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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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研究的兴趣在于界定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问题并由此而展示解决问题的方案。

由于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甚至对同一地区使用同一套资料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正如马若孟（RamonMyers）指出：

他和黄宗智（PhilipHuang）及杜赞奇（PrasenjitDuara）都利用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0-1940年代在中国农村所做的调查资料对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做了研究。

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后，美国学术界对其做了否定的批评，认为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过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资料；而黄宗智和杜赞奇在1980年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华北农村的文化、权力和国家》中得出与马若孟南辕北辙的结论后，学术界却称赞他们的见解新颖独到。

到了1990年代，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又认为马若孟对史料的运用是准确的。

（注：

马若孟著、史建云译：

《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这些研究结论的不同和学术界的反复恰恰表达了美国学者对历史资料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们意识形态的取向。

一、卜凯和研究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必须从卜凯（JohnLossingBuck）开始，因为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

而卜凯太太赛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写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不仅当时获得了普利策和诺贝尔文学奖，并且至今仍是许多美国高中的指定读物，常成为普通美国人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的第一本书。

（注：

NewHanoverCountyLibrary,"Highschoolsummerreadinglist",North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讲述中国贫农王朗（WangLung）由苦干而变为地主的故事，其中展现了卜凯对中国农村的认识：

中国农村存在着平等的机会，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凯1914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16年到达安徽淮北传教，1920年受康乃尔大学的校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斯纳（JohnReisner）的邀请担任了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的教授。

1924年卜凯回到康乃尔，于1925年完成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回到中国。

19世纪30年代，卜凯在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后，广泛被尊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

卜凯是从农场经营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的。

在他看来，从经营的角度，或者说从农业投资、管理、产出、收入这些范畴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特别严重的问题。

中国农业经济直到15世纪以前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前进了，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却没有进步。

因此，对卜凯来说，解决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很简单：

改善农业经营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卜凯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农村金融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等。

（注：

RandallStross,TheStubbornEarth:

AmericanAgriculturalistsonChineseSoil,1898-1937.Berkeley: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凯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看法在30年代初发表后就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

1930年代陈翰笙、钱俊瑞等曾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批评卜凯对中国农业的调查方法和结论。

他们认为卜凯没有使用地主、富农、贫农等这样一些概念去调查，因此无视中国土地的分配不均，没有看到中国的租佃剥削关系。

（注：

雷颐：

《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页。

）卜凯当时没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作出直接的反应，但他显然认为自己对中国农业的看法是正确的。

卜凯于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芜湖对102个农户经济做了调查；然后在1922-1924年对中国7省17个地区2866家农户经济做了调查，最后1929-1933年研究中国土地利用时调查了22省168个地区近16786家农户。

这些调查使卜凯对中国的农户结构与土地得出的结论为：

华北80%以上是自耕农，长江流域自耕农为60%左右，在四川和广东自耕农为50%左右，并且中国自耕农平均拥有3.1亩（1英亩＝6.07亩）地。

（注：

RandallStross,TheStubbornEarth,p.173,175-178,184;JosephEsherick,"Numbergames",inModern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凯眼里，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不均。

此外，在租佃关系上，西方的佃农比例比中国要高得多：

中国农民中有23%为完全佃农（不包括半佃农），美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38%，英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89%，但英美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因此，认为佃农率高了便会导致剥削和农业生产的停滞并没有其必然性的依据。

（注：

RandallStross,TheStubbornEarth,p.173.）

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卜凯批评的要点是认为卜凯没有把中国农村的问题看成是一个社会问题。

美国学者史特罗斯（Randall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

卜凯从美国农业经济教科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因此没能正确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

史特罗斯举例说，卜凯在1920年刚去金大农学院要教4门课：

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学、农场经营、农场工程，而他手头主要参考书只有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教授华伦（George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农场经营》一本教科书。

不仅他的4门课全从这本教科书发展起来，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也以这本书为基础。

而这本教科书是从经济学角度谈如何经营300英亩理想规模的美国标准家庭农场，不能真正用来诠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

（注：

RandallStross,TheStubbornEarth,pp.162-164,216.）但卜凯毕竟对中国农村经济做过大规模的调查，并且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也有认识。

例如，卜凯向国民党政府进言108条建议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调整。

但卜凯显然不认为租佃率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是建设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此外，正如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的第一页所表白：

他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来考虑所谓的土地情况”。

（注：

JohnLossingBuck,LandUtilizationinChina.Nanking:

UniveristyofNanking,1937,vol.1,p.1.）换句话说，卜凯认为他只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他的责任是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和社会政策来解决，这不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的责任，而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因此，从卜凯开始，不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实证研究发展了起来，并且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认识也分成了两种观点。

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

这一思路形成了后来瑞斯金（CarlRiskin）所称之为的“技术学派”。

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1930年代也对中国农村的局部地区做了一些调查，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决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

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称之为的“分配学派”。

技术学派的观点曾成为国民党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础，而分配学派的观点则成为共产党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

（注：

CarlRiskin,"SurplusandStagnationinModernChina,"inDwightPerkins,ed.China'sModernEconomyinHistoricalPerspective.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5,pp.49-84.）

二、中国革命的冲击和197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辩论

卜凯的技术学派观点很快受到了中国革命强有力的挑战，使得分配学派的观点在1949年之后一度为许多美国学者所接受。

如果中国的农业经济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展现为一场农民的社会革命？

或者说如果卜凯的观点正确，那么中国革命便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动源。

然而，当人民公社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逐渐展露出来后，美国学者又禁不住要问：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对农业问题的正确性又在哪里？

正是在这种对中国农业问题的不确定认识之中，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经典性著作《中国农民经济》。

马的这本书写的是河北和山东，或中国的华北。

马在60年代为这本书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备，利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并与当年满铁在中国的调查人员做了许多访谈。

马若孟认为：

理解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不能只依赖于1930年代前半期的调查资料，因为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受到1929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冲击的时刻；陈翰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1933-1936年所做的调查只回顾了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必然会得出中国农业经济恶化和农村社会破产的结论。

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围确定在1890-1949年之间，即考察从19世纪末期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开始到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一段相对长的时段。

马对满铁所调查的沙井村等河北与山东的村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卜凯一样的结论：

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是广义上的技术落后，它没有其它大毛病。

（注：

RamonMyers,TheChinesePeasantEconomy:

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Hopeiand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0,p.292.）

马若孟认为：

首先，在1890-1937年间中国的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虽然超过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人口的压力而导致人均产量的下降。

第二，在外国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中国的华北农村经历了商业化，使农民受益，并在长时段里维持了人均收入水平。

第三，华北农村的地权不平均，但它没有变得更不平均。

满铁的资料显示：

自1890年以来，华北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渐消失，而佃农和雇农的比例也有所下降。

这两个变项说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增多，地权分配实际上可能变得相对平均。

这些变化与商业化的发展和农村中的分家有关。

商业化使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手工业的贫困农民有机会增加收入和购买土地，而农户在儿子们中间的分家则使土地所有权分散化。

第四，华北的租佃关系变化比较有利于佃户而不是地主。

1880-1930年，华北的租佃关系逐渐从实物分成地租转向实物定额地租。

而在这一时期，华北农产品价格上升，在1913-1938年间上升了40%。

在实物定额租下，佃农一方是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

而在灾害年成时，佃农又经常回到实物分成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担部分由歉收所带来的损失。

因此，华北的租佃关系并没有变得不能容忍。

第五，最关键的是华北与中国有着竞争性市场，即人人都有权利和机会自由进入市场交易，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以使用非经济力量来操纵市场价格来为自己牟利，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农业能最后籍以市场经济以获得发展的关键。

在满铁资料里，马若孟没有发现华北有不利于竞争性市场的因素或条件。

（注：

RamonMyers,TheChinesePeasantEconomy,pp.207-210,220,229.247-257,292.）

因此马若孟认为，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的关键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比如发展农业教育与科研以培育农业人才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造基础性的设施以便利农民进入市场，建立新型的农业金融机构使较贫苦的农民也能获得生产进步所需要的资本等。

（注：

RamonMyers,TheChinesePeasantEconomy,pp.213-214,292-295.）马若孟比卜凯在研究上更进了一步。

卜凯是通过他的学生们在中国农村以问卷方式普遍性但比较粗糙地建立起他的数据性资料和相应的观点，而马若孟则是基于满铁调查员对一个个村庄进行长期细致的调查，其论述涉及了家庭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微观上补正了卜凯的基本思想。

卜凯认为中国地主土地的拥有量太小，不足以使他们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统治阶级，而马若孟更通过对竞争性市场的考察，证明地主的超经济强制性剥削在市场上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