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资料大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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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资料大全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资料大全
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洲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是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
事变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矛盾激化，而日本军部主战派地位上升，国会和内阁总理大臣权力下降，导致日本全面侵华。
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
9月18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视为国耻日。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
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
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
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
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
据说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此即所谓“铣电”，但这封电报的真实性至今无法证实，张学良晚年否认有此电。
）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
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
东北军撤向锦州。
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与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
东北军大败。
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
这一事件产生重要的影响。
1，东北军的惨败暴露了他的虚弱，使得日军对东北军极为轻视，坚定了日军的侵华野心。
2，战争的失败使东北军上下士气低落，丧失了对抗外敌的信心。
3，对苏作战失败，使张学良等东北当局人士认为，东北一隅不足以面对外敌，要抵抗外敌必须“举全国之力”。
但中东路事件时，原本答应出兵援助东北的南京政府却因为蒋冯战争的牵制未能出兵（仅援助军费200万），导致张学良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信任不足。
4，东北当局和苏联关系的恶化，反而促进了原本敌对的日苏两国在东北问题上的缓和。
欧美列强在中东路事件中不支持中方武力废除外国权益的做法，态度冷淡，也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这些都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
大战前和大战中，南京政府和反蒋联盟都极力拉拢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张学良东北军，但张则坐山观虎斗，不予表态。
直到南京中央军打下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张学良才于9月18日通电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率领东北军主力十余万进入山海关内，轻易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成为中原大战的大赢家。
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处理中原大战后的编遣事务，关外防备空虚。
1931年2月底，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囚禁胡汉民。
5月底，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白等）及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7月1日，广州“非常会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任命冯玉祥、阎锡山等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同时派人拉拢华北石友三部。
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广州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誓师讨蒋。
7月底，拥护南京中央的东北军南下，与北上的中央军一起击败石友三，石友三残部退入山东。
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随后粤方各路军先后进入湖南。
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
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
8月5日，中原大战失败后蛰伏大连的阎锡山秘密乘日本军机返回山西重新主政。
8月底，冯玉祥策反中原大战后归附蒋的甘肃旧部雷中田反蒋，雷一度控制甘肃省政。
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
针对粤方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暂停剿共，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其余各部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等地集结，准备“讨逆”。
蒋介石又增调中央警卫军（军长顾祝同）援助湖南何键。
9月13日，广东国民政府下辖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
宁粤双方一时间剑拔弩张。
九一八事变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
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近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进剿初期，国军进展顺利。
8月上旬，红军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第47师和郝梦龄第54师，一度取得主动地位，但旋即红军主力即于8月16日陷入国军重围。
只是因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国军未能抓住此次战机，红军于8月底跳出重围，但中共也自称“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苏区中央局致中央电》1931年10月3日）。
随后因国民党内部宁粤冲突，国军围剿部队被迫做战略收缩。
红军抓住时机，于9月7日15日间，重创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于白石、张家背一带。
但红军在兴国高兴圩地区进攻19路军时，却遭受较大损失，红军自己战报即称损失XX人。
第三次围剿，国军基本上能控制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也不足以影响全局。
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害，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受大水影响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重灾区灾民达2500万以上，损失达20多亿元。
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
国民政府前期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大量资金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
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
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
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
吉林省政府批示：
“令朝侨出境”。
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
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
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
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
（只是在关东军一意孤行下，中日双方在南京、沈阳、东京等地所做的和平努力全部化为乌有。
）
“柳条湖事件”，日军所使用的物证：
几顶东北军的军帽、一支步枪、两根被炸的枕木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
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
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
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
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因为王铁汉的对日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于召见他时称赞道：
“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当时情况，你做得很好!
”见王铁汉《东北军事史略》，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修订版第142页。
）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日本军进占奉天市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
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
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
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
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
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的进攻。
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
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
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万余人进行负隅顽抗，战至11月18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
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
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
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
”，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
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
”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
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
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现为大虎山）。
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
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
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
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东北军独立第7旅王以哲（9月18日发动北大营突围战，先撤锦州，再撤关内）东北军独立第12旅张廷枢（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独立第19旅孙德荃（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独立第20旅常经武（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独立第27旅吉兴（投日）东北军骑兵第3旅张树森（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骑兵第4旅郭希鹘（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骑兵第7旅常尧臣（投日）东北军骑兵第8旅程志远（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1旅赵芷香（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2旅苏德臣（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3旅李桂林（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5旅张作舟（9月19日发动长春突围战，战败被俘投日）东北军独立炮兵第8旅刘翰东（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当时东北军共有陆军独立步兵18个旅，独立骑兵5旅，炮兵4团1营，工辎各一营，陆军总兵力189,505人以上（部份地方兵力不计），枪支96,897枝。
空军4个大队，飞机262架。
海军船舰约3万吨。
以如此大的兵力放弃中国东北令人惋惜。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
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
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梁敬博士事后评论说：
“……，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
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
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
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
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
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
“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
”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
“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
张学良始终倾向于“直接交涉主动撤军”，11月28日，日本驻平参事矢野真前来与张学良商洽双方解决方案，张表达“虽未获训令，但本人对此赞成”日方进一步希望：
“地方局部问题就地解决，锦州冲突攸关东北军切身利害”，随后更情商前东北参议汤尔和进行游说。
12月7日，张学良首肯将自锦州撤兵。
但张学良对外界都坚称死守锦州，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
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
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
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
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
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
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于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
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
“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
12月22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
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
就在国民政府孙科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
“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
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
锦州之战以前。
日本即发动“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
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
但实际上，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
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粤系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间曾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与日本合作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
不过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双方没有谈拢而作罢。
粤系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向中央发出三次请援，内容超乎寻常，目的在给粤方难堪。
请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
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却无财可用。
中央政府的反应激起东北军前方的强烈抗议，奉命守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
“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
讽刺的是，12月25日日军总攻锦州，张学良撤军主动放弃。
1月2日锦州失守，当日陈铭枢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
“自12月30日以后就没有前线消息”。
放弃锦州的消息是经由外国通讯社报道传回中国，当时张学良未向中央提起。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
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
张学良以他的方针回答道：
“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当其时张学良的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
在那时一期《独立评论》曾刊登熟悉热河和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写的《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明白地指出：
“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京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
”
“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
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和北宁路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军队在山海关、秦皇岛、天津等处;在这些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至口外。
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原，平原、承德各地间的运输。
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
喜峰、古北、河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军力不能进攻。
”
“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
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
但其时据守热河的军阀汤玉麟是张学良的父执辈，拥兵自重，根本指挥不动，也不允许张学良部进入热河，甚至有降日倾向。
蒋介石建议张学良迅速解决汤，但计划泄露，为避免大战之前先内讧，争取汤积极抵抗，张学良只能暂时将所部布置在热河外围以稳住汤，并派去张作相督战。
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撰写一文道：
“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
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
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
“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
我不懂!
”
汪精卫对军队系统内部的过节不甚明，且与张本有中原大战的宿怨，另外当时东北根据地已失，华北局势未稳，大军开拔需要粮饷，汪不拨分文，却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张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出战，显示其实际目的在于以东北军之牺牲赚取政治资本和舆论支持。
调兵入热的问题本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却演成一场意气之争。
1932年8月6日，汪精卫通电请求辞职，并逼张一同下野：
“北平缓靖公署张主任汉卿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
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
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
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防计，义无可辞。
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
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
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
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
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
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
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
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
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
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
张学良回复：
“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
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
张学良嗣后引咎辞职，东北军将领和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则联名愿与其共进退。
汪精卫声言抗日，却在热河抗战前夕掀起政坛风波，蒋介石亦在日记中称其“不顾大体”。
1933年2月22日日军协同满洲国伪军全面进攻热河，热河抗战爆发了。
汤玉麟闻风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
汤部溃不成军，日军仅以128名骑兵为先锋，轻取热河省会承德。
3月7日，张学良上呈中央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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