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当代生态环境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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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当代生态环境问题
第四讲当代生态环境问题
1．如何理解“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关系，为什么说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联系起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基本方法论？
在人类面临的千千万万问题和复杂纷纭的矛盾中，马克思、恩格斯将环境问题看作是人类面对的两太基本问题之一，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异化现象，高度概括指出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根本任务，即实现“两个和解”，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创新和最高价值追求。
首先，“人类同自然的和解”。
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也就是人类面对的环境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解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种“和解”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过程。
这种互动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向人的生成”，即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把自然界中人的生活资料和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另一方面，这种互动又表现为“人向自然界的融化”，即人通过实践活动广泛掌握和同化自然力，用各种自然物的属性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生命活动，使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发挥根植于自然系统的演化之中。
“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实践基础是物质生产活动，实现这一“和解”，要求“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用“物质变换”的概念说明了人类与自然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对立统一、和谐发展的辩证关系。
其次，“人类本身的和解”。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看穿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另一部分民族、国家和阶级不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分裂和对抗，阻碍着世界性普遍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因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建立起有利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制度，把人自身从自然和社会条件的束缚中、从资本主义悲惨的境遇中解放出来，最终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人类本身的和解”昭示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关系，其实践基础是物质交往活动，表现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或体制的建构与完善过程。
一句话，就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根本途径，也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文明的前提条件。
再次，“两个和解”是内在统一的。
“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是“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物质基础，“人类本身的和解”则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社会前提。
诚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和解”将成为真正的现实，到那个时候，“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研究中，他们从来没有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从来没有脱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中，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彼此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互为前提。
人们正是在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活动中才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只有在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处理、调控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将自然界、人类和社会历史统一于人类实践活动之中进行考察，改变了以往把人同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自然观念，把对自然的理解融入对历史、对社会实践的理解之中。
他们认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是历史的前提，历史是在自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不能脱离自然，自然史是人类历史的延伸。
自然史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史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总是以社会的形式出现，只要存在着人类历史，就必然存在着人和自然的相互制约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
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这就明确告诫我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活动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不仅为人类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而且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永恒基础。
2．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结合中国的情况，谈谈如何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进入二十世纪，人类进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资源的过度利用，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诸多的环境问题。
如大对资源的过度开采，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污染问题，可以说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保护环境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
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这二者能否兼顾？
可以说，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至少在短期存在着矛盾。
人类必须对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分配资源的问题作出取舍：
在其中任何一方面增加资源的投入，在短期，必然会减少另一方面资源的投入。
对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矛盾尤其尖锐。
但是从长期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是矛盾的。
环境的改善可能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则能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
从客观上来分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彼此依托、互相推动的。
一方面21世纪所提倡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环境作为经济成本的一个部分，因而环境保护成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
经济发展速度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持续生产能力，因而保护和改善环境提供了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保护，不只是单单的保护，或者是消极的防治，而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对环境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要求人类倒退文明来保存自然的原始是荒谬可笑的。
今天的环保不但不能要求经济停滞不前，还恰恰需要经济持续的力量为环保提供物质上、技术上的条件。
由此看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唇齿相依，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
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我国发展经济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
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程度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普遍存在。
保护环境包括保护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
在城市存在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对居民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在农村更是存在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发展过程中因破坏环境影响人民生活，违背了发展经济的本意。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为经济发展与环境的保护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
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有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即：
发展与持续性，发展是前提，是基础，持续性是关键，没有发展，也就没有必要去讨论是否可持续了；没有持续性，发展就行将终止。
发展应理解为两方面：
首先，它至少应含有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
其次，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或区域内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必经过程，它以所有人的利益增进为标准，以追求社会全面进步为最终目标。
持续性也有两方面意思：
首先，自然资源的存量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这种物质上的稀缺性和在经济上的稀缺性相结合，共同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条件。
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代人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且应该重视后代的人的利益，既要兼顾各代人的利益，要为后代发展留有余地。
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与可持续的统一，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放弃发展，则无可持续可言，只顾发展而不考虑可持续，长远发展将丧失根基。
可持续发展战略追求的是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最佳兼顾，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意味着社会的整体变革，包括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等诸领域在内的整体变革。
发展的内涵主要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
其主要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
首先可持续发展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
其次，可持续发展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
再次，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
中国已经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项国策来实行，只有在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同时，与保护环境联系起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保证中国的不断崛起与不断强大。
3．从科学研究到政治谈判，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代环境问题的一个焦点。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责任分配问题上尖锐对立。
分析这种对立的原因。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责任分配问题上尖锐对立，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问题。
发达国家一味强调保护环境，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贫穷就是最大的环境问题。
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经过激烈的谈判斗争，发展中国家挫败了少数发达国家否定发展权的企图。
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的“原则3”宣布，“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
鲜明地提出发展权的概念，意义在于破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承认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和发展经济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新的建立在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全球环境保护伙伴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创造了条件。
2、主权问题。
按国际法规定，各国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按照自己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自己的资源。
然而，不少发达国家以维护全球生态平衡之名，提出环保责任国际化的观点，认为全球都有权干预监督一国内部的环保行为，全球各国都有责任和权利去监督别国的资源利用。
这种论点被发展中国家看作是发达国家借环保问题来控制它们的自然资源，企图侵犯它们的主权。
另外，一些西方学者还歪曲事实地认为全球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错误的发展政策造成的，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应加以限制，即“主权限制”论。
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国家借环境问题干涉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主权、资源主权。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在全球环境问题上，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
比如气候，没有一个国家能要求主权。
又如海洋，没有一个国家主权能够统治全球性的海洋体系，这个海洋体系已成为人类惯用的“下水道”。
所以，由于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加强，影响在扩大，进而形成了“共同的星球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弱化的时代。
但必须说明的一点是，任何无视国家主权的观念和行为都将从根本上影响国际（尤其是南北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并对国际环保合作构成障碍。
新的制度安排应该使各行为主体努力减少环保壁垒，使各个国家在统一的规则之下进行有效的合作
。
3、责任问题。
发展中国家据实指出，发达国家的“发达”是建立在对世界资源与环境严重破坏的基础上的，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环境退化负主要责任。
发达国家应该停止无休止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及自身大肆地挥霍。
现在发达国家保护自身环境的一个手段就是低价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料，并不破坏自身的自然资源。
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0%，但却是世界木材贸易中最大的进口国。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1992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
富裕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5%，但是消耗的能源却占了70－75%，消耗的木材占85%，消耗的粮食占60%。
在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尽管有不同的研究结果，但多数专家还是实事求是地认为，发达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里约宣言》提出“共同但区别的责任”，成为国际环境保护合作的基础之一。
但美国对这一原则持有保留。
美国反对将此原则解释为暗示美国承认或接受任何国际义务、责任或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责任。
4、环境融资和环保技术转让问题。
既然发达国家被证明是世界主要的污染源，它们在受益的同时理应为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承担更多的义务。
而且，从全球环保合作的角度来说，发达国家有合作的愿望，又有比发展中国家强得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应该能承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融资和环保技术转让的义务。
但事与愿违。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拒绝承担这一义务。
发达国家提供的环境基金如杯水车薪，且承诺不兑现，还往往用保护知识产权为理由拒绝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技术。
比如，《21世纪议程》作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重要文件，作为实施《里约宣言》的行动计划，在资金方面作了安排。
据《议程》估计，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议程》活动的平均年度费用超过6000亿美元（1993－2000年）。
《议程》要求发达国家和有资金能力的国家作出初步的资金承诺。
发达国家在《议程》中“重申对其达到将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官方援助这一公认的联合国指标的承诺”，并表示如尚未达到这一水平，则将争取2000年或之后尽快达到这一水平。
但事实上，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援助远小于其承诺值。
更何况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官方援助与通常意义上以支持发展为目的的官方援助如何划分，是否有相互挤占之嫌，也是发展中国家所担心的。
至于高新技术，那是发达国家维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甚至垄断地位的关键，它们当然不愿意轻易将技术转让，哪怕是为了环境保护。
5、绿色贸易壁垒问题。
随着乌拉圭回合的结束，用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口的余地已经变小，国际贸易壁垒逐渐转向苛刻的技术标准和环境标准，形成新的主要的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
它以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借口，实则是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设置障碍，限制其出口，以防止和抑制他国产品对本国的冲击，从而实现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
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和技术实力低下，产品往往达不到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成为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受害者。
虽然《里约宣言》原则第12条反对将环境保护作为新的贸易壁垒和歧视手段，要求尽可能以国际协调一致的环境措施来解决环境问题，但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有增无减。
发展中国家对此的态度和疑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就完成了工业化，走过了严重的污染期。
现在反过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按发达国家现在的同等标准去做，的确是强人所难。
例如《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阻止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手段
。
6、发达国家通过一些经济活动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问题。
《里约宣言》原则第14条禁止污染活动和污染物质转移到他国。
但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已屡见不鲜。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低，环保手段落后，又缺乏必要的技术和信息，往往就成为发达国家向外转移污染的受害者。
相反，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可能成为该种行为的受害者。
7、建立合理的环境标准以及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环境事务中的发言权的问题。
《21世纪议程》关于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和机制中提出了一项总目标、八项具体目标和四方面的活动，其中就明确提出：
“查明和处理有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和执行国际环境法文件中的各种困难”；“促进和支持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国际协议和文件的谈判、执行、审查和管理，包括提供技术援助和酌情实施差别义务”；“通过制定经全球和多边协商的协议和文件促进各项考虑到各国不同情况和能力的国际环保标准”等。
但至今为止，发展中国家仍是发言权上的“弱者”。
4．生态环境继续恶化暴露了治理观念、制度、技术和合作等方面的障碍，也说明了个体的短期的偏好“透支”了整体的长远的环境利益，联系具体事例讨论如何排除这些障碍。
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关键要实施积极的生态调控，减少对生态的破坏，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治理方法。
一是要调思路。
关键就是明确树立科学发展的总体思路。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需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目标，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开发利用环境自然资源。
据有关预测，当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短期内很难逆转。
况且植树、植被覆盖率提高并不能代表生态系统的恢复。
水土保持、植被恢复、荒漠治理、海岸整治等生态调控则是需要持续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千秋大业。
有鉴于此，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重视今天发展的同时，为子孙后代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
坚持以人为本，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并将人口政策重点逐步转移到提高人口素质上来；加快生态建设步伐，切实保护环境，以环境友好为导向调整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重视技术进步，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产业、产品和工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从而实现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的良性循环，积极防御自然灾害，保障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是要调机制。
就是要通过制度、机制的创新，调控、保护生态环境。
建立综合决策和协调机制，把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切实纳入各国和政府的计划规划中，加强集成，防止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而使国家利益“次优化”；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纳入资源环境因素，避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使生态环境成为经济政绩比赛的牺牲者。
调整各项政策中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对国家的产业政策和重大行动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估。
按照市场规律，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投入发展经济，以最小的经济成本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利用价格杠杆，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依靠科技进步，推广应用适用技术，集中解决关系人民健康的污染源治理、农产品污染严重等问题。
三是要调措施。
即通过认真贯彻法律法规，加强环境教育，提高环境意识。
如解放以来，我国已制定了6部环境保护法规、8部资源保护法，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法规。
但是由于执法不严，群众法制观念淡漠，资源环境破坏屡屡发生。
因此，必须加强执法力度，加强对执法的监督，以便坚决制止毁林开荒、陡坡开垦以及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同时要通过加大宣传，切实提高公众参与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
四是要调路径。
防治自然灾害，保护自然环境，就是要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坚持以防为主的原则，实行工程性措施与生态性措施相结合，救灾与避灾相结合，变“灾害”为“无害”，在路径选择上要打破常规，寻求跨越式发展。
主要是“调、植、蓄、治、用”五个字，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出一条生态调控、综合减灾之路，在创新中改善生态环境。
1、“调”。
即调整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完善环境保护的制度框架。
我们要以可持续发展的原理为指导，把自然灾害治理、生态调控作为一个整体的大系统，从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综合考虑，打破部门割据，统筹安排，进行总体规划、综合治理、宏观调控。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形成生产过程中物料的反馈和循环利用；控制污染排放的总量，实现环境保护从点上治理到面上建设，从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清洁生产和废物减量化的转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依靠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步伐。
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取消扭曲资源价格的补贴，减少资源利用上的浪费；严格执行排污收费标准，促进企业自觉治理污染，纠正竭泽而渔、片面追求产值而不顾可持续发展的倾向。
2、“植”。
即大力植树造林、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退耕还湖。
森林有巨大的涵养水源、调节径流、保持水土的作用；森林还是大自然的清洁工，一亩森林每天产生氧气能满足一个人一天的需要，森林能够吸收有害物质；缺少森林植被会使土壤侵蚀加剧。
为此，要改变长期以木材生产为中心，重采轻育、重取轻予，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的做法。
要加强天然林的管育，禁止进行任何形式的采伐；要大力开展封山育林和次生林改造，加快山区绿化，尽快发挥防护效益；要开展群众性的造林绿化，通过人工造林保证植被的恢复；还要大力发展种草养畜，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3、“蓄”。
即深挖塘、广积水，修建水库等水利工程，调节河川径流，以减轻水旱灾害。
主要是通过修建水库堤防，加固病险水库，修复水毁工程、改造灌区等，在限度范围内开发和改造河流，保证人与河流和谐发展，建立起足够的城市湖泊、河流等湿地，并能维系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的系统。
此外，还要加强湿地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尽快查清湿地退化的现状与趋势，调整和恢复河缘、河漫滩湿地和湖泊及沼泽湿地，合理配置湿地，增设不同类型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寻求湿地资源持续利用优化模式，以充分发挥湿地所应有的削减洪峰、蓄纳洪水、调节径流的功能。
4、“治”。
即严格治理各类工业污染。
无论是全球还是我国，污染物排放总量还将增加，环境质量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局面仍将存在。
今后，无论是全球经济规模的扩大，还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都要以自然资源投入为基础，同时也要向环境排放大量的废弃物，这势必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更大的压力。
为此，我们要发挥科技进步在环境保护中的支撑作用。
应将环境保护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带有全局性、方向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作为研究重点。
如加强与人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研究；开发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减少污染对人民健康的损害；推广使用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特别是要重点安排高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治理、燃煤除尘脱硫、汽车尾气控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等重大关键技术的开发；加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减少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硫等的排放等等。
5、“用”。
即广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循环经济是围绕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所进行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以尽可能少的资源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增长。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减量、再用、循环的3R原则。
我们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一是要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在全球经济发展整个过程中，合理进行经济布局，减少资源配置对交通运输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最大限度地共享全球经济区内的基础设施，使其效用最大化；将这一理念贯穿在产品生产中，开展产品生态设计，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减少有毒有害物质使用，做到容易拆解回收利用，使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环境影响最小。
二是转变发展模式，用集约型的发展替代粗放型的发展，用依赖自然资源和再生资源投入的经济增长替代依赖自然资源投入的经济增长，用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替代资源的低效利用，形成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消费体系。
三是形成新的产业形态，通过培育相应的产业、产品体系：
包括节约型产业、产品体系；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体系、废旧物资再生产品体系等，形成新的增长潜力。
5．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尽快拿出诚意弥补欠债，发展中国家也要审时度势减少环境损害；但落实这个原则，从观念到行动困难重重。
你认为怎样才能走出困境？
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含义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包括两层含义：
一方面是基于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性、全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世界各国乃至全人类均应当共同承担起保护和改善环境以最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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