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美国大学校长职业发展的困惑对策及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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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美国大学校长职业发展的困惑对策及启示
简析美国大学校长职业发展的困惑、对策及启示
论文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美国大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应地给大学校长职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美国大学校长作用的对象：
发展理念、学科专业、多元生源、新兴技术、社会公信等大学组织的变化；大学校长自身职业发展的困惑：
遴选机制、多重角色、个人自由、职业风险；大学校长应对职业发展的策略：
入职的准备、工作的策略、卸任的智慧三方面展开论述，提出了对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发展启示：
能够在任职前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任期中能够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卸任时能够有充足的智慧。
论文关键词：
美国大学校长；职业发展；大学组织
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大学自诞生发展至今，已经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一种变化更为显著。
大学组织的变化，大学校长逐渐由传统的牧师型校长、学术型校长、管理型校长向职业型校长转变。
作为一种理想人与现实人的双重矛盾角色，在大学传统的继承与现实的不断开拓进取之间，大学校长在职业化进程中面临着诸多的困惑。
本文从大学校长作用的对象：
大学组织的变化、大学校长自身职业发展的困惑、大学校长应对职业发展的策略三方面展开论述，最后结合中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发展，给出若干建议对策。
一、校长作用的对象：
大学组织变化
在经过了350多年的发展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诚如乔治凯勒（GeorgeKeller）所述：
美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性的时期，正在发生的变化不只是财务和学生人数，还有整个服务对象构成的变化、他们所需要的课程和专业以及为他们定制的课表的变化、学校间竞争程度的变化、学校所需技术的变化、教师性质的变化以及日益扩大的外部控制与规章制度的变化。
克拉克克尔（ClarkKer）和德雷克博克（DerekBok）等在内的一大批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管理专家认为美国大学处于危机之中。
无论是自身发展的理念与结构，还是外部的社会环境，传统象牙塔式的大学都在不断地消解。
（一）发展理念的危机
从内部环境看，大学为了自身的发展，更加倾向于有效地利用资源，而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的法律和命令压力使然。
这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表现出来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益明显。
尤其在学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大学中所有的一切，都逐渐从传统的“学术至上”过渡到“资本运作”逻辑。
面对这种现状，瑟琳（JohnR.Thelin）认为关于大学的发展“任务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在最近教育活动及商业活动中被玷污的基本原则及价值理念的重建”。
大学发展理念的危机，究其原因，和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有关，比如全球化的影响，政治权利的介入，市场机制的侵蚀，同时，也和大学主动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有关。
但无论如何，传统的大学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二）学科专业的掣肘
由于知识的不断分化改组，科技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知识文化变迁，建立动态和有效的筛选机制，拓宽教学内容，发展交叉学科和专业，合理安排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直接产生价值的学科和间接产生价值的学科等，这些对包括名牌大学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构成了深刻而广泛的挑战。
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AllanBloom）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盛行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社会科学以及虚无主义的人文学科，已使其不知所云，自食其果了。
它没有勾勒出一幅统一的画面。
差异和冷漠实在太严重了。
大学明显地缺乏这种整体性，这难免让它的一些人员陷入困境。
他提倡重建通识教育和经典阅读来挽救大学里面的差异和冷漠。
可以说，如何实现不断分化的学科专业之间的融合，真正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大学发展的瓶颈所在。
（三）多元生源的压力
从大学的发展规模看，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美国大学入学适龄青年人数的减少，大学为了扩大生源，不断通过扩招以收取更多的学费和获得相应的政府财政投入来维持自身的发展，也通过不断招收留学生来推动学校的发展，此外，在职学员在生源中的比例也不断增加。
加之，由于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Action）的推动，大学也被要求招收更多少数民族的学生。
由于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数量上，大学学生相应持续增加；构成上，则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和国际化态势。
这样一种变化的出现，大学办学的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培养方式以及结构布局都将面临着巨大的调整。
（四）新兴技术的挑战
20世纪的后20年，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在新技术的促进下，知识的形态、开发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迁，大学可能因此进入“知识工业”时代，具体表现为知识的加工、包装和传递成了大学的重要任务。
以教师和书本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将与不受时空限制的新模式并存甚至减弱到次要地位。
此外，正因为技术基础的相近或相同，大量的公司或财团办的新型私立大学势必侵入高等教育领域，形成与传统大学强烈的市场竞争。
新兴大学多以广泛应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手段为基础，提供便捷高等教育的方式，可能会对传统大学过于系统化和学术化的教育教学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
另外，虚拟大学、赢利性大学的兴起，加之远程教育的盛行，都会给传统大学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五）社会公信力的减弱
自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以来，社会的公信力逐步呈减弱的趋势，很多人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质疑。
博克在他1988—1989年的年度报告中主要讨论了——“我们的大学出了什么问题？
”国际范围内的民意调查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民意调查则显示了人们对于国内高等教育体系的信心严重滑落：
从1966年的61%下降到70年代的33%。
另外还有如教职工作负担过轻，（学生）学费过高，（促使）哈佛大学实行无限期的集资等现象。
博克认为，美国大学的最大失误在于与其应该承担的责任相比，大学做得太少了。
大学的责任是帮助国家处理众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如发展缓慢的竞争力、贫穷、公共教育发展不力、环境污染等。
此外，近年来，大学生学费过高、家庭投资过大而失业率相对较高、收益并不明显，造成了投资与收益并不成正比这样一种矛盾，导致了大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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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校长自身职业发展的困惑
大学组织的变化，使大学校长的职业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总体看来，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这是社会大的环境和高等教育内在逻辑的必然选择。
大学校长逐渐从传统的学术领袖向职业化的经理人转变，但与此同时，大学校长须保持应有的文化传承的“守护人”的角色。
相比以往的学者型、领导型、管理型的大学校长，职业型大学校长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一）遴选机制对私人生活的干扰
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制度和操作性的程序。
姑且不论它的工具性和目的性是否就必然一致，但关于遴选过程中的伦理性，这就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
关于大学校长遴选的伦理性问题，主要集中在大学校长的信息和其隐私之间的矛盾上。
目前美国大学遴选校长，一般受到“阳光法案”的影响。
“阳光法案”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利于信息公开和遴选的透明公正，但同时也给大学校长候选人带来一定的不便即他们的背景、工作、生活等包括一些隐私性的东西都将公布于众。
这样，会对校长候选人的生活、工作等带来很大的不便甚至带来伤害。
此外，即便遴选通过而担任了大学校长，他的生活也将始终处于众目睽睽的关注之下，对他的生活及私人空间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二）多重角色使大学校长不堪负重
经历了形象代言人的精神领袖到学术领袖与管理者的变迁，当代的职业型大学校长角色更加多元化了。
筹资者、财务专家、学术领袖、学校代言人、道德家、教育家、协调者、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等多重角色集于一身，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在这样一种多重的角色之中寻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
由于需要扮演如此多的角色，大学校长的工作时间相对较长。
据帕金斯（Perkins）对纽约的大学校长的调查：
校长一般每周工作在60个小时左右，超过普通员工20个小时。
无独有偶，克拉克克尔和伯恩鲍姆（Birnbaum）都曾说过大学校长是一项“消耗性”的工作。
因而在谈到大学校长“高薪”的表象时，作为董事会对大学校长实施的补偿与工作奖励机制，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如何在内心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间、在大学历史传承和现状发展的矛盾之间、在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纠缠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可能成为无数的大学校长们面临的瓶颈。
（三）个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
首先，大学校长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有说话的自由。
言论自由，这是每一个公民生而为人的权利。
但作为大学校长，尤其作为大学的代言人和象征者，在信息媒介发达的今天，他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深思熟虑。
其次，大学校长的私密圈子会受到影响。
如果校长来自校内，那么他以前的朋友，无论是普通朋友还是亲密朋友，都会逐渐和他疏远，道理很简单，友谊是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在大学里，校长只有一个。
如果大学校长来自校外，他的新职位也不允许他有很多的朋友。
管理者的首要职责就是公正，公正的要求和友谊的需求是相互冲突的。
最后，大学校长精神上很难获得外界的理解。
来自董事会成员、教师、学生、校友及社会的各种力量或许会向大学校长提出很多要求，但却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大学校长和他们的工作。
考利（Cowley）在提到自己辞去大学校长一职的原因时说：
当我意识到我所在的大学没有人能对大学校长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的时候，我选择了辞职。
每个人都期待我参加大学里的所有的具体事务，他们什么时候想见我就得见他们，参加不计其数的会议，介绍来访的发言人，招待回校的校友，甚至每年都得至少出席一次全校职工及其配偶的宴会。
（四）大学校长职业伴随巨大的风险
首先，大学校长职业的风险来源于和原来的学术性工作的冲突。
一旦大学校长从事行政事务，将不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学术上的研究。
在经过7年（美国目前大学校长平均的任期年限）甚至更长时间的大学校长任期过后，他们基本都脱离了自身学术的前沿。
职业的风险性也是诸多学术领袖在考虑是否参与大学校长竞选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这也给在位的校长们带来了困惑。
其次，风险似乎是伴随着大学校长工作的始终。
他们的每一项决策，都可能对大学和他自身带来很大的风险。
博罗迪（Brodie）等人发现：
冒险始终伴随校长们考虑或修改一项活动，我们假设大学校长熟知学校的历史文化，对一个任期不长的校长来说，他可能选择风险系数较小的政策，但在对他们的访谈中，没有一个校长愿意因此而推迟或放弃决策和行动。
最后，辛勤的工作并不必然带来的是学校的繁荣或世人的认可。
伯恩鲍姆（Birnbaum）对“学校领导项目”（InstitutionalLeadershipProgram,ILP）的数据进行全面分析，该项目对32所特别挑选出来的大学校长做了统计，四分之一的大学校长做得杰出，一半的大学校长做得一般（没有大成功也没有大失误），还有四分之一的大学校长是失败的。
尤其在一些动荡时期，大学校长却更有可能担任“替罪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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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校长应对职业发展的对策
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大学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无疑，作为大学掌门人的大学校长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如何迎接这些变化，化解职业发展的潜在风险，大学校长通常需要从入职的准备、任职的策略、卸任的智慧三方面进行考量。
（一）入职的准备
首先，得有足够的勇气和心理准备。
是否具备担当一个复杂组织大学的校长，是否具备校长所具备的能力素养以及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些都需要详细的权衡。
在确定是否需要担当校长的同时，他们还要考虑一下他们愿意为此付出的代价，诸如：
家庭生活、中断学术事业、生活方式改变、可能的其他风险等。
其次，对任期相关事情要有明确的安排。
在担任一所大学校长之前，候选人必须对如下的问题有个明确的把握，比如：
董事会对大学校长绩效的期望、将要提供的安全保障的程度、对配偶的责任（如果有的话）、校长对高层管理人事安排的可能影响力、甚至还包括可能的退出渠道问题。
最后，学会平衡与各种利益的关系。
了解所在大学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以采取适合的工作方式和技能，协调好学校诸多利益者之间的关系。
同时，对时间有周详的规划，以确保同时享受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
（二）工作的策略
首先，组建一支高效的校长智囊团。
大学校长上任伊始，除了给管理者们和大学教师们一个好的全新的印象。
可能的话，尽快组建一个自己的智囊团。
一是通过这些成员全面了解大学的经营现状，做出合理的决策；二则为将来政策的出台、实施和运作积蓄一批骨干力量。
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存在是大学校长大脑和手臂的延伸。
其次，准确定位，学会分权治理。
大学校长主要起着方向指引的作用，具体的运作可以授权让合适的下属去做。
大学校长的多重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一部分让副校长或者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代劳，既能体面地应付于各种场面的邀请，同时，又能让大学校长集中精力做主要的事情，比如思考大学的战略规划和远景发展等宏观问题。
最后，学会审时度势、慎言谨行。
在大学发展的一些关键时刻，大学校长需要具备战略家的视野，尤其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激烈的今天，一个好的时机往往会改变一个大学的发展前景甚至决定一个大学的命运。
同时，在日常工作中，大学校长更要慎言谨行，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注：
萨默斯（Summers）：
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原财政部长。
因在公共场合谈论女性因智力因素不适宜科学研究（其实他只是表示怀疑，带商讨的口味），结果被媒体大肆渲染。
此外没能很好地协调好与哈佛文理学院非洲裔知名教授韦斯特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哈佛文理学院给其投了非信任案，结果直接导致他的下台。
参见[美]理查德布瑞德利（RichardBradley）.哈佛规则：
捍卫大学之魂[M].梁志坚，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Summers）的离任给我们大学校长就起到了一个非常警醒的作用。
此外，在一些重要的政策实施前，要集思广益、多方寻求意见、实行稳妥的中庸之道，走改良式的道路。
（三）卸任的智慧
美国大学教授有终身制，而大学校长极少在一所大学穷其一生担任校长之职，因而大学校长的退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美国高等教育校长巨人时期，一般大学校长的任期超过10年之久，但在当前的背景下，大学校长的更替越来越频繁，总体任期平均在7年左右。
所以，每一个大学校长上任前，就得考虑将来卸任的事情。
大学校长的退出一般是由董事会决定。
董事会每3到5年对大学校长做一次评估，由评估的结果来决定对大学校长继续留任或者解雇。
同时作为大学校长本身，也有他们自己的选择，选择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或是被迫解雇，这就需要智慧。
卸任后在高等教育界担任其他要职或象征性的顾问，到第三方民间组织工作，或者回到学校从事教职，还是选择退休，这因大学校长自身的状况和意愿而定。
一般而言，作为大学校长，只要为大学做出过应有的贡献，历史、校史终将会做出最公正的评价。
四、对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发展的启示
尽管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同，但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以及大学校长之于大学的意义应该是相通的。
随着我国人力资源强国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的提出，中国的大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创新型人才培养等重大现实课题，都一一摆在大学校长的面前。
总体看来，目前我国大学校长已逐渐实现高学历化、年轻化、国际化，无疑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我国大学的发展。
甚至一些研究型大学的校长，就其个人素质而言，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并无太大差异。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在某些方面制约了大学校长作用的发挥，比如创建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办学自主权、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问题，亟须从制度上加以优化。
诚然，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和美国大学组织的变化有所区别，但总体来看，许多问题是整个全球高等教育界所共有的。
这些问题，同样需要中国的大学校长能够在任职前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任期中能够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卸任时能够有充足的智慧。
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大学校长选拔制度。
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对于大学校长的职业发展越来越重视，同时，政府部门和学界也在积极进行完善大学校长职业化的相关研究探讨。
当然，大学校长也应该加强自身的修炼，主动承担起时代和社会赋予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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