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校对的理论与实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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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校对的理论与实践
现代校对的理论与实践
主讲人：
周奇
探讨八个问题：
现代校对的性质、任务和作用
现代校对的两种功能
校对两种功能的消长变化
校是非与文字加工的区别
校是非的基本方法
校对的阅读方式
校是非的思维方式
校对人才的基本素质和自我修养
一、现代校对的性质、任务和作用
现代校对是由古代校雠演变而来的。
从古代校雠到现代校对，经历了两千八百多年的演变，演变的动力是出版生产力的发展，现代校对是出版生产现代化的产物。
校雠演变示意图
校（先秦）
出版方式：
甲、金、简
校雠（西汉）
出版方式：
简牍、缣帛
纸抄本（东汉以后）
校勘（南北朝）
出版方式：
纸抄本
校对（隋唐宋）
出版方式：
雕版印刷（隋唐）
活字印刷（宋）
近代校对（19-20世纪）
出版方式：
铅活字排版
机器印刷
我国校书活动，有文字可考的，可以上溯到周宣王时代，距今2800多年。
《国语》记载：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
”正考父，西周宋国的大夫。
宋是商后裔的封国，民间保存有商代祭祀活动配曲的歌辞，这种歌辞叫做“颂”。
正考父搜集到十二篇商代的名颂，恐有讹误，请朝廷掌管礼乐、精通音律的太师帮助校正。
这是我国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校书活动。
正考父之后，最著名的校书家，是正考父的七世孙孔子。
孔子办学，为了传道授业的需要，编校了被后世尊为“六经”的《诗》《书》《易》《礼》《乐》《春秋》。
编即选编，校即订正，那时编校是合一的。
“校”的含义有两说：
其一，校，本义“木囚”，即木制的刑具桎和枷。
桎和枷都是两片对合囚人的，借其“对合”义表示对古籍的比勘订正。
其二，校，本义“门闩”，后作“榷”的假借字，表示推敲、订正。
两说共同点：
“校”用于校书活动，含义是“比勘订正”。
到了西汉，出现了新概念：
校雠。
“校雠”这个概念是西汉大夫刘向提出的。
他给出的定义是：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
雠，会意字，左右两个隹字，隹是短尾鸟的象形字，两隹中间夹个言，会意为“对鸣”。
引申为对答、对比、对头、仇敌。
校雠又作校仇，表示视谬误如仇敌。
刘向用“雠”替代了先秦“校”的概念，同时赋予“校”“校其上下得缪误”的新内涵，因而突破了“比勘订正”的单一功能。
刘向创造的“校雠”概念和他的校雠实践，是我国校对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
刘向创造“校雠”这个新概念，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春秋之后，经历了五百年的战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推行“焚书坑儒”，烧毁大量书籍；楚霸王打进咸阳，火烧秦宫廷，宫廷藏书也被烧毁。
先秦的古籍连遭浩劫，汉朝建立后面临文化断绝的危机。
朝廷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从民间搜集残存古籍，搜集上来的古籍虽然不少，但都残缺不全。
到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奉命校正整理这些残缺古籍。
刘向校书，有别于孔子校书，需“备众本，辨异同，订脱误，删复重，准经义，究得失，述疑似，存别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只用“校”（比勘订正）涵盖不了如此繁复的内容。
所以创造了“校雠”这个新概念，用“雠”表示“比勘订正”，同时赋予“校”新的功能：
校其上下得谬误。
这样，校书就有了两种功能：
比勘订正，通读纠谬。
刘向之后，出现广义校雠和狭义校雠的新概念。
广义校雠为编校合一的“治书之学”，狭义校雠则专指文字比勘订正。
至南北朝，狭义校雠更名为“校勘”。
勘，从甚从力，会意为“覆定”，即再三推察而后定。
东汉发明了纸，至隋唐，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使书籍批量复制成为可能，出版生产力发生了重大革命。
汉以前，古籍出版程序是：
搜集不同版本，通过校雠而改错补漏，再抄在竹简或缣帛上，这就是简策或帛书。
隋唐以后，古籍出版程序变了：
校勘定稿——写样——校对——雕版——印制
校勘与校对成了两道工序，出现了最早的定稿后的校对，编校开始了分工。
至宋，发明活字印刷术，校对成了排版后的独立工序，编校进一步分工。
到了近代，铅活字排版和机器印刷术的引进，催生了近代出版企业，编校从此彻底分离，产生编辑专业和校对专业，校对成了编辑工作完成之后、图书印制之前的一道重要工序，成了图书出版系统工程的一个关键环节。
我国最早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在建立伊始就设置了校对部门，独立承担编辑后的校对任务。
校对概念的演变，不是名称的变更，它反映的是出版生产力的发展而引发的生产关系的变更。
现代校对的特征是同编辑工作分离，成为编辑后的独立工序。
现代校对是出版生产现代化的产物，是历史的进步。
现代校对的任务和作用：
1.校对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
出版物本身不过是一种物质载体，其价值在于其负载的内容，即思想文化信息。
而出版物负载内容的功能，是通过文字符号来实现的。
南朝刘勰说：
“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
”清代学者戴震说得更明白：
“经所以载道、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明词者，字也。
学者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
”所以，用字用词乃至符号使用的准确无误，直接关系着图书价值的实现。
即便一字一词一符的错误，都可能影响图书载道明道的功能，影响图书价值的实现。
出版物当然是作者的创作成果，是编辑创造性劳动的结晶，但是，如果没有校对的创造性参与，就不可能准确无误、完整无缺地转换为印刷文本，从而具备出版条件。
因为如果出版物存在错漏，其负载的信息就会失真，而失真的信息是没有传播和传承价值的，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说，列宁指出：
“最重要的出版条件是：
保证校对得很好。
做不到这一点，根本用不着出版。
”南宋诗人陆游认为：
“错本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为愈也。
”
2.校对是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
出版物质量保障体系有两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由编辑把守，编辑以作者原创作品为对象，以审读加工为手段，改正原稿差错，提高作品的质量；第二道防线由校对把守，校对以编辑发排文本（通称原稿）和依据原稿排版打印的样张（通称校样）为对象，通过对校改正排版的错漏，保证原稿不错不漏地转换为印刷文本；再进行通读检查，发现并改正原稿差错,从而为出版物的出版创造条件。
从出版程序来说，校对是出版物质量保障体系的最后防线，编辑工作的疏漏，由校对来弥补和完善，校对工作的失检，则无可挽回地成了出版物的差错，甚至使作者创作和编辑工作前功尽弃。
所以，鲁迅说：
“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
”
从本质上讲，校对是编辑工作的必要延续，是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
3.校对是实现文化传播、文化传承价值的重要保证。
近代学者叶德辉这样评价校雠的作用：
“有功古人，津逮后学。
”古人，指原著作者；改正了传抄、翻刻的错误，当然有功于作者。
津，渡口或桥梁；逮，到或及。
津逮后学，即为读者获取知识提供可靠出版物。
由于出版物超时空的特质，优秀的出版物不仅有益于当代读者，而且传承后世惠及子孙。
如果最后防线没有把守好，出版物里错误百出，其负面影响也是超时空的，不仅危害当代而且贻害子孙。
现代学者钱钟书也说：
“亦知校书如扫落叶，庶免传讹而滋蔓草尔。
”
结论：
校对是出版生产流程中的独立工序，处在编辑工作完成后、印制生产开机前的特殊环节，其作用是将文字差错和其他差错消灭在出版物出版之前，补充并完善编辑工作，从而保证出版物的传播价值和传承价值，因而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
二、现代校对的两种功能
校对的功能是校对理论的重要内容，所以研究校对学不能不研究校对的功能。
何谓功能？
《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释义的：
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
那么，现代校对在图书出版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有利的作用”呢？
要找到准确的答案，必须从校对的对象和任务入手，研究校对活动对图书出版的意义和作用。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校对活动的过程：
校对过程示意表
原稿校样
↓
眼
↓
知识—→脑←—经验
↓↓↓
比较质疑推理
↓
查找依据→判断→改错补漏
现代校对活动的过程，是校对主体生理的、心理的转换过程，是信息流通和处理过程，是校对主体创造性的思维过程，是校对主体自始至终处在主导地位，按照出版要求精心改造客体的过程，是为作者和编辑的劳动成果创造出版条件的过程。
现代校对的基本对象是校样，任务是把校样上的差错消灭在图书付印之前，使之具有出版的完备条件，从而保证图书的传播价值和传承价值。
因此，校样上的差错类型、出错原因就必然成为研究校对功能的切入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确校对的功能，找到消灭差错的有效方法。
校样上的差错有两大类：
一、排版（包括改版）过程发生的错漏；
二、从原稿复制过来的错误。
排版、改版过程发生的错漏，是疏忽或操作失误造成的，是“无心之误”。
这类错误同原稿有差异，因此最有效的方法是将校样同原稿逐字逐句比照，发现了差异，包括错和漏，就依据原稿改错补漏，从而使校样与原稿完全相同，不错不漏，完整无缺。
在这个校对过程中，原稿是判断正误的标准，也是改错补漏的依据。
这种以原稿为依据、以对照为特征的校对功能叫做“校异同”。
从原稿复制过来的错误就不同了，是原稿本身存在的错误。
从错误产生的原因分析，这类错误有五种情况：
其一，作者写作错误，而编辑认同了；
其二，作者从他书、他文转引的引文存在错漏，编辑加工时未核对原著；
其三，由于作者误读引文所致不准确的释义或不恰当的发挥；
其四，古籍校订者的妄改，改不误为误；其五，编辑加工错改，也是改不误为误。
前四种发生在创作或校订过程，属于作者、校订者写作错误；后一种发生在加工过程，属于编辑写作错误。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写作主体（作者、校订者、编者）以误为正、以非为是，所以说是“有心之误”。
这类错误复制到校样上，跟原稿没有差异，用比照的方法发现不了，必须通过是非判断才能发现。
这种以通过是非判断辨误改错为特征的功能叫做“校是非”。
由于校对对象存在两类错误，校对活动必须同时发挥两种功能，才能将校样上的一切差错消灭在图书付印之前。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校对的功能有二：
校异同，校是非。
对于“校异同”，出版界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校是非”，出版界的认识却不一致。
曾经有一位校对员，写了一篇几万字的论文，引经据典，得出的结论是：
校对的功能只有一项，就是“校异同”。
曾经有两位出版界的重量级人物这样质疑“校是非”：
要求校对员校是非，还要编辑干什么？
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本原因是他们对校对的对象和任务缺乏全面的认识。
“校异同”“校是非”两个概念，是我们从古代校雠学中引用的。
古籍经历代传抄翻刻，出现众多版本，多数已失去原著本来面目，由于很难找到原著，后代校订者只能搜集各种版本，从中挑选一种比较接近原著的版本充当“底本”，而将其他版本作为“别本”，然后将“别本”与“底本”比照，发现了差异，则“择善而从之”。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复归其正”，即恢复或接近原著本来面目，所以校雠学家称作“正底本”。
做到了“正底本”，还不一定就是“善本”（没有错讹或错讹极少），因为底本（原著）本身还可能存在错讹，只有通读检查发现疑点，再进行是非判断，从而改正错讹，所以校雠学家称作“断是非”。
清代校雠大家段玉裁总结古代校雠历史经验，用“校异同”和“校是非”来表述“正底本”和“断是非”这两种功能。
何谓校异同？
段玉裁定义：
照本改字，不讹不漏。
现代校对的“照本改字”，就是依据原稿改正校样上的错漏。
何谓校是非？
段玉裁定义：
定本子之是非。
现代校对的“本子之定非”，就是原稿上的错误。
段玉裁认为：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
段玉裁明确指出：
“不正底本（不校异同）则多诬古人（原著作者），不断是非（不校是非）则惑来者（后代读书人）。
”
校样上的两类差错，出错的原因不相同，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才能有效地消灭差错。
所以说，两种功能缺一不可。
三、两种功能的消长变化
校对的两种功能缺一不可，但它们在校对活动中的意义和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发生消长变化的，消长变化的决定因素还是校对对象的状况，即校样上的差错类型及出错原因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出版生产力发展的反映。
我在前面已经分析了，先秦时代校书是“比勘篇籍文字异同而求其正”，目的是“使学者知其所归”，“校异同”是校书的基本功能。
到了西汉，经历几百年战乱之后，先秦的大量古籍毁于战火，幸存下来的已经残缺不全，错乱相糅。
奉命主持校书的学者刘向认为，仅仅“比勘文字”是不够的，还需做大量的查考、判断、审订工作。
因此，他创造了“校雠”这个词来表述校书的两种功能。
现代校对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铅排时期；电子排版时期。
由于这两个时期写作、编辑和排版方式的变化，校对的两种功能也发生着消长变化。
在铅排时期，作者交给出版社的是纸介质书稿，编辑审读加工定稿后，先发给印刷厂拣字拼版，打出校样后连同原稿一并返还出版社，进入校对工序。
拣字拼版容易发生错漏，通常错差率高达20/10000以上，因而校对的首要任务是将校样与原稿逐字逐句对照，依据原稿改正校样上的错漏。
这个时期的校对工作，强调“对原稿负责”，保证原稿不错不漏地转换为印刷文本。
据此，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制定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
“校对工作应对原稿负责，消灭一切排版上的错误。
发现原稿有错漏和不妥之处，应及时提交编辑部门解决。
”在当时的条件下，排版错漏是校样上的主要差错，是影响图书质量的主要矛盾，因此要求校对“对原稿负责”，校对的主要功能是“校异同”，“校是非”只是校对的辅助功能。
到了电子排版时期，由于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写作、编辑和排版，使校对的对象发生了质的变化，导致校对两大功能此消彼长。
首先，校对对象由纸介质书稿变为电子介质书稿，电子书稿无需重新拣字拼版，因而不再存在由于拣字拼版而造成的排版错漏。
其次，编辑加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通常在打印稿上做文字加工，类似过去在校样上的修改。
再次，排版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排版人员只需将电子书稿打开，根据编辑在打印稿上的修改，进行改错补漏，然后按照版式设计要求进行版式转换。
版式转换后打印出来的校样，在很大程度上将传统的原稿和校样“合二而一”了。
校样与编辑发排文本之间，除了编辑修改的部分外，两者并无二致，因而只需核对编辑修改的部分，其功能类似传统“二校”前的“核红”。
如果编辑加工很少，校样和原稿就几乎没有差别了。
校对主体阅读校样，实际上是进行“无原稿”校对。
电子书稿的校样，将传统的原稿和校样“合二而一”了，也将录入差错和写作差错合二而一了，因而校样上可能存在5类差错：
（1）作者录入差错；
（2）作者写作错误；
（3）编辑错改；
（4）排版人员修改电子书稿时的错改、漏改；
（5）版式转换过程可能发生的内容丢失和错乱。
这5类差错中的
（1）
（2）（3）类差错，均系“有心之误”，以是非形式隐藏在校样的字里行间，用对照的方法发现不了，校对主体必须通过是非判断才能发现差错。
这样一来，“对原稿负责”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校对的两大功能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
“校是非”上升为校对的主要功能，“校异同”则降为辅助功能。
当然，校对功能的这种变化是相对而言的，有些书稿如文件汇编、政策法规、教科书等，原稿一般不会存在错误，也不会存在编辑加工错误，校对工作的重点是防范版式转换发生的错乱，所以要求“对原稿负责”，保证不错不漏、完整无缺。
但就一般书稿而言，从二校开始就要以通读检查的方式进行校对。
校对主体如果固守“对原稿负责”的传统理念，就意味着校对实际上只做“核红”工作，排除改版错漏和版式转换可能发生的错乱，保证编辑对电子书稿的修改不错不漏，而对电子书稿本身存在的差错不负责任。
现代校雠家陈垣早就指出：
“校异同”是“机械法，优点是不掺己见，缺点是不负责任”。
“校异同”的这种弊端在书稿电子化后，显得更为突出。
有些校对员拿到校样，只用“核红”的方法，核对编辑修改部分的内容，而不去花气力通读检查，往往造成大面积差错。
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校对界有些人不同意把“校是非”作为校对的主要功能，主要是缺乏现代校对的新理念，害怕承担消灭原稿错误的责任。
现代校对必须从“对原稿负责”的传统理念中跳出来，树立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新理念
四、校是非与文字加工的区别
现在出版界对“校是非”有一种误解，把“校是非”等同于“文字加工”，有些出版社甚至将校对室改制为“文字编辑室”，把本应在编辑工作环节完成的“文字加工”，推给后续的校对工序，让校对员承担编辑加工任务。
这种“编辑职责后移”是造成“无错不成书”的重要原因。
“校是非”和“文字加工”是不能也不应该等同的。
首先，工作性质不同。
“文字加工”属于编辑工作，是编辑的重要职责；“校是非”属于校对工作，是校对的一种重要功能。
其次，在出版流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文字加工”处于审读后、发排前的环节，对于保证书稿的内容和文字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校是非”处于编辑定稿发排后、付印前的环节，是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
其三，工作对象不同。
“文字加工”的对象是作者的原创作品；“校是非”的对象是校样。
其四，工作任务不同。
“文字加工”的任务是对作者原创作品进行全面系统的加工，解决的是篇章问题，目的是为了全面提高原创作品的水平；“校是非”的任务是消灭复制在校样上的原稿错误，解决的是字、词、句等局部问题，是为了弥补编辑加工的缺失。
综上所述可知，把“文字加工”和“校是非”等同，让校对取代编辑的文字加工，既混淆了两者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又打乱了出版工作的正常程序，其结果必然是“文字加工”和“校是非”都做不好，既削弱了编辑工作，也削弱了校对工作。
一些人主张以“校是非”取代“文字加工”，还因为他们不了解文字加工的真正意义，以为文字加工就是改改错别字，不少编辑就是这样对待文字加工的。
现在许多书稿加工粗放，其认识根源正在于此。
文字加工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技术加工，例如改正错漏，标注版式，这是低层次加工；
第二层次是文字润饰，提高文字表达水平，这是中层次加工；
第三层次是创造性加工，不但改正错漏，做好文字润饰，而且力求思想、品位提升，达到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的完美统一，这是高层次加工。
真正的文字加工应该是创造性加工，全方位地提升书稿的质量，这是“校是非”不可能替代的。
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字加工？
给大家讲一个文字加工的经典案例。
加工者是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加工的对象是一篇说明文，题为《冬令珍品──胡萝卜》。
原文共六段，下面介绍朱先生评改的前三段。
第一段：
胡萝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作物，在瑞士就发现过它的化石。
四千多年前人们就食用它，所以古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对它就很熟悉。
人们栽培胡萝卜那应是更久以前的事了。
到了14世纪，也就是相当于我国元代的时候，胡萝卜又广泛地传布到各地，同时传入了我国。
并且它在各个地方以顽强的适应性毫无计较地生活着。
朱先生评改：
胡萝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作物，在瑞士就发现过它的化石。
“一个……植物”中量词“个”使用不当，应改为“种”。
“历史悠久”与“古老”意思重复。
四千多年前人们就食用它，所以古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对它就很熟悉。
人们栽培胡萝卜那应是更久以前的事了。
“四千多年以前人们就食用它，所以古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对它很熟悉”，前后两件事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用“所以”把两件事联系起来，不合逻辑。
按照历史顺序，希腊在前、罗马在后。
罗马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才形成阶级社会国家，晚于古希腊。
“罗马”作为国家名称，指的就是古代罗马，现代的“罗马”是意大利的一座城巿，所以“罗马”前不必加“古”字；希腊就不同了，古希腊是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西岸一系列小国（城邦）的总称，这些小国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古希腊在公元前146年并入罗马版图后就不复存在，前面不加“古”字便可能跟现代希腊混淆。
所以，“古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应改为“古希腊人和罗马人”。
“四千多年以前人们就食用它”，“人们栽培胡萝卜那应是更久以前的事了”。
这么说，好像是先“栽培”后“食用”，不合情理。
“栽培”是为了“食用”，先“食用”野生的，后来才驯化栽培，才合乎情理。
到了14世纪，也就是相当于我国元代的时候，胡萝卜又广泛地传布到各地，同时传入了我国。
并且它在各个地方以顽强的适应性毫无计较地生活着。
“到了……传入我国”不流畅，“到了”“也就是”多余，可以改为“14世纪时（我国元代），胡萝卜从欧洲辗转传到我国”。
“并且它在各个地方以顽强的适应性毫无计较地生活着”费解，这类人格化描写笔法，不适合写说明文。
可以删去。
朱先生将这一段改为：
胡萝卜是一种很古老的蔬菜作物，在瑞士就发现过它的化石。
据说远在4000年前，人们就已经种植胡萝卜了。
根据文献记载，胡萝卜是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很熟悉的一种蔬菜。
14世纪时（我国元代），胡萝卜从欧洲辗转传入我国。
第二段：
就是在食用植物日益增多的今天，胡萝卜还是根菜类中分布最广的。
在许多国家中大面积栽培，成为冬春季主要的蔬菜和牲畜的珍贵多汁饲料。
这都是由于胡萝卜有许多独到之处的关系，首先是它适应性强，病虫害少和耐贮运。
其次是含有多种营养，食用方法多，生食炖炒，无不相宜。
就是在食用植物日益增多的今天，胡萝卜还是根菜类中分布最广的。
在许多国家中大面积栽培，成为冬春季主要的蔬菜和牲畜的珍贵多汁饲料。
“就是在……多汁的饲料”应该独立成为一段，把前后两句的次序颠倒一下，语气上显得顺畅一些。
“饲料”当然对“牲畜”说的，“牲畜的”三个字是多余的。
这都是由于胡萝卜有许多独到之处的关系，首先是它适应性强，病虫害少和耐贮运。
其次是含有多种营养，食用方法多，生食炖炒，无不相宜。
“这都是由于胡萝卜有许多独到之处的关系”应另起一行。
“独到之处”用得不恰当。
“独到”通常总是指人的技能或见解说的。
可以改为“优点”。
“贮存”、“运输”不能省略为“贮运”。
“耐旱”、“耐寒”、“耐用”是常说的，但从来不说“耐贮”、“耐运”。
“首先是……耐贮运”这句话的谓语是由“适应性强、病虫害少和耐贮运”三个并列成分组成的，并列的谓语之间通常不用“和”字来连接，“和”可以改为“而且”。
朱先生将这一段改为：
现在食用植物日益增多，胡萝卜仍然是冬春两季的主要蔬菜。
许多国家都大面积栽培胡萝卜，它是根菜类蔬菜里分布最广的一种。
胡萝卜有许多优点。
首先是它适应性强，病虫害少，便于贮存和运输。
其次是含有多种营养，食用方法多。
第三段：
更主要的是它含有一种超于任何蔬菜的养分──胡萝卜素。
这种黄色色素在许多植物体中都有，但以胡萝卜中的含量最多。
并且在一百二三十年以前，人们就是从胡萝卜中首先发现了这种色素，所以一直就称为胡萝卜。
更主要的是它含有一种超于任何蔬菜的养分──胡萝卜素。
接下来说胡萝卜素，也应独立成一段。
原文先说胡萝卜里含有胡萝卜素，再说胡萝卜所含的胡萝卜素比其他植物的含量高，最后才说胡萝卜素得名的由来。
胡萝卜素是什么东西，一般读者不见得知道，应该在提到的胡萝卜素之后，立即说明它得名的由来。
“它含有一种超于任何蔬菜的养分----胡萝卜素”，从字面上看，是说这种养分“超于任何蔬菜”，可是养分和蔬菜是不同的东西，没有办法比较。
这种黄色色素在许多植物体中都有，但以胡萝卜中的含量最多。
并且在一百二三十年以前，人们就是从胡萝卜中首中发现了这种色素，所以一直就称为胡萝卜素。
“从胡萝卜中首先发现了这种色素”，好像下文接着要说其次又发现了什么。
“首先”显然用词不当，可以改为“最早”。
“并且在一百二三十年以前……”以下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不能用“并且”跟上文连接。
朱先生将这段文字改为：
胡萝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营养价值很高。
胡萝卜素是一种黄色的色素，因为这种色素最早是在胡萝卜里发现的，所以叫做胡萝卜素。
别类植物也有含胡萝卜素的，但是含量都不如胡萝卜高。
朱先生改正了用字用词错误，挤掉了文章里的水分，还纠正了知识性错误。
修改后，通顺流畅，言简意赅。
再举一个例子，第二届全国出版社青年编校竞赛“校对改错”题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太阳能发电有两种基本方式：
一（种）是光热发电方式；另一种是光电直接转换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太阳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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