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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思维情报学理论走向实践的认识性中介

情报学思维:

情报学理论走向实践的认识性中介

王丽娟陈文勇

2012-7-2716:

38:

13　　来源：

《情报杂志》2008年第12期

　　摘要情报学思维是实践理性的思维,是一定的情报学观及其支配下的情报学操作思路的统一体。

从情报学理论到情报学思维,既是发生在情报学理论内部的认识运动过程,又是情报学理论的思维化过程。

从情报学思维到情报活动实践,首先需要把外在的情报学思维内化;其次将情报学思维作为情报行动的认识论依据,并把情报学思维作为反思自己情报行动合理性的理性标准。

如此,情报学思维也就走向实践。

　　关键词情报学思维情报学理论情报实践

　　中图分类号G350

　　对于情报学思维这个新的理论范畴,国内外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1~3],认为情报学思维是实践理性,是情报学理论认识在实践面前的凝结,也是情报实践经验在人们认识中的凝结。

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定的情报学观及其支配下的情报学操作思路的统一体。

情报学思维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它在情报学理论和实践之间将发挥特殊的作用,会成为情报学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种有意义的中介。

关于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中介,有学者论及情报行为研究是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中介[3~4],相对于情报行为研究,情报学思维作为情报学观和情报学操作思路的统一体,具有鲜明的思想色彩,实际上是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的认识性中介。

情报学思维作为两者作用的中介,既是情报学理论走向实践的中介,也是情报学理论从实践中来的中介。

本文仅通过从情报学理论到情报学思维、从情报学思维到实践两个问题的探讨,阐明情报学思维在情报学理论走向实践中的认识性中介作用。

　　1从情报学理论到情报学思维

　　“从情报学理论到情报学思维”这一命题,首先意味着情报学理论不等于情报学思维。

无论属于什么类型,情报学理论总力求表达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内涵。

而情报学思维作为情报学观及其支配下的情报学操作思路的总和,并不以求得真理为目的,它只是理想的或是未来的情报行为的思维运演。

无论对于情报行为个体,还是对于一定范围的情报行为群体,情报学思维都是其情报行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其次还意味着情报学理论必须走向情报学思维。

如果承认情报学思维是情报行为的先导,那么,情报学理论不走向情报学思维,原则上无法对实践发生影响。

这也就是掌握了很多情报学理论的人并不一定能走出受传统、习惯和经验支配的情报实践的原因之一。

人们常常希望“理论回到实践中去”,但现实却是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的脱节[5],这并不单是因为情报学理论研究者在闭门造车、高高在上,更根本的原因是理论没有找到它回到实践的道路。

走向情报学思维,应是情报学理论回到实践的必由之路。

　　那么,从情报学理论到情报学思维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发生在情报学理论内部的认识运动;另一部分是人们面向实践,对理论进行选择、处理,以形成情报学思维。

　　1.1 发生在情报学理论内部的认识运动

　　对于情报学理论的划分,更多是具有形式逻辑上的意义,现实中并不对应地存在纯粹的情报学科学理论、情报技术理论、情报价值理论和情报规范理论。

即便有标榜为情报学理论的,也不见得是在回答“情报学是什么”;没有价值渗入的“情报学是什么”基本上走不出现象认识的层次[6],所以,原则上也不存在具有理论意义的、纯粹的“情报学是什么”。

应该说,情报学理论主要在寻求情报活动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规律性联系,而且,这种规律性的联系一般是借助于情报学的基础学科（如认知理论等）来进行说明的[7~8]。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否认业已存在于情报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实证研究所具有的价值。

情报学实证研究一方面可以给人们不断提供简洁、可靠的情报学存在信息,另一方面,可以给我们揭示出情报学内部的一些重要的必然和或然的联系。

这些结果将成为人们思考情报学的预先的信息背景,对情报价值理论和情报规范理论的形成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具体说来,情报学实证研究所提供的情报学存在信息,成为人们进行情报学价值判断的对象。

我们通常说的对情报学现实的批判,实际上是面对情报学存在的信息进行的。

如果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拆解开来,情报学实证研究实际上是在为人们对情报学的言说创造合法的依据。

情报学实证所揭示的情报活动中的必然和或然联系,成为人们进行情报行为设计的认识论基础。

一般讲,人们之所以主张“情报学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合乎目的又合乎规律。

那“规律”从何而来呢?

就得自情报学实证研究。

　　这样说来,在情报学理论系统的内部,实际存在着一个知识的运动。

这一运动的关键步骤就是情报学实证研究的结果,成为情报学价值观和情报学规范建构的认识背景和认识论基础。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实然研究和应然研究的内在联系。

然而在实际的情报学研究领域,人们往往忽视这样的联系,最明显的莫过于两类研究人员偏执的本位主义观念。

应然研究者会怀疑实然研究的效率,实然研究者则会怀疑应然研究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能有整体的、辩证的观点,就会悟到,各类研究既然客观存在,就一定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应该说,情报学实然研究的结果,如果不能成为情报学应然研究的认识背景和依据,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情报学实然研究并非一种消遣和认识游戏;反过来,应然的研究如果不以实然研究的结果作为背景和依据,则所谓的应然,不过是想当然,难免沦入空想和臆测。

从现象上看,实然研究（者）和应然研究（者）各自为战,有时甚至相互攻击,但他们的内在联系是割不断的。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情报学经过情报学价值评价与选择才能发生效用,而情报学价值理论是基于情报学是什么的事实判断。

在情报学理论系统内部,最接近实践的就是情报学价值理论和情报学规范理论,因为它们具有鲜明的实践取向。

情报学价值观的表达几乎伴随着对实践现实的批评而进行,情报学规范的建构,可以说就是在营造一个理想的实践图景。

可能有人已经认识到情报学价值观念转化为情报学规范才能发生效用[9],但并没有去进一步论述情报学价值理论转化为情报学规范理论的机制。

更可惜的是“情报学思维”没有就此被确立下来。

　　1.2 情报学理论的思维化

　　情报学理论的思维化不可能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可以想到,在情报学理论和情报学思维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主体因素。

即便是实践取向的情报学理论,如果没有一定的主体起作用,仍然会自在于情报学理论王国之中。

所以,一定的主体存在,是情报学理论思维化的先决条件。

那么,谁会充任这个主体呢?

既不是以创造理论为使命的理论情报学家,也不是完成具体情报活动者。

尽管作为个人的情报学理论家和情报活动者也可以做这个主体,但当他们充任这一主体时,充任的并不是各自的自然角色。

从“情报学认识-情报实践”这一系统过程来说,充任情报学理论思维化主体角色的应该是“情报工程师”[10]这样的人。

他要完成以下两个任务:

　　其一,通过对情报学理论的考察,确立一定的情报学观并给予阐释。

通过对情报学理论的考察,确立一定的情报学观,在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原因是一切迄今为止的情报学思想和理论都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做出取舍。

如果一个情报工程师不想随波逐流,那么他确定情报学观的过程几乎无异于一个思想创造过程。

情报学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具有确定性,在同一个问题上具有各种不同的答案是十分正常的。

因此,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单数意义上的情报学理论。

在考察情报学理论的过程中,情报工程师必然要进行情报学价值观的抉择。

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情报工程师对情报学没有任何自己的观点,果真如此,他也不能充任这一角色。

情报学理论王国里的情报学价值理论是多种多样的,这就使得不同的情报工程师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情报学观,进而会形成不同的情报学思维。

其实,这也不奇怪。

实践中,支撑情报行为的情报学思维不可能只有一种,正因此,实践才有个人特色、文化特色、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

　　对于确定了的情报学观,还必须进行阐释。

这里的阐释,不是进行认识上的释义,而是要立足于实践进行意义转换。

情报学价值理论所表达的情报学观念是概括的和理念化的,既表达理论创造者的情报学理想,又力图揭示情报学的“真谛”,一般处于哲学把握的层次。

情报工程师需要把那种情报学的理念用实践的话语转译过来。

　　其二,探索和确定所确立的情报学观的实现操作思路。

这是情报学理论思维化的核心过程,因为情报学操作思路是情报学思维的核心内容。

情报学操作思路的确定是一个工程筹划和设计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情报学操作思路在一定的情报学观支配下被确定下来以后,实践才真正地以观念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大脑。

先前的情报学观假如不转换为情报学操作思路,就只是一种对于实践的愿望。

我们已经知道,情报学观是人对情报学的理解,是一个关于情报学的观念系统,是由情报活动目的观、关于情报和用户的认识、情报活动内容观和实践方式观共同组成的。

这就是说,成熟的情报学观已经表达情报活动的目的、情报和用户的关系、情报活动的方式方法等内容。

但是,情报学观里只有想法,没有做法。

要想把情报学观变为现实,就必须把关于情报活动的想法变为做法。

这个变想法为做法的过程,说到底就是“情报活动目的——情报活动手段”的构思问题。

　　情报学目的的确定,在制度化的情报学系统中,基本上是一个理解问题,因为情报学目的已经被法定了,或已经是一种常识性的观点。

但是情报工程师在情报学目的的确定上并不是也不能无所作为。

情报学目的无论以情报学方针的形式还是以情报政策的形式出现,都是较为概括的,情报工程师必须对它进行“工程”视野的理解和阐释。

只有这样,情报学目的才能够成为情报活动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孤立地存在着。

同时,这种理解和阐释也是检验一种情报学目的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重要机制。

如果一种情报学目的不能被进行“工程”角度的阐释,它实现的可能性就值得怀疑了。

在制度化的情报学系统中,情报学内容也是给定的,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对情报学内容进行规定。

情报工程师对于情报学内容一般讲是不会有异议的,尤其在现时代,情报学体系庞大,进入情报学系统的知识庞杂,他们既无力也没必要在情报学内容上大做文章。

　　由于情报学目的和情报学内容在制度化的情报学中已经给定,情报工程师对情报操作思路的探索就主要集中在情报活动的方式方法范围内了。

这也就很好理解历来的情报操作思路多为情报活动方法探索的原因了。

情报操作思路的构思需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即情报活动目的、情报活动内容和情报活动中的人的因素。

情报活动目的是情报活动的归属。

任何操作思路都必须用“是否有利于情报活动目的的高效率、高质量实现”的标准进行过滤,这实际上保证了情报操作思路的有效性。

没有不问目的的操作构思。

忘却了情报活动目的,任何关于操作的构思都超不出技艺的层次。

情报活动内容就像情报过程的“能源”,情报活动者通过消费情报内容,才能达到一定的情报活动目标。

我们知道,在情报活动目的面前,情报活动内容和方法都属于手段。

这就决定了情报活动内容和情报活动方法的不可分割。

事实上,现代情报活动方法,尤其是情报获取方法的设计,都会充分考虑情报活动内容因素。

情报操作思路的构思还必须考虑人（用户）的因素,这不只是因为人是情报活动的构成要素,更重要的是人是情报活动的运行者。

情报工程师在构思情报操作思路时,可以只把人作为情报活动的要素对待,但要想把理想的情报操作变为现实,这种操作思路必须由人掌握。

任何关于人的活动的设计固然可以把人作为要素置入一定的结构,但如果把人视为静死的因素,再美好的设计也会落空。

正因此,每当人们要把一种新的情报操作思路付诸实施时,都会首先对人进行培训。

考虑了情报活动目的、情报活动内容和情报活动中人的因素之后,情报工程师将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进行情报操作思路的构思和设计。

构思和设计的过程是创造性的,我们无法描述其真实细致的细节,但究其结果来说,就是一个完整的情报操作思路。

总的来讲,情报操作思路是以情报过程模式为核心的。

具体说来,情报操作思路会包含以下内容:

情报活动目的的“工程”化阐释;情报活动内容的处理和使用策略;情报活动的程序;用户存在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各种情报活动方式的配合策略。

这些内容的有机组合,就是情报操作思路了。

应该指出,情报操作是有层次的。

具体的情报操作思路只能属于一定的情报活动层次,没有万能的、普遍有用的情报学操作思路。

　　情报工程师完成自己任务的过程就是情报学理论思维化的过程。

当他最终确定了情报操作思路时,情报学思维也就形成了。

已然形成的情报学思维是指向情报实践的,更准确地讲,是指向一定层次的情报活动的。

情报学思维是人的实践理性,是指导情报行为的实践之知,而不是理论的真理。

作为实践之知的情报学思维,既具有理论的色彩,又具有实践的韵味,它是情报学理论和实践在情报工程师头脑中碰撞的结果。

但我们需要清楚一点,即情报学思维并非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是情报行动的执行案。

从这个角度看,情报学思维仍然具有一定的概括性。

如果情报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是情报学理论,那么,工程转化研究的成果就是情报学思维——受一定情报学观支配的情报操作思路。

　　2从情报学思维到实践

　　情报学理论是丰富多彩的,所以也不可能只有单一的情报学观及其支配下的情报学操作思路。

情报实践是能动的情报提供者和能动的情报用户参与进行的,情报提供者的个性、实践经验积累和职业修养、情报用户的行为特点以及情报文化性质等等,都会影响情报活动的存在状态。

同理,不同个人特点的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情报工程师,在把情报学理论转化为情报学思维的过程中也会体现出个性的色彩,从而,情报学思维除了面对于不同层次情报活动而引起的差异外,还会出现个性上的差异。

我们已经说过,情报学思维并不追求普适性,它不以表达真理为己任,而是面向情报实践,表达情报学的实践理性。

这就决定了情报学思维是一种多样化的存在。

情报学思维形成以后存在于哪里呢?

如果一个实践者自己充当了情报工程师的角色,那么情报学思维就在他的头脑中,会直接作用于他的实践过程。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只有少数的佼佼者才具有这样的状态,一般的实践者由于各种原因达不到这样的状态,这才使得情报工程师的工作显得十分地必要。

如果没有情报工程师把情报学理论思维化,情报　学理论和一般情报学工作者的关系只能是淡远的和表面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情报学思维可以直接划归情报学实践范畴。

尽管情报学思维不追求普适的真理,具有实践的取向和品格,但它毕竟不是一种工作方案,还必须经过实践者的运用才能够变为现实。

如果情报工程师是情报学理论到情报学思维的中介主体,那么,实践者就是情报学思维到实践的中介主体。

实践者首先需要获得一种情报学思维,即把外在的情报学思维内化;其次要把获得的情报学思维作为自己情报行动的认识论依据,然后,把情报学思维作为反思自己情报行动合理性的理性标准。

如此,情报学思维也就走向实践了。

　　2.1 情报学思维的内化

　　“情报学思维”是指情报工程师在一定的情报学观支配下所确定的情报学操作思路。

对于实践者来说,它是外在的模型。

在这些模型进入实践者的视野之前,支持他们情报行动的一般是传统、习惯和冲动。

他们完全可以在没有明确的情报学思维的条件下进行自己的工作。

因此,当你去请教一位实践者的情报学思想时,他们往往不知从何说起。

说他们进行着无情报学思维的情报学行动显然是莽撞的,应该说,实际存在的情报学思维在他们那里是处于缄默状态的。

这样的状况,在日益强调情报学反思性的今天是面临挑战的。

如果实践者想及早走出受传统、习惯和冲动支持的实践境遇,就需要学会关心情报学研究的成果。

他们可以学习他人的经验,可以学习情报学理论,这样将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的情报学思维。

他们尤其应该学习情报工程师创造的各种情报学思维。

要知道,在情报学认识和实践已经明显分工的今天,一般实践者可以免去充当情报工程师的任务,直接面对职业情报工程师的情报学思维产品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毕竟,实践者的当然职责是搜集、传递、利用情报。

实践者面对外在的情报学思维,不是去欣赏和玩味,而是要通过努力,使外在的情报学思维内化为自己的主体化的情报学思维。

　　情报学思维的内化首先是一个认知理解过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习过程。

情报学思维虽然面向实践,但仍处于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的中介位置;它虽不是追求普适性的情报学理论,但也不是拿来便可用的操作方案。

应该说,情报学思维还属于情报学认识范畴。

所以,实践者对于情报学思维需要首先加以认知理解。

这种理解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要理解一定的情报学思维所表达的情报学理想,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二是要理解情报学思维所包含的情报学操作思路之精髓。

所谓思路就是思考的线索,其核心是一个情报行动的逻辑。

我们暂且把情报行动的逻辑理解为程序上的内在相互衔接和过程中的各种要素的配合原理。

其三是理解情报学观和情报学操作思路的内在统一。

情报学思维的独特就在于它赋予了情报学观念以方法的支持,同时又为情报学方法的探索注入了情报学精神。

只有理解了情报学观和情报学操作思路的内在统一,才能够成功地把握一定的情报学思维。

　　其次,情报学思维的内化是一定的主体对于外在情报学思维的价值认同过程。

理解了一定的情报学思维,只是外在的情报学思维内化的一种涵义,它是最基本的但不是最终的。

知和行并不必然地统一。

理解了的情报学思维并不自动成为实践者的行为依据。

一般来说,只有在价值上认同了的东西才能够在主体的活动中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说情报学思维内化还是一定的主体对于外在情报学思维的价值认同过程。

理解是对一定情报学思维的知,价值认同则是对一定情报学思维的信。

知而信,一种情报学思维在实践者那里就观念化了。

观念化了的情报学思维,在实践者那里不再缄默,反而会始终处于审视、评论和设计情报学的“前沿阵地”。

这对于实践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他们因此可以摆脱盲目,摆脱传统、习惯和冲动的束缚,成为一个有思想的、自觉的实践者。

内化了的情报学思维将会作用于情报行动。

　　2.2 在情报学思维的指导下行动

　　外在的情报学思维被一定的实践主体内化了,就向实践靠近了一步。

但是否能够最终走进实践,关键要看一定的实践主体是否能够在情报学思维的指导下行动。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知和行并不必然地统一。

落后的实践根本不能完全归咎于落后的情报学思想。

实践一方面是需要人努力去做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社会的过程,需要社会的条件,也受制约于社会的规则。

情报活动者是实践的主体,也是社会的成员。

作为实践的主体,他所拥有的情报学思维能否化为现实,既取决于他的情报能力,也取决于他的努力;作为社会的成员,他是否要在他的情报学思维下行动,必然要考虑到他的行动对于别人的影响和给自己带来的后果。

一般来说,冲击传统的行动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种冒险,除非他的行动在某种力量的保护之下。

即便有保护的力量,也不能减轻世俗的存在对于行动者的压力。

所以,实践者要在情报学思维的指导下行动,必须有一种勇气,这种勇气最可靠的来源就是一个人对于情报学的执着。

而在社会一方,则需要养成一种宽容、向上的文化氛围。

要知道许多新情报行动的失败,并不是行动自身的不合理,恰恰是因为它的新[11]。

“新”对于传统往往会形成压力,在情报过程中,难免要遭受旧传统力量的约束和打击。

当然,实践者还要有在情报学思维下行动的能力,比如决策的能力、情报行为能力和情报学反思的能力等等。

　　那么,“在情报学思维下行动”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意味着在一定的情报学思维支持下进行情报活动的决策。

情报活动的决策追求未来情报活动的方案和策略,完成未来情报活动的思维预演。

如果没有一定的情报学思维作为支持,决策的性质将不复存在。

一定的实践主体就必须在一定的情报学思维下进行情报活动决策,因为情报学思维是情报学专业性质在思想上的集中表现。

情报学思维是情报学观及其支配下的情报学操作思路的总和。

在最高层次上,情报学操作思路就是情报学的一般原则。

　　其次,意味着在一定的情报学思维支持下运行情报过程。

一切的情报活为都包含在这个过程之中。

情报过程一般是某一种情报决策案的展开,如果一切顺利,说明实践者在一定的情报学思维指导之下。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实践者决不是情报决策案的机械操作者。

相反地,他们运用情报学的技术与智慧把死的方案变成了活的情报活动。

情报学的技术和智慧实质上是用于情报学目的的一般技术和智慧。

既然要用于情报学的目的,就要经受情报学理性的处理。

所谓情报学理性,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情报学思维。

无论是简单的情报行为还是复杂的情报行为,其背后都存在着一定的情报学思维。

换句话说,只要一个情报学者是自觉的实践者,他在情报过程中的举止行为都会有情报学思维的支持。

除非是盲目的,“做”总是有理由和根据的。

所谓理由和根据在这里就是一定的情报学思维。

　　再次,情报学思维不仅要做情报活动的依据,还要成为情报活动反思的依据。

情报学思维实质上是人们追求实践合理性的产物,而情报学反思正是对于实践合理性的追求,二者是相通的。

在情报学思维被发现之前,人们已经期望情报学理论能够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用情报学理论改造实践。

为什么有这样的期望呢?

是因为人们想让实践变得更好、更合理。

而当情报学理论对实践指导不力甚至与实践严重脱节时,人们则心急如焚,既批评情报学理论家的研究作风,又指责实践者的惰性,但终究没有解决问题。

近几年,许多学者在努力寻觅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的中介,但并无令人心悦诚服的结论。

我们发现的情报学思维,正是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的可靠的认识性中介。

如果实践者有了自己明晰的、结构化的情报学思维,他的情报学反思就成为自我反省,而不是把自己的情报活动与外在的思想和理论进行对照,他因此就成为实践的合格的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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