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文凭却被誉为三百年才出的大师.docx
《一个没有文凭却被誉为三百年才出的大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个没有文凭却被誉为三百年才出的大师.docx(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一个没有文凭却被誉为三百年才出的大师.docx](https://file1.bdocx.com/fileroot1/2023-1/4/85c75a22-399e-458b-8e4d-07cf664b7fd2/85c75a22-399e-458b-8e4d-07cf664b7fd21.gif)
一个没有文凭却被誉为三百年才出的大师
一个没有文凭却被誉为三百年才出的大师
1896年,陈氏兄妹合影。
右一为陈寅恪。
1898年,陈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垂帘听政,陈宝箴父子因在湖南率先变法,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
陈宝箴便带着全家返回祖籍南昌。
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一心寄情于诗词。
这是陈家之大祸,却是寅恪之大幸,在父亲教育影响下,他遍读典籍,十来岁时便已能出口成章。
1902年,陈寅恪才12岁,陈三立就将他送到了日本,求学于著名的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陈寅恪因患足疾,遂回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
复旦公学是新式学堂,相当于今之高中。
在这里,陈寅恪掌握了德语法语。
1909年,陈寅恪自复旦公学毕业后,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西洋游学之旅。
陈宝箴领诸孙及重孙合影于南昌(1899年)。
左二为陈寅恪。
留学日本时的陈寅恪(中)“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陈寅恪说。
不为文凭只求学问的他,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前往学习,学成又前往另一大学。
故游学16载虽未得一文凭,却掌握了梵文、巴利文等十几种语言,学问贯通中西、融汇古今,深不可测。
1919年,吴宓在哈佛认识陈寅恪后,惊为天人:
“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1923年,求学欧洲的傅斯年结识陈寅恪后,佩服之至:
“寅恪之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
因为治学讲课常有新解和宏论,陈寅恪之名声很快响彻北平城。
他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等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师生也成群结队,跑到郊外的清华园来“做客旁听”。
北大学生见自己老师也来当学生,遂称陈寅恪为“太老师”,意为“教授的教授”。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一派留洋归来的学者。
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留洋派觉得本土派迂腐狭隘,不懂得运用现代化工具。
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陈寅恪用各种语言做的笔记有一次,苏联学者在外蒙古,发掘到三件突厥文碑,不懂不通。
陈寅恪一解释,外国学者同声叹服。
“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都无法解释,陈寅恪一解释,众人皆毫无异议。
1933年,日本史学家和田清,从中国东北拿回一张古地契,断定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遗物。
一天,一帮历史学者在东洋文库吃饭,日本史学界泰斗白鸟库吉也在座。
大家传阅地契,赞不绝口,无甚异辞。
当地契传到中国学者蓝文征手中时,蓝判定其非明物,而是清光绪时物。
白鸟听了很惊讶,请他再仔细看看,蓝说:
“不必看了,这纸又厚又粗,显然不是明纸,而是清末双抄纸。
钱的单位,用‘吊’而不用‘贯’;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白鸟点头不止,问蓝识不识陈教授。
蓝文征故意问:
“哪个陈教授?
”白鸟说:
“陈寅恪先生。
”蓝文征答:
“那是我恩师。
”白鸟举起拇指:
“难怪,难怪。
”陈寅恪用各种语言做的笔记唐筼2陈寅恪与唐筼结婚后十年,生下三女: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
“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马关条约》中割台条款有关。
可见陈寅恪骨子里流淌着深沉的家国情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
此时,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已85岁。
这位在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眼见无力无天,立马开始绝食。
五天后,他满含悲愤,撒手西去。
徐悲鸿油画:
陈三立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理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其到宪兵司令部做客。
当时,日本人对外承诺:
“留下来教学,保证丰厚年金。
”作为教授,像陈寅恪,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文书,生活既舒适又体面。
但陈寅恪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在为父亲守孝的49天里,他常常斜卧在走廊藤椅上,双眼圆睁,一言不发。
高度近视加悲恸过度,致使右眼视网膜剥离。
医生说:
“必须尽快手术,否则将失明。
”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休养。
“一修养,就恐难逃出日本人之手。
”于是陈寅恪放弃了治疗,守孝期刚满,他就偷潜出北平,直奔昆明西南联大。
1939年,陈寅恪夫妇与三个女儿到达联大后,陈寅恪右眼已失明。
为了教好学生,振兴中华,他常常秉烛达旦,备课与写作。
灯光昏暗加上用眼过度,致使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陈寅恪,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这是300年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担当此任。
陈寅恪接受了应聘,“顺便到伦敦治眼睛”。
要去英国,需借道香港。
但万万没想到,陈寅恪刚抵达香港,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伦敦之行遂成泡影。
1941年底,国民政府派飞机抵达香港,以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要员和学界名流。
但孔祥熙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为把洋狗、香料和床板等通通搬上飞机,竟率领几十名保镖阻止要员和名流登机,致使何香凝、陈寅恪等人被困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后,设卡设障,陈寅恪一家想返内地已无可能,一天深夜,他们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
第二天得知,邻楼五女生皆被日本兵强奸。
唐筼立即给流求、小彭剪了短发,再让她俩穿上男装扮成男孩子。
然后含着眼泪,拿出一块浅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姓名、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万一失散,盼好心人将她送还。
”陈寅恪一家就这样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这样的恐怖生活其实可以立马结束,只要陈寅恪答应任何一个“小要求”。
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派人与一所大学校长前往陈家,要陈到上海等日佔区大学任教,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过去在清华任教时的同事钱稻孙,对陈寅恪许以每月千元的高薪,妄图请他北上为伪北大服务,又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日本驻香港总督出资20万军票,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协会,同样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威逼利诱不成,就抛糖衣炮弹。
香港占领军司令知道陈家三日不炊后,立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
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典当衣物过活,宁可没食物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也不为五斗米折腰。
陈寅恪的爱国事迹及危急处境,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内地。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课堂上大声疾呼:
“陈先生若遭不幸,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傅斯年等人四处奔走,筹集经费,后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陈寅恪一家才得以逃出香港,返回内地。
回到内地,陈寅恪立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
在灯光昏暗、警报不绝的情况下,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完成多篇名作。
学术没尽头,但他的眼睛却走到了尽头。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陈寅恪睁开眼睛,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让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随后一检查——左眼视网膜脱落。
陈寅恪仰天悲叹:
“天其废我是耶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
陈寅恪再次奔赴伦敦治疗眼疾。
但因耽搁太久,虽经英医开刀,也已回天回力,双目失明成定局。
1946年8月,陈寅恪重返清华时,已是盲人教授。
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子,陈寅恪不从:
“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
”梅贻琦不忍见失明的陈老来回奔波,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
每天上课,他便让人先把要点写在黑板上。
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眼或睁眼开始讲课。
他在课上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读错一个字,都必须重读。
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他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1947年,陈寅恪与王力3季羡林曾把爱国主义分为两个层次:
“一般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许别人侵略。
”“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
”陈寅恪的爱国,则包含了这两个层次。
但爱国的他,始终坚守一个原则:
只问学术、不问政治。
1927年,王国维沉湖自尽后,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时写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而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毕生之追求。
不管是做人,还是治学,若精神不能独立、思想不能自由,毋宁死耳。
1948年,东北华北炮声隆隆,岭南大学校长陈旭序邀陈寅恪南下广州,陈寅恪也想找一方安静书桌,遂然前往。
在岭南任教,是他一生难得的好时光。
遗憾的是,好梦由来最易醒。
1952年,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调整。
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与中山大学合并,组成新的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
陈寅恪也转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巧的是,系主任是他清华任教时的学生刘节。
1953年,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并决定在中科院设立上古、中古、近代三个研究所。
拟请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担任三所所长。
众所周知,陈寅恪对政治干预学术深恶痛绝,而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提出:
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历史。
这与陈寅恪的治学追求显然“不是一路”。
如何让陈接受新职,成为中科院心结。
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站了出来:
“我愿前往。
”此人,便是陈寅恪的得意弟子汪篯。
1953年12月1日上午,汪篯带着郭沫若亲笔信来到陈家。
或许自恃曾是陈老最得意的弟子,汪篯即以一种“教训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对陈寅恪进行劝导。
不料陈寅恪勃然大怒,指着汪篯说:
“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汪篯见势不妙,只好灰溜溜离开。
劝说未成,还把师生关系弄丢了,汪篯异常懊悔,此后一直想亡羊补牢。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念及当年师生之情分,陈寅恪答应与汪篯做一次长谈,也算是对北京方面的正式答复。
长谈中,陈老提出担任所长的两个条件:
“第一条:
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
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
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在1953年的中国,这样的答复无异于石破天惊,其结果可想而知。
这一年,历史研究所三所正式成立,所长分别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
眼盲之后,陈寅恪总是睁大着眼睛陈寅恪的教书生涯在1958年戛然而止。
这一年,反对“厚古薄今”运动全面展开。
陈寅恪被指为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大白旗”,应当拔掉。
愤怒的陈寅恪立即致函校领导:
“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从此,双目失明的他便潜心于家中,在助手帮助下,撰写《柳如是别传》。
为柳如是立转,不过是借传修史,倡导做人治学的气节与风骨。
柳如是乃明末清初的烟花女子后来嫁给了晚明文坛领袖钱谦益,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
率先投降的是两位文化名人——一位是大文豪钱谦益,一位是大书家王铎。
钱谦益“循例北迁”,柳如是没有跟去。
她独留南京,从事反清复明活动。
很多人觉得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意在反对现有政权、反对共产主义。
其实错了,1953年陈寅恪这样说过: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早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仅此一句,已惊为天人。
他写柳如是,不过是想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做学问也好,做人也罢,若失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见到烟花女子柳如恐怕也会羞愧脸红吧!
1962年,好友吴宓赴广州看望陈寅恪,陈寅恪对其说:
“我写书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陈寅恪书法正因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陈寅恪立下了“九不”原则:
“不理苏联专家,不愿北上做官;坚卧中大不动;不见贵客;不见外国人;不谈政治;不谈时事;不议论人物;不从时俗。
”1962年,中央大员康生南下广州,(康生,发动“文革”的主要成员之一)向中山大学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可无论校领导怎么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但不见,还赋诗一首自娱:
“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吃了闭门羹的康生,脸上极为不爽。
1962年7月,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洗漱时不慎跌倒,右腿股骨颈折断。
最佳医疗方案是动手术接驳或镶铜钉,但陈老有心脏病,难经麻醉,只好放弃。
只能吃中药与外敷,等伤口慢慢愈合。
但后果是,从此不能正常行走。
1966年,“文革”波及中山大学,红卫兵涌向西南区52号,赶走了陈寅恪的助手和护士,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
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由大楼外一直糊到家房门,又从房门、墙上糊到衣柜、床头。
听妻子念完大字报,陈寅恪一声长叹:
“我搞了一辈子学问,想不到落了个‘不学无术’的评语。
”一群学生冲到楼下,要把陈老抬出去批斗。
所幸系主任刘节及时赶到:
“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
千万别斗他!
”学生粗暴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
刘节回答:
“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造反派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摧残手段。
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吊在陈宅屋前屋后,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这个办法果然收到奇效,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本来就得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眠。
如今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便再也难以安睡,再也无法做学问。
梁宗岱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陈寅恪受摧残的描述:
“一听见喇叭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1938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就住在“大炮”傅斯年楼上。
傅斯年很狂,与蒋介石谈话也高跷二郎腿。
不仅如此,他还数次大骂蒋介石。
如此狂人,却对陈寅恪毕恭毕敬。
每当日机轰炸的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冲下楼时,傅斯年却拖着肥胖身躯逆流而上,小心翼翼把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
比傅斯年更狂的刘文典,很是珍惜生命。
每逢日机轰炸,便让一群学生搀扶躲避。
并美曰:
“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
”但在一次搀扶逃奔中,他看见了陈寅恪,立马甩开搀扶他的学生,指着陈寅恪大呼:
“快,保存国粹要紧!
”彼时,大家都视陈寅恪为“国之至宝”。
而如今,陈寅恪却被折磨得惶惶不可终日。
1969年初,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
此时的他,身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
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想起一句唐诗:
“千古文章未尽才,一生襟抱未尽开。
”陈寅恪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写成《中国通史》《中国历史的教训》,但因为“文革”和双目失明,未能完成。
这不但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陈寅恪墓长期研究知识分子的傅国涌,前两年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知识界有两个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市场化,一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
”泰戈尔有句名诗:
天空不留痕迹,飞鸟已经掠过。
在知识分子市场化和犬儒化的今天,拾遗君所以重拾陈寅恪,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一只“飞鸟”,那么震撼地掠过我们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