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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的故事

长征途中的故事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而壮阔的英雄史诗,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壮丽凯歌。

那你知道长征途中的故事有哪些吗?

下面是给大家分享的长征途中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长征途中的故事：

红军中出现督战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于北、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

尽管各部队指挥员已经因部队出现的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二十公里的路途。

二十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但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

“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十二月一日的晚上。

”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了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指挥红军主力阻击国民党军在南北两面的夹击，同时指挥陆续到达湘江边并开始在浮桥上渡江的庞大的军委纵队。

此刻，他们已了解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部队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

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十二月一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

为了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那条通道的完整和畅通。

三十日，天气晴朗。

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开始从官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被严重压缩。

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八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

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都已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

红军官兵俯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

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

“中央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

“渡了一半!

”

红一军团指挥部也暴露在敌人的攻击范围内了。

原来的后方，现在成了前沿。

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将反击的命令直接下到了团、营，甚至是连。

红军退守黄帝岭阵地后，湘军组织了敢死队，向红一军团各团的阻击阵地开始了疯狂的冲击。

湘军冲击的兵力已经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十倍以上。

红一军团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

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三十日晚上无论如何要渡过湘军。

林彪和聂荣臻认为否则的话阻击部队将很难坚持，因为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凌晨三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到了：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人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

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好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

”;;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

根据电报的要求，已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两天。

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旋涡。

从三十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了湘江渡口。

远远地，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

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

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

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人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但是动荡的浮桥使搬运行李的战士和民夫连站都站不稳。

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

小红军们已经很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

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游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

十二月一日凌晨，中央红军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已被压缩到了通道即将被完全封闭的状态。

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和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

这两位着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知道，这也许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了。

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了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被完全封堵，同时也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

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这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

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

中革军委给红一军团的命令是：

无论如何在中午前保证不让湘军突破全州以南的白沙一线。

于是，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

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

在一、二师的接合部，敌人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处在了一片枪炮声中。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飚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

耿飚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

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

果然，罗瑞卿直奔耿飚而来，他用枪指着耿飚的脑袋吼道：

“为什么丢了阵地?

”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飚觉得格外异样。

耿飚说：

“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

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

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接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

”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

“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

”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

“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

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

”接下来他才缓和了话语：

“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

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

”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飚，“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嘛。

”警卫员赶紧解释说：

“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

”耿飚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和缓了而轻松，他的脸色反而格外凝重了，他说：

“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

”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飚的警卫员说：

“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

”

耿飚事后才知道罗瑞卿之所以怒火万丈地冲上阵地的原因：

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

警卫员冲近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

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一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

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中午，李德和博古到达了湘江东岸。

眼前的情景令他们感到十分震惊：

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

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

那些还没有被炸断的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鸣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

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

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看见了毛泽东。

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了过来。

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

“恩来，我们到了。

”周恩来说：

“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

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两公里了。

敌人的子弹甚至已经打到浮桥上。

毛泽东走上了浮桥。

至十二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长征途中的故事：

红军长征中的巾帼英雄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

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

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

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

共计有30名女同志。

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

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

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

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

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

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

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

不能扔下伤员。

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

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

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

“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

”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

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

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

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

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

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

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

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

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

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

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

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

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

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

“尼姑，尼姑!

”取笑我们。

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

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

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主席、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

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

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

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

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

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

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

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

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

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

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

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

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

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

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

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

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

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

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

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

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

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

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

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

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长征途中的故事：

血战湘江湘江战役是红军在左倾军事路线指导下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一次作战，是红军长征中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国民党军是摸不清红军的去向的。

但是中央红军一路西行，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判断明白了，红军是西进。

这样为了歼灭红军，他迅速调集兵力，准备利用湘江构筑第四道封锁线，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地区。

1934年11月27日、28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红三军团的各一个团，抢在国民党军到达之前渡过了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堡”60里之间的一段渡河口，这段湘江河流比较浅，有四处浅滩可以徒步涉水过江。

同时红军还在湘江上架设了五座浮桥。

但是，由于博古、李德采取大搬家的方式，和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部队连印钞机、X光机、没有炮弹的大炮都要带上，所以行动非常的缓慢。

这样国民党军二十五个师分为五路，迅速赶往湘江，拦截红军。

红军渡过江的部队，为了保卫中央党政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和主力过江，在湘江两岸和国民党军进行了激烈的血战。

当时国民党军有飞机，先是炸掉浮桥，然后向红军往江边运动的部队狂轰乱炸，而红军抬着大量的行李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蠕动，飞机一来，一炸，那就成片成片的倒下，到了江边的部队，浮桥已经被炸掉，只能涉水过江，涉水过江的时候，空中的飞机轰炸，国民党的机枪大炮扫射，所以伤亡非常的严重。

担任阻击任务的各个红军主力团，伤亡都超过半数，有的团一天之中牺牲两任团长。

在12月1日战况是最激烈的，12月1日凌晨一点到三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给红军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下达了两份急电，要求无论如何要确保渡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保证西进的道路是畅通的，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

中央的电报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形势极其危急。

激战到12月1日下午五点钟，这个时候渡口被敌人控制了，来不及过河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的第十八团被敌人阻在湘江东岸，全军覆没，一个师和一个团，成建制的失败，这在红军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湘江战役是首例。

经过湘江血战之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只剩下了三万多人，这时党和红军面临着覆没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