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万象》闹掰之内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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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万象》闹掰之内幕
张爱玲与《万象》“闹掰”之内幕
张爱玲当年为什么和《万象》闹掰？
长篇小说《连环套》为什么中断了连载？
当年的小报无迹可寻，幸运的是，笔者在一本叫《语林》的老杂志中，找到了那场“笔墨官司”的双方“辩护词”，或许可以恢复“在记忆中消失的细节”。
与《万象》闹掰
张爱玲似乎只写过有数的几篇答辩文章，其中的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回击的是某人写的《色戒》的书评，最后一句是“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四字表明张爱玲是很烦“答辩”这种事情的。
在此之前，张爱玲还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因别人列她为“文化汉奸”辩白了几句。
读了这两篇自可从中领略张爱玲的辩才。
这两篇张爱玲都收在自己的书里了。
还有一篇《不得不说的废话》，张爱玲以后再没提起过也没收进书里。
六十几年前，一个聪明的男人说了一句话：
“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如此说来《不得不说的废话》，我们还真是不能当作废话，看看这“不得不说”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先得从《万象》杂志说起，有一个疑问，人们始终不得其解——张爱玲当年为什么和《万象》闹掰？
长篇小说《连环套》为什么中断了连载？
有一个很流行、似乎已被固定下来的说法是——张爱玲之所以“腰斩”《连环套》，之所以从此再不给《万象》“一行字”了，是因为《万象》在《连环套》连载之时，突然发表了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猛烈批评了《连环套》，致使张爱玲一怒之下，停了《连环套》，断了与《万象》的“文字缘”。
这样的推测有一定道理，并非凭空臆造，但是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呢？
毕竟只为了人家批评几句就“撂挑子”，张爱玲似乎不是这样为人处世。
《万象》后半截的主编柯灵先生，对“闹掰”之内幕最有发言权，可惜他欲言又止：
“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
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以后张爱玲也不在《万象》出现。
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
《连还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
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
但有一点确切无误：
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芥蒂，有事实为证。
”
怪罪傅雷？
“真相”是什么？
“别的因素”又是什么？
张爱玲是主张“出名要趁早”的，所以她不会听从别人的劝告，把写好的稿子暂时搁起来，等“河清海晏”时再发表。
张爱玲不失时机地、趁热打铁四面出击，专挑影响大的有档次的杂志，甚至亲自登门送稿，《万象》就是张爱玲自己找上门去，柯灵接待的。
柯灵回忆说：
“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
”
初露锋芒的张爱玲，风行上海滩的名牌杂志《万象》，一段“亲密的接触”开始，请看张爱玲在《万象》的出场表：
1943年8月《万象》——《心经》
1943年9月《万象》——《心经》
1943年11月《万象》——《琉璃瓦》
1944年1月《万象》——《连环套》
1944年2月《万象》——《连环套》
1944年3月《万象》——《连环套》
1944年4月《万象》——《连环套》
1944年5月《万象》——《连环套》
1944年6月《万象》——《连环套》
《连环套》连载6期，“戛然而止”，当然要对读者有个交待，1944年7月的《万象》“编辑室”作了如下解释：
“张爱玲先生的《连环套》，这一期只好暂时缺席了，对于读者我们知道不免是一种失望，也还只好请读者原谅吧。
”连载中断，读者当然不满，所以“编辑室”又在1944年8月再作解释：
“张爱玲女士的《连环套》是随写随刊的，写文章不能像机器一样按期出品，而杂志每月必出，编者也不得不按时催逼。
这自然是一种虐政，而且作者也势必影响到她作品的完整与和谐。
因此想把《连环套》暂时中断了，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只好请读者原谅罢了。
”原谅也罢，不原谅也罢，读者还不是由你们杂志摆布？
这样的解释难以服人，“暂时”变为永久，泥牛入海无消息，从此再不见《连环套》踪影，也休怪人们胡乱猜疑了。
如果说张爱玲是因为傅雷的批评而中断了《连环套》，还说得通，毕竟傅文一出，《连环套》就断了，巧得很，傅文中最后一句正是“《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
”令人困惑的是，《连环套》不写了，可以写别的呀，张爱玲手里捏的有得是稿，完全可以用来“救场”。
请看1944年6月《连环套》断了之后，张爱玲给其他杂志写的稿子：
《红玫瑰与白玫瑰》——《杂志》1944年7月号
《私语》——《天地》1944年7月
《诗与胡说》——《杂志》1944年8月号
《炎樱语录》《散戏》——《小天地》1944年8月创刊号
《中国人的宗教》上中下——《天地》1944年8－10月
《忘不了的画》——《杂志》1944年9月号
《殷宝滟送花楼会》——《杂志》1944年11月号
《谈跳舞》——《天地》1944年11月
《等》——《杂志》1944年12月号
这么多稿子而没有一篇给《万象》，不能全推在傅雷身上吧？
张爱玲与《万象》如此“绝情绝义”的一刀两断，恐怕存在“别的因素”。
现在市面上流传的各种版本《张爱玲传》中，以余彬先生的《张爱玲传》最好，踏踏实实，文笔与识见俱佳，毕竟作者是亲手亲眼翻过见过读过“原物原套”的发表张爱玲作品最多的几种老杂志——《天地》、《杂志》、《万象》，落笔靠谱，感觉到位。
另外几种张传，一望而知，是搭车赶浪头的，没下过死功夫，甚至根本没接触过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就“开写”了。
余彬先生对张爱玲与《万象》的闹翻，说过一段颇具“线索性”的话：
“张爱玲本人对此事的解释是自觉写的太糟，亦感到写不下去，‘只好自动腰斩’。
可是当时张至少在公开场合对《连环套》之糟糕是不认帐的，为此而行‘腰斩’岂不是有服输的嫌疑？
更说得通的原因可能还是和《万象》老板平襟亚的矛盾，他们因稿费等问题而起的摩擦在小报上传得沸沸扬扬，这一年的八月二人还在《海报》上打过一场笔墨官司。
”
“灰钿”一案
到底是因为傅雷文章“闹掰”的可能性大呢？
还是因为稿费摩擦“闹掰”的可能性大呢？
当年的小报无迹可寻，幸运的是，笔者在一本叫《语林》的老杂志中，找到了那场“笔墨官司”的双方“辩护词”，或许可以恢复“在记忆中消失的细节”，或许能为闹掰提供“别的因素”。
张爱玲、《万象》老板平襟亚、《语林》的编者在《语林》同一期上都说话了，鉴于《语林》的鲜为人知，张爱玲的《不得不说的废话》可以视为是张的一篇“佚文”，更为了能说明清楚，特将三方的话全文抄录下来：
《关于“记张爱玲”》
编者
本刊前期所载汪宏声先生之《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钿”的话，作者无心，编者失察，致张女士不能不来稿声明，以免读者误会。
然此事既与秋翁先生有关，编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说明，请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免片面攻讦之嫌。
编者并向翁声明，不能将张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仅为事实之说明而已。
秋翁先生为文化界前辈，张女士乃老友汪先生之高足，其文章又为编者所倾佩，故深信此一千元决为某一方面之误记，而非图赖或有意为难，希望此一桩公案从此不了了之，彼此勿存芥蒂。
下列两文，俱为双方各就事实之声明也。
又宏声兄一文又为个人之声明，闵先生则为记事之更正，最后一信，则为读者来函之一，用见张女士为广大读者所爱戴也。
各文作者下笔之时，均未得见他方之文稿，此则为编者所必须声明者。
《不得不说的废话》
张爱玲
常常看到批评我的文章，有的夸奖，有的骂，虽然有时候把我刻划得很不堪的，我看了倒也感到一种特殊的兴趣。
有一天忽然听到汪宏声先生也写了一篇《记张爱玲》，我回忆到从前的学校生活的时候，就时常联带想到汪先生，所以不等《语林》出版就急急地赶到印刷所里去看。
别的都不必说了，只有一点使我心里说不出的郁塞，就是汪先生揣想那“一千元灰钿”的纠纷和我从前一篇作文充二篇大约是同样的情形。
小时候有过这样惫懒的事，也难怪汪先生这样推断。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
也可见世上冤枉的事真多。
汪先生是从小认识我的，尚且这样想，何况是不大知道我的人？
所以我收到下面这一封读者来函，也是意中事：
“……我从前也轻视过你，我想一个艺人是不应该那么为金钱打算的；不过，现在我却又想，你是对的，你为许多艺人对贪婪的出版家作了报复，我很高兴……”
关于这件事，事过境迁，我早已不愿去提它了，因为汪先生提起，所以我想想看还是不能不替我自己洗刷一番。
我替《万象》写《连环套》。
当时言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
此后秋翁先生就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那篇文章，说我多拿了一个月的稿费。
柯灵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赖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时疏忽，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在《海报》上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实了这件事。
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
我说：
“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
”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
但是不知为什么帐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我曾经写过一篇否认的信给《海报》，秋翁先生也在《海报》上答辩，把详细帐目公开了。
后来我再写第二封信给《海报》，大概因为秋翁的情面关系，他们未予发表。
我觉得我在这件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从此也就安于缄默了。
……
《“一千元”的经过》
秋翁
关于张爱玲在《万象》写《连环套》长篇小说，多取一千元稿费事，本人早在《海报》公开声明，后此不愿更提。
而于事实真相，亦均备志其详；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汇粘一册，曾经专函请其亲自或派人来社查验，一一是否均为亲笔，数额是否相符。
乃历久未蒙张小姐前来察看，迄今置之不问。
仆亦渐次淡忘。
今闻本刊公侠先生谈及，张小姐对外似仍不能释然，最近又将于本刊有所声辩。
仆初拟默尔而息，一任其如何讆言便算，以女人家似非摘些面子不休。
乃公侠先生秉长厚风度，为明了真相起见，坚嘱予须附志一言以张公道。
辞不获已，姑将事实缕志如左。
物证尚在，还希望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查验不实者，仆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
张爱玲稿费清单。
十一月二十四日付二千元稿一二月分两次刊出。
二月十二日付一千元稿三月号一次刊出。
三月四日付一千元稿四月号一次刊出。
四月二日付一千元稿五月号一次刊出。
四月十七日付一千元稿六月号一次刊出。
五月九日付一千元稿未到。
七月四日付二千元。
以上七次共付九千元。
除退还二千元支票一纸外，实付七千元。
当时言明每期稿费一千元，共刊六期，尚少一期稿子，即多付一千元，以上除面致外，送公寓二次，均有回单盖章为凭。
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
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
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国币一千元”是什么概念呢？
以《万象》的售价为例，《连环套》第一次刊登的那期，售价每册30元，2月是每册50元，3月是55元，4月是60元，5月是60元，6月是80元，7月是100元。
换言之，1月份张爱玲的“一千元”能买33册《万象》，到了7月份“一千元”只能买10册《万象》了，缩水缩得惊人，刚开始“讲好了每月一千元”，半年之后，张爱玲一方显然开始吃亏了，张爱玲有没有表示呢？
于此，顺手再抄下汪宏声的声明。
“灰钿”之声明
汪宏声
公侠兄来告，谓张爱玲有稿投语林，声辩所谓“灰钿”事，实予一期中“莞尔”一语所引起云。
闻之良深抱憾。
予之“若有所悟”乃指爱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费，而缩短篇幅，颇与一稿充两期作文事相类，故而“莞尔”并非即以“灰钿”确有其事，亦非以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充二篇与作家时代之“灰钿”云云有何因果关系也。
予素怕争论，更怕人因予而引起争论，“灰钿”一案，已成过去，今竟因予一语而旧事重提，予实不胜其惶恐！
根据以上的引述，是不是可以假设——张爱玲是因为这说不清的“一千元”而与《万象》闹掰的？
文人对稿费的多少及落袋的快慢，其实是非常在乎的，只不过文人都要面子，都喊无所谓啦，一旦因为钱发生了矛盾撕破了脸，哪怕仅仅是“灰钿”一般的小钱，最常见最说得通的结局就是彻底决裂。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1950年7月24日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解放剧场开幕，张爱玲以笔名“梁京”的身份被分配在文学界代表第4小组。
这个小组里都是极有名声的作家与文学工作者。
组长是赵景深，副组长是赵家璧、陆万美。
组员名单依次有：
周而复、潘汉年，孙福熙、姚蓬子、谷斯范、刘北汜、平襟亚、梁京、邓散木、陈灵犀、陈涤夷、张慧剑、柯兰、姚苏凤、严独鹤等。
张爱玲与最不情愿再见面的平襟亚分到一个小组，名单上两人也是紧挨着的。
我们无法猜想俩人当时是否打了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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