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文化及其发展概述 东夷人黔陬古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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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文化及其发展概述东夷人黔陬古城
东夷文化及其发展概述东夷人黔陬古城
山东地区的原始居民为东夷族。
山东是古代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从旧石器时代起，这一地区已有古人类居住，创造了人类的早期文明。
山东已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是沂源县骑子鞍山出土的“沂源猿人”，距今已有四五十万年的历史。
新泰乌珠台曾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的左下臼齿，距今约一万余年。
进入新石器时代，东夷文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并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即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
这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表明，生活在远古山东地区的原始居民是东夷族属的居民，他们创造的远古文明成为中国远古文明的主要代表之一。
关于“东夷”，《说文解字》说：
“夷，东方之人也。
从大从弓。
”段文裁注：
“东夷从大，大，人也。
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
”从“夷”字的字形看，由“大”和“弓”组成。
“大”字即人的正面形象，人负弓，表明了东夷族人最初以射猎为生，并具有尚武的习俗传统。
所以《说文通训定声》说：
“夷，东方之人也。
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
大，人也。
”东夷人还以“仁”德著称，联系到在以后于这一地区产生的讲求仁德的邹鲁文化，可知东夷文化影响的深远。
古代东夷族的领袖有太昊、少昊和蚩尤。
太昊是传说中东夷族最早的领袖，现在也把“太昊”看做是东夷最古老的部落集团。
太昊又作太皞，据《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昊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陈，也就是现在河南的淮阳。
但又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其中有“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的说法。
而根据杜预的注释，“任”即任城，在今山东济宁境内；“宿”为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境内；“须句”为须昌，在今山东东平境内；“颛臾”即武阳县，即今山东平邑县境内。
也就是说太昊的后人封地都在今山东鲁南地区，所以可以断定，太昊部落的活动区域在豫东鲁南一带，且有一种沿着古济水由西向东发展的趋向。
太昊为风姓，有学者认为“风”即“凤”。
从中也可以得出这样一条信息，即东夷族是以“鸟”为图腾的古老部族。
少昊又作少皞，是古东夷族的另一位领袖人物，亦被视为继太昊族之后兴起的东夷族的又一分支部族。
少昊亦以鸟为图腾，在族源上与太昊大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少昊族的故地在曲阜，曲阜被称为“少皞之虚”。
少昊族的后人封地如费、莒、郯，在今费县、莒县、郯城一带，鲁南是少昊族的主要活动区域。
许多史料中记载着蚩尤是黄帝的重要对手，和少昊、太昊在一起为东夷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
但是历来研究者每提东夷集团都以少昊为首，少昊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帝王世纪》说：
“少昊<皋）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曰：
黄帝之妃“嫘妃生昌意及玄嚣，玄嚣即青阳也。
”索隐曰：
“青阳非少昊。
”注释者的说法，少吴应该是与黄帝子孙中一个叫“挚”的同名，挚，字青阳，是姬姓。
《路史·发挥》肯定：
“玄嚣、青阳、少昊三人也。
”
近代历史学家也大多认为少昊不是黄帝族，而是东夷集团的首领。
东夷集团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朝鲁的一段话：
“高祖少皋（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
根据现在所知的出土考古资料，上古鸟纹，所见最早的是在河姆渡文化遗址。
河姆渡文化距今有7000多年历史，遗址中出土日鸟合璧的文物有一只骨匕柄，…只象牙雕片，——只陶豆盘①。
历史学家顾颉刚说：
“古代中国东方有个大氏族，名为鸟夷。
他们以鸟为图腾，凡是鸟夷族或定居东方接受鸟夷文化的部族都说自己的始祖是从鸟卵里生出来的。
””。
例如，《史记·秦本纪》说：
“秦之先……女修识，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诗，商颂·玄鸟》说：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芸芸。
”《楚辞·天问》《吕氏春秋·音初》及《史记·殷本纪》都有简狄吞玄鸟的卵生，为商始祖的记载。
那末少昊氏是否创立“鸟”图腾标志的始祖就值得研究了，“鸟夷”的来历更值得探索。
上古图腾的内容，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存在着相当复杂的错乱。
而且史书出自个人著作，所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个人好恶无不打上烙印。
图腾是氏族标志。
尤其是母系社会时，人类对生活中有密切关系、经常接触的、约定俗成的信仰和尊敬。
每一方土地的图腾有所区别也可能类似。
以鸟图腾主要是在东南方，理由是鸟与稻作生产有相当密切的关系③。
鸟和太阳、兔和月亮共同构成了初民观念中的白天和夜晚，太阳益于稻禾生长并防止稻米腐烂的利害关系比其他农作物更为重要，而鸟是传递太阳信息的。
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比泰国双双克遗址出土的稻谷还要早几百年④。
良渚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良渚文化发掘遗址很多，布满太湖流域及长江下游，距今约有5印0年—4000年。
遗址中发现很多玉制品礼器中有鸟纹图案，无论是在实物的数量上或图象的质量上都极为丰富，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同期文化遗址中所难以比拟的。
如：
浙江余杭安溪出土的一件玉璧，是日鸟合璧⑤；首都博物馆藏着一件良渚玉琮，玉琮上方阴线琢出中间为鸟纹的“坛”，坛上立一柱，柱顶立一鸟⑥；上海福泉山出土的一件琮形玉镯，却是在神人兽面的四周用细线条刻出4只展翅的飞鸟，鸟的翅膀并用细致的云纹来作装饰⑦；余杭瑶山出土的玉梳背，正面为神人兽面图案，琢在梳背二角上是一对小鸟仿佛踏在云朵行走⑧。
稍晚于良渚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鸷的形象，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圭，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枚玉件，乃是鸷与人面的结合。
少昊名挚，古文字挚、鸷通，《史记·白圭传》“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可证挚鸟即鸷鸟。
鸷鸟是少吴氏的图腾象征，说明他是鸟夷，诸鸟图腾部落的一支。
鸟夷广泛，历史悠久。
何光岳先生考证鸟夷源于河北燕山一带，是中国古代北方冀州境域之内⑨，在四、五千年前南迁。
何先生的根据是在史料中寻找出来，《通典》说“北辰为皋宗”，古书中的凤鸟即长尾鸡也即皋鸡，太昊（皋）以皋鸡为图腾。
少昊（皋）是燕图腾层化为鸷鸟图腾，再演化为皋鸡图腾，总之，都保留着鸟夷、以鸟夷为图腾的习俗，这些都可能是事实。
但是鸟夷的鸟图腾，既然可以层化、演化，逐渐分支、分类。
那末，燕图腾也还不是鸟夷部族以鸟为图腾的根源。
就以凤鸟为例：
《说文》曰：
“凤，神鸟也”，“凤之象也……燕颔鸡啄，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国。
”凤鸟整体形象是各种鸟禽的结合，是多方先民思维的组合，是鸟夷进化的一种现象。
在黄河中下游以及整个北方地域，在仰韶文化遗址中甚少发现过有鸟纹、鸟饰的文化，只是在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有太阳鸟的彩陶。
其他有鸟纹、鸟饰的文化大多考证为商、周之后的遗物，这时华夏文化已包括我国大部分地区了。
根据以上列举的文化遗存，在黄帝时期及之前，鸟夷部族已经存在，鸟夷形成在江南。
“鸟纹图饰”作为一个氏族部落图腾的标志，在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得到相对大量的，众多的反映，然后漫延到山东龙山文化、华夏文化大集体中去。
《山海经·海外南经》云：
“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羽是鸟翅膀，鸟图腾的地区以鸟舞流行，与北方如“禹步”不同，一以手舞为主，一以足跳为主，也可证鸟夷源于东南。
蚩尤是东夷族的又一个重要的部落。
先秦历史中，与黄帝大吵大闹的蚩尤，备受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研究者对其来历争议很大。
有的认为属于华夏集团，有的认为是苗蛮集团，有的说应该归属东夷集团，近来还有人说源于良渚文化族团。
查阅文献，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蚩尤族团自南而北上的记载。
只看到的是蚩尤的后裔南迁、边远的少数民族有诸多蚩尤的传说。
如果只从蚩尤的活动地域分析，大多数研究者偏重于东夷集团，属黄河中下游的本土族团是有道理的。
蚩尤曾一度是一个以武力强盛称雄天下的部落集团，所以东汉学者应劭说：
“蚩尤，古天子。
”《周书·尝麦》篇说：
“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
”所谓“于宇少昊”，应为“宇于少昊”，亦即居于少昊故地的意思。
蚩尤族曾沿黄河西进，先后与炎黄族在中原地区发生了剧烈冲突，虽一度得势，最后却被击败。
但由于他们骁勇善战，死后被奉为战神。
传说蚩尤的陵墓在东平郡和山阳郡，即今山东的鲁西南地区，蚩尤的族属为东夷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作为东夷集团的首领，蚩尤先于太昊、少昊。
蚩尤直接与黄帝争斗、战争。
史料有载太昊比炎帝晚一些，少昊又晚于太昊。
《逸周书，尝麦》记载：
“蚩尤乃遂帝（黄帝）于九隅无遗”，九隅同九州，说明蚩尤影响曾遍及中原及中原四周地域。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
“章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
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太昊风姓，有人说即风伯。
从中也可以看出，蚩尤及其部族适应风雨天气，与早先活动在东南方有关。
黄帝请来“旱神女魃”制伏蚩尤，黄帝族是西北方游牧部落，适应干旱的环境。
传说中还有蚩尤作大雾，黄帝造指南车；蚩尤失败于西北风大起的十冬腊月等等，都说明蚩尤来自温暖的南方，来自东南。
唐朝著作《初学记》引古籍《归藏启巫》说：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伐穷桑。
”其中羊水、九淖、穷桑都指地名。
“羊水”在那里?
尚无确证。
在北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考古学家发现很多贝雕上有蚩尤图象，有一图象刻蚩尤腰系“舒首”羊头腰带，示蚩尤生自羊水⑩。
“九淖”，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大荒山中，有龙山，日月所人；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据此而论，九淖当是水泽更多的地方，可断为江淮或江南地域。
“空桑”即穷桑，在现今曲阜地域，也即是少昊居都的地方。
《逸周书·尝麦》曰：
黄帝“命蚩尤宇少昊”，表示承认蚩尤“伐空桑”，成为那一方部族的首领。
显然，蚩尤不是黄河中下游本土的部族，但在黄河中下游经营活动的时间相当长久，影响很大。
历史上黄炎族和东夷族的对立，主要表现为黄帝与蚩尤的争斗。
蚩尤一死，黄帝即命少昊为东方部族之主，安抚、善后蚩尤部族和受蚩尤影响的部族。
蚩尤死后，天下并不太平。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云：
“制伏蚩尤……天下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以威天下。
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蚩尤图象在国内少见，而在海外却发现不少：
头长两角、眼圆睁、操干戈而立。
甲骨文有这么一个象形字；“■”上面二只角，一只眼在中，下面是人操干戈的形状。
相类似的有廿四种字形，后来规范为“篾”。
“篾”初义为篾视：
不足道、轻视。
后来篾字在甲骨文字中有从禾，写成“蠛”。
《广韵》引庄子言：
“篾”是稻名。
稻作起源于河姆渡文化。
给“篾”添禾，也证蚩尤来自江南。
山东曲阜附近，春秋时期还有“故篾”的地名，是后人纪念蚩尤的，是他把稻作文化、鸟文化带到中原。
黄帝和蚩尤的争斗，使长江和黄河之间各个水系的文化，得到充分的交流，对后来影响深远，促使长江、黄河逐渐形成一种精神的共同趋向，华夏文化也正是在如此过程中得以不断的完善它的礼乐文明，而变得最有同心力和凝聚力。
不少学者对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后来和延续产生困忌。
实在是融人了中华文化整体中去了，地域发展是不存在了，其地方特色在徐楚吴越文化中有充分的显示，后来南，腔北调时有残迹，而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更为一致起来。
自蚩尤之后，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的关系日趋缓和，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共同创建了最初的华夏文明。
唐尧、虞舜之际，东夷族与炎黄族和平共处，他们的领袖轮流担任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
如尧为炎黄族，他担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时建都于平阳，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境内。
尧后舜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舜为东夷之人。
《墨子·尚同》篇说：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历山在今山东济南，河濒在山东定陶，雷泽在山东菏泽，都在现在的山东境内，所以孟子说：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诸冯，即今山东诸城。
舜后炎黄族的夏禹担任部落联盟的领袖。
但随着当时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剩余产品，私有观念也逐渐形成。
夏禹利用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开始为自己的宗族谋利益。
按照夷、夏轮流掌权的原则，夏禹应该在身后把权力交给东夷族的领袖皋陶，但皋陶死得很早。
东夷族又推举伯益作为皋陶的继任者。
但夏禹却暗地积极培植其儿子启的势力，以图传位于自己的儿子。
夏禹死后，启公然破坏了夷夏同盟，自己夺取了权力。
据《竹书纪年》记载：
“益干启位，启杀之。
”也就是说启杀伯益，自己取得了政权，开了世袭制度的先例。
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尧舜禹时代实行“禅让”制度，即“选贤与能”，担任领袖。
这是以后的儒、墨两家杜撰出来的一种理想的制度，而在历史的真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真正的民主制度应该是文化发达民智开启的先进时代的产物，在远古的蒙昧时代是无法实行的，而部落联盟内部部落领袖的轮流执政掌权却是可能的。
这也是维护夷、夏联盟的重要政治举措。
夏后启杀伯益建立夏朝后，东夷族与炎黄族的同盟宣告破裂，从此开始了新的一轮的夷夏之争。
东夷族人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不仅见诸于传说与史载，而且还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与支持。
著名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东夷族的文化遗存。
将这些资料加以综合，主要有以下发明创造。
弓箭是东夷族人最先发明创造的。
弓箭的发明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重要的创造，它使得狩猎经济有一个飞跃的发展，使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有一个质的进步。
从传说看，《山海经·海内经》说：
“少皞生般，般始为弓矢。
”《礼记·射义》疏引《世本》说：
“挥作弓，夷牟作矢。
”《说文解字·矢部》也有“古者夷牟初作矢”的说法。
“夷牟”即“牟夷”，是东夷族的一支，最初居住于半岛地区。
尽管对弓箭具体的发明者说法不一，但弓箭为东夷族人首先创造似乎没有歧见。
联系到“夷”字为人负弓之形，更印证了这种说法。
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从后李文化（距今约8000年）、北辛文化（距今约7000年）遗址中，都发现了骨质和蚌质的箭镞，从实物资料上说明了传说的可信度。
在陶器的制作方面，东夷人处于当时的领先地位。
大汶口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极为丰富，前期的陶器大多采用手制，后期出现了轮制，陶器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长足的发展。
陶器中有精美的彩陶和光洁的白陶，器形已有鼎、觚形杯、豆、壶、背壶、罐、盆、高柄杯、盘、缸、瓶、尊、钵、碗、陶鼓等。
龙山文化中最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是黑陶。
在龙山文化时代（距今约4500年），东夷人在制陶技术上取得突破，他们使用较先进的轮制技术，制造出了一些薄胎黑陶。
这种黑陶壁薄如蛋壳，强度又高，号称“蛋壳陶”。
又由于用鹅卵石等坚硬而光滑的东西在半干的陶坯上精工打磨，使陶器表面光滑且带有光泽。
加之陶窑经过改进，封闭严密、窑温较高，又用烟熏法对陶器进行渗碳，烧制出的陶器呈现出乌黑色，质地致密，防渗性强。
其中有一部分黑陶在制坯过程中经过刻镂，造型纹饰美观，反映了东夷人较高的审美观念，成为极富价值的工艺产品。
在制陶的材料中，除利用天然粘土外，东夷人还使用了高岭土作原料，曾烧制了少量表里很白净的陶，为原始瓷器的出现做了最初的尝试。
鉴于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高超的制陶水平，龙山文化又被为“黑陶文化”。
东夷人还在古代的乐舞艺术方面有重大的贡献。
古代有太昊“灼土为埙”的传说，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
《山海经·海内经》说：
“帝俊生晏龙，晏龙为琴瑟。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
”帝俊，许多学者考证其为契，亦商族的祖先。
东夷人善乐舞，自古已然。
《后汉书·东夷传》说：
东夷“喜饮酒乐舞”，这和东夷人豪爽的性格也相符合。
从考古资料看，东夷的乐器发明历史悠久。
1979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个笛柄杯，能够吹奏出4个不同的乐音，音响清脆悦耳动听，与近代横吹竹笛不贴膜时发出的音响相似。
这是迄今已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陶制横吹管乐器。
据有关专家研究，与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埙相比，“笛柄杯发出的音乐更多，且出现了半音音程，这是迄今发现夏以前的乐器中前所未有的”。
东夷族文明的发展还表现在金属冶炼和制作业中，他们可能是古代中国铜和铁的最早发明者和使用者。
据《大汶口》发掘报告称：
“大汶口晚期的成年男女合葬墓1号墓曾发现一个带有孔雀绿色的骨凿，经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化验，含铜量为9.9％，证明为铜质所污染。
”至于污染源，或认为是铜器，或认为是含铜的孔雀石，但当时的东夷人已经对铜及铜矿石有了认识或利用，却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铜器的使用较为普及，出土铜器的地点较多，虽然多为小件铜器，却是处于发明的领先地位。
铁的发明使用也与东夷族有密切关系。
最早的“铁”字是“从夷”的。
《说文》说：
“銕，古文铁，从夷。
”夷人可能是铁的发明者。
由上可知东夷人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夷族相当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其精神文明和制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东夷族无论在文字的创制，还是礼制、宗教的形成上，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文字的创制是古代文明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最早的文字，当是东夷人的创造。
《潜夫论·五德志》有“少皞始作书契”，的说法。
这一说法得到了考古发现资料的证明。
最早的图形文字“陶尊文字”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物上。
这些文字以图象为主，均刻于一种特殊的陶器——大口尊的外表，并且每件器物上一般只刻1字。
至今已发现了20余件标本，其中不重复的单字近10个。
如仅在莒县陵阳河遗址就出土了4件灰陶尊，各刻有1个图形文字，分别为“皞”、“炅”、“戌”、“斤”字。
1992年，在邹平丁公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的文字。
这些文字刻在一件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内面，现存文字计有5行11个字。
综观这11个字，个个独立成字，笔划比较流畅，整体排列也比较规则，刻写有一定章法，显然已脱离了刻划符号和文字画的阶段。
与大汶口单个图形文字相比较，这11个文字组成了一个短句，记述了一个特定内容，已具有了记载的功能，表明至此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字。
文字的发明，是东夷族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
东夷族是原始礼制的创造者。
礼制是一种体现社会尊卑等级的制度形式。
东夷族因其经济的发展，较早进入文明阶段，随之原始礼制逐渐形成。
东夷族的原始礼制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宫室制度。
在山东地区已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址4座，即章丘的城子崖、寿光的边线王、邹平的丁公和临淄的田旺。
从古城址的发掘看，已具有宫室制度的一些迹象。
二是埋葬制度。
在墓葬中，已表现出社会的不平等关系。
如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已出现了墓室面积8平方米以上的大墓。
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墓葬的分级制日趋成型，至少形成了7个等级。
第一级特大型墓，墓室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多为两椁一棺，并随葬有大量精美礼器、生活用品及装饰品。
第二级大型墓，墓室面积10平方米左右，多为一椁一棺，随葬品亦精而多。
第三级较大型墓，墓室面积5平方米左右，均为一棺，随葬品较多。
第四级至第七级墓葬的规格依次递减，差别趋小，不如前三级明显，说明了“礼不下庶人”的观念已初步产生。
三是礼器。
礼器是主要用于重要礼仪社交活动的器具，是人们社会等级名分的象征与标志。
礼器源于日用生活器具，后逐渐具有了政治功能而成为礼器。
最初的礼器大概产生于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主要礼器有玉钺、大口尊、觚、骨雕筒等。
随着礼制的不断发展，礼器的种类不断增多，在大汶口文化的中后期，已有玉钺、石钺、骨牙雕筒、大口尊、鬹、觚、高柄杯等。
至龙山文化时期礼器趋于专门化，主要礼器有玉钺、玉版、玉冠饰、蛋壳陶杯、黑陶罍等。
其中特别是玉钺，是日益尊贵的最高权力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东夷族中已产生了原始的宗教文化。
如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墓葬中龟甲已是常见的随葬品，其中可能具有一定的宗教涵义。
至龙山文化时期，已用牛、羊和鹿的肩胛骨作为占卜材料，但有灼痕而无钻凿，攻治方法还比较原始。
但这种方法与以后殷商的骨卜和龟卜，却有着前后相承的关系。
《管子·五行》篇曾说：
“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
”可见“天道”之学也最早流行于东夷地区。
“天道”之学是一种原始宗教与原始自然科学的混杂，其中还包括历法之学和阴阳、八卦之学，由此可以看出东夷文明的博杂和精深。
司马迁列入正史之首的“五帝”时代，正约略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典型龙山文化时期，即约在公元前２４００－前１９００年间，前后持续５００年上下。
传世神话传说大都起于这一时代，唯有关太昊、少昊等传说还可提前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历史地来看，“五帝”时代前期，由于中华本土上氏族部落文化的充分成熟，曾引起一系列大规模的部落战争。
这种部落战争是异常野蛮而残酷的，但它同时又从根本上打破了原始氏族制的全封闭体系，使几乎所有参与战争的大部落或部落集团发生急剧的动荡、分化和改组，从而最终导致了黄河中下游流域部落大联盟的建立。
此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民族融合的加强，部落大联盟一步步转化为多民族、大地域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又进而逐渐蜕变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姓族统治的王朝棗夏王朝。
这里不能详述“五帝”时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具体图景，粗略地说，当时角逐中原的主要势力是东夷、西夏、北狄三大集群。
传说古史上的著名大部落，黄帝部及其后继者尧部落原属北狄，共工（鲧）部及其后继者禹部落原属西夏，其余颛顼、祝融、帝喾、舜及皋陶、伯益、蚩尤、后羿等部则属东夷。
最早执大联盟牛耳的是北狄黄帝部，其次是东夷颛顼部，再次是由帝喾、祝融、共工部联合主盟，又次则是尧、舜、禹轮流坐庄。
大致到舜、禹的时代，部落大联盟向姓族王朝蜕变的机缘已逐步成熟，然而禹并不是夏王朝的实际建立者。
此后又经百余年的夷夏交争，直到传说的夏代第７位君主后杼征服广大的东夷地区之后，名副其实的夏王朝才算真正建立并巩固下来，而这同时也就标志着“五帝”时代的正式结束。
这个宽泛意义上的“五帝”时代，乃是中国历史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度的时期，同时也是华夏民族初步融合凝聚的时期。
早期华夏民族的孕育以东部族群与西北族群的斗争融合为轴心。
这一主导倾向，近世学者概括为“夷夏东西说”是有道理的，形象的说法是“龙飞凤舞”：
西北族群的最高图腾是蟒蛇（蛙、鱼、龟皆其同类），东部族群的最高图腾是燕鸟，两种图腾的神化便演变出中华民族普遍崇奉的理想动物龙和凤。
此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鹿图腾，后来演化为与龙、凤并驾而位居第三的麒麟。
在这一历史性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转型过程中，东夷颛顼棗帝喾棗舜一系实代表了当时中原农耕文化的主体。
整个“五帝”时代，部落大联盟的中心活动区在今豫东北的濮阳与鲁西南的曲阜之间，古所传帝都大多在这一线周围，而山东半岛的潍淄流域和晋南豫西的汾洛流域则是这一轴心两端的发达区。
中国文明初兴的一些重大特征，诸如国家政制结构的酝酿和形成，传统宗法建制的转换与重构，上古礼制的进化与茁长等等，无疑都是植根于农耕基础之上的，因此上古文化的主源多可追溯于东夷文化。
尤其是体现中国文化主要特色的礼乐文化，到舜为联盟大酋长时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尚书·舜典》所记的行政措施及《益稷》篇所记的盛大乐舞场面皆是其证，夏、商、周三代礼制和朝廷大乐即皆以北为源头。
近世所发现的留有大量青铜器物、带字甲骨和城市基址的殷墟，无疑可以看作是完整的早期文明社会范本，这一文明形态的主流因子，大都可以从大汶口棗山东龙山文化中找到萌芽。
古史茫昧而多姿，追寻东夷文化的绚丽风采是格外引人入胜的。
而自夏、商以来，东夷文化已明显地分为鲁文化与齐文化两大支。
这两支文化本有着极相近的亲缘关系，但在历史源流、发展道路和总体风格上又很有些不同。
鲁文化融入华夏中原文化较早，到西周时它所体现出来的深厚重农传统、严密宗法体系和发达礼乐文明，事实上均直承夏、商中原文化主统而来（“周礼”是这一主统的新起代名词），周人所加入的新因素并不很多。
下及春秋时期，鲁文化精神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孕育出充实、质朴、谨严而趋向保守的儒学（以及墨学），其书史记亦重理性、轻玄谈、严肃枯索而不语“怪力乱神”。
齐文化融入华夏中原文化较晚，故尔夏、商时期中原王朝仍把泰山以东的“九夷”视为化外之民。
然而自周初正式形成的齐文化，恰恰是东夷滨海文化的嫡传，它的经济基础以农、牧、渔、盐并重，宗法结构和社会组织相对松散，礼制观念亦相对淡薄，民俗风情复杂多样。
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产生出空灵华侈、舒缓阔达而开放活泼的稷下学术，其文献精神亦崇物欲、尚智谋、浪漫生动而充满诡变神奇。
简言之，鲁文化是典范的中原平原型，齐文化则属边地海原与中原平原的结合型。
二者的分界大体仍在泰沂山系，而到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也逐步被完全纳入到广义中原文化的范畴。
这两支文化均源出内涵深广的东夷文化，其丰厚遗产经过先秦诸子的总结、整理、加工和改造，遂成为后世中国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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