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秘书比较笔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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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秘书比较笔记

中外秘书比较复习资料

第一章

中外秘书比较的目的：

为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为适应现代管理和领导活动的需要；为适应我国秘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需要。

秘书性工作的时代性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领导视野的拓展与秘书工作；管理要素的拓展与秘书工作；权力运用的主动性与秘书工作。

加强中外秘书比较非常必要体现在：

工作实践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可以更加系统地吸收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秘书工作有益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二是可以从中外秘书比较中更加深入地认识秘书工作的基本职能和本质属性，提高我国秘书人员的认识水平和职业意识，三是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对我国传统秘书工作方法进行摒弃，发扬优良的民族传统，摒弃已经失去的活力的东西，形成我国时代发展需要的秘书工作体系）；发展过程比较研究的必要性；秘书理论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一是有益于我国秘书工作理论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秘书理论的有益部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更好地指导秘书工作实践，二是促进中外秘书理论的融合）。

中外秘书比较的基本内容：

有关产生发展历程的比较，有关现实状况的比较，有关发展趋势的研究。

中外秘书比较的主要方法：

比较研究法、系统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

中外秘书比较的重点：

纵向历史发展比较的关节点，横向现实状态比较的对应点，职能活动比较的特征点。

学习中外秘书比较的要点：

理清脉络、点线结合、相关理解、主动思考。

第二章中外秘书的历史源头

人们把国家和文字的产生，作为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必要条件和基础。

秘书工作基本属性是对领导者的近身综合辅助性，秘书性工作人员是领导者身边协助收集情况、操办日常事务、记载有关活动的助手。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秘书活动的源头在原始社会。

早在原始公社时期，部落首领身边就有了近身辅助的秘书性人员。

人类领导活动的出现是产生人类秘书性活动的条件和基础，也是人类早期秘书性活动的标志。

外国原始社会秘书生活动萌生：

1．部落首领的近身辅助需要。

部落首领领导活动的辅助需要，是原始人类秘书性活动产生的直接原因。

2原始社会秘书性活动。

中国原始社会秘书性活动的萌生：

1．部落首领要的近身辅助需要。

2．原始社会秘书性活动。

原始时期的秘书性活动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的纳言的活动。

纳言已起到了上传下达的沟通作用，并开展了原始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

二是原始信访活动，可以说用“进善旌”、“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等形式征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是原始信访活动，也是我国信访工作之源头。

三是原始会务活动，一般由巫史等充当会议的操办人、记录人。

原始会议的组织操办是我国秘书会务工作的源头。

四是记言记行的史官活动，黄帝时期，就有了仓颉、沮诵、孔甲等充当史官。

五是占卜预测吉凶的巫祝活动。

可以说巫祝是原始社会的重要秘书性人员之一，也是宗教秘书活动的始祖。

六是出现了原始文书。

相传在伏羲时代就有了契，作为原始社会和私人文书，据《尚书》、《史记》记载，原始时期已有了“典”、“命”、“谟”、“德”、“行”等等公务文书，即以书面文字记载的公务文件。

人类的早期文字——原始文字，在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及中国均有发现，原始部落联盟在四大文明古国均出现得最早而且存在发展了数千年。

这就使四大文明古国，最早萌生原始秘书性工作的基础性条件。

中国秘书性活动与外国相比的不同之处：

一是中国原始的秘书性活动的遗迹可以为后世所了解，而外国的原始秘书性活动却大多湮灭。

二是中国原始性秘书活动的一些重要方法影响着当代的秘书活动，而外国的的原始秘书活动对当代的影响却极小。

三是中国的原始文字随历史发展演化为现代中国汉字，古文书也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其他古国的文字和文书大都失传了。

东方古国文书的内容：

东方古国书从方面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内容。

从已经发掘出的历史文件的实证来看，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1、宗教文书，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宗教文书以宗教祭祀活动内容为主，实际上是古奴隶制国家祭祀会议留下的会议文件和会议记录。

2、国王纪年文书、3、经济文书、4、军事和外交文书、5、法典文书：

著名的法典文书有汉穆拉比法典、亚述法典、赫梯法典、苏美尔法典、俾拉拉玛法典等。

汉穆拉比法典是迄今已发现的古代奴隶制国家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是研究古巴比伦时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从这些法典文书可见当时的秘书性官司吏在撰拟文件的语言表达、文书体式、内容把握上，均有了一定的业务水平。

6、科技文化文书。

伊文斯根据泥板文书书写比较规范统一、字迹清晰等特点分析，古希腊已有了专门刻写泥板文书的人员——“司书”。

古希腊文书档案，从已经发掘出的文物来看，古希腊奴隶制国家以不同形式流传下来的文书，大体有以下几种：

1、题铭文书，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广泛地利用题铭文书，撰写了一部《希腊波斯战争史》。

2、神庙文书，它标志着古希腊集中保管国家文书档案的开端。

将贵族文书档案保存在太阳神庙内，太阳神庙设有祭司，具有预言者的职能。

凡是征战、出航、缔约和其他重要活动，祭司作为预言者均要预先做出预言，日积月累，形成了预言书或秘密书。

3、王国文书公元前4世纪未，文书档案基本上归王室统管，它标志着奴隶民主制的瓦解和神庙文书档案时代的结束。

古希腊的《预言书》对古罗马的秘书性工作影响较大。

由此，以《预言书》为主体，及查看《预言书》的有关情况的记录，就形成了古罗马的第一批文书档案，而查阅和记录查阅有关情况的专职人员，就形成了古罗马的秘书性工作人员之一。

古罗马书有以下类型：

1、贵族神庙文书这些记录的积累形成祭司文书，也就是贵族神庙文书档案的重要来源。

2、平民神庙文书档案3、国库文书档案、执政者十分重视，将此类文件与国家重要财物存放在一起，文件档案的管理比较规范，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比较正规的文件档案管理。

4、统一国家文书档案5、皇帝文书档案。

贵族神庙文书档案的内容：

一是大祭司团文书档案，包括解决神法、家族法方面的问题的文书等。

二是占卜祭司文书档案，即军事、外交及其他重要国家活动预卜吉凶的有关材料，即长官上任、开庭审判、军队出征、民众大会等活动进行占卜吉凶的记录。

三是军事外交祭司文件档案，如宣战令、条约等。

四是贞女祭司文书档案。

夏王朝的左史、右史、巫、遒人、秩宗等，均为秘书性人员。

左右史负责记录国家重大活动和国王言行，掌管机要史科。

遒人承掌王命的传达发布。

秩宗及巫祝是国王与鬼神沟通的“解释天意”的使者，主掌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是夏君主身边影响力很大的秘书性人员。

从已经掌握的历史文献资料看，“誓”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文书。

商代的国家秘书性工作也较夏王朝有了发展，所谓六太、五官、六府之官中，其中不少就是操办秘书性工作的人员。

如六太中的太宰，是商王的近身助手，总管庶和机要（后发展为宰相或丞相）；太史负责起草商王命令，发布文告，近似国王的秘书长；太宗负责宗庙祭祀事宜；太祝主持礼仪会务；太卜掌管占卜并记录占卜情况；太士承办敬神事务。

作册史官，负责制作册命文书、保管册命并宣示王命，相当于商王的机要秘书；记事史官负责记录商王言行、朝政大事、保管典籍、观察天象、记录历法等等，主要承担文书档案工作。

商王朝末年还出现了国家中央秘书机构，称之为太史寮，其长官为太史，下管辖有不同层次、不同分工的史官。

按文书的载体分，商王朝的文书可分为三类：

一是甲骨文书。

二是金文文书。

三是简牍文书。

商王朝的国家秘书性工作管理制度：

一是确立了国家公文格式。

二是初步建立了国家文书归档保管制度。

三是太史寮内秘书性人员有了初步的分工，各司其职，并有负责长官统一进行管理。

《尚书》为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汇编本。

西周王朝对秘书性工作的发展：

一是秘书性工作的分工更加明确，出现了“卿事寮”和“太史寮”，太史寮则是为王室服务的秘书处；二是巫史分离，史官司地位升高，成为西周王室和地方政府重要的秘书官员；三是西周凡官署皆设史，其办文辅政的秘书性工作更为普遍，史官秘书性人员有千人之多；四是西周专设了“天府”收藏保管国家公务文书，并实行了副本存制度；五是西周的保密制度有所加强，文书档案无关人员无法窥见，盗窃者即受严刑处罚；六是形成了采风调查制度，派官员深入民间以观政，考察民情民俗，了解礼仪法度实施情况；七是四周的秘书性工作有了初步的规则。

西周还出现了公文用印制度，以加盖印章强化官司府的权力和信用。

中外奴隶制国家秘书性人员的职能活动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别：

相同相近之处：

一是职能地位比较确定，均是奴隶制国家最高统治者身边的综合辅助者。

二是职能范围比较明确，中外奴隶制国家秘书性工作均围绕实施奴隶占有制统治展开办文辅政活动。

三是素质要求比较相近，无论是中国的巫史等秘书性人员，还是外国的司书、祭司及其他名称的秘书性人员都要求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具有一定的使用文字的能力，并富有政治统治的经验，要求其对最高统治者忠诚等。

这些素质要求，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四是在“君权神授“观念的影响下，奴隶制国家秘书性工作均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五是占卜在奴隶制国家秘书性人员办文办会办事中是一个重要环节，也是秘书性人员发挥辅政作用的重要手段。

六是国家秘书性人员的任用，大多受贵族继承制的影响，采用世袭制。

七是秘书性人员对其辅佐对象的人生依附关系已经确立，这一关系一直沿袭至封建社会。

这一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对后世秘书性工作有着极大影响。

中外奴隶制国家公务文书的相同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基本内容，均反映了当时奴隶制国家社会生活状况和国务管理活动。

二是对国家文书档案均极为重视，视为神物和珍宝，中国的甲骨档案珍藏在王室的宗庙、社稷中，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和王权统治的精神支柱。

外国奴隶制国家的文件档案也大多密藏于神庙和王国宝库，与黄金宝物收藏在一起，作为国家统治的重要资本和凭证。

三是对文书档案的管理随时代发展越来越严格，越来越重视保密。

四是奴隶制国家的文书已开始了用印制度。

2.不同之处，中外奴隶制文书方面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文书载体的不同。

都曾使用过石头文书，但中国奴隶制国家夏、商和西周王朝主要是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甲骨文书、以竹木为载体的简牍文书、以青铜为载体的金文文书；而古埃及、古巴比伦及古希腊、古罗马主要是以泥板为载体的泥板文书和以纸草为载体的纸草文书，古印度还使用过以贝叶为载体的贝叶文书。

文书载体的不同，主要是各国载体资源条件和开发利用水平以及使用习俗不同决定的。

二是文书保管体制上的差别。

三是文书文体的分类不同。

四是国家文书使用文字语言发展的不同。

五是国家文书与宗教文书关系上的差别。

第三章

封建领主的秘书性工作工作的特点：

一是具有私人秘书性工作的性质，从事秘书性工作的人员与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个人间的雇佣关系或对领主的领队关系；二是秘书性工作的内容，主要以辅助封建领主处理内部事务为主；三是封建领主的文书档案世代相传，长期积累，数量颇丰，但缺乏整理，保管上也带有随意性，而且具有分散性和不完整性的缺陷。

教会活动中的秘书性工作

教皇文件档案，是教皇在主持教务中产生、利用和保存的文件档案。

4世纪，在圣．罗伦萨大教堂里建立了最早的教皇文件档案馆，后来又修筑了多处教会文件档案馆。

教会活动中的秘书性工作有以下特点：

一是办文办会办事以宗教名义，但活动的内容涉及至社会各个领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极强的参与性和影响力；二是秘书性工作台的辅助对象虽是教会首领，但并非仅局限在对某一领域的辅助，它有对教会首领的管理具有综合辅助的职能；三是教会秘书性人员虽是基督教徒，但对世俗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均有广泛的接触和深入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教会首领的辅助需要；四是教会文件档案虽是教会活动中产生的，主要为教务管理服务，但其中包括大量教会与世俗封建主交往的文件材料，如参与世俗社会活动的文件材料，以及世俗人士请求教会保管的文件材料，因此，它也具备直接为世俗封建统治服务的职能。

与西周秘书性工作比较，春秋战国时期的秘书性工作出现以下变化：

一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子弟“士”不少人充当了诸侯国君身边出谋献策、草拟文书的秘书性官吏；二是采用了新的文书载体，除了一部分继续使用甲骨文书外，普遍采用了木、缣帛等新的书写材料；三是政务记录已形成制度，不仅记录君主言行，一切政务要事均要记录，并抄录副本多份，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已形成传统；四是文书种类有所发展；五是保密制度有所加强，创建了封泥制度；六是文书档案拓宽了利用范围，除了作为统治施政的工具外，还用作传授知识的工具和编写典籍、史册的材料。

秦汉王朝的秘书性工作出现新变化：

一是皇宫内秘书性工作与政务秘书性工作分开；二是秘书性机构和人员进一步扩大；三是中央秘书性工作的分工；四是地方政府、监察系统及军事组织也配备了秘书性人员。

五是秦汉统一了文字，在秦始皇推行“书同文”后；六是书写材料的进步；七是形成了更为规范的秘书工作制度；八是文书档案的管理进一步加强；九是对秘书性官吏的选任采用了任命、察举、征召、辟除等多种形式，这对先秦史官秘书性人员的世袭制是一大进步；十是创办了培养秘书性人员官吏的学校，如“太学”、“鸿教门学”等。

还形成了对秘书性官吏的考核办法，如秦王朝的“五善”、“五失”考核法，汉代的“常课”和“集簿”的考勤考绩办法等。

到了战国时期，宗室或有功大臣，由于这时的领主的治民权受到限制，其领主的秘书性人员活动的范围也较小，更具领主的管家的性质，主要处理领主家族日常事务。

秦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割据的势力，这时封建领主的秘书性工作台的领域更小，大多类似管家或账房先生，主要协助封建主管理家族内部事务。

封禅中的秘书性工作，实际上是盛大祭典会务组织，人、财、物准备，往返路线、交通、食宿安排，祭祀程序的筹划，祭祀文稿、各种文件的撰拟和发布，祭祀活动的记录等纷繁的办文、办会及办事工作。

封禅要耗费巨额财力物力人力，劳民伤财，造成极大的财政负担。

就秘书性工作而言，它标志当时秘书性官吏的综合组织能力，系统安排事务的能力，办文、办会、办事的综合业务水平，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儒学对春秋战国及两汉时期的秘书性官吏的价值观、道德观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均有极大的影响。

王国秘书性工作的异同

中外封建社会早期封建王国秘书性工作的相同相似之处：

其一，在时代基础和历史发展过程上有相似之处。

其二社会环境有相似之处，都出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主对大部分土地的垄断占有和对直接生产者的不完全占有，决定了封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已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其三，封建国家政权是封建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机关。

其四，秘书性人员的职能地位相似。

其五，职能活动大体相近。

其六封建国家秘书性工作的领域也大体相同。

中外封建社会早期封建王国秘书性工作的不同之处：

一是封建君主对国家统治的方式甩所不同；二是封建国家秘书办文辅政影响力的空间范围上有所差别；三是国家秘书工作的分工程度不同；四是国家公文载体的差异；五是国家秘书性工作的管理制度成熟程度有较大的差距；六是国家公文文体发展的水平不同；七是秘书性工作的传统不同。

国家公文载体的差异：

欧洲封建王国的公文载体，虽然在奴隶社会使用泥板、纸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开始使用羊皮纸，但总体上仍停留在以粗加工的自然物为公文载体的基础上。

中国这一时期国家公文载体除了沿袭奴隶社会的甲骨、青铜器等到为载体外，还普遍采用了奴隶社会后期已经出现的竹木简牍为载体，出现了质地轻柔便于携带传递书写的缣帛为新的书写材料，出现了毛笔书写工具，特别是汉代造纸术的发明，是人类书写载体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中国这一时期对自然物质精加工制造书写载体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国家公文文体发展水平不同：

国家公文文体种类的丰富是国家管理水平和秘书性工作水平的一个综合标志。

秘书性工作的传统不同：

中国国家秘书性工作代代相传有秉笔直书的的客观求实的传统，秦汉王朝又有“五善”、“五失”、“常课”、“集簿”等考核体制，逐步养成了严谨规范的传统。

封建领主的秘书性工作的异同

1、中国与欧洲封建领主的秘书性工作的相同相似之处，一是反映在隶属关系上，秘书性人员都是对封建领主存在人身依附的关系，直接对封建领主负责，由封建领主个人给予工作报偿和提供晋升的机会，带有家臣、管家的色彩。

二是在工作内容上，除了办理文书档案和参谋辅助外，还要根据领主的需要，管理和操办大量事务，包括财产管理、财务帐目、家族事务等，唯有如此，才能适应封建领主的需要。

三是封建领主所重视的文件的大体类型也比较相似。

如与君主的往来文件、特权证书、领地籍册、族规、家谱等，均是中外封建领主掌握和运用封建特权的凭证和工具，因而都十分珍视，视为珍宝地世代收藏。

四是封建领主的秘书性活动大多以辅助领主管理内部事务为主。

封建领地内的经济活动是封闭的自然经济，领主对领地的管理主要是内部管理。

因此，其秘书性工作也大，多在领地内部事务管理的领域发挥作用。

2、中国与欧洲封建领主的秘书性工作的不同之处，一是对封建王朝相对独立性的程度不同；二是秘书性人员受其封建领主的保护程度不同；三是封建领主的秘书性工作的职能稳定性不同。

宗教活动中秘书性工作的相同相似之处：

一是都以传播宗教教义为宗旨，开展办文办会办事等秘书性工作。

二是均有一定的宗教组织为活动领域，欧洲以基督教为活动领域，在庞大的教会组织体系内开展秘书性活动。

三是均按照一定的宗教活动的程度进行。

如在祭典或会议时，往往要对其信奉的神或祖师顶礼膜拜。

宗教活动中秘书性工作的不同之处：

一是宗教与国家统治者的关系有差别；二是对世俗社会生活干预程度和方式不同；三是秘书性活动的内容也有差异；四是文件档案工作的差异；五是社会地位的差异。

第四章

城市秘书性工作的内容包括：

一是保管国王或大封建主对城市颁发的各种文件；二是组织操办城市市政长官与封建领主之间为了协调某些矛盾而召开的会议；三是为市政长官草拟城市管理中需要的各种文件、法规，如城市准则、城市商业法、社会事务管理的有关条例等；四是操办城市议会会务，草拟会议文件，作会议记录；五是办理市政日常公务。

当时秘书性工作的内容看，其职能作用已具备现代秘书工作的某些特点。

这一时期欧洲城市秘书性工作。

就秘书工作的发展而言，它为欧洲古代官吏型秘书性工作向社会化职业化近现代秘书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王国政权的秘书性工作

如英王亨利一世（1100年~1135年在位）时期建立了中央管理机关——枢密院，设有专司财政的部门，也先后设立具有顾问咨询性质的御前会议，起着枢密院和最高法院的作用。

国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为取得反对罗马教廷斗争的胜利，于1302年首次召开了有高级骑士、世俗贵族、富裕市民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

它成为国王的咨询机关，也是国王同封建贵族、市民上层结成联盟的形式。

在英国，号称“末日审判书”形成过程中的全国性社会财产调查登记活动，是一次强化王权的有力举措，其中包含着规模空前的内容丰富的秘书性活动。

14世纪，法国国王将文书档案专门存在的王宫教堂内，称为“宪典宝库”。

“宪典宝库”的建立，一是说明法国国王为了强化王权对文书档案更加珍视；二是标志着政务的纷繁，秘书性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更多文件材料，集中保存国家文书档案也有了重大发展；三是“宪典宝库”的建立对法国国家秘书性人员保管和利用文书档案为国王行政提供服务，有了更为良好的基础性条件。

这一时期封建王国的秘书性工作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为强化王权服务的职能作用大为加强，秘书性工作的领域更为扩大，几乎所有王权运用的领域内，都伴有秘书性工作；二是秘书性工作的地位有所提高，文件档案作为王权的象征和标志，被视为黄金宝物由国家统一管理，并作为行使权力的依据和凭证，受到国王的高度重视；三是文书档案的保管更加机密，带有一定的神密性和不可接触性，一般不让参阅，珍藏在王宫或库房等与世隔绝的密室；四是王国的秘书性工作与教会的秘书性工作逐渐分离，国家的文件档案保存在教会的情况已不多见。

1.封建王朝的秘书性工作：

如秘书令（监），典尚书秦事，颁发敕令；中书省的中书监（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起草文书，掌管经籍及秦事；门下省的待中，侍皇左右掌秦事；尚书省的尚书令，掌管文书事务及行政事务。

在这一历史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纸张正式成为公文的统一使用的载体。

我国造纸术西汉早期已经发明，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公文统一用纸张作载体，并为后世沿用。

公文用纸张载体，是秘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进步。

从梁陈开始，文章有了“文”与“笔”之分。

“笔”后来发展为应用文。

就是公文形成有别于文学作品的简明务实庄重的文风的发端。

2.隋唐秘书性工作：

隋设内书省，有内书舍人、通事舍人、内书侍郎等官吏，掌管草拟诏令、宣奏等事务；设门下省，有纳言等官吏，掌管诏令审核、驳正；设尚书省，有尚书丞及下属官吏，掌管收发、传令、承办文书等。

唐设中书省，有中书令、中书侍郎等官吏，掌管军国政令、参议政务及章奏文书等；设门下省，有侍书、侍郎、给事中等官吏，掌官出纳帝命、顾问应对、掌机密文件、审议公文、封驳诏命章奏等；设尚书省，有尚书仆射等官吏，掌管朝廷日常行政事务等；后又设翰林学士院，有翰林供奉、翰林承旨等官吏，掌管草拟制诏书敕，协理批答四方章表疏议等；设匦使院，有知匦使等官吏，处理信访事务，使下情上达等。

地方政权还设有掌书、判书、孔目、主簿等书性吏员。

唐设政事堂，为三省集体办公议政之处。

隋唐建立了以刑律为后盾的一套秘书工作的制度。

3.辽、夏、金的官制与宋官制不同：

藩汉并行，自成系统，既有藩，又袭汉。

宋代的秘书工作制度又有所发展：

一是一文一事制度已经在宋开始实行，强调“非一宗事者不得同为一状”，此制度一直为后世沿用。

二是形成了“引黄、贴黄”制度，即上行文以黄纸上作补充说明，贴于文尾为贴黄；将内容摘要和日月写于黄纸，贴于文前封皮，为引黄。

其目的是便于阅读易解，加速公文办理。

三是诏令副署制度，即皇帝下诏前征求重臣意见，由大臣副署。

四是公文誉写制度和传递公文改为军邮制度等。

宋代的档案工作也有所发展，设架阁库保存档案。

南宋时还设有中央架阁总库，收藏全国重要档案史料。

4.元及明代前期的秘书性工作

元王朝吸取汉族统治者的经验，取消三省制。

设有翰林兼国史院草拟皇帝诏令，下属有翻译机构、礼仪管理机构、文书驿传管理机构、档案管理机构等。

明初官制沿袭元代，宫廷内设司礼监宦官秘书性机构。

在文书工作方面，建立了公文草拟制度，整治了繁文之弊，对提高公文效率有着积极影响。

城市秘书性工作

城市秘书性工作特点：

一是城市管理方面的秘书性活动增多，二是官营工商活动中的秘书性工作增多。

宗教秘书性工作

主要内容：

一是协助宗教主持者操办日常教务；二是协助宗教主持者管理教徒弟子；三是协助宗教主持者管理寺院或道观财产；四是协助主持者操办与官府的往来；五是保管宗教经典；六是组织、操办宗教经典研究整理和文化研究，并为教俗研究者提供资料服务。

第三节中外之异同

中国与欧洲国家政权机构秘书性工作的异同

1、相同相似之处

一是秘书性工作的领域扩大。

在这一时期英国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全国社会财产调查登记活动，形成了“末日审判书”。

从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就开始编制土地登记籍册，并在松江编制鱼鳞图册。

二是秘书性工作的地位有所加强。

2、不同之处

一是时间要素上的差异。

二是空间要素上的差异。

三是受宗教的影响程度不同。

四是文书载体的不同。

封建社会中期，中国与欧洲城市秘书性工作的异同

1、相同相似之处，具体表现，一是在行政方面均要从事办文辅政的日常事务，充分行政长官的助手，二是均要办理涉及事务和外交文书。

三是经济领域的秘书性工作增多。

2、不同之处

封建社会中期，中国与欧洲城市秘书性工作的不同之处，一是城市政务秘书性工作与封建国家的关系状态有所不同。

因此，欧洲城市秘书性工作对封建王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二是城市行政秘书性工作的交往渠道和方式有所不同。

三是经济领域的秘书性工作专业化程度有所差异，四是秘书性工作与宗教的关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