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公共政策行稳致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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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共政策行稳致远

人民日报评论部：

充分交流减少“信息逆差”

——让公共政策“行稳致远”①

公共政策，影响着公众的利益、大众的生活，也离不开民

众的参与、群众的支持，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公共政策

的“公共性”。

现实中，一些政策的调整和出台，却经常

受到质疑、遭遇阻力。

　　其实，很多引来“反弹”的政策，本身不一定有问题。

但政策的出台、实施、执行与反馈是一个全链条，任何一

环都可能影响到其公共性。

这当中，既有公开与沟通的问

题，也有“时、度、效”的问题；既有利益群体协调的问

题，也有舆论误解误判的问题。

信息时代、转型社会，公

共政策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本版今起推出系列评论，从决策者、参与者、监督者

和社会公众等多个侧面，探讨如何增强“公共性”，让公

共政策能够“行稳致远”。

　　——编 者

　　与公众情绪“交流”、与社会舆论“对话”、与利益

群体“沟通”——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有目的性、有引导力、

有对象感、有效果意识的“公开”

　　“网约车合法了！

”7 月底，随着出租车改革方案与网

约车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围绕出租车改革这一“改革硬

骨头”的众多争议和猜测基本尘埃落定。

与此前很多人担

心的火爆场面不同，全球第一个国家层面的网约车监管法

规亮相可谓波澜不惊。

　　我们总说，改革进入深水区。

深水区，顾名思义，

“水很深”。

一个问题背后，会有过去种种情况的累积，

会有现实种种利益的交叠，也会有未来种种路径的考量，

就如同出租车改革，既需要革除传统出租汽车管理的历史

积弊，又需要规范网络约车发展，还要平衡好乘客、驾驶

员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格局之复杂令人头痛。

深

水区因而也绝非一眼能看到底，很多事情如果不认真对待，

不仅可能“难以说清”，而且可能“一说就错”。

如何实

现信息公开的及时与充分，如何做到各方沟通的有序与有

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把关键的“过程信息”压在箱底，只摆出一个简单的

结论，并非好的选择。

近年来，从多地抵制 PX 项目，到垃

圾焚烧站引发“邻避效应”，再到围绕“禁摩限电”的争

论、菜市场动迁激起的舆情，面对公众的疑问、诉求与焦

虑，一些职能部门澄清的声音往往显得既微弱又迟缓。

在

该说话的时候失声、该对话的时候回避，只会错失增进互

动、凝聚共识的良机，久而久之，难免让人“习惯性质疑”

。

　　应该说，“公开”一词，已成共识。

从新世纪初开始，

这一概念就慢慢植入了中国的政治运行中。

2003 年的非典，

无论对公众还是政府，都是一次大范围“启蒙”。

10 余年

过去，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到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政府信

息网站到政务微博、微信，公开的理念、方式都在升级。

另一方面则是，公众对权益的敏感、对公开的要求、对信

息的把握，也今非昔比。

公开的步伐与公开的诉求在赛跑，

如果“群众都过河了，你还在摸石头”，难免就赶不上趟，

不仅尴尬，而且被动。

　　不可否认，相比以往，现在的信息来源更加芜杂，信

息质量也是泥沙俱下。

也正因此，人们更需要权威而不装

腔作势、专业而又通俗易懂的“官方回应”。

这类信息一

旦供给不足，就会产生“信息逆差”，让那些片面、偏激，

甚至是虚假、错误的信息占据了舆论市场。

这启示我们，

仅仅是“公开”还远远不够，更需要与公众情绪“交流”、

与社会舆论“对话”、与利益群体“沟通”——这也可以

说是一种有目的性、有引导力、有对象感、有效果意识的

“公开”。

　　诚如中央领导强调的，主动做工作，说错一两句话，

是可以原谅的。

如果遇到重大问题静默失语，不主动做工

作，不敢担当，造成更严重的舆论误导，那才是不可原谅

的。

的确，要相信公众的理解力，也要相信社会的承受力，

更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善意。

如果政策出台确实是为了公共

利益、长远利益，公众的信任、支持甚至是奉献，也需要

建立在合理补偿与耐心疏导的基础上。

机动车限牌、房产

限购，曾在多个城市以“民间传闻—官方辟谣—政策突袭”

的套路上演，如果谣言总成“遥远的预言”，再怎么用尽

心思，也难免弄巧成拙。

　　围绕出租车改革，从前年 7 月开始，交通运输部就着

手调研，不仅分赴全国 21 个不同类型城市深入了解情况，

而且研究了美、日等国和我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出租车法

律法规和政策，召开了数十次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座谈会、

论证会和咨询会。

去年 10 月，管理部门又就改革草案公开

征求意见，搜集到了 10 个方面 6000 多条意见和建议，并

吸纳进正式版本，为“有争议”变成“挺满意”奠定了扎

实基础。

摒弃“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注重“我说你评”

“你问我答”的双向沟通，把公众视为平等的对话对象，

正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增强公众安全感与获得感的最基本

途径。

　　公开也好、交流也罢，说到底是对公众的“预期管理”

。

有研究者坦言，“真正意义上的稳定是一种心理期许，

先决条件是透明、公正与公开”。

转变思路，放下身段，

以“政府不发言，舆论就发炎”的自警自省，做好政策发

布前的说明、遭到质疑后的解释，才有可能在不断改善的

政民互动中，找到获取公众信任的最佳“打开方式”。

人民日报评论部：

科学决策要有“效果意识”

——让公共政策“行稳致远”②

要考虑政策出台和实施之后的利益影响、舆论影响、社会

影响，杜绝“好事蛮办”，摒弃“好事虚办”，警惕“好

事滥办”，才能防止“负溢出效应”，真正落实好意、办

成好事　　　　　

　　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多地出台了大同小异的

天使投资风险补偿管理暂行办法，即如果项目失败，政府

会给予一定补贴。

然而，该类政策不仅引来舆论争议，也

遭遇市场冷遇。

一位投资者道出其中关键：

投资公司最重

信誉。

凡是去申请政府补贴的投资机构，就等于证明自己

是个失败者，政府需要你证明自己的无能才来补贴你，这

是什么商业逻辑呢？

旨在鼓励投资的政策，却被投资者敬

而远之，这让人反思公共政策“初衷”与“效果”之间的

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工作要注意“时度效”，

最终要看效果。

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

的标准，揆诸公共政策，就是要有“效果意识”，考虑政

策出台和实施之后的利益影响、舆论影响、社会影响，多

角度考量、全方位把握，尤其是要换位到利益受损群体的

角度想想，以底线意识防止“负溢出效应”。

　　现实中，有不少抱着良好初衷的公共政策，由于少了

点“效果导向”，往往横生枝节，甚至好心办坏事。

比如，

为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而强制铲除原有作物，为了实现产

业扶贫而盲目跟风上马一些项目，引发公众不满；为了市

容整洁而对小商小贩“一刀切”，在争议声中被叫停。

这

样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决策浪费”，更侵蚀到政府公信。

　　公共政策事关公众福祉，考量政策出台后的利益影响、

舆论影响、社会影响等，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要求决策

者的思考，行走在科学的轨道，避免陷入各种误区。

比如，

过于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只考虑局部利益而忽

略利益平衡，只看到短期的积极效益而轻视长远的次生影

响，片面强调对目标群体的好处而忽视对利益受损群体的

补偿，只注重决策的合理性而忽视做好相关配套的必要性。

绕开这些误区，决策才称得上科学，也才能从源头保证效

果。

　　而对政策效果做出前瞻性预测，则有赖于决策前的扎

实调研。

许多好政策施行后才暴露出许多原来未曾想到的

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情况不明决心大，

心中无数点子多”。

有的眼睛朝上瞅着领导的偏好，而非

身子朝下了解群众的需求；有的一线调研蜻蜓点水多，办

公室里机械照搬国外经验多；有的选择性采纳有利于方案

通过的信息，对政策依赖的具体环境视而不见，对专家的

建议与警告充耳不闻。

如果事前考察不足、不准，再怎么

强调“效果意识”，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效果好不好，归根到底是群众说了算。

把民意请进门，

是“效果意识”的必然要求。

要知道，没有公众的参与，

就没有民意的护航，本应在决策之前完成的意见交锋和利

益博弈，就会延宕到决策实施当中，为决策推行埋设暗礁。

公众参与不仅是民主程序的要求，也能检视修正专业主义、

工具理性的盲点。

可以说，民意是决策过程中的活性炭，

能去除影响决策效果的有害杂质——那些未曾看到的风险、

没能觉察的隐患。

以欠缺专业知识而排斥公众参与、以

“一提涨价就反对”而认为公众“非理性”的观点，无疑

片面而偏颇，容易让决策失去最基本的公共性。

　　保持“效果意识”，公共政策不仅要制定好，还要解

释好。

“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

”

在很大程度上，舆情就是民情，舆论代表民意。

要意识到，

选择合适的公布时机与方式，采取恰当的应对态度与策略，

是推动政策实施的基本要求。

在众声喧哗的“舆论敏感期”

，公共政策需要“舆论反应评估”，把舆情反馈纳入决策

过程，做好群众关切的回应预案、社会质疑的权威解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群众办实事既要有诚心，也

要讲方法”。

脱离实际地“浑沌开窍”、一厢情愿地“帮

蝶破茧”、罔顾规律地“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事

与愿违。

始终以“效果意识”审视政策，杜绝“好事蛮办”

，摒弃“好事虚办”，防止“好事滥办”，才能真正落实

好意、办成好事。

人民日报评论部：

利益多元如何“合理维权”

——让公共政策“行稳致远”③

“磨合”是利益调整不可或缺的过程。

公共利益并不是个

体自我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源于对共同准则、共同价值

的对话协商

　　利益调整，往往相当敏感，“磨合”是不可或缺的过

程。

私家车变“专车”，可能影响出租车的生意；禁摩限

电，可能让快递小哥“举步维艰”……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

行中，往往会有利益的摩擦，甚至引来对立和冲突。

　　公民对自身权益的得失更积极地表达关切、提出疑问，

是值得珍视的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不过，利益分

化也必然带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选择的多样。

你不赞

成在离家不远处建垃圾焚烧厂，但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

又该让它建到谁家门口？

一己得失，拨动算盘珠子能算清

楚；但放在社会层面，以什么样的原则协调利益才算公平，

以什么样的方式主张权利才有共识？

这值得深思。

　　如果说多元化社会有一个优点，是让“每一种利益都

有权利和渠道去伸张自己”；那么，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

突如何协调，就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我们常说，改

革“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完，利益调整无人受损的“帕累

托改进”时代已经过去。

这意味着，一项公共政策能否落

地生根，既取决于政策设计的合理性，也要看全社会的利

益调整能力，尤其是如何协调个体、小集体和公共利益的

关系。

　　改革的难度也就在于：

很多时候每一种利益都有其合

理性，如果各方都寸步不让，那么公共政策陷入僵局的可

能性就很大。

这些年，从医改艰难行进，到教改复杂博弈，

从国有企业改革面对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等多重考量，

到户籍制度改革的各种刚性约束难以朝夕之间解除，一个

趋势很明显，即利益咬合越来越紧，打破政策僵局的难度

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表达诉求时“不容置喙、不

由分说”，一些人维护权益时“一言不合就上街”，这些

不假思索的本能冲动，往往让利益博弈的绳索套得更紧。

更何况，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还难免有误读、有失真。

比

如，增加医事服务费其实是为了根绝药品加成，“养老金

出现巨大缺口”也一再被证明是谣传，而前段时间江苏、

湖北等地发生的“高招指标被跨省调走数万个”风波，事

后证明完全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

　　怎样才能从紧张的“你争我斗”中跳出来，透一口气？

很多时候，不妨把距离拉远一点，看看自己的利益源自何

处，再换位看看对方的坚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