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官要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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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官要官

跑官要官

　解读“跑官要官”　　来源　　《党章》在“党的干部”一章（第六章）中，首先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

当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在选拔干部的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与此背道而驰，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现象。

手头有的几份资料这样记录着：

2005年9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原营山县委书记杨毓培犯受贿罪、巨额财产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同年10月18日，陕西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报了04年以来查处的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及邵建伟、武保安三起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同年12月13日，曾任安徽省定远县县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因受贿、巨额财产不明一案在淮南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

材料记录，他们都开有“官帽工厂”，都做着“买官卖官”的买卖，难怪会有那么多人“跑官要官”了。

有顺口溜这样给“跑官要官”画像：

　　“不跑不送，听天由命。

光跑不送，原地不动。

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　　“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

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

”　　为了遏制“跑官要官”行为，每年，尤其是逢年过节，从上到下都会下发红头文件，各级领导在党风廉政会议上也反复强调，要求坚决抵制“跑官要官”请客送礼现象，我们局和各个下属单位对这项工作更是非常重视。

　　通过近期学习党章，笔者对“跑官要官”现象进行了再思考，试图对其进行一番解读，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一、“跑官要官”的内涵　　“跑官要官”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和创造，而是古已有之。

正面的典型范例如“毛遂自荐”等；反面的典型则多得数不胜数，到了清朝末年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正反两种“跑官要官”相比较，一个主要是为了集体、国家利益，一个是为了一己私利；一个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一个是隐蔽的不敢见阳光的；一个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胆略，一个是凭借卑鄙无耻的手段。

我们解读的是后者，可以定义为“为了个人名利、权力，采取以行贿等为主要手段的跑官要官行为”。

　　二、造成“跑官要官”现象的几个因素　　1、心理因素。

“跑官要官”从正面来看主要还是“官”可以光宗耀祖，可以给自己带来愉悦，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

同时，“官”可以给自己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是一个利益大于风险的利好行当。

单是正当的工资收入就已经相当诱人，何况有的人“跑官要官”，要的都是“肥缺”，期望自己的投资有更丰厚的回报。

心理学家指出：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为什么在“跑官要官”上面，总有人乐此不疲呢？

答案是，走官场之路有贩毒的利润却没有贩毒的风险。

　　2、客观因素。

不少“跑官要官”者本身在才学方面技不如人，不采取点“非常”手段，便会一世“庸庸碌碌”。

部分有才学的人看到自己勤勤恳恳，也成绩斐然，却在“提拔”方面总是落后于人，于是心理产生不平衡，也只好奋起直追，开始自己本不愿为的“跑官要官”历程。

　　3、市场因素。

经济学认为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卖官鬻爵”和“跑官要官”就是符合市场经济要素的一对孪生姐妹。

各取所需，各如所愿。

一介平民“出资”给某领导，得到了一顶小官帽；某领导又“出资”给自己的上级，得到了一顶更大的官帽。

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在任职期间大肆卖官，将绥化政坛改造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官市”，呈现出一派“官帽市场”繁荣的景象。

　　4、帮派因素。

我们往往听说“某某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是某某某的人”等。

把组织上的提拔歪曲为个人的提拔，把组织上赋予个人负责的权利歪曲地说成是个人的特权，致使许多人得到提拔重用后不感谢党组织和群众，而只是感谢某某人。

这样一来，很容易在选人用人中搞团团伙伙或小圈子，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损害党组织的威信和凝聚力。

官位有一个，你坐也是坐，他坐也是坐。

看谁投资大，看谁有后台，看谁更愿意当奴才。

一言以蔽之，看谁能给领导办更多的事，能带来更多的利益。

这样，买官卖官，“任人唯亲”就顺理成章了。

　　三、“跑官要官”的危害　　一个社会如果“求官”之风盛行绝对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法国杰出政治家托克维尔在谈到19世纪欧洲国家的政治问题时曾经说过：

“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并使行贿、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把严肃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作为今年反腐倡廉的重点之一，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可以说，当前的一些腐败现象，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跑官要官”、“卖官鬻爵”。

它是一切腐败现象中最大的腐败，是出现在我们党核心区的一颗毒瘤，危害可谓巨矣！

　　1、它败坏了党风民风。

“卖官鬻爵”、“跑官要官”造就了一批心术不正、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贪官，压制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真正人才。

群众气愤地说：

“表扬了溜须拍马的，提拔了指鹿为马的，冷落了当牛作马的，整治了单枪匹马的”。

“卖官鬻爵”、“跑官要官”使“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大打折扣，成为危害党的肌体的毒瘤、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

使党的形象遭到歪曲，使党的执政能力受到影响，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地位有所降低。

在一定区域范围，形成“家天下”的局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广大群众敢怒不敢言，小人得志，横行无忌。

　　2、它是“窝案”“串案”的祸根。

“跑官要官”的特点就是平民买小官，小官买大官，大官买更大的官。

形成利益相关、生死相依的链条，成为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前文提到的，在“马德官市”中，向上连接着韩桂芝、田凤山等几位即将走上法庭的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王慎义、赵洪彦等数位已经或即将被判刑的地厅级官员；向下联接着李刚、吕岱等数十位县处级小“马德”。

所以，一旦天机泄漏，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这就是形成“窝案”“串案”的原因。

　　3、给国家、集体带来巨大损失。

首先是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从我们破获的“卖官鬻爵”、“跑官要官”案件可以发现：

他们横行之时，在一定区域、范围之内，民主遭到破坏，政令难以畅通，经济发生倒退，群众有苦难言，正直之士被迫害；当我们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动手查案之时，他们又会启动庞大的关系网，设置种种障碍，隐瞒事实真相，销毁证据，甚至玩弄金蝉脱壳、丢卒保车把戏，甚至不惜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给我们查案工作带来巨大困难，要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又往往在一定区域范围造成一定时间的行政工作难以维系，甚至瘫痪。

其次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要想富，提干部”。

在“卖官鬻爵”、“跑官要官”的圈子里，往往形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经济圈。

卖官者一顶官帽卖几万到几十万，收入颇丰。

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卖官鬻爵”中少则收入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千万，可是依旧“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平，直到被绳之以法。

名难以见经传的买官者，可以想见绝不亚于卖官者。

在买官时“投资”了5万，就要十倍百倍的捞取回来，可以说敛财的欲望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国家利税、企业利润等源源不断地涌进了个人的腰包，给地方或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官迷向中央要官.中央说没位置了.官迷:

明明还有四个空位!

中央奇怪哪还有?

答:

政治局局长,国务院院长,书记处处长,中央办公厅厅长.你给哪个?

　　根治“跑官要官”有赖民主政治建设金羊网2006-01-24　　默客　　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昨日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年来查处的一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典型案件，强调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党的纪律，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确保地方各级党委集中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现象，近年来大家已是司空见惯，耳熟能详了。

说到“买官卖官”的症结所在，其实大家也是心知肚明。

对于如何遏制和根治“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也提出了不少对策和建议，上至中央下至各级政府在“高度重视”之余，也出台了各种治理制度和规章。

然而，这些年来“买官卖官”现象似乎不但未受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积重难返之势，诸如“卖官书记”之类的信息，不时见诸报端，久之让人产生“审腐疲劳”。

　　为什么对这种知其症结所在的“买官卖官”现象，却始终无法进行更加有效的治理呢？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就像官员财产登记制度是反腐利剑却被弃之不用一样令人莫名其妙，发人深省。

可以见到，在几乎所有的关于治理“买官卖官”顽疾的思路和对策中，不知是出于故意还是有某种难言之隐，始终遗漏了权力制衡、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这样的重要内容，或者虽然有提及但却无实际的行动，所谓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大多停留于口号和报告上。

　　而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实行民主有助肃清吏治腐败的流毒。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找到了解决吏治腐败的方法，那就是实行民主。

但民主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必须有基于周密的制度设计和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为基础。

否则，民主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而以民主的普适性原则来衡量今天的政治生态和体制环境，可以看到许多所谓的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只是看起来漂亮，听起来动听，一遇实际情况便显示出难以操作，或者一操作就变形，缺乏制衡力量的窘况和软肋。

　　比如，在民主协商、集体决策、常委票决等制度外衣下，难以掩饰的依然是“一把手”拍板、定夺的现状。

其结果是，实际上仍由“一把手”决定一切的现状，却披上了民主讨论、集体决策的合法外衣。

如此一来，实际上又反过来强化了“一把手”决策的权威和“合法性”，巩固了“一把手”的权力和地位。

更重要的是，这种最起码表面看来更具“合法性”的“一把手”决策，使人们更难以从中找出其违法乱纪的破绽。

显然，这对限制“一把手”的权力没有帮助。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

然而，在现实中，许多类似的悖论就隐藏在这些程序和细节之中，滥权的魔鬼就在其中游刃有余。

我们一方面要预防一把手腐败，但另一方面又时刻强调一把手的权威，无条件地维护其权威，甚至容不得党内的批评和坊间的议论。

难道这不是矛盾吗？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讲究制约和平衡的。

如果一个国家当中某种政治力量始终处于强势的、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甚至连反对的力量和声音也没有，那么这种力量势必会加剧膨胀，大至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走向，小至民生小事，无不受其主导和影响。

如果这种政治力量一旦发生异质化，或者在其内部发生了与当代社会文明相悖的变化，也势必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发生深刻影响。

这个问题深不得浅不得，不说也罢。

所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一家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反对者或反对的声音，同样是一种保持稳定和平衡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

可见，培养一种反对的声音和力量，对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健康发展，其实也是必须的。

在谈到希特勒发动二战之时，人们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

对于希特勒疯狂的反人类阴谋为何没有人反对？

或者说，为何反对的力量没有起到作用？

其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反对的力量和声音太弱小，以致根本无法对希特勒集团产生任何实质影响。

但其根源又在于高压和专权。

　　扯远了。

说回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表面上看这是封建社会的“遗毒”、顽疾，其直接表现就是对人身的依附，由于利益的关系又使人身依附变成了一种系于金钱的买卖关系，使国家权力货币化。

但其实质是权力私相授受和利益分赃。

其症结在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即少数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权力以及由权力带来的利益。

卖官鬻爵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疾，其原因正在于此。

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什么，那就是人治，是权力高度集中，就是专制，是等级森严。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在这样的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之下，要想获得权力和升迁只好实施人身依附的策略或者进行权钱交易。

　　如何遏制和治理这种“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呢？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强化中央集权，利用铁腕统治，以整肃吏治，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这须基于统治阶级的自觉，以及吏治腐败已严重危及其统治地位之时，比如清朝雍正时期的铁腕反腐。

但是，这种基于集权的反腐路径，不但成本极高，效果不好，而且也难以长久坚持。

因为，封建社会时期的卖官鬻爵等吏治腐败，其根源在于其政治体制——专制政权。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虽然已呈现了新的特点，但万变不离其宗，依然是权力过份集中和缺乏民主监督的结果，而“买官卖官”这种吏治“毒瘤”久治不愈的现实，使得反腐败的剑锋已经集中指向当下的体制弊端和政治环境。

事实上，不独反腐败领域，其它诸如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等在眼下遇到的困难，同样也跟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滞后而导致的“瓶颈”有关。

　　因此，治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其治本之策是推进政治民主建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现有的政治环境和权力生态。

倘若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始终在政治体制改革面前逡巡不前，那么再多的反腐手段，再多的花样，再大的力度，“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这个最丑陋的吏治腐败依旧会层出不穷，不仅如此，而且还会使反腐败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复杂化以致发生严重扭曲。

　　不过从目前看，在推行党内民主也步履艰难的情况下，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殊非易事。

　　跑官：

动词，指通过行贿、拉关系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

　　（点评：

官本应是选举产生的，或是集体讨论后任命的，可是由于人事制度不严，官本位滋长，有些人成了官迷。

跑官不是空手去的，大多是贿官。

这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出现的较严重的问题。

———邓伟志）其他：

科学发展观、打黑、反腐倡廉、反恐、接访、勤政、双规、套改、问责、政治文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