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历史学地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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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与历史学地关系
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之异同
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部门，或者说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历史学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考古学和历史学一样，都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科学。
具体地来说，二者都是要阐明古代人类的——社会组织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从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进而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现实服务。
第一节考古学与历史学之异同
所谓“历史学”，可以做两种理解，一是广义的历史学，或称历史科学，即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
另一是狭义的历史学，指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
讨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时，所云历史学可以是指广义历史学，也可以是指狭义历史学。
一、考古学与广义历史学
从世界范围看，考古学并不都是划归于广义历史学这一大学科之下的。
在欧洲，考古学基本归属于历史学；在美洲，考古学则多归属于人类学。
其原因在于考古学学科在这两个地区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
在欧洲，考古学是19世纪中叶由古物学发展而形成为一个学科的，其研究目的是利用古代遗物，研究文献所未能揭露的欧洲古代史。
欧洲有着漫长的成文历史时代，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学研究传统，自然习惯于将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
因此，即使是属于无文献记载的史前时代的考古，也归属于史前史研究范畴。
而且欧洲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先，如此也使这种研究带有很浓烈的民族主义意味与历史责任感。
在美洲，由于对美洲本土的考古学，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历史的研究引发的，而因印第安人本身没有成文历史，所以这种研究就不可能采用传统历史学的方法。
同时，欧洲人进入美洲后，大量的印第安族群仍然存在，通过对当时尚存的印第安部落的调查去研究与追溯古代印第安人的人种、历史与文化便成为主要研究手段，并由此形成了发达的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人类学。
其后，欧洲人调查研究的范围，也逐渐从生存的印第安人部落过渡到历史上印第安人的土丘建筑，并开始了对土丘建筑的发掘。
所以，在美洲，考古学很自然地成为发达的人类学的补充，并归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
但是，在美洲，研究文明古国和欧洲大陆的考古学，也还是归属于历史学范畴。
可见，欧、美考古学定位的差别实际上并非缘于研究对象有本质区别，而主要是由于二者产生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下，致使研究的出发点、资料与手段有某些差别。
但不论在哪一地区，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既然在本质上都是通过研究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来研究古代社会和当时人类的社会行为，那么，如果将划分学科的基本点放在研究对象上，则美洲考古学当其以古代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对象时，它实际上也可以归入广义历史学的范畴。
因此，对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科学关系的传统定位，似不必因为考古学在国际上归属有别而产生怀疑。
目前，在中国主张考古学应脱离广义历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学者，另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认为现代考古学在研究范畴、方法与技术手段上都超出了历史学本身。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曾联合开展过对古代洹河流域约800平方公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的考察，包括研究该地区史前至原史时期的城市化过程。
考察中根据自仰韶时期以来洹河流域的人类聚居分布规律，结合地质钻探，确定了史前至东周时期洹河流域的河流改道情况；同时通过土壤磁化率分析、动、植物遗存鉴定等资料，掌握了3000年前洹河流域土壤与气候的状况。
显然，这类研究已属地理学与气象学范畴。
所以，提出这一看法的学者认为，现代考古学实际上已成为独立学科而走出了历史学和人类学范畴。
但是，这种看法实际上仍涉及“考古学”的定义问题，即是将“考古”之“古”仅定义为古代人类的活动，还是将古代气象、地理等属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包含进去，或者说考古学的定位是仅限于人文科学范畴还是亦扩展至自然科学范畴。
环境考古学在研究古代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时，虽可能也兼及属于自然科学学科的一些问题，但其终极目的仍是意在通过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来说明环境与演变对人类生存发展产生的影响。
上举对洹河流域的考察项目即明确表示：
“这些工作是试图恢复洹河流域史前时期以来至商周时期的人类生存环境，为进一步认识该地区人类社会的发展储备必要的知识”。
亦即最终还是要将研究目标锁定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似乎并没有也无必要一定要“走出”历史科学，亦即广义的历史学。
二、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
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是一个久已存在的带有国际性的老问题。
近年来，在中国考古学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围绕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相互关系问题又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
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在近年来非常兴盛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中，一些学者简单地将并不充足的考古材料与文献所载古族、古都、古国相联系。
如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将属史前考古的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中的尧、舜、禹，甚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挂钩；又如仅据年代与地望的接近，即将一些遗址尤其是城址定为文献记载中的夏商王朝的都城。
类似情况使一些考古学家尤其是中青年考古学家感到不满，促使他们提出“应当适当强调考古学研究的一定的独立性”，以强调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区别。
自1996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明确提出要给出较可靠的夏代始末年代，并以偃师二里头及偃师商城遗址文化遗存所作年代测定数据及现存文献所记夏积年为依据。
但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被相当一部分外国学者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对二里头文化的意义做独立思考，不要受文献史学的影响而失去考古学研究的独立性。
其更为激烈的批评，甚至提出夏朝存在的观点本身就是由于“对古籍的迷信所驱动”。
可以说，断代工程的开展，实际上激化了有关中国考古学是否科学、是否为历史学附庸的争论。
由此可见，在中国学术界，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确已成为一个不能不澄清的、影响到二者未来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按照研究对象的时段差别，考古学大致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原史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三个组成部分。
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是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活动遗存，因此其与历史学研究的资料是完全一致的。
而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是处于已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存。
在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时段目前的划分方法是从商代开始止于清代。
这一阶段历史的文字记载非常丰富，有包括史籍在内的多种文献资料，因此，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联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
目前，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上说，问题较大、也最有争议的是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究竟应该构筑怎样一种关系。
这种争议是直接由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尤其是上文所述夏文化与夏史的探讨引发的。
关于“原史”（protohistory）一词，当前中西学界有不同的解释。
在西方一般是指处于史前与历史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其解释“原史”是“仅早于有最初文字记载的历史”。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原史时代已有文字，只是文字资料与文献甚少，故考古材料对于研究这一时代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
但是这种意见既认为原史时代已有文字，则此时代严格地说就应归属历史时代。
所以，相对而言，还是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所言较为确当，即：
原史时代自身尚未有文字，但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记述，或通过后世口头传说记忆或记载保存下来其历史。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中国，这一阶段的上限可能包括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下限则应该包括典籍中记载的夏代。
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切证明夏代已有了真正的文字，但现存的西周以后的历史典籍中，却存在着描述这一阶段历史的文献资料，如《尚书》中的《周书》与《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等。
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努力探讨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即应在此阶段内。
对中国学术界探讨夏文化与进行夏史研究批评最为激烈的一些国外学者所发表的意见，更全面地概括一下，大致有以下几点：
1.认为夏或夏王朝的存在只是传说而非信史，尽管夏被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述及，但是没有任何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其记载。
二里头遗址虽发掘了很长时间，但并未有如同商代甲骨卜辞那样的东西出土以证明夏朝的存在。
在缺乏足够证据之前，对于夏只能存疑。
2.周代文献中，如《尚书》虽有关于夏的记载，但多是出于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
3.有关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资料只是被削足适履地用来解释后来关于夏的历史记述。
如果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二里头遗址表现的社会就不会被称作具有国家水平的社会。
有的批评意见甚至认为，夏只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
由此可知，如何对待夏史研究，如何进行夏文化探索，实际上也即是应该如何正确地、科学地开展中国原史考古学研究的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科学的纯洁性与科学性，是迫切需要澄清的。
上举主要来自国外学者的批评中，有些看法是值得重视的。
例如在二里头文化中迄今没有发现可以确切称为文字的资料，不能像殷墟甲骨刻辞证实商王朝那样证明夏王朝的存在，这当然也是目前将对夏文化的考古研究归入原史考古学的原因。
此外，二里头遗址如果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应具有相应的规模，但迄今其总体布局情况尚不十分明朗，王陵等大规模的贵族墓地尚未发现。
此外，从聚落考古角度看，二里头遗址与其周围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间的层级关系亦尚未明确。
所以，目前考古学对夏文化的研究严格地讲仍应称为探索，尚需继续做更多的工作，通过获得更多的考古新资料与对可能与夏文化有关的遗存，做更深入的研究来证实夏文化及夏王朝的存在。
不过，夏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虽尚属探索阶段，却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随意否定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的真实性。
在对夏文化考古学探索的进展状况给予客观、科学评价的同时，也应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记载“夏”的文献，现存最早的为《尚书》中的部分篇章，例如《召诰》、《多士》、《多方》、《立政》、《吕刑》。
其中《召诰》记录召公与周公的谈话；《多士》、《多方》为周公训告殷遗民及其他被征服者；《立政》记载周公告诫成王；《吕刑》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期穆王时讲刑律的文章。
根据文章的内容与遣词用句等文辞格式，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以上诸篇确为西周早期至中期时的文字。
至于夏民族的首领与夏王朝的建立者禹的名字，亦见于《诗经》中西周诗篇与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中。
此外，被学者们视为至晚于战国时期成文，对研究中国先秦史有着非常可靠的史料价值的史书——《左传》与《国语》中，不仅有多处记载了春秋时人有关夏的言论，并且《左传》中还有多处文字是直接援引《夏书》的。
《夏书》为东周时人将记载夏人词语的一部分“书”汇编而成的书。
这种“书”显然不会是夏代的文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相信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朝代。
成于战国时期的《楚辞·离骚》与《天问》亦咏及夏朝的史实。
其详细程度，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这些具体史事记述应该本于成文年代更早的文字记录。
此外，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古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魏国史书《竹书纪年》（现存辑佚本，即古本《竹书纪年》）中，也保存了较多的夏史记录，所载世系与《史记·夏本纪》所记大致相同。
这部竹书中还记载了夏代诸王都邑所在，特别是记载了夏与东方诸夷的密切关系，甚至还有夏代一些王的在位年数与夏积年数。
此外战国时期的诸子书（如《孟子》、《庄子》、《墨子》、《战国策》及《山海经》等）亦均曾言及夏的历史。
战国时期列国史官所著史书均当本自各国各自的历史档案，未必同出一辙。
战国中晚期学派林立，师从关系歧异，而不同学术体系的私人著述中都讲到夏的历史。
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夏史自有其渊源。
从上举先秦典籍中有关夏的多种文献记述可知，对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人来讲，历史上有夏民族和夏人政权存在是个常识。
如果将多种产生于不同地域文化系统或不同学派渊源的先秦文献关于夏的记载均简单地说成是虚构，甚至将夏说成是“神话”，则与中国先秦文献对夏的记述实况反差太大，而且这种推测由于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因而自身也成了一种很难令人信服的假说。
何况3000年前西周早期人已讲到夏，他们距夏末的时间，相当于我们今日距明代早中叶之际，并不太久远，完全虚构的可能应该并不大。
至于国外学者评论认为西周文献中的夏是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也是难以成立的。
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代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民相信？
关于认为夏是中国人的信仰的说法，也与历史实际情况不合。
中国古代对夏的看法，最集中地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中。
众所周知，《史记·五帝本纪》，以传说笔法记录了传说时代的圣王。
在司马迁笔下，终夏一代，除用了较大篇幅记述王朝最早的君王禹之事迹外，自禹子启始直至桀，皆记录极简，并无一位“圣王”，也就根本谈不上崇拜。
所以，说司马迁是为了信仰与迷信而造出夏显然与其史学思想与思维逻辑不合。
当然，文献中所讲的夏，其社会究竟发展到怎样的水平?
是不是确实已进入了国家状态?
是否确如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述的那样有了一个具有严密王位继承体系的王朝（尽管《殷本纪》已被殷墟卜辞证实，令人们相信《夏本纪》也应并非虚构），仍需要进一步通过考古工作与新的考古发现来验证。
当前，在夏史研究上最重要的任务，仍是做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即通过科学的考古学研究，去证实确切是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并深化对其内涵的认识。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上，是否如国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二里头文化完全是因为文献记载才被说成是夏文化呢?
这样讲并非完全不合实际。
相当多的把二里头文化视做夏文化的中国考古学家，其立论根据，一方面是二里头遗址中已有能显示其文明化程度的遗存，如规模较大的成组的夯土宫殿群基址，附近有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址，这已具有古代中国都城遗址的特征；另一方面，二里头墓葬中出土有成组的青铜酒器，已可归入古代中国特有的礼器制度的范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已有了供一次性消耗的镞，也反映了青铜铸造业已有了一定规模。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考古学家之所以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显然还考虑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恰可与早商文化相衔接，在文化遗存形态上有某些相近处。
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又恰恰在文献所记夏王朝时期夏人主要活动区域之内。
很显然，这的确是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得出的一种推断，不能否认历史文献因素对于将二里头文化认作夏文化的作用。
对此似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去回答。
其一，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资料相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
但从严谨的治学角度看，将二里头文化称为夏文化，还应该只是一种有一定根据的说法，而不是定论。
夏文化还在探索中，还需要有更多的考古新资料作为依据加以确认。
其二，在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探索中，完全摒弃有关夏的历史文献去思考，既是唯心的，也是难以做到的。
因为作为一种早于早商文化而又有许多不同于早商文化特征的文化，二里头文化恰恰坐落于文献所载夏人活动圈内。
所以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不失为一种颇具可能性的解释。
如果完全无视文献记载，也非科学态度。
其三，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人的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王朝时夏人的文化（即二里头文化所属社会是否已达到国家水平）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问题。
对前者，即使是就现有考古发掘资料，亦已可结合文献对夏的记载进行讨论，并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看法；后者则有待于今后更深入的考古工作来验证。
总之，中国的原史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狭义历史学相互间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结合点。
狭义历史学要通过考古学得到印证与检验，而原史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则要以历史文献记载作为确定课题和研究途径的重要参考，在上升到研究层面时也需要藉狭义历史学做诠释。
中国原史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研究似乎不必为了追求“纯洁”与独立的地位而刻意造成一种绝缘于丰富历史文献之外的学问。
而且在有着丰富历史文献与悠久历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下，中国的原史与历史考古学对古代文献如果采取忽视或过分怀疑的态度，人为地隔离二者，恐怕也是难以行得通的。
三、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隔阂与交融
尽管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历史考古学和原史考古学，实质上都与狭义历史学有密切的内在关系，而且客观上也建立了一些联系，但在实际上，中国的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两个学科间的关系长时间以来仍然处于较严重的隔离状态。
考古学家与以研究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应该说是很不够的，彼此间在心态与操作层面上都有隔阂，甚至缺少对话，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前。
曾有学者对此进行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不同，重构历史凭借的是实物遗存，“为了利用这些没有文字的实物资料搭建起一个历史的时间框架”，于是创建了一套办法，一套概念工具与表述语汇，由于这些东西过分专业，因此不为其他学科理解。
此说有一定道理。
考古学、狭义历史学之间形成隔阂确实是与二者研究的具体对象及习惯性的研究手段、方法的差异有关。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直接因素：
第一，中国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或已残缺不全（如著名的《竹书纪年》），或有后世辗转传抄造成的讹误，所述史事也夹杂有后世的某些构拟。
所以，利用起来要做科学的可信性考证。
兴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以审慎考实的态度对传统经学体系下的旧史学做了无情的批判，剥去了掺杂在传统历史文献中的许多虚妄、不可信的成分，从而对中国古史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自然亦动摇了史学家利用这些文献的信心，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使中国考古学相信自己能解决故纸堆研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种背景必然也影响到现代中国考古学家在研究原史与历史考古学时，对历史文献的重视程度和对历史文献研究成果的关注。
第二，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家，对考古研究成果也不甚关注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书斋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而当代大学培养历史专业研究人才时知识框架设计也不够科学。
历史学研究者习惯于传统的拘泥于文献的治学方法，而这种史学研究方法又经师承关系被数代沿袭。
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手段在不少历史学家看来完全是另一套学问。
如果说有的史学家还能注意考古学成果的话，也多数是关心挖出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可以证实或影响自己某些学术见解的新发现，特别是会关注有文字的出土物，而一般不去注意或由于缺乏专业知识，难以通晓考古学家所得出的结论的根据，不关心他们的研究过程及手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因而，历史学家也难以与考古学家在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上展开对话与讨论。
此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历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研究的重点与目的，一方面在于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探讨历史上不同形态社会变革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历史进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
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历史学家与考古学的接触，主要是利用类似商代人殉这样的资料来证明所谓奴隶社会的存在，用考古发现的文物来说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
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长期的较严重的隔阂状态，不仅阻碍了两个学科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科学的现代化进程。
当然，也并不否定一些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基于他们本身的学术素养在结合两个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绩。
张光直先生认为：
“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
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
他将这个问题提到“认识观”的高度是很深刻的。
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历史的物化表现，狭义历史学研究的是对历史的文字记录，应该说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而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表现形态。
两个学科间因为研究对象表现形态的差异造成的方法、手段与技术层面的差别，只能决定学科各自教学方式与训练方式方面的区别，不应该成为学科间相互结合的障碍。
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差异，形成学科间的封闭与各自的“孤芳自赏”，就恰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认识观。
在提倡多学科交叉进行学术研究的今天，历史科学的这两个分支学科间的不正常状态实在有必要努力加速改善。
我们应该注意到，最近十多年间，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之间的隔阂状态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近年来田野考古不断从地下发现新的文字资料，包括殷墟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战国与秦汉的简牍、陶文及封泥，以及历代碑刻、墓志等，这些出土文献为各断代史、专门史与历史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的文字史料，极大地吸引了研究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学者们的注意，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考古发现将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其次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对中国古代历史从社会史层面进行研究成为方兴未艾的趋势。
在这种趋势下，许多中青年历史学家，包括一些老专家，已更充分地认识到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化遗存本身所含有的独特的史料价值，从而更自觉地进入考古学领域，关注古代的城址、聚落形态、墓地与墓葬制度等考古发掘所能提供的新资料、新启示，藉以深入窥探文献史料所未能言及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面貌、政治制度与等级制度、社会生活状况、社会思想及心理情况，同时寻求与考古学家在更多的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方面进行对话。
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即开始的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及相关的若干重要考古新发现，重新引发了人们对记载商以前的夏代及所谓尧舜禹时代的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
应该承认，正是由于这些记载的存在，才鼓舞并启迪了中国考古学家去寻求与证实比商文明更早的古代文明。
1978年以来，晋南陶寺类型龙山遗存获得若干重要发现，由于其地理位置恰与文献记载中尧舜所在及“夏墟”接近，时段也相当，有可能与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因而显现了特殊重要的学术价值，成为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学术亮点。
70年代至90年代，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与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晋侯墓地的发现，引发了考古与历史学界对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召公封燕与叔虞封于唐及西周晋国诸侯世系等有关记载的重视，并力求结合这些珍贵记录，对若干重要考古遗存做出合理的解释。
类似的重要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界对西周封建制度及整个西周历史的认识。
自1996年5月开始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尽管在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这一项重大科研活动毕竟融会了中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多学科的200余位专家多年来付出的心血，而且其意义也许并不仅在于提出对夏商周年代的一些看法，更主要的在于使中国历史科学以空前的规模实现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加速了其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合作在深度与广度上更是空前的。
这一科研项目的实施，也使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两个学科有了一段长达数年的密切合作的体验，使更多的考古学家关心、了解了历史学家对文献典籍及古文字资料研究的过程与看法，也使历史学家对考古学家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与理解，并且开展了非常有益于两个学科共同发展的讨论。
对历史文献与古文字资料所做的系统的可信性研究与精细考证，对工程所含若干考古学专题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构筑研究框架、提供参考依据与印证研究结论等作用。
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近年来这种日益密切的沟通与合作，正在改变着人为地将二者隔成两截的状态。
可以预见，未来这两个学科的交融及与其他学科建立的更广泛的联系，必定会产生重要的研究成果。
张光直先生曾讲到，他的理想是“一个历史工作者，也能做野外考古工作”。
他希望中国能培养一批兼有历史学和考古学两种学问的人才。
他的这种看法后来似未能引起中国大学历史学科的注意，但它的意义是很深刻的，对于大学历史学科的改造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的大学历史专业应该改变那种对学生只进行文献史学研究训练的做法，特别是应该要求研究断代史或专门史的研究生进修考古学课程，而且应该有适量的田野考古的实践课程，以培养能有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种学术视野，并掌握两个学科研究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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