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之《山居笔记》读书笔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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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之《山居笔记》读书笔记
余秋雨散文之《山居笔记》读书笔记
第一篇：
《山居笔记》读书笔记
篇一：
《山居笔记》读书笔记
拿起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很是喜欢，被他的无界的知识领域，美丽的语言技巧，发人深省的语言所吸引，让我在一周之内（只是下班后的晚上）就读完了。
跟随他的笔墨从几代皇帝或工作或休闲抑或避难的承德避暑山庄到流放者的土地东北宁安县，再到让苏东坡赤壁怀古的黄州赤壁、已然消逝的渤海国、千年庭院岳麓书院、富甲一方的山西、作者的故乡有着悠久文明和无数豪家的余姚最后在祖国的最南端天涯海角终止这场旅行
同时跟着他一起剖析了历史问题，理解了科举、魏晋风骨和小人这些深刻的话题。
他这个笔记是想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资料查阅了断一些疑难文化课题，历史告诉我们就像最后一篇一样，虽然沮丧但都是我们要面对的。
从《一个王朝的背影》至《历史的暗角》，不管品读历史，还是回味人生，很多难题还需继续探访，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但所能做的就是呼吁更多的学者亲身去感触和研究，我们现在文化与商业的狭路相逢，会是怎样一个结果还无人可知，只是对抗一直存在。
从康熙王朝的盛世到慈禧，一个朝代的兴衰已跃然纸上，避暑山庄也就见证了这些变故。
佩服康熙的“修德安民”不修长城，钦佩他的远见和多方知识。
后来的雍正、乾隆虽没有他们父辈那般伟大，却也各有才华，做了不少贡献，但倒后来的道光、咸丰气数已尽。
慈禧建一颐和园和避暑山庄对峙，意味着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清朝灭亡后，社会动荡，世事忙乱，人们也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些这次历史变更的苦涩厚味，就匆匆赶路了，直到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水而死，才让全国的有心人肃然沉思。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是为文化而死。
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改朝换代是必然，或许文士不能忍受文化的衰落？
最近看了一些宫廷剧，提到宁古塔，从余的考察中才知道原来在东北，这片让我曾经觉得富硕、豪爽的土地，原来有过这么多悲伤，阴暗的过去。
还好历史不能压倒文明以及文化的传播，即使在那些被流放者中也能交流出美丽的文字，流传着积极向上的句子。
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最大的恩惠，所谓患难见真情吧，这个时候的帮助远比丰厚的礼品和华丽的语句真实打动人。
顾贞观思念吴兆骞写的词作也得到流传，更说服了纳兰容若的鼎力相助，终于将朋友救出。
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东北人的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
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创造出了一些文明，但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比较这样限度的对生理心理的严重侵害，还是磨灭了很多人才。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
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
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
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在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有些人不管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毫无疑冋，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咼贵，最让人看出咼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
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再生死存亡的边缘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比之于山川湖泊、大漠荒原，都市是非常脆弱的，越是热闹的东西越是脆弱，然而都市的热闹却是人性的汇聚，人性汇聚到如此密集的程度还依然脆弱，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除了像庞贝古城那样纯自然力的毁坏之外，致使许多城市消亡的原因还在于人类自身。
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深层原因使他们既迷恋城市、觊觎城市，又与城市过不去呢？
渤海国从曾经的繁盛走向灰飞烟灭，我们只能说，历史曾经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有关城市的梦。
梦很快碎了，醒来一片荒凉。
纵然城市这么脆弱，我尽管喜欢安静、崇尚自然，却还是以一个现代人的想法渴望着无数生命散发出的蓬勃热能。
只是希望我们的城市能有更多的美好,更多的包容与绿洲般让人心旷神怡的空气。
苏东坡的经历说不顺也还是幸运，能在中年超脱，得到如此佳作，传世千古。
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黄州的凄苦，让苏东坡更加超脱，洒脱勇敢,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
寂寞沙洲冷，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
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
像他这样的灵魂竟然寂静无声，迟早会创造一个宏大的奇迹让世界震惊。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吵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去过湖南两次，还是错过了岳麓书院，只知现今指点江山的橘子洲头，不知千年文人培育之地的书院，但不知现今能否找到点远古的学识，感受到那种学习的氛围呢？
书院包容了众多的学者，求知若渴的心，虽然将学者还是文人都受到过打击,但是这种文化的传播从没有中断。
朱熹的教学影响着历代的学者，当时的好学远非现在所能比，过于浮躁的社会使得对文化的理解过于浅显，对知识的追求过于单薄。
谁能保证历代教育家一辈子又一辈子浇下的心血和汗水，一定能滋养出文明的花朵,而这些花朵又永不凋谢？
诚然，过一段时期总有人站出来为教育和教师张目，琅琅书声，响彻九州，但岳麓书院可以作证，这一切也恰似潮涨潮落。
不知怎么回事，文明这个文明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两下，琅琅书声没了，代之以官场寒暄、市井嘈杂、小人哄闹。
在人的整体素质特别在文化人格上，文明究竟比朱熹、张拭那个时代长进了多少？
他们又曾预料到这个时代的现状么？
而我们，是否也能由此去猜想今后？
人类历史上，许多燥热的过程、顽强的奋斗最终仍会组接成一种整体性的无奈何悲凉。
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岳麓书院，又不完全是,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
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代的游戏。
至于游戏的结局，我们都不要问。
一直山西是个比较穷的地方，除了那些暴富的煤商，靠压榨着贫苦大众的生命捞钱，那有钱的也让我觉得那钱不干净，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唯一的好感是平遥古城，那个让我向往的地方；大学时一个朋友的是山西的，才让我觉得可能山西也还可以的，至少他的为人还有平常生活的宽裕度让我觉得那是一个有穷有富的地方。
直到今天看到余老师的《抱愧山西》，我是和他一样的感觉，惭愧，那个让我所谓苏南人有点不屑的地方，原来曾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
晋商原来那么有经商头脑，那么聪明，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创造着几乎覆盖全国的财富。
苏州的“中国戏曲博物馆”让多少艺术家惊叹不已，原来这只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
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把风光占尽。
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是从山西太古县走出来的，这里曾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平遥西大街更是吸引着全国的商人在此建立分号，以及当地的日升昌等著名的票号，可见繁华必当不一般，虽然现今还不萧条，但有不少庄严沉静的古典建筑外部添饰一些五颜六色的现代招聘，与古典建筑的原先主人相比，显得有点浮薄。
乔家大院正是在这条街上，全国各地的大宅深院见得多了，但一进这个宅院，诸多名园便立即显得过于柔雅小气。
义无反顾的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
其一，坦然从商；其二，目光远大；其三，讲究信义；其四，严于管理。
以上这些不仅让这个山西商人团体一起富庶，也是现今从商成功的不二法则。
为何，山西无数商家最后经历了败落，自身有原因，商业机制的时代性转换固然是个原因，但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才是真正主要的原因，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先是太平天国后是辛亥革命，将修养生息一段世纪的山西商家彻底打垮了，山西商家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走西口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
晋商的鼎盛春秋长达数百年，它的衰落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
要创造一个辉煌何其难，可是毁掉一个文明却又是如此之快。
日暮相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登上黄鹤楼，却引发的强烈的被遗弃感，肯定是和当时的处境有关，茫茫江山，何处是我家？
我去黄鹤楼时可能心境大好，有那么多人陪着，只是望着长江将武汉划分为三块，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下流淌着沿江文明。
可能我还年轻，也可能我的条件太优越，只感于景色，却没有更深刻的思考，没有思念家乡，因为我不是置身异乡，而是去出门旅游，也就没有那种失落的找不到家的感觉。
在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在深刻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只有远行者才有多家的殷切思念，因此只有远行者才有深刻意义上的家。
最开始因为不习惯异乡的生活而怀念爸妈，怀念家的温暖舒适，后来逐渐习惯了，就不想家了，而今一直在外面学习和工作的我，开始逐渐意识到家的可亲可近，最让人牵挂的当然是家里的人。
余先生也因此想到了自己的家乡余姚，因为浙江和我家靠得挺近，早也听说过这个地方，原来还记得有余姚电视台的，现在装数字电视收不到了。
没想到这个县城还藏着7000多年前的文明，有着如此深远的历史，作者曾因有着余姚口音而被人笑，可是后来完全抛弃后，知道家乡的可爱，出了如此的名人学者。
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和邵晋涵都是余姚人，而范仲淹的名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里的先生严子陵正是余姚人是也。
逐渐发现故乡在追踪和包围着他，连大学的教授都是自己的老乡，亲切感使然。
余姚离家这么近，还有良渚文化的发现，让我更想踏上这块土地，去感受远古文明和近现代学者大家的风范。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梦寐——野蛮——文明这三个阶段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梯。
文明是对蒙昧和野蛮的摆脱，人类发展大大过程如此。
文明有可能盛载过野蛮，有可能掩埋于蒙昧；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某种光彩，永久地让人想象。
区区如我，毕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没有资格装点某种碑亭承受供奉，只是在与蒙昧与野蛮的搏斗汇总碎得于心无愧。
余老师是谦虚了，至少余姚人现在都知道他，都为除了这样一位学者而感到自豪，他为故乡带去了骄傲和文明。
想想自己的家乡出了柳亚子、张应春这些勇敢之士，而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是以他们为荣，以故乡的风土人情自豪，却没能为故乡带去任何光彩，也是自己惭愧的，可能注定自己就要这样平庸了，但是我会让故乡蒙羞，我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故乡的景美人更美。
只在爸妈去海南旅游的照片上看到“天涯海角”，祖国版图的最南端，于是跟随余老师的脚步领略海南的风土人情，自然美景，听他述说着天涯故事。
从一个故事引入，只有在天涯海角，绝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一切才变得深刻。
海南很久之前一直被认为荒蛮，无法让人生存，直到冼夫人统治海南，使岭南与中原大地真正建立了空前的亲和关系，这个不同寻常的女子的统领，一直让海南这块土地散发着母性的力量。
一种在依然蒙昧、原始背景下的女性化存在——这便是盛唐之前便已确立的海南岛形象。
此后，中国将在无穷无尽的民族纷争中走过千百年血腥残杀的路程，但是海南岛却大体平静。
由唐至宋，中国的人文版图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文明因子向南倾注。
海南岛把被贬谪的四位官员爱称为“五公”进行纪念，那便是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不管他们最后的命运有多少不同，但他们都爱上了这块土地，生活地很知足。
苏东坡在六十多岁时被流放到海南岛，这把年纪，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了严重困难，但他自给自足，毕竟是他，很快在艰难困苦中发现了生趣、美丽，开始代表中国文明的最高层次，来评价海南岛，从而留下了一些美丽的诗篇。
海南之行被他回忆起来竟使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了，海南岛也对得起中国文化史了。
而后出来的名人邱峻和海瑞都是依恋着故乡，无比的依恋，至V死时一定要回归的人儿，冲天憾地的阳刚，冥冥中依然偎依在女性的怀抱。
海南历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尤为突出，让我以为是海南的灵魂。
你看不管这座岛的实际年龄是多少，正儿八经把它纳入中华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岛对整个中国文明的各种贡献中，最大的一项是由另一位叫黄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现代，还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宋氏三姐妹名播远扬，这些女性都产生在乱世，冼夫人出现于南北朝时代，黄道婆来往于宋、元两代更替期,宋氏三姊妹则活跃于二十世纪的战乱中，越是乱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总是在乱世,海南岛一次次对整个中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了家园文明。
苏东坡、李光他们泪涔涔地来了，遇到了家园文明，很快破涕为笑；海瑞，邱浚他们气昂昂地走了它，放不下家园文明，终于乐极生悲。
海南籍的华侨闯荡四海，在所有的华侨中他们可能是乡土意识最浓的一群，也是由于家园文明。
海南，色彩浓处，野性犹存，我很想有机会去走一遭。
寻找前人的足迹，感受美丽风景背后的深刻意境。
不管现代多么繁荣，它对于整个中国版图而言仍然是一个人文气息浓重的休闲所在，温暖而祥和，寻常而自然。
堵住非人文的工业噪音，删削急功近利的短视作为，使急急赶路的中国人哪怕是在地图上看到它也能获得一种全身心的抚慰。
好生安顿下冼夫人的洁白海滩、黄道婆的启航码头、苏东坡的春花春草、宋氏三姊妹的梦中故居，让一切有机会上岛的人都能吟一句“兹游奇绝冠平生”。
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家园的笑，海南的笑，问号变成句号。
从华北到海角，大地的旅游到此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是一些历史问题的探究。
科举制度的出现有其必然之势，不能说它的错与不错，只是随着社会背景的改变，在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影响不同。
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
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选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
另外一个优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做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
但是考来考去，都是考文学修养和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这种考法当然未必合适，越到后来越显现出很多负面效应，但至少在唐宋时代，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引导。
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
余老师偏向于前者，觉得书生做官，极大扩充了书生队伍，客观上拓展了社会的文明面。
考试时写诗作赋，于是大江南北的学者都投入了诗赋文章的训练，虽然展现了一个整体的文学氛围，但是那种在考场里产生的诗词歌赋能有多少含金量。
想想那些作诗好的人也不一定会懂从政的道理，所以这在一方面也决定了官场中会出现的问题。
不否认科举制度带来的那种公平，就像现在的高考，穷人家的孩子通过高考进入自己梦想的学校学习，提高自己，从而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知识无国界，无歧视，但是面对现实，这些全都经不起考验，古代出现买官，枪手替人写文章；现在找上好工作的却不一定是成绩好的人，而那些混着日子靠着雄厚家底的，却一直高高在上。
随着时间流逝，科举的弊病也逐渐显现，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还是有原因的：
伺机心理，骑墙态势，矫情倾向。
作为中国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
试卷上的诗赋只是手段，平时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味一种消遣。
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
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
百无一用是书生，或许是少数自省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后来的推荐与自荐有不当也有有益之处。
可以更好的选拔人才，而不是只是从考场的一篇文章就能推断出他是否适合从政。
后来确实可以证明考试不断出现了问题，作弊夹带代考使得考场内外都是巨大的不信任，科举本是朝廷好文人之间秋波对接，文化与政治之间情缘初定，但是,这种好不容易开始建立的信任竟然消解得如此快速，如此不留情面！
当时考官也存在着无比的压力，不管是来自权力还是做人道德上面的不安，都让他们居在考官这个让人歆献的高度却抵挡不住来自四周的攻击，不知道最终该选择站在哪边。
科举考试，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
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科举考试最终的彻底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废除了科举考试的中国有了新式教学，却没能从制度上解决管理人才的选拔问题。
如果没有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一切学者、科学家都会在无序状态中磨耗终身，都会在逃难、倾轧、改行中折腾得精疲力竭，这已被历史反复证明。
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常年不断地位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
这一出中国政治的幕间戏演得好长，最后是悲剧是滑稽很难分辨。
魏晋风骨，那些才俊心灵交流的时候，一个时代，便赋予了特色。
阮籍、嵇康、山涛、向秀……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魏晋虽乱世，却多名士，也算是对这个时代的弥补吧，可是这些人才出在这个时代，有点浪费。
阮籍行为举止奇怪，做官也是随性而来，间断地随着自己自己心血来潮。
不过他十余天的正式上班，用现今的行政管理学解决了办事效率，大刀阔斧地精简了法令，然后潇洒地离开了。
天才是也。
他不受世俗礼教影响，对男女间的互相关心也毫不忌讳。
会为一个陌生的美好却又早逝的生命放声大哭。
他的孝也不只停留在表面，是真正的发自内心，不会因为吃肉喝酒而影响到他那颗悲痛的心。
正当他母亲的离别而悲痛时，嵇康出现了，懂他，一样不忌讳灵堂，带来酒和琴。
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铁！
没有人要他打，只是自愿,也不收钱，他实在比那些瘦骨嶙峋的隐士和弱不禁风的书生要健康的让人羡慕。
阮籍和嵇康的帅气堪称伯仲，记得之前看到书上说山涛允许他老婆偷看这两位帅哥，因为他是发自内心的承认他俩的美貌。
钟会的出场让我有点吃惊呀，我的本家，虽然才华够大，但不懂嵇康。
只是他最后走得知趣，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写给山涛的绝交信非常有名，外人看来是绝对不合理的一封批评好友的信，一番好意却换来朋友和你的绝交。
不过果然这是一对不同寻常的朋友，了解的真正的含义,就算嵇康后来离开，会愿意把儿子托付给这个曾经的朋友。
后来那封写给吕安哥哥的绝交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交。
可是也是因为这圭寸绝交信，让他走上刑场，只可惜这个为朋友打抱不平的才人，就这样离开了，带着《广陵散》从此在这世上绝迹了。
谈了奇才转而还是要看到那些似乎比他们还活得好的小人，因为小人能左右逢源，能出能伸，他们卑鄙的行径也正是他们在各个朝代游走自如的工具。
其实，他们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或颠倒黑白，或诬陷好人，或改变某个现状，更厉害的是改变历史。
楚国的费无忌让楚王和儿子反目，最后使整个楚国陷入连年兵火，不能不说他实力超群，足以撼动历史。
这样卑劣的伎俩真不是一般人能想的出来的。
小人的行为主要表现在：
见不得美好，见不得权力，不怕麻烦就怕没麻烦可制造，办事效率高，不会放过被害者，需要博取同情，用谣言制造气氛，最终控制不了局势。
这几点费无忌真是非常吻合，在把楚国变得满目苍夷时自己也没能逃脱制裁，并且也遗臭万年。
余老师把小人分为：
恶奴型（明朝奴仆），乞丐型（江苏之淮、徐、海等地），流氓型（曹钦程），文痞型（现代居多）。
能有这么多小人也是不无原因的，第一，观念上的缺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社会上特别痛恨的都不是各种类型的小人，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的青年，敢于无视邻里亲友的规劝死死追求异性的情种，不顾一切的激进派或者岿然不动的保守派，我们痛恨跋扈、妖冶、穷酸、固执，我们痛恨这痛恨那，却不会痛恨那些没有立场的游魂、转瞬即逝的笑脸、无法验证的美言、无可检收的许诺，我们厌恶愚昧，厌恶野蛮，却唯独把小人忘了，这些都给小人的继续兴风作浪提供了温床。
第二，情感上的牵扯，小人善于做情感游戏，揣摩你的心思，让你正中下怀。
正常人的情感是以坦示自我的内心开始，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从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而且往往揣摩的很准，到后来，即使你识破真相，也有旧情牵连，不好骤然翻脸。
管仲和王安石这两位大家都很好地走出情感迷魂阵，正确辨别小人，但多数人没有他们的才智还是沦为小人的心理猎物。
第三，心态上的恐惧，在很多情况下小人不是与你搏斗,而是与你死缠，他们知道你没有这般时间、口舌、耐心和情绪，他们知道即使发火也有熄火的时候，只要继续缠下去总会有你的意志达到极致的一刻。
惹不起，很多人就选择了躲避。
好人躲着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无知者羡慕，他们的队伍扩大了。
第四，策略上的失误。
第五，灵魂上的对应，如果没有这个根，一个谣言便如小儿梦呓，腐叟胡诌，会有什么影响呢？
很多人都有失落的时候，很容易滋长
嫉妒情绪，这是就会被小人利用。
我们怎样才能消解小人，不在害怕众口铄金、招
腥惹臭、群蝇成真、阴沟暗道，不怕恐吓、狞笑，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立身处世，在人格、人品上昭示着高低贵贱的界限。
这个令人沮丧的话题在任何时代还是都要提的，因此请大家在关注一切重大社会问题时也把目光顺便注意一下小人。
ps：
翻着牛儿读过的一本本书，很有亲切感，不知道他当时是以什么心态读这本书的，抑或他的感想是如何的。
不管他是以什么目的让我读书，但我真的感觉到了读书是种乐趣，感谢他的用心良苦，让我在即将荒废的揶揄又无聊的工作中寻找到一丝慰藉，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在某一时刻就突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无需言语，你我感觉就可。
篇二：
余秋雨《山居笔记》读书笔记
在大四临走的时候淘了许多书，不为别的，只为看到他在地摊上时心里的一念，加之能用两折买到正版的几乎全新的书，何乐而不为。
收拾着大三的疲倦，于今日踏上回家的火车，拾起当时在梧桐树下淘的余秋雨的《山居笔记》。
记得初始余秋雨是高三的时候，班里许多人喜欢他文字的厚重，《文化苦旅》在同学中甚为流传。
许多人在作文时也会适时引用他对于废墟的感慨，来增加自己文章的深度，虽然无法驾驭，但是至少让我们从一个更深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文化。
一直很感激我的高中，在高三甚是紧张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化学老师），语文老师还鼓励我们多看杂志，多看新闻，在我们高三的时候，出现过对《画皮》的深度探讨，对《东京审判》的理性辩论，有过同学之间为宝玉与众多红颜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争得不亦乐乎。
甚至在高一的时候，我们语文老师用了好几节的时间带领我们去慢慢赏析《东风破》。
如今忆起当初之教学，我虽未选择了文科，然时不地想念起高中这种看似离经的都学，其实才是语文的真谛。
本期望着大学是一个让我们更加广阔的天地，然事实远非如此，经过三年的流放，逐渐意识到天天喊着构建综合性大学的人们，正把我们培养着一个个机器，有时我更想回到高中，回到那种我们整个班级56个一起看《红楼梦》的日子，一起眺望大海畅聊抱负的日子。
只是一切都无法回退。
大学三年，我们一学期最多只有一门有关中国文化的课，俗称文华素质课，是将近两百人一起上的，还是安排在晚上，其地位可想而知。
在这些课中，我惟一还显年少轻狂的，应该就是逃了一学期自己不想上的课，跟着当代中国历史的老师去感受那场只过去几十年，却令我们显得那么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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