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词作的雅与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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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阳修词作的雅与俗

论欧阳修词作的“雅”与“俗”

欧阳修是北宋的文坛领袖,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

欧阳修诗、词、文俱工,其诗文的艺术成就历来为后人敬仰,但他在词史上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其主要原因应该就在于“雅”与“俗”的区别。

作为一代文坛宗师,欧阳修在他的诗文中谈政论道,表现出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但这样一个严肃而又传统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品格,他在词中则着意表现男女情事、相思离别。

一代宗师的庄严面貌与多情才子的深情热诚矛盾地统一在他身上。

换言之,欧阳修的创作有着“雅俗并存”的特点。

在欧词中既有“雅”的一面,又有“俗”的一面。

一、欧阳修的雅词与俗词唐圭璋《全宋词》对欧词的真伪作了辨别和抉择,删去重复和误入的,得到二百四十首零半阕。

在这些作品中,反映男欢女爱、离情别绪的作品大约140首,超过了总数的1/2。

这些词有雅俗之分,雅的一类收录于《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又称《六一词》;俗的一类,主要见于《醉翁琴趣外编》。

1.雅词

欧阳修的雅词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

这类词严格遵循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温柔敦厚,委婉含蓄,其中不少词寄托着作者宦海浮沉的身世之感,我们姑且称之为“情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词之雅正,在神不在貌。

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

”在王国维看来,欧阳修的词有一种高远的境界,能引起读者十分丰富的联想。

欧阳修写词时,也许主观上并没有想要寄托什么,只是为爱情而写爱情,为相思而写相思。

可是在词作中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他的学问、修养、胸襟、品格以及他的人生经历,从而使读者生出超越爱情的联想,看到作者的感情的本质。

以欧公著名的《蝶恋花•庭院深深》为例: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中国历来有“美人香草以喻君子”的传统,从思妇的被闭锁、被限制的不自由状况,从她的被冷落、被弃置的悲凉境遇,从她的青春流逝、爱情失落的结局,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欧公坎坷的一生。

欧阳修几经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在相思离别的题材中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和被逐的凄凉,应该是很自然的。

尽管欧阳修的词基本上还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格局,但

由于他有时在情爱的主题中渗入了他对现实人生的真切感受,他

笔下的情词也并不是停留在单纯表现男女之情上,而是往往蕴含更深广的人生感慨,使它升华到人生哲理的高度,使情人间的悲欢离合带有更深刻的意义,从而能够使读者的联想超出狭隘的闺

怨。

他的《玉楼春》就是由相思离别引发的对人生的思考: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春花秋月是中国传统的多愁善感的文人抒情的对象,但在这首词中,作者借助春花秋月表达了更高层面的感情。

他认为,人之所以感到痛苦,与外在的风月美景没有关系,人本身就是富于感情的生命。

世间一切痛苦的根源,在于人生的缺憾和人的“情痴”。

作者的痛苦,不是风花雪月引起的闲愁,而是由于离别的伤痛和作者天性中的深情。

他劝慰自己不要为眼前的离别烦恼,应趁人还在、花还开之时,尽情地欣赏春天的美景,尽情地享受眼前的欢乐,然后与春天轻轻松松地告别。

这就是欧阳修对感情的态度:

深情而豁达。

所以,王国维说欧阳修“虽作艳语,终有品格”,又说:

“永叔‘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从这些词中我们不难看出,欧阳修虽视词为“诗余”、“小道末技”,但他在创作词作时,还是受到了《诗经》传统表现手法的影响,让其词透着一股“雅”气。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这类词的题材内容在于表现士大夫的情怀,风格清疏高洁,已经脱去了词的脂粉气息,更接近唐代七绝的风神韵味了。

2.俗词

宋代早期词人承袭“花间”、南唐余绪,其作品主要描写与歌妓有关的“艳情”内容。

欧阳修的俗词就是指其中那些“甚浅近者”、“甚浮艳者”和所谓“鄙亵之语”。

这些作品下笔放纵,多写婚前之情或婚外之情,都是不被封建礼教接纳的感情,姑且称之为艳词。

欧阳修年轻时曾在洛阳任留守推官,有过一段诗酒风流、游饮无节的生活。

在此期间,他兴之所至地写过不少艳词,其中恐怕不乏浮艳、“鄙亵”之词。

正统词家一般都认为,作词要不露。

沈义府《乐府指迷》说:

“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也说词贵于“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

欧阳修的艳词则不然,他不须读者从外观描写中去揣摩内在的深意,也不借助景色作某种暗示和衬托,而是用很浅俗的语言对男女爱情不加掩饰地进行描写,大胆地写出了他内心真实的爱情感受。

欧阳修的大多数艳词都比较直率大胆,明显受到南朝乐府民歌和梁陈宫体诗的影响,下笔相当开放,正所谓“艳曲”、“甚浮艳者”,如《好女儿令》、《南乡子》、《惜芳时》等。

欧阳修还有一些词直写男女情事,描写大胆放纵,毫不避忌,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鄙亵之语”了,如《醉蓬莱》、《系裙腰》、《看花回》,等等。

这些词写得通俗易懂,更把男女床第间的缱眷柔情展露无疑,与之前的雅词相比,在描写女性和情爱方面更为大胆、直接,很难让人相信这竟出于欧阳修之手。

从上面所列举的欧阳修的词中,我们可以发现,欧公的词并非都是雅致的,也有很多是俗艳、浅近的。

在古代正统词评家看来,欧阳修作为一位“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的正统鸿儒不可能以这样“低俗”、“发露”、“鄙亵”的格调填词。

他们认为这些俗艳词出现在欧阳修词集中别有缘故,于是采取了种种辩解和回护的态度。

绍兴年间，曾?

V在《乐府雅词序》中说：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

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今悉删除。

”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中认为:

“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

“欧阳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

”长期以来出现的对欧阳修一些词作的归属争论,正说明了欧阳修词存在着“雅”与“俗”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二、欧词雅俗并存的原因

1.时代因素

欧阳修创作中“雅俗并存”的特点,与北宋初期的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

北宋实行“以文化成天下”的国策,重用、信任文人士大夫,特别有意识地从贫寒阶层选拔人材。

在“取士不问家世”的社会环境中,一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进入领导核心阶层,出将入相,真正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

由于地位的提高,士大夫论政、议政的热情也随之高涨,士人都以造福天下为己任。

于是在继承前代文学的基础之上,宋代的

正统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种发展明显地带有“重道”和“崇雅”的时代特色。

“重道”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散文领域,“崇雅”则主要反映在诗歌领域,进而形成了宋代文化的第一个层次一一正统文化的层次。

对于当时的士大夫而言，诗才是

正统,才是最“雅”的;而词则为“诗余”、“琴趣”,作词乃“小道末技”,诗庄词媚,不容混淆。

北宋社会占主流地位的雅文化既包括传统的“雅正”观念,又扩充进对日常生活诗化追求的士大夫文化。

同时,市井俗文

化也以强大的生命力与活力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两种文化的交融与冲撞都会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就北宋前中期诗词总体情况而言,由于当时人们对诗词抱有不同的功能观,诗词的创作就必然呈现出不同特点。

在这种情形下的诗词创作,必然会出现诗词题材、风格及表现形式的迥异。

欧阳修诗词题材的迥异,就是

其中一个突出的例证。

随着经济的复苏,农业与手工业发展迅速,城市贸易空前繁荣,出现了汴京、钱塘这样规模空前的大都会,勾栏瓦舍遍布。

生活在文化高涨、文人政治制度较为成熟的时代,那些久处高位的士大夫无不极尽享乐之能事而毫不掩饰。

在宋朝重视享乐的环境下,文人士大夫政事之余,多沉迷于声色犬马,并竞相以轻佻的笔致描绘自己风流艳冶的生活,抒发个人旖旎佻薄的情怀,从而使艳词的写作盛行一时。

正是宋代社会的时代因素,促发和助长了宋代文人“多重人格”的形成,致使同一作者的词中出现“雅俗

并存”的情况。

在朝堂上,在官场里,他们以政治家和士大夫的身份出现;而在歌席酒宴上,他们又以风流文人甚至是“多情种子”的面目出现。

政治生活和私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必然会使

人们的感情世界形成更深的“裂痕”。

因此,不少宋代文人有着“多重人格”,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雅俗并存”的情况。

欧阳修并非“圣贤”,而是现实生活中一个有情有欲的才子在宋代那种享乐、冶游风气甚浓的环境里,他自然不能完全“免俗”。

因此,在朝廷、官场、庠序或著书立论时,人们可以看到欧阳修是一位尊孔崇韩、“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的正统鸿儒;在常人的生活中或词作中,人们发现欧阳修是一位适情任性、好与奇士交游、关注人们普通的享乐生活的“世俗之人”。

两种历来对立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水乳交融地被欧阳修统一起来。

这正是北宋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位文化精英人物身上的生动体现。

2.个体因素

唐至北宋时期,词是以“依声填词”的方式创作、以长短参差的句式为主的配合燕乐曲调歌唱的歌词,是一种和乐可歌的音乐文学样式,因此,词的音乐性即合乐可歌的体性相对来说就成了词的基本体性。

唐宋时期,歌词演唱的场所往往是公私宴集或勾栏瓦舍。

词的应歌性及其表演场所决定了它的基本功用是析醒解愠、娱宾遣兴。

欧阳修有自己的“诗词分工论”,他的诗作突出地体现文人及士大夫阶层高雅、严肃、正统的生活态度与审美追求,而词作则主要反映社会诸阶层的世俗享乐情怀。

尽管其词学思想并未像其诗文理论那样有明晰的表述,但他的连章体《采桑子》组词前的那段《西湖念语》,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因翻旧阕之辞,寓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

在这里,他就明确地把词当做了“佐欢”、“劝酒”的“薄伎”来看待。

可见,对于词体的这种特性及其功用,欧阳修是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的。

其《采桑子》是付诸歌伎演唱的歌词,所谓“念语”就是歌伎演唱前的致词。

他明确地指出其词作是“因翻旧阙之辞,寓以新声之调”,这表明了他对词体合乐可歌性的认识与首肯;而填词的主要目的、基本功用则是“聊佐清欢”,即析酲解愠、娱宾遣兴的娱乐性与交际性。

固然,词作为“佐清欢”的文体与主要用来抒发士大夫情志的诗、用以载道的文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欧阳修各体兼擅,诗词文的观念理当有所不同。

在他的观念里,相对于说理透辟、言志载道的诗文而言,词的地位卑下。

但相对于那些同时代的文人而言,在宋初词坛上,欧阳修对词是比较重视的。

他常常通过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言情说爱,反映出这位政治家和文坛领袖的另一生活侧面。

作为一代鸿儒,欧阳修具有浓厚的正统思想,其创作必定受正统思想影响,带有《诗经》的痕迹,就算是作词也有着对“雅”的追求。

但欧阳修并没有把儒家之“道”理想化,而是把它由理想转向现实,使“道”更接近现实生活,更接近普通人的思想和感情,所以欧阳修在以“载道”为职能的“文”中,既谈道又言情。

而在以“佐欢”为特征的“词”中,则是更加自由,更加无所顾忌地表现出他在政治生活和个人感情生活中的心路历程。

罗泌在《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跋》中说:

“公性至刚,而与物有情。

”这是对欧阳修全面人格的最好概括。

一方面,他积极进取,忠君爱民,刚直敢言;另一方面,他又浪漫风流、通脱不羁。

就欧阳修个人来说,他作品中的这种矛盾现象正是他矛盾人格的反映。

欧阳修词的内涵与其诗文的忧国忧民、论文谈道的情志大相径庭。

欧阳修词中敏锐深情的主人公形象也与他诗文中俨然道貌的一代宗师形象判然有别。

叶嘉莹先生曾用一首诗来概括欧阳修创作中的这种情况:

“诗文一代仰宗师,偶写幽怀寄小词。

莫怪尊前咏风月,人生自是有情痴。

”这种诗文与词的创作不相协调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通的,它是北宋的时代风气、词的特质和作者敏锐多情的心性综合作用之下的自然产物。

由此可见,欧阳修词作中“雅俗并存”的特点,与他所处的特定的时代文化氛围及他本人传统的词学观有很大关系。

今天看来,欧阳修的这类俗艳词,恰恰反映了欧阳修感情真率的一面。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欧阳修的词作呈现出的两大倾向:

他既喜欢含蓄蕴藉、雍容典雅的文人化歌词,其创作符合宋词“雅化”的大趋势;同时也对幽期密约、簸风弄月的艳词情有独钟,其创作又表

现出“趋俗”的倾向

正如杨海明在《唐宋词史》中所言:

“只有把欧阳修所写作的‘雅词',再加上所写作的‘俗词',综合在一起,才能全面地认清他雅俗并存的复杂词风;也惟有如此,才能全面地把握他人格的多重侧面。

解剖欧阳修的词,我们对于北宋词坛的整体情况和北宋文人的多重性格及复杂心态,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兼收并容的文化气度和宽容大度的价值选择,使欧阳修在创作上表现出多才多艺的创造性才能和无比旺盛的创作活力。

他既能写出符合道统规范的历史散文、政论和抒情文等,又能写出符合文统要求的、言志抒情的诗歌,更创作出大量表现世俗人性、人情的“香艳”小词。

作为宋初文人词的代表,欧阳修词开拓了新的局面与境界,为宋词的全面繁荣做了必要的准备。

欧阳修的词学观念与其创作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他在遵循词体体性的基础上提升了词的品位,为苏轼、秦观等词人提供了艺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