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刊朱晓中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三重危机.docx
《俄罗斯学刊朱晓中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三重危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俄罗斯学刊朱晓中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三重危机.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俄罗斯学刊朱晓中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三重危机
【俄罗斯学刊】朱晓中：
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三重危机
自转型以来，中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历了转型危机，2004年之后陷入了加入欧盟后危机，2008年之后又经历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出现了背离欧洲发展主流的现象，民主化的“回落”成为新趋势。
三重危机反映了中东欧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中发生的问题。
但三重危机或许也是能够带来更好未来的“创造性危机”。
关键词
中东欧 欧盟民主 民主转型 政党 欧洲一体化作者简介
朱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发生了三重危机。
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些国家经历了转型危机，2004年日益增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之后陷入了加入后危机（改革疲劳症），紧接着经历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
三重危机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描述，即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
这是复合型社会历史的三个侧面。
三重危机使中东欧国家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导致新生民主出现后退或下滑。
虽然中东欧国家各自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但总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对三重危机的分析需要地区视角。
一、本文的研究方法对中东欧国家三重危机的认识需要在三个方面横向扫描。
从危机发生的次序来看，先是发生社会经济危机，即转型性衰退，其次是有争议的欧洲经济一体化/适应性危机，接踵而来的是全球竞争力危机。
这些危机在政治方面的总体表现是，大量居民遭遇社会政治排斥。
而遭遇政治排斥又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导致公民的政治参与度低，在当下民粹主义盛行之时，它又表现为社会政治分散化。
在社会文化领域，回归欧洲的热情转变为对欧洲“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
随后，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各种欧洲怀疑主义。
在这种恶性循环中，社会政治参与危机、欧洲调整危机和全球竞争力危机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一环套一环。
结果，三重危机结构（是一个具有很强相关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形式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三对政治现象：
包容与排他、巩固与分散、有效与形式（欧盟）成员国。
转型1/4世纪之后，中东欧地区的历史发生了快速和剧烈的变化。
中东欧国家的民众和学界正以不同于以往的态度和方式看待这一进程。
为此，急需概念性的突破，以便更好地构建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
换句话说，对中东欧国家发展的再思考需要全新的分析框架，既要考虑中东欧国家的历史延迟性，又要客观看待复合的社会进程中曲折的追赶过程。
在从简单的政治历史转向检视更深邃和更广大的社会历史进程时，新的分析框架须适应急剧的经济变化后果以及接踵而来的政治和大众文化的深刻变化。
也就是说，新的分析方法必须超越转型阶段，必须关注来自社会方面的挑战。
转型26年之后，社会经济裂痕正在加深，社会和地区的不平等在迅速扩大，剥夺性经济后果在某些国家诱发了政治动荡。
虽然社会（经济）衰退在21世纪最初十年间一度被遏制住了，但在进入第二个十年之后，它正以新的方式卷土重来。
人们在讨论转型过程中欧盟的外部影响和转型国家国内因素之间相互关系时应该注意到，在两个互为因果的趋同过程中，向西方（欧）的趋同是中东欧国家的主流趋势。
然而，在最近几年中，在中东欧国家趋同的过程中日益显现出深刻的分歧，因为欧盟新老成员国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全球危机。
这种分歧导致了新的东西欧分野，中东欧国家的若干社会子系统发生了变异，出现了所谓“弹性速度”。
同样应该注意的是，26年来，中东欧国家大规模的变化并非有机地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的“社会海啸”，或是进口的“创造性危机”。
在第一个阶段，转型危机源自两极世界中东西方对抗结束后开始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在第二个阶段，加入欧盟后的调整危机由加入欧盟的进程产生；在第三个阶段，竞争性危机源于全球金融危机。
中东欧国家在这三个过程中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外部的挑战，但有些应对措施颇具争议性。
例如，在欧洲一体化的双元动态中，中东欧国家面对欧盟影响时的措施是单向性的适应，这会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利用或滥用欧洲化机制、经济和社会环境提供的约束和选择。
在过去26年间，西方主流理论经常把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描绘为一个进化的历程，没有特别关注到这些国家存在的形式上的民主化和失去社会团结之间的映照（形式上的趋同与大量分歧之间的对比）。
至少在全球危机全面爆发之前，主流的分析和欧盟的文件一直把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和欧洲一体化描绘为一个成功的故事，或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叙事。
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发现或理解，社会瓦解是后来政治危机的主要推手。
本文试图在这两种极端立场之间寻找平衡，即在形式上的趋同和历史分歧之间寻找平衡。
当然，在社会民主化的积极和消极面之间寻找平衡并非易事。
同时，随着对民主化进程的各种评估不断涌现，有必要更关注中东欧国家近来新出现的社会紧张形势。
这并不是要否定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和欧洲化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指出这一进程存在的问题，以便能够解释中东欧国家目前出现的危机。
近年来，评析“民粹主义盛行”的文献日益增多。
迄今为止，民主转型尚未完美收官。
“预期的”欧洲化和随之而来的“适应性”欧洲化亦在途中。
转型26年后，对欧洲化和民主化的争议甚嚣尘上。
对民主化产生争议的原因之一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地区经历了重大社会经济危机，并在三重危机的人。
相对输家是传统产业中的工人和公务员，他们虽然保住了工作，但工资大幅度减少。
赢家是剧变之时掌握各种资源，并在剧变之后依然持有这些资源的人以及在私有化过程中成为企业主的人，这些人在社会中占1/3。
转型初期剧烈的社会变化决定了后来中东欧国家的社会结构。
20世纪90年代（拉大）和21世纪头一个十年（缩小）的收入差距大起大落，社会差距在继续拉大，并培育出了新的社会底层。
“新穷人”在城市和乡村形成所谓的贫困岛。
在这里，代际失业成为一个规律，生活在这样家庭环境中的人继承了社会—文化赤字。
由此产生了大量低于“正常”社会的底层人群，这些人占居民总数的10%—15%。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制度转型的第一个十年中社会不满情绪随处可见，但通过“泪谷”（拉尔夫·达伦多夫语）的长征没有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大规模的政治无序。
在整个体制转型过程中，人们对代表制民主的满意度普遍不高，因而政治精英没有用激励手段来动员民众参与新民主制度建设。
这种现象也是民众表达不满和困惑的一种形式。
民众对新生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不满引发了拥抱民粹主义心理需求，这为国家和社会的民粹主义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形式民主转向参与危机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和政党体制经历了外部和内部的欧洲化与民主化过程，并在外部和内部适应性压力下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外部和内部调节之间的差异逐渐拉大。
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和政党体系因这种双重压力（外部来自欧盟的趋同压力，内部来自本国民众对西方式公共服务标准的高期望值）而发生动荡。
而且，适应外部压力（应对欧洲化的挑战）超过了来自国内的挑战。
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要处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政治体系的外部和内部欧洲化对政党体系的影响；2.政党的类型和认同；3.政党动员—非动员进程与参与危机。
首先，外部和内部欧洲化的双轨进程贯穿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整个历史时期。
外部适应对中东欧国家的压力包括政党体系的出现和运作。
不仅如此，政党的欧洲化比政治转型其他领域表现得更突出。
找到欧盟伙伴是中东欧国家政党合法性和保证生存的唯一途径。
有关欧盟对政党体系影响的主导观点是“影响有限”。
但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因为它忽视了中东欧国家政党外部和内部欧洲化之间的关键性区别，尽管欧洲化对政党有直接或“硬”影响，同时也有间接和“软”影响。
在中东欧，外部的欧洲化是一个由精英推动的过程。
通过欧洲化，中东欧国家的政党与西欧的政党以及国际党派建立接触（包括加入国际党组织）。
这些党派形成了西方式政党的形象或世界观。
与外部欧洲化不同，中东欧国家的国内欧洲化是一个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政党争取更多选票以及建立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国内的党派组织和民众的信仰相应地得以改变。
不同于外部欧洲化进程，以民众为基础的国内欧洲化是一个政党的基本特征（党员和组织）的转型过程，以便其内部结构（包括党派的选区与公民社会）更接近西方国家政党。
回溯来看，中东欧国家的外部欧洲化分两步（预期和适应）进行。
第一阶段是“普遍”民主化，第二阶段则是“特定的”欧盟式的欧洲化。
外部欧洲化只触及到中东欧国家政党的表面。
欧洲化只表现为建立党际联系和与西欧伙伴党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
很多党员（和大量群众）对有关欧盟左翼和右翼、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等政党的情况所知甚少。
原因很简单，中东欧民众关切的问题与西欧政党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话语格格不入。
中东欧国家依然主要关注本国问题，尚未跳出所谓“物质陷阱”。
全球金融危机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困难进一步加深了国际和国内政党之间以及西欧和中东欧国家公共话语之间的鸿沟。
严格地说，中东欧国家的政党尚未完全准备好要成为欧盟层面上的政党。
在外部欧洲化水平较低，并与内部欧洲化形成较大反差时，中东欧国家的政党在国际政策合作和战略决策方面常常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
当然，这也与今天欧盟政策的复杂性有关。
今天，新老成员国的政治精英都必须面对大大增加的政策协调和需要形成战略思维的挑战，这对刚入盟不久的中东欧国家的政党和政府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04年之前，中东欧国家政党的纲领是要进行民主转型和加入欧盟。
目前，中东欧16国中已有11个国家实现了这两个目标。
如今，载有这两个目标的政党纲领已经失去了意义，但这些政党没有制定出新的纲领，更没有向选民提供新的信息。
政党精英整体上步入了社会政治“衰老期”。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外部—内部欧洲化的双元性导致中东欧国家政党没有清晰的认同感。
其表现有三，其一，目前欧盟（老）成员国的政党正从基于物质观念和阶级差别的工业社会向基于后物质观念和文化上体现社会差别的后工业服务社会过渡。
但是，中东欧国家的政党体系还挣扎于新老世代的交替途中。
其二，党派性质模糊。
欧洲现在至少存有4种党派：
欧洲化的左翼、欧洲化的右翼、国家中心的左翼和国家中心的右翼。
中东欧国家的发展危机扭曲了这些政党类型。
欧洲化的右翼和国家中心的左翼消失殆尽，而欧洲化的左翼和国家中心的右翼患上新生民主幼稚病。
在中东欧国家，左翼更支持欧洲一体化，但一直因不能接近“社会欧洲”而苦恼。
这反过来又被对手质疑其左翼性质。
中左政党则遭遇物质需求和危机管理之危机的陷阱，而中右则不断为欧洲化不断强化所累。
结果，中东欧国家的右翼政党比欧盟老成员国中的右翼政党更民粹、欧洲怀疑主义情绪更浓厚，它比其西欧的姊妹党更赞成欧盟的民族国家的理念。
在中东欧国家，很难找到真正亲欧洲的中右政党属于欧洲化的右翼。
同样，人们也难以找到明显以欧洲化为纲领的成熟的和西方化的左翼。
我们看到的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左”、“右”认同。
因此，人们在中东欧新成员国中可以看到存在亲欧洲和反欧洲的两种力量，他们之间存在日益加大的鸿沟。
在多数情况下，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比右翼更亲欧洲。
其三，模糊的党派认同源自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
中东欧国家的形式民主为政治参与提供了空间，但民众没有利用这一机会，投票率不断出现新低。
社会排斥导致出现某些政治排斥。
民主幼稚病意味着社会赤字已经转变为政治赤字，即民主弱性，包括治理弱性，最终治理弱性催生了社会经济发展弱性。
客观地说，中东欧国家的党派与社会的组织联系很弱，这些党派是精英和自上而下的组织，他们靠国家的补贴生存，集中度很高。
转型26年来，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的行为轨迹较为清晰。
在20世纪90年代，诸多的政党为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进行较为广泛的群众政治动员，此后，为使自身变成为社会中唯一或主要的政治角色，政党又有意识地实施群众的政治退场，出现了广泛的社会排斥。
而在竞选年，政党又重新对群众进行再动员，但多数不成功。
政党的这些行为塑造了中东欧国家政党的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政党的社会基础一直很弱，政党多为小规模的群众党，没有大量民众参加，造成很多政党“有头无身”，且选民的数量多于党员人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党员人数进一步减少。
第二，很多政党可以被划定为“寻找办公室”的干部党，因为为数不多的党员刚好都可以成为党的干部（政治精英）。
第三，政党的结构原则一直基于文化而不是社会分层，以文化传统和文化“阵营”进行区分。
第四，中东欧国家左右翼之间的区别比西欧国家的左右翼政党区别大，完全排除进行妥协、结盟和达成国家共识的可能性。
这些特点又滋生了三个后果：
非结构化的政治市场；国家—社会中的民粹主义不断滋生；许多政党尚未准备好实施多角色民主。
四、危机管理的危机导致良治下降中东欧国家政党的上述行为导致政党的所谓“表现危机”，虽然入盟后政党精英学习过程有所加速，但依然跟不上欧盟行走的步伐。
总的来说，中东欧国家已经根据外部欧洲化的逻辑建立起欧洲的外表，但还不是整个建筑，外墙里面没有欧洲化制度的适当结构。
这种形势诞生了弱国家，没有政治领导力。
中东欧国家不能应对日益增加的公共政策的复杂性，也不能应对强大商业集团的压力。
由于缺乏政治领导力，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和党派一直是在“盲飞”。
半吊子政治家和唯意志论政治家是主要政治角色的两个极端。
半吊子政治家假定以民主方式工作，他们因不善管理利益代表而制造了大量混乱。
唯意志论政治家登台后声称要消除混乱，但无视民主原则，将权力集中在最高层政治家手中，美其名曰创造“秩序”。
盲飞也使得中东欧国家基于脆弱的党派联盟的政府十分短命（平均不超过1年）。
在短暂的执政期间，政府甚至不能进行战略思考和布局，进而导致“政治打败政策”。
此外，不稳定和流动的投票人对政党体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也是导致催生脆弱和短命政府的一个原因。
而且，中东欧国家很少出现重新当选的政府。
在中东欧国家，参与制和代表制悖论的民主赤字十分突出。
执政党政府不允许本国民众作为多元化的和有组织的公民社会来参与欧洲化和民主化进程。
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后者所能发挥的作用只是提供若干无关宏旨的“咨询”。
政府经常因此被批评为缺少社会敏感性和政治反应性。
政府和各党派一直在“盲飞”，中东欧国家的民众也只能通过选举作为影响政治精英的唯一手段。
这种民主化盲道反映出民主建设中的三个没有达到：
1.中东欧国家完成了法律—形式上的宪法巩固，但尚未达到通过中间组织的介入进入“代表制巩固”；2.没有通过消除反体制运动达到社会（相互作用）巩固；3.没有通过具有民主价值观的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达到“态度巩固”。
在参与制和代表制悖论的民主赤字中，民众和有组织的利益群体不会轻易接受政府和政党的观点和指导。
如今，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更多地是作为政党“卡特尔”，他们不愿意放弃对政治的垄断，不允许政策渠道、有组织利益群体、地区角色和公民社会在欧洲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时，他们不能为其选区将欧洲化主题化和具体化。
因此，党派精英的态度成为点燃中东欧国家内部对欧盟偏见或欧盟疲劳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中，欧盟层面的民主备受推崇，新成员国对欧盟制度的满意度高于老成员国。
这也是推动中东欧国家入盟的动因之一。
新成员国的居民欢迎来自欧盟的民主转移，对欧盟的民主赤字不敏感，因为其本国存在治理赤字。
虽然反欧洲的或欧洲怀疑主义政党输入了或编织了本国产的反欧盟口号，但民众对国内民主不满意依然是主要问题。
中东欧国家民众对本国民主赤字的感觉来自于国家弱性和对政党的冷漠。
民众的这种政治态度使得新成员国更乐见欧洲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本国的政治制度。
民众甚至期望有更多的民主从欧盟转移过来，以此推动将本国从形式上的成员国转变为完全有效的成员国。
同欧盟老成员国相比，中东欧国家的新建民主存在明显的缺陷。
这种比较提供了理解中东欧国家政治代表性弱点的关键。
转型26年来，中东欧国家因大幅削减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和社会安全）导致经济赤字转变为社会赤字。
之后，由于社会排斥和大量民众的边缘化，社会赤字又转变为政治赤字。
最后，由于民众不满意民主运行的方式，政治赤字又转变为治理赤字。
这种参与赤字（从总动员到政治退场）导致了中东欧弱国家和政党体制的总危机。
“危机”具有两方面内涵：
第一，执政党的执政纲领与竞选纲领脱节，即竞选时说一套，执政后做一套，不能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导致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引起整个政党体系的崩溃。
第二，失去民众支持而在大选中失败的政党不得不进行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大转型，因为这些政党已经不能在竞选活动中对退场的群众进行再动员。
如今，民众的退场（政治冷淡）已经成为中东欧国家进一步欧洲化和民主化的最大障碍。
一般而言，对民主的满意度大致体现在对制度的民主特征（政治—程序）和对民主运行或民主治理（政策效率）两个方面。
在西方，这两个方面可以分开，因为形式标准已经失去了某些意义，人们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与民主的质量有关。
中东欧国家的情况是，原则上支持民主与对民主运行的满意度相脱节。
绝大多数民众依然支持作为整体政治制度的民主，但对本国民主体制的实践日益失望。
五、竞争力下降和边缘化的危险转型26年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和欧洲化进程暴露出若干问题，无论是在体现社会凝聚的社会经济方面，还是在表达民主和良治的政治—政策方面都有显现。
有学者认为，虽然“回归欧洲”是中东欧国家转型中的主要方面，但回归欧洲最终在欧盟中间产生了中心—边缘分裂，换句话说，中东欧国家入盟后，欧盟正在出现新的分裂。
全球危机从整体上动摇了欧盟，对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冲击更大。
而“危机对东南欧的边缘国家冲击最大”。
因为，这些国家依然没有意义深远的社会巩固和广泛的政治参与。
人们仔细考察后会发现，在欧洲一体化中，中东欧国家的趋同手段具有共同特征，即现代化基于外来资本。
由于国内储蓄水平较低，导致这些国家积累了大量外债或内债，并使这一地区易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
中东欧国家遭受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冲击的另一个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与这些国家向欧盟标准趋同同时发生，这些国家还没有达到“有效的成员国”的水平，还不能抵御欧盟内部的竞争压力。
因此，他们几乎没有抵御或化解危机的能力。
全球危机恶化了中东欧国家已有的调整危机。
严峻的耐力测试结果表明，中东欧国家的竞争力不佳，在面对欧盟内部和世界体系急剧变化时脆弱性凸显。
同时，日益积聚的社会问题正逐渐成为经济竞争力和民主行为的主要障碍。
因此，中东欧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依然是面临全球经济下行对生活水平和经济稳定性的压力。
全球危机对中东欧国家产生了明显的政治影响。
在很多中东欧国家中，形式—法律民主只是一个空壳，民主文化根基浅，导致产生了脆弱的民主制度和政府。
这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因为在脆弱的民主中，如果它导致浓厚的社会经济紧张情绪，民主出现下滑便成为可能。
严重的衰退可能通过日益增多的社会动荡来威胁民主。
客观地说，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形式已经到位，但实质民主，包括基于信任和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尚未形成，政治参与水平低，对国家机构的信任程度不高。
全球危机强化了人们业已存在的对转型的不满。
对生活满意度、对市场和民主的支持进一步下降……这似乎反映当代政治体制的筋疲力尽以及人们对政治的冷漠。
与此同时，在大选年，那些不满现状的选举人更愿意将选票投给声称挑战现状、承诺给选民带来新生活的被选举人。
全球危机也对中东欧国家产生了社会影响。
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受影响最重的是处于较下层的中产阶级；在危机的第二阶段，传统上的穷人受到冲击，因为政府实施的紧缩措施一般意味着减少社会福利、教育和医疗项目的支出。
受影响的第三个群体是大学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人。
受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即使在转型中的相对赢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冲击。
危机对中产阶级是一个腐蚀，先是受教育较少的中产阶级，之后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
因此，本次危机最显著的特点是，中产阶级出现解构和去阶层化趋势，社会巩固正在消失。
第三代输家的社会危机对民众产生了广泛、双重的再动员效应。
一方面，出现了社会波动和民粹主义。
在年轻一代的绝对输家中出现了反民主和反欧盟的社会抵制运动。
绝对输家以愤怒和暴力回应社会排斥，导致法制和社会秩序恶化以及以极端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形式表现的欧洲怀疑主义。
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各阶层出现民主的再动员。
虽然许多相对输家对政治已经十分冷漠，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公共生活中却十分积极。
受过教育的相对输家比绝对输家有更大的动员和代表能力，因此，在社会政治史的第三阶段，后金融危机时代，公民组织作为积极角色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同时，某些中东欧国家也出现了大规模民主运动。
六、三重危机和民主辩论围绕中东欧国家的三重危机，国际政治学界展开了三次有关民主的辩论。
这些辩论有助于人们理解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通过对民主榜样的重新界定，人们的关注点从简单和狭隘的政治层面转向复合的民主化和更广泛的社会史层面。
第一次有关民主的辩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人们在较为乐观的情绪中描述民主化进程中的地区差异性。
当时人们假设，民主转型会导致准备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巩固其民主制度，并会带来新的社会制度的同质化，而令人生疑的“东欧”民主化只会产生半民主制度。
由此，人们在中东欧国家产生的新民主和东欧的半威权体制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
在第一次有关民主辩论中，人们讨论的焦点是民主的法律—形式的制度化问题。
而在第二次有关民主的辩论中，人们开始用更多的社会和政治指标对民主进行更复合的分析。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开始的第三次辩论中，人们开始以审慎的眼光考察中东欧国家的进化的或线性发展，并在许多领域对其进行质疑。
显然，此间部分国家的民主巩固明显受到干扰并出现某种后退。
人们将中东欧国家出现的政治现象称为“赤字民主”。
人们用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异质性和异步性作为描述21世纪最初十年间中东欧国家发展的最佳概念性框架。
与此同时，人们用民主和专制的混杂性来解释东欧国家新现实。
人们在讨论时使用了所谓达伦多夫悖论，即新民主中的政体、经济和社会三个领域不是以平行或同步的方式转型，而一直呈现出转型的异步性，甚至相互干扰。
一个明显的状况是，政治转型开始之后不久，社会体制的变化便开始变得可持续劲头不足。
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体制的变化依然远未满足人们的期望。
这种失效产生了广泛的公众不满，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们对民主的支持。
虽然第二代理论依然坚持认为，中东欧国家内嵌式的或赤字民主与东欧国家“有缺陷的”民主或（半）威权体制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但人们在民主后退这个更大的范畴内讨论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弱性时显得十分悲观。
实际上，真正的“维谢格拉德病”出现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肆虐时期，当时，人们大多对本国的经济形势持负面看法。
有关民主讨论的第三阶段酝酿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但其转折点与全球金融危机同步。
虽然此次讨论并非由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但讨论的进一步发展深受金融危机的推动。
在第三阶段讨论中，出现了新的可持续范式。
民主的质量（或政府的质量）成为讨论的核心，并产生了民主的延展的、复合的意义（包括良治、可持续的社会/环境）。
在有关民主最广泛的概念框架中，民主的复合意义等同于民主的可持续性。
一些国际组织确立了有关民主质量的复合指标并对其进行评估。
这些分析和评估分析结合了欧盟各机构对每个成员国全球竞争力的评估。
在欧盟层面，由于面临民主的挑战，欧盟内部也出现了有关如何重塑对欧盟民主信心的讨论。
同时，不少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抗议“当代资本主义”和本国经济紧缩措施。
这些抗议活动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更宽泛的概念和地理框架中，有关民主的第三阶段讨论既发现了欧盟中东欧成员国的某些共同特征，也发现了这些国家基本的弱点。
其中一个重要发现是，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精英像以往一样，不能够面对现实。
他们试图夸大全球危机对本国家金融和经济的影响，缩小甚至忽略国内原因带来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后果。
面对危机，政治精英环顾左右而言他，而他们的御用专家则醉心于对危机细部画面的精雕细琢，不对总危机的制度性原因进行考察。
这三个阶段有关民主的讨论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有关民主数据库中的概念和指标不断增多。
同样，随着经典数据库从经济增长延伸到可持续竞争力，经济学中的进步亦清晰可见。
在法律研究方面，人们的关注点从宪法法律和人权转向有效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少数民族权益。
但是，最大的延展出现在社会学中，许多新的社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