇帝比北宋的皇帝更加昏愦，朱熹的“外王”理想不能实现也是历史注定的。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向皇帝第一次上“封事”。

此年六月，高宗将皇位内禅给孝宗。

朱熹认为，秦桧死，孝宗即位，这正是“大有为之大机会”（《朱子语类》卷一三三）。

新即位的孝宗“诏求直言”，朱熹便于此年八月上《壬午应诏封事》。

在此“封事”中，朱熹首先提出“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

此“帝王之学”就是《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亦即“内圣外王之道”。

朱熹说：

“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

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

”朱熹希望孝宗能够延访深明《大学》之旨的“真儒”，“置诸左右，以备顾问”，将《大学》之旨“研究充扩，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后知体用之一原，显微之无间，而独得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传矣”（《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显然，朱熹在此所希望的就是能使二程所继承的儒学“道统”与南宋的“政统”相合一，而合一的条件就是君主能够“正心诚意”，克去“人心”的私欲，达到“道心”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从而由体而达用，由内圣而外王。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给张栻的信中说：

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

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

如论任贤相、杜私门，则立政之要也；择良吏、轻赋役，则养民之要也；公选将帅、不由近习，则治军之要也；乐闻警戒、不喜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

推此数端，余皆可见，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

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

这段话比较完整地表达了朱熹的政治思考。

他所关切的政治问题包括任贤相、杜私门以立政，择良吏、轻赋役以养民，公选将帅、不由近习以治军，等等。

这些“要切”问题都有待于治道的“大根本”即君主能够“正心诚意”、使“人主之心术”归于正才能解决。

淳熙七年（1180），朱熹第二次向宋孝宗上“封事”。

他说：

“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

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

”在这段话之后，朱熹引董仲舒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可见在政治思想上，从董仲舒到朱熹也是一脉相承。

朱熹在对恤民、省赋、治军作出种种论述后，又“昧死”发出以下议论：

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

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已。

原其所以然者，诚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则天下万事将无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谨也。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

此处“君心不能以自正”，如同二程失望于君主自身的“正志先立”，从而由“大人”来“格君心之非”就是必要和当然的。

在这篇“封事”的“贴黄”（附文）中，朱熹说：

治天下当以正心诚意为本。

……比年以来乃闻道路之言，妄谓陛下恶闻“正心诚意”之说。

臣下当进对者，至相告戒，以为讳忌。

臣虽有以决知其不然，然窃深虑此语流传，上累圣德，下惑群听。

伏望睿明更赐财（裁）幸。

”（同上）

由此可见，宋孝宗“恶闻‘正心诚意’之说”，在当时早已是路人皆知；而朱熹说“决知其不然”，亦不过是朱熹的一厢情愿。

史载，宋孝宗在读了这篇“封事”后，大怒曰：

“是以我为妄也!

”（《宋史·道学三》）只因宰相赵雄奏：

“熹狂生，词穷理短，罪之适成其名。

若天涵地育，置而不问，可也。

”（《宋史·赵雄传》）孝宗才没有将朱熹治罪。

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再次入朝面奏。

“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

朱熹说：

“吾生平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这次面奏，朱熹向宋孝宗上有五劄，前四劄是讲刑狱与赋税的问题（朱熹此时担任江西提刑），第五劄即讲“正心诚意”，认为孝宗即位二十七年来“因循荏苒，日失岁亡，了无尺寸之效”，其原因在于“天理者有未纯”，“人欲者有未尽”；只有留意于“舜、禹、孔、颜所授受者”，存天理，去人欲，“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如此则圣心洞然，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朱文公文集》卷十四《戊申延和奏劄》）。

在朱熹戊申延和奏事的同年，他与陆九渊展开“无极太极之辩”。

朱熹在给陆九渊的信中提到：

“熹两年冗扰，无补公私，第深愧歉。

不谓今者又蒙收召……所恨上恩深厚，无路报塞，死有余憾也。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敬》五）陆九渊在回书中有云：

“吾人进退，自有大义，岂直避嫌畏讥而已哉。

……孟子曰：

‘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

’所谓行之者，行其所学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于当道，与其君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使斯道达乎天下也。

”（《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二）可见，陆九渊对于朱熹的“格君心之非”是予以赞同和鼓励的。

淳熙十五年九月，朱熹又收到入朝的召命，他于十月上《辞免召命状》，十一月上《戊申封事》。

在此“封事”中，朱熹痛陈当时岌岌可危的形势：

“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

……是必得如卢、扁、华佗之辈，授以神丹妙剂，为之湔肠涤胃，以去病根，然后可以幸于安全。

”朱熹为此“重病”所开列的“医国之方”仍是以正君心为“天下之大本”，外加以六事为急务，他说：

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

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

……臣之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

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

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朱熹的这道“封事”长达万言，疏入宫中时“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宋史·道学三》）。

但是，宋孝宗对于道学家早就有“好为高论而不务实”的成见，对于朱熹的“正心诚意”之说尤所厌闻，他对这道“封事”也不可能认真对待，而他本人此时已有“倦勤之意”，打算退休当太上皇了。

淳熙十六年二月，宋孝宗下诏传位给皇太子。

宋光宗即位后，朝政更加昏暗，道学人士纷纷被排挤出朝。

朱熹在此年写有《己酉拟上封事》，但鉴于当时的恶劣形势，最终拟而未上。

此年五月，陆九渊受诏知荆门军，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说：

“新天子即位，海内属目，然罢行升黜，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群小骈肩而骋，气息怫然，谅不能不重勤长者忧国之怀。

”（《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三）朱熹在当年八月给陆九渊复信说：

“荆门之命，少慰人意。

今日之际，惟避且远，犹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为厌。

三年有半之间，消长之势，又未可以预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为也。

”（《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当时，朱、陆二人因“无极太极之辩”而争之甚烈，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惺惺相惜。

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朱熹说“非人力所能为也”，可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