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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专题热点

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

它是指以人人健康为出发点,运用各种传媒渠道及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目的而制作、传递、分散、交流、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

Jackson于1992年首先提出了健康传播这一概念,他指出,健康传播就是以大众传媒为信道来传递与健康相关的资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

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将医疗成果转化为大众健康知识加以传播、并且通过改变公众的态度和行为,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的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在重大、突发、意外事件,如:

地震、瘟疫等发生后,可以迅速传播救灾急救信息,及时公布医疗、救助网点信息,传播防疫知识。

灾难传播------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东方之星”沉船事故、天津爆炸事件

1、灾难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1)信息供给与受众需求严重不对称,信息过载和信息匮乏并存。

灾难发生后,各种信息在网络中流传,造成关于灾难事件的信息剧增,但是其中往往充斥着大量谣言与不确定性极强的信息,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匮乏。

(2)娱乐化、低俗化、煽情式的报道使灾难事件转变为“灾难美学”。

在马航事件中过度专注悲情渲染,“蜡烛式”煽情无处不在,挤压有效信息的生存空间和传输通道,稀释新闻价值密度,干扰有效信息的获取。

(3)缺乏专业素养及人文关怀,引发二次伤害。

刊登未经处理的逝者的照片、侵犯未成年人的隐私、强迫采访逝者家属等一系列缺乏专业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事件屡屡发生。

(4)信息公开的尺度、公众的知情权与隐私保护处理不当。

在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过分聚焦于某个典型的逝者个体,侵犯逝者隐私,使家属受到二次伤害。

(5)受信源、采访技巧及追求时效性等因素影响导致新闻失实或失真。

在马航事件中,部分媒体过分追求时效性,而轻信网络谣言,不经查证,将其作为新闻发布,加剧了谣言传播与泛滥。

(6)报道无关议题冲淡与灾情直接相关的议题,许多媒体热衷于报道明星或企业的捐款行为,激发网民对捐款排名的热情,冲淡如:

灾区缺少哪些物资等核心问题的关注。

(7)我国的灾难报道一般以领导人为核心而非灾民为报道中心,重点报道政府或领导人如何救灾放在第一位,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2、灾难信息公开中的新闻发布活动

灾难发生后通过新闻发布会对媒体和外界进行情况通报是满足群众知情权、实现信息传播公开透明的一个举措。

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的新闻发布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事件发生后,相关责任方举办了高频率的新闻发布会,在及时公开信息、发布调查结果、还原事实真相等层面功不可没。

但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1)信息公开与公众关切不对称,不能及时回应公众关心的焦点议题。

伤亡人数、事故原因、事故责任方等一些公众关切的问题都得不到回应,致使民间舆论场谣言泛滥,不良情绪高涨。

(2)新闻发言人在表达中的措辞不当,对一些关键信息表达不清楚,前几场秩序混乱,导致次生舆情的发生,引发公众对天津政府的质疑与不满。

同时,缺乏新闻发布的实战经验,对新闻发布会现场掌控能力较弱。

(3)严重依赖新闻通稿,照本宣科地回应记者及公众问题,不能提供实质性的信息,信息披露时,分工及权责不明确,引发公众质疑。

(4)对网络新媒体重视和利用程度不够,事件发生后遍布全国的政务微博、微信,几乎都关注了相关信息,二天津方面只有通稿式的新闻发布。

对策:

(1)进一步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升新闻发言人的危机应对能力,进一步明确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

(2)灾难事件发生后,天津政府的第一任务就是迅速查明爆炸真相,及时公开信息,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变对抗为沟通,防止次生舆情发生。

(3)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如政务微博、微信,及时发布信息,安抚公众情绪,与公众进行互动,回答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引导舆论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4)建立政府危机预警机制,培养政府工作人员的危机公关意识,使其掌握面临危机事件时应采取的措施。

“东方之星”沉船事故中的媒体报道生态

(1)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均予以密集的关注,传统媒体以最新的事实动向、原因剖析、救援行动、后续处理等为焦点,公开信息、引导舆论、设置议题。

新媒体则通过转发扩散、沉淀议题、讨论反思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关注。

(2)传统媒体发挥了权威信源、权威发布、深度报道、引导舆论的作用,社会化媒体发挥了即时传播、互动传播、在线讨论、迅速扩散、反思批评的优势。

(3)传统媒体与其两微一端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全景式展现新闻。

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所开设的两微一端在灾难报道中扮演了快速即时传播、信息聚合、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成为独立于传统媒体之外的又一新型主流媒体。

3、灾难事件中的谣言问题及对策

问题:

(1)社科院《新媒体蓝皮书》中分析认为有三分之一的热点新闻事件中存在谣言问题。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受众被“赋权”,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人人都能传播发布信息,致使网络信息泛滥,再加上由于缺乏媒介素养等问题,缺乏辨别力,往往会使一些谣言得到大规模传播。

(2)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扩大了谣言信息传播的影响力、覆盖面和速度。

微博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微博用户十分活跃,尤其是舆论领袖的加入,更是会加速传播进程和扩大影响力。

相比于微博的自净化能力,由于微信朋友圈较为封闭,难以受到外界信息的对冲,难以自我净化,谣言传播周期更长。

(3)信息公开、披露的滞后性、不完整性导致信息不对称使谣言传播成为可能。

信息不透明将会导致信息恐慌,正常渠道的权威信息得不到传播,非正常形式的小道信息传播便会活跃起来,谣言便开始流传了。

(4)在社交媒体中,谣言多以“权威人士”“内部人士”“官方渠道”“消息灵通人士”作为信源,披上这层外衣的谣言,极具迷惑性和诱导性,诱使缺乏媒介素养的受众充当谣言的传声筒、使其得以顺利传播。

对策:

(1)迅速查明真相,及时公开信息。

根据奥尔波特的谣言传播公式,R≈I*A,灾难事件发生后,公权力机构的第一任务就是迅速查明真相,及时公开信息,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变对抗为沟通。

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2)多渠道扩散有价值的信息。

媒体可利用电视台、微博微信和客户端各自的优势,拓展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保证信息传达通畅,将有价值的信息迅速、全方位的传播出去。

(3)依法治网,打击谣言。

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加强监管,对谣言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例,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网络中一度谣言泛滥成灾,国家网信办对于传播谣言的微信微博账号采取永久关闭、临时关闭、删除文章等措施。

(4)捍卫公众的合理诉求。

治理谣言不能成为压制舆论和堵塞民意表达的借口,长效的机制应该是以及时的信息公开、畅通的上传下达、便捷的反馈渠道等建构起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4、危机传播中如何处理好“堵”和“疏”的关系

在危机传播中,处理好“堵”和“疏”的关系十分重要,也是缓和矛盾的关键。

“堵”是“维稳”的惯用方式,对危机传播中的敏感话题、诉求、谣言或是不当言论,采用屏蔽、删除的方式来应对。

“疏”可以说是“导”,为公众的情绪与言论提供宣泄和释放的渠道。

两种做法都有可取之处,但不能只用其一,否则短时间内可能会达到表面上的平静,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应对危机、缓和矛盾。

因此,在应对危机传播时,要做好全面的信息收集工作,也可采用舆情监测,对危机发生的预警、事态的发展、公众的情绪和评论都要了解。

对于与危机相关的不实言论、谣言、煽动公众非理性情绪的言论应采取“堵”的做法,不要让谣言满天飞增加危机公关的难度。

对于事件进展以及与危机有关的信息,尽量做到及时公开、透明传播,消解公众的不确定性,公众非理性情绪或是谣言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信息公开不及时。

要为公众情绪的宣泄和评论的发表提供渠道,并做到及时反馈,要善于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利用意见领袖的权威和影响力,进行适当的引导,让舆论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总上网人群的88.9%”,数据显示,目前微博用户2.04亿,网民使用率为30%。

根据腾讯发布的《2015微信用户数据报告》公布数据,截至2015年第一季度末,“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已达到5.49亿”,“各品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总数已经超过800万个”。

1、微博与微信的异同:

异:

功能属性:

微博偏向于媒体属性,微信偏向于社交属性。

开放程度:

微博开放性强,用户公开发布的信息可以被其他所有人看到。

微信开放性弱,用户必须是好友关系才可以查看对方朋友圈。

用户关系:

微博用户属于弱关系。

微信用户属于强关系。

传播内容:

微博倾向于公共事务话题。

微信倾向于健康养生、心灵鸡汤。

隐私保护:

微博传播中的私密性较弱。

微信传播中私密性较强。

同:

微博、微信都是当今中国主流社交媒体APP,都具有社交和媒体双重属性,都可以作为即时通讯工具使用,同时传递信息,营造舆论场。

它们对新闻传播业的意义:

从新闻生产角度看。

这两款主流社交媒体拓宽了新闻源渠道,提高了寻找新闻线索的效率;与采访对象的联系更加便捷;可以跟踪事件发展进行跟踪报道;打破媒介信息发布的垄断,技术的开放性允许更多公众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来,公民记者浮出水面。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

媒介受众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传受关系趋于平等,受众主体性不断增强;移动终端的发展使得媒体可以及时发布动态新闻;图片、文字以及超链接的运用,是媒介内容呈现更加丰富多彩,便于传播扩散;社交媒体分享、评论功能的发挥,促进新闻内容裂变式传播。

客户端

在计算机的世界里,提供服务的一方被称为服务端,而接受服务的一方被称为客户端。

特点:

信息聚合优势;跨平台互动与分享优势;移动与伴随使用;专业生产优势;个性化阅读与推荐;互动直播;富媒体传播;基于位置与场景的服务。

信息生产方式:

UGC(用户生成内容);OGC(职业生成内容);PGC(专业生成内容);AAC(算法生成内容)。

2、传统媒体“两微一端”的实践

背景:

(1)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当前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之一,微博微信用户在与日俱增,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首选平台。

(2)新媒体作为新的信息获取方式分流了传统媒体的用户和广告收入,人才大量流入新兴行业,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明显冲击。

(3)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比存在着互动性差,时效性差,不易快速传播,信息量少,信息形态不够丰富,可读性差等不足。

(4)“两微一端”可以根据用户偏好、地理位置和场景推送个性化信息,满足用户个性化信息阅读需求。

(5)“两微一端”作为传统媒体的有一个平台和阵地,与传统媒体实现优势互补,聚合移动互联网用户,覆盖不同信息获取偏好的受众群。

(6)“两微一端”除了兼具传统媒体的权威、专业与公信力优势和新媒体移动、伴随、即时、互动优势之外,还在信息传播的形态、方式、个性化上有所创新。

(7)“两微一端”充分整合了UGC(用户生成内容);OGC(职业生成内容);PGC(专业生成内容);AAC(算法生成内容)的优势,确保了信息的质量与数量。

《人民日报》的实践成果

(1)平台层面:

以移动互联网思维为导向,已经建构起集传统媒体、门户网络、两微一端等多种平台为一体的现代传播格局与传播体系。

(2)内容层面:

充分整合UGC(用户生成内容)OGC(职业生成内容)PGC(专业生成内容)的信息生产优势,以用户信息需求为导向生产集图文、声像为一体的优质内容。

(3)多屏幕互动:

整合不同终端的优势,实现电视屏幕、电脑屏幕、手机屏幕间的互动。

(4)信息策略:

“立体化报道”“全景式呈现”“主流化引导”“选择式订阅”“个性化推送”

(5)优势互补:

不同终端在信息发布形态、内容呈现角度、语言表述风格等层面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

(6)舆论格局:

打通多个舆论场的区隔,强化主流媒体的声音,影响力和覆盖面。

(7)突发事件:

在突发、重大、意外事件中,整合多方信源、扩散主流声音、动态播报信息,发挥特殊优势。

风格:

(1)不回避热点、痛点、难点话题。

《人民日报》微博“你好,明天”微评论专栏,皆以社会热点话题为主,言辞犀利。

(2)以生活化、实用性信息为主,主动双向传播,规避了传统媒体单向度的、教化色彩浓厚的传播风格。

(3)重视网络传播特色和传播规律(网言网语、转发点评、图文并茂、互动反馈)。

(4)实现纸媒与微博共存的两个特色舆论场。

“贩卖儿童,一律死刑”刷屏问题(微信朋友圈刷屏,被大量用户转发点赞)

(1)根据腾讯发布的《2015微信用户数据报告》公布数据,截至2015年第一季度末,“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已达到5.49亿”。

微信是基于熟人圈的强关系,广泛的受众基础为刷屏提供了前提。

(2)将特定的商业诉求伪装成公共利益诉求,与道德、公益相捆绑,迎合了公众某种简单直接的心理期待,更容易一起人们共鸣与关注,主动为其传播,充当了某个企业的营销工具。

(3)新媒介技术为公众赋权,不仅使“人人都有麦克风”,而且更使“人人都是法官”成为可能。

社交媒体用户呈现学历、收入、年龄三低的状况,微信用户普遍存在媒介素养不足与法治素养缺失。

(4)信息传播与发布过程中的非理性诉求、情绪化表达助推。

情绪化的阅读使公众忽视了对信息质量及合理诉求的判断。

微信朋友圈较为封闭,难以受到外界信息的对冲,自净化能力较弱。

(5)理性发声迟缓,且表达缺乏策略性,被淹没在大量无序、宣泄、炒作的文章中,远不及非理性声音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

“东方之星”沉船事故中的两微一端

(1)全景式报道:

报道事实、发表观点、舆论监督、原因追问、动态更新。

(2)新闻聚合:

根据公众的需求和事件处理的进展状况,聚合不同平台的优质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推送。

(3)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对公众所关注的热点、疑点、核心问题进行回应、解释,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4)舆论引导:

引导公众在灾难事件中的舆论表达,通过信息发布、设置议题,建构理性的网络传播秩序。

(5)整体状态:

在跨媒体运作的背景下,实现了“新旧融合、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发布”的灾难传播格局。

天津爆炸事件中的两微

(1)“两微”在灾难事件中的角色:

微博和微信是灾难事故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和舆论守望阵地,两微一端和传统媒体都是重要的舆论阵地,不同的阵地取长补短、各有特色。

微博传播大众信息、意见领袖的观点,微信则加工整合这些信息发布到公众号,转到朋友圈,相比微博的碎片化阅读,微信更加注重综合分析,更具系统性。

(2)“两微”在灾难事件中不仅是传统媒体的补充与延伸,而是自成体系,具有信息发布、信息扩散和形成议题的能力。

媒体报道更加注重官方微博和公众号,不仅把核心内容放在微博微信上首发,还发表大量动态信息,在时效性上跑过传统版面,“双微”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首选方式。

(3)“两微”均是灾难报道中重要的信息源头,并且具有首发性、原创性、即时性和互动性等新特点。

其中,微博的媒体属性凸显,微信的社交属性凸显。

自智能手机发展以来,微博微信在第一现场信息发布方面的功能一再凸显。

(4)“两微”传播中均存在一些负面问题,主要表现为谣言流言、煽情传播、标题党炒作、借势营销、诈骗等。

其中,微博因其开放性而拥有良好的自我澄清机制,微信因其相对的封闭性在有害信息的处理上相对滞后。

(5)“两微”监管更加严格,依法治网更加铁腕。

国家网信办对谣言采取零容忍态度,对@李长青律师等90多个微博账号、“油嘴滑舌”等70多个微信公众号予以永久关闭,还对200多个账号采取临时关闭措施,此外“侠客岛”“团结湖参考”等以党报为背景的自媒体账号所发布的文章被删除,在尺度上与传统媒体越发接近。

政务微博的传播策略

概念:

微博是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

由于微博的媒体属性愈发明显,引起政府的重视并被纳入政府管理应用当中,政务微博应运而生,政务微博主要用于发布官方消息,手机民意等以便政府正好地决策实现为民服务,也有利于打通官民两个舆论场。

存在问题:

(1)微博运行机制不完善,比如账号被冒用、言论不当或政务微博与实际工作脱节等运营。

(2)很多政务微博被“托管”,运营主体是企业而非官方;很多官方直接运营的政务微博,工作人员在组织内地位较低,甚至只是实习生,不了解相关政策,具有安全隐患。

(3)政务微博命名无章可循,不利于识别。

(4)没有相应的政绩考核制度,缺乏规范化和稳定性。

(5)政务微博更新不及时,互动程度低。

传播策略:

(1)成立政务微博队伍,完善运行机制。

通过提高微博运营队伍的整体素质,规范其管理方式,使微博运行更趋规范化和专业化。

(2)规范政务微博命名,建立微博身份认证机制。

微博命名统一采取三级联动、统一代码管理,在简介栏里加上单位的业务范围等,以单位标志性建筑为头像图片,使命名更具权威性和真实性。

(3)加强政务微博的宣传力度,扩大影响范围。

充分整合网上各种资源,积极发挥即时通讯工具、门户网站的作用,建立专业的微博营销团队,提高微博活跃度。

(4)建立健全的微博绩效考核体系。

首先制定恰当的考核办法,其次将政务微博作为党政部门政绩考核的一部分以激发其热情,最后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使考核体系更完善。

(5)政务微博要加强与网民的互动。

内容上要做到真正贴近群众实际生活,语言也要摆脱套话官话,尽量接地气但又不低俗。

如:

@江宁公安在线。

大数据

大数据指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的事件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

特点:

4V。

volume(数据体量大)、variety(数据种类多)、veracity(价值密度低)、velocity(处理速度快)。

早在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便在《第三次浪潮》中将大数据热情的赞颂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但在2009年开始,大数据才成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业的流行词汇。

应用:

企业的客户关系管理;大数据新闻,如央视和XX合作创立的《“据”说春运》等节目;产品营销等。

意义:

对于新闻信息的深度挖掘以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和数据的可视化呈现是大数据带给现代新闻事业的巨大意义。

大数据对新闻领域的影响

(1)在新闻生产方面。

通过大数据挖掘,能够获取更多的新闻线索,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记者自己独立寻找所需的成本。

通过大数据生产的数据新闻能够揭示不易发现的规律,还能揭示宏大事件和个人的关联。

预测社会动向、丰富新闻报道形式(图表新闻、数据新闻、动态新闻)、挖掘用户的信息需求。

(2)在媒介经营方面,大数据辅助进行基于用户特征的精准营销和广告投放。

通过大数据可以分析用户的真实需求,有针对性地制作满足用户兴趣的广告,实现精准营销和投放以及进行广告效果的检测,从而更加接近广告主的广告预期。

(3)在媒介决策方面,对海量的用户评价、态度、情感进行分析,拓展效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4)拓展产业链。

通过大数据可以了解许多信息,尤其是用户信息,因此可以充分挖掘需求,创造新的产业价值。

比如打造客户端,其内容集聚人气形成社区效应,吸引广告投放,从而提高广告收入。

大数据与信息安全

(1)在个人层面,大数据加大了个人数据被采集、个人隐私被泄露并且用于非法目的的可能(骚扰电话、广告推广等)。

(2)在商业层面,大数据因为包含巨大的价值,因而容易成为网络攻击和窃取的目标对象(窃取网站的用户注册信息)。

(3)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利用数据采集优势和分析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非法的数据采集和数据窃取(棱镜门事件)。

数据新闻

“数据新闻”是基于大数据搜集、整理、分析,通过挖掘和展示数据背后的关联与模式,利用丰富的、具有交互性的可视化传播,创作出新闻报道的新方式。

特点:

(1)混杂性和庞杂性。

大数据来源广泛,可提供记者观察不到的、更广泛的信息,这弥补了传统新闻报道在宏观叙事和中观叙事的不足,也开创了传统新闻报道不可触及的领域。

(2)准确性和科学性。

大数据在信息量上有足够的优势,由于所有信息基于大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样本又具有广泛性,部分领域甚至可以做到等于总体,基于此形成的新闻报道,在数据调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都优于传统新闻报道。

(3)真实性不足。

就数据本身而言,仍然是对事实某方面属性的反映,而不是全部,因此,单凭数据不能形成对事实的全面反映。

收集的数据有可能被造假。

(4)存在侵权风险。

个人隐私随时可能会被泄露,立足于大数据的数据新闻报道,如果缺乏明显或足够的公共利益指向,会造成巨大的隐私侵权风险。

(5)追求相关关系,忽略因果关系。

数据新闻的表现形式追求的永远是极简的效果,这天然与复杂的逻辑陈述相违背,数据新闻主要用来简单描述新闻事件相关联的人物,而背后的因果,依然需要深度报道这些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态。

积极影响:

(1)新闻工作理念的变化,作为一种“数据驱动新闻”,格外重视数据的价值和应用,甚至引发“数据就是生产力”的思维革命。

(2)传媒人才结构的变化,导致新闻生产人才的结构变化,将会激发对数据挖掘、数据处理和可视化三个方面人才倾斜。

(3)新闻报道实践的创新,全面、完整、深入、有信服力的方式报道新闻,出现了依赖计算机智能进行自动化生产的新闻。

(4)对海量信息的再生产,从海量数据中发现之前研究方法无法发现的新规律、新知识、新线索。

(5)对新闻产业链的影响,将会围绕数据新闻生产出现数据采集、数据整理、数据加工、可视化呈现的专业机构。

消极影响:

(1)倘若缺乏正确的是非判断标准和价值判断标准,传播者和受众都会被大数据误导。

(2)完全由数据构成的新闻,一旦固化,则将成为新的程序化和模式化报道。

(3)数据新闻存在短板,在诸多方面局限性颇为明显:

生动、趣味性、人情味的缺失。

数据新闻的发展要求

(1)数据开放性和共享性。

数据新闻报道的前提是各种数据的公开,没有数据的公开就不可能有后续的数据采集、整理和分析。

但大数据并非触手可及,亦非遍布新闻报道所涉及的所有领域。

媒体除了获得政府和企业主动公开的信息之外,还可以通过与社会大数据资源共享、合作的商业模式,实现数据的抓取和获得,进而实施数据新闻的报道,但这一模式在国外刚刚试水,在我国还未得到发展。

(2)行业的开放和融合。

数据新闻报道尚不具备传统新闻报道在频次和内容上的可持续更新能力。

更主要的是,数据新闻的发现主要来自具有持续的数据形成机制的行业或领域,目前这些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和体育行业以及物联网技术广泛应用的行业。

数据新闻也主要集中在这些行业的报道,其并未涵盖所有的新闻报道领域。

谣言与流言

谣言是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

谣言传播公式:

R≈I*A/C。

R是rumour,谣言;I是important,事件重要性;A是ambiguous,信息模糊性;C是criticize,批判力。

谣言产生的原因:

(1)转型期的社会矛盾频发提供谣言产生的土壤。

我国目前处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期,转型期积累的各种矛盾为谣言的生成提供了话题,为造谣者可以利用、篡改和包装,迎合一部分公众复杂的社会心理。

(2)信息公开不及时导致不实信息传播。

权威信息供给与公众信息需求之间存在矛盾,需要大于供给,引起信息恐慌,各种谣言就开始传播了。

(3)新媒体技术助推谣言信息扩散。

由于新媒体匿名性、开放性等,为谣言传播插上了翅膀。

网络舆论领袖参与传播,使得传播的速度加快、范围、影响力扩大。

网民缺乏媒介素养,对舆论领袖或信息发布者盲从。

(4)突发事件、重大事件容易滋生谣言。

公众急需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件进展的最新情况,以消解不确定性,平衡因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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