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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与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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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去的骑手》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史诗式长篇，全书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中国西北边睡的血腥战事，其中的史诗化、超艺术化叙写，突出了对“英雄主义”这一精神主题的讴歌和颂赞。

我们将从文体结构、主题发掘、情节处理和艺术技巧运用、形象塑造等四个方面对作品的史诗风格作一全面而系统的论述，以期激发民族精神中的刚性力量和理想主义精神。

　　[关键词]《西去的骑手》，战争。

英雄主义，史诗性风格

　　这是一部有关英雄和血性的史诗式长篇，在金戈铁马，碧血黄沙中，记录了凝重的历史，书写着浪漫的情怀，更有生命的真谛与灵魂不死的传说。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

“这是一部关于草原、群山和大漠的作品，也是一部深刻展示生命和灵魂不朽的书。

”苍凉的古城、干涸的湖泊、剽悍的骑手、历史和现实的影像、传说与怀念，都浓缩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汇聚成一曲灿烂的乐章，如同一首西部英雄的最后挽歌，吟唱着短暂壮烈的岁月辉煌。

它就是描写西北传奇人物马仲英和新疆军阀盛世才之间相互斗争的史诗式长篇《西去的骑手》。

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了国外史诗的创作手法。

用民族精神中的刚性力量和理想主义精神，塑造出马仲英等光辉形象，高扬了“英雄主义”这一时代亟须的精神主题。

　　西方的古典悲剧史诗所反映的文化精神，往往是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

“不要因为荷马史诗或者少数民族史诗的特定形式而为史诗建立一个恒久的评价标准。

尽管史诗更倾向于表现为一种体式或一种方式，并且在当代中国，它是与群众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史诗，在时代的基础上接受和发挥是合理的，不强调这一点，就不能够了解我们所指称的史诗的特别内涵。

”而《西去的骑手》正是在反映西方的古典悲剧史诗特质的同时，还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

以地城文化的衍生性和支配性为内核，展现思辨性的抒写，体现出对民族历史的叙述与对“民族性”的超越。

我们从马润生对“现代史诗”现象的分析和描述中可以看出。

能被列入“现代史诗”的作品大概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在形式上应是文学作品中的长篇小说，而不是其他，二是在题材上涉及了重要历史时期社会变化与人的情感蜕变，具有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深度的情感内容，三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一定是具有人类某种共同典型品格的独特形象，四是在美学追求上，体现出崇高博大的品格。

阅读中可以发现《西去的骑手》中的史诗风格特征是相当明显的，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将从文体结构、主题发掘、情节处理和艺术技巧运用、形象塑造等四个方面对作品的史诗风格作一全面而系统的论述。

　　一

　　《西去的骑手》的文体结构是从主题体现的需要上来构造的，体现了史诗的规横特征即篇幅浩大，时空广阔，场面恢宏。

首先。

它的长篇构制就与其他作品不同。

从开篇到结束，共分为三部分，加上最后有一个尾声。

三部分不是简单的连续关系，相互之间有着断续相间的穿插，构成了一幅立体图景。

从中读者可以很容易地把握故事的发展脉络和浓郁的史诗气势。

作品第一部分，用悲壮雄阔的历史画面，拉开了整部小说的序幕，引出了小说的主要人物马仲英和他所开创的战争传奇。

第二部分，开始用较现实的手法，写出了马仲英曲折的征战历程，为马仲英的最终失败，成为历史中的悲剧英雄做好了铺垫。

第三部分的大部分篇幅都是用来描写盛世才和他统治下的新疆，以及在那块土地上所发生的各种促使英雄走向毁灭的惨剧和阴暗面，从中也可以看出马仲英的悲剧结局是必然的。

因为处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环境中，他与很多类似他的人一样，都没法选择自，己的走向，而只能被动地适应滚滚前行的时代潮流。

其次，作品的三个部分之间在内容上相互补充，情节上又是相互推动。

这种完全意义上的整体性，增强了作品的史诗气魄。

第一部分开头时苏军的入侵，既是作为整个事件的引线和关注的焦点，又是成为整部作品中关系到整个局势变化的核心。

一同时又对第三部分马仲英及其部属的最终命运进行了预设。

由此可以看出，《西去的骑手》的文体结构具有非常明显的史诗性风格。

　　二

　　《西去的骑手》在作品主题的挖掘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史诗特征。

作者充分地借鉴了国外史诗的创作艺术，把作品升华到一种精神的高度和信仰的层面，而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评价上。

故事的开端到结尾，都一直处在一种对战争的渲染式描写之中，所有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在战争中完成自我生命的再创造。

这体现了作者在对创作题材进行处理时又用了国外史诗的创作手法。

即对作品主人公的辉煌业绩和英雄壮举大加渲染，甚至在某些时候将其“神化?

”刻意增加一些神秘色彩。

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其本质就深刻地表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其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之下。

而《西去的骑手》中马仲英的多次“死而复生”，同样使他笼罩在一层神性的光芒之下。

　　从全书来看，其主题是相当复杂的，有对“英雄主义”的颂扬与讴歌，也有对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悲剧性冲突的无奈哀叹。

但主题的核心又是可以感知的，我们从作品开端中讲到，又在文中多次提到，最后又着重强调的一句话；“当古老的大海朝我们涌动迸溅时，我采撷了爱慕的露珠。

”从中可以感觉到一种对业已逝去的英雄时代的追往，以及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自身所持有的心态，表现为对某种存在的哲理性思考与探寻。

这是一种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叙述，事实上，我们很难用精确的语言来描述这篇作品的主题是什么。

这是因为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史诗特性，其主题也就不可避免地被高尚化处理，变得异常的灿烂夺目，因而也显得有点儿混沌不清。

只有静静地阅读，用心去感受，才能在气势奔涌的语言背后，触摸到作者的激烈的创作热情和深厚的历史情怀。

文学创作中历史事实的艺术化表达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表达手法，是创作者对历史的反思，这是一种带有浓郁感性色彩的表达形式，作品中所有的文化形态和思想主题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

　　三

　　现代小说在情节处理上，与传统小说存在较大的不同。

这一点在当下文坛风行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阅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抓紧作者的创作思路。

《西去的骑手》一开篇，呈现出全书的高潮部分，然后采用分段叙述的方式，把发生在多条线索上的不同事件，用马仲英、盛世才两个人物的人生经历，错落有致地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述体系。

这与传统的从开篇到发展，再到高潮最后结局的情节构成相去甚远。

同时作者也没有在书中给出一个绝对化的结尾，只是对各个主要人物的最终结局预先作了侧面的描述。

这给读者留下了较大的再创造空间。

在整个情节处理中，最能体现史诗风格特征的是作者刻意安排的以高潮推动情节、渲染场面，最终刻画出史诗式的英雄形象的技巧。

对比赵毅衡创作的同一题材小说《沙漠与沙》中的描写，可以发现其中的事件与这本书中的描写有很多不同。

《沙漠与沙》具有浓郁的纪实主义风格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

对于两者之间的差异，从风格特征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较为明晰的结论。

即在创作过程中，作者都因环境和体验的不同而各有倾向地追求自己的风格，对小说的情节进行特殊的技术化处理，以更进一步为作品主题的表达服务。

如对待战争的态度，在《西去的骑手》中，战争的胜负被淡化，而过分地强调战争过程中英雄形象的塑造和英雄气概的体现，在《沙漠与沙》中，则十分强调战争的胜负及其对当时政局的影响，其中的人物也染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

在对待消灭“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傀儡政权的问题上，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西去的骑手》中，只是轻轻地一笔带过，没有作太多的描写，对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也没怎么提及。

而在《沙漠与沙》中，则对这一事件作了非常详细的叙述，把其中的前因后果都作了交代，并重点强调了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和所产生的国际影响。

　　《西去的骑手》除了在情节的处理上有独特之处外，在特殊艺术技巧的运用上也有过人之处。

首先，全书采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

一方面，用现实主义精神来恰当地安排文中各个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出相应的评价，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浪漫主义的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的发展，最终突现出作品所要表达的精神主题。

但总体来说，作家更侧重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是因为他所要传达的精神内涵是蕴藏在英雄A物的光辉形象之中。

其次，采用艺术化的技巧，有意识地拔高了英雄人物的形象。

这一点在书中的表现是相当明显，尤其是在对主要人物马仲英的描写中。

从开始的“野化”到后来的“神化”，马仲英也就由一个“家族叛逆者”变成了“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的反抗者”。

同时，伴随其反抗历程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实也被作者有意无意地遮去。

　　四

　　在对《西去的骑手》的具体解读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人物形象塑造，这是支撑起深沉的历史内容与精神的基础。

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

事实上，没有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读者就不可能从中感受到凝重的历史内涵。

　　《西去的骑手》集中刻画了马仲英、盛世才两个人物形象，着重描绘了他们的征战历程和历史功过。

那种近乎传奇式的描写，给他们增添了“神”的色彩，似乎他们不是生活在中国现代史上，而是来自那遥远的人类童年――蛮荒时代。

大漠、黄沙是他们存在的背景，坚强、冷酷是他们的内在品格。

在阅读中，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到，作家重笔所描写的三位英雄人物“马仲英、盛世才、吉鸿昌”身上存在某种共性，即英雄们所共有的内在品格。

作者在书中这样安排是有深意的，他们三人身上包含作者全部的英雄主义思想。

也可以说，作者用处在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英雄形象，来展示他心中的完美英雄。

在具体的文本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盛、吉二人都在马仲英身上看到了自己年青时代的身影。

这既是英雄间的相互认同，也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慨叹。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三个有着迥异性格、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英雄。

各有各的典型特征：

马仲英无畏、盛世才深沉、吉鸿昌壮烈，就连他们钟爱的武器也各有特点：

马仲英用的是河州短刀，盛世才用的是东洋刀，吉鸿昌用的是大刀。

但我们可以发现这几个人物身上，都笼罩着“英雄主义”的光环，这与史诗的创作手法是相一致的。

通过这种“英雄化”的处理，把作品的思想特质与精神内涵都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马仲英、盛世才、吉鸿昌三者之间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让作品更有神奇色彩与传世力度。

战争中，这些英雄身上有很多常人所没有的英雄壮举。

如马仲英、盛世才、吉鸿昌的不避枪弹，枪弹见他们都会躲开，还有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和成就生命的方法，都让读者感到风云激荡、气势如虹。

那一幕幕只有在古代史诗中才会传唱的内容，怎么都在近代中国的西北边陲上又一次上演，并且慷慨激昂地演绎出一段动人心魄的苍茫历史。

读至此，我们不禁要问：

“到底英雄谁属?

”这一点是我们作为“历史看客”的所要把握的关键。

因为在这一点上，作者实现了对原有史诗创作手法的超越。

即对作品中英雄人物的界定，不再是采用原有的单一标准，而是采用一种全新的人物性格观来塑造人物形象。

这样就改变了原来的单一化倾向，进而实现人物性格的多元化。

“人的善恶之念会在那一瞬间转换，面对人性的残暴和大自然的恶劣环境，人与人之间亲近而冷漠的东西是那么令人不可思议。

人永远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所以无法‘宽容’，人性的卑俗和虚妄同样让人触目惊心。

”无论马仲英、盛世才、还是满怀爱国精神的吉鸿昌，在本书都被赋予了一种霸王之气。

当他们面对战争或者说展开英雄之争时都会把“英雄主义”这一精神主题推到一个至高的位置，尽力在战争中完成自我英雄形象的塑造，而相对地把战争的胜负放到一个更轻的位置上。

这一点在马仲英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所以他才会在与苏联哥萨克骑兵的战斗中，故意留下活口，让他们招来援军。

也因此完成了马仲英这一光辉形象中抵抗外来侵略的壮举的刻画。

在对这些英雄人物的壮举不断宣扬的同时，也把他们的一些“恶劣”行为不予隐讳地写出来。

如马仲英，盛世才二人都杀了不少人，而且其中还有很多无辜的人。

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会削弱人物形象的表现力度，相反倒是更显得真实。

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先生在其文艺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中提出了“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即“在文学创作中，不应简单地把好人写得全好、把坏人写得全坏。

人，是具有灵性和创造性的人，不能简单化处理”。

对那种简单化处理的不良倾向，他也提出了批评：

“有一种现象，就是竟然把天底下最复杂最瑰丽的现象――人，看得那样简单。

英雄就像天界中的神明那么高大完美，坏蛋就像地狱中的幽灵那样阴森恐怖。

这种人为地把人类自身贫乏化，导致了文学的贫困化，也导致了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僵化，”这一段评析。

对我们如何看待本书的人物形象和评价定位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书至此，已是心绪奔涌，感慨万千。

事实上很多时候，对于历史，那种政治式或考证式的评价都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似乎只有这种史诗式的评价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